最可惜是刘文彩善终了，应该被凌迟。 applepenss 发表于 11/6/2019 7:50:24 PM
对四川人来说，最该凌迟九族的就是李井泉 en010272 发表于 11/6/2019 7:57:03 PM
居然把他儿子的老婆孩子用斧子劈死了， 太可怕了。 luffa 发表于 11/6/2019 8:01:21 PM
方方的软埋写的就是川东土改悲剧，现在不让再版了：https://zhongzisc.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54.html?m=1 iloveGelato 发表于 11/6/2019 10:28:22 PM
拿斧子劈死两岁和吃奶孩子的才是恐怖分子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tuolingphecd 发表于 11/6/2019 8:07:38 PM
这人很出名?没听说过 echo7 发表于 11/6/2019 10:46:44 PM
这个土改你还真说不着共产党太多。当年共产党打天下时就说了是要打土豪，分田地。最后打赢了，对老百姓兑现诺言而已。不要说中国，老蒋到了台湾一样进行土改。至于抹黑跟粉饰，哪里也一样。宣传就是这个样子，国家机器。中国自古历次动乱，历次朝代灭亡，无一不是因为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农民税越交越多引起的。 mindstorm 发表于 11/6/2019 10:53:11 PM
土改明明可以用和平一些的方式，为什么国内用血腥屠杀的方式土改？还不是为了巩固政权让党彻底控制农民。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可是和大陆大相径庭呢，你别瞎掰 Orangetabby 发表于 11/6/2019 11:12:10 PM
二楼的好可怕，看个帖子就要把人凌迟。就像文革红小兵的疯狂。当初刚解放缺钱，为了夺钱夺地进行土改，造声势才故意扭曲了事实出的样板戏，实际上刘文采没那么坏，而白毛女的爹杨白老是个好吃懒做卖了女儿的泼皮。无知不可怕，就怕把无知当勇敢，把洗脑的当成真知，没有是非分辨能力而盲从的人。 singingIris 发表于 11/6/2019 8:01:18 PM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四方土地都姓刘，千家万户血泪仇！”这是建国后描述大地主刘文彩的课文。刘文彩是民国末期的大地主，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四川大邑县安仁镇。他的父亲在盛年之时一共拥有三十多亩地，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地主。
刘文彩有一个弟弟叫做刘文辉，是当地手握重兵的大军阀，被人称作是“西康王”。刘文彩仗着自己弟弟的权势，肆意妄为，欺压百姓。在百姓身上增加了很多种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税，例如花捐、厕所捐等等。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在百姓名不聊生的乱世中，刘文彩凭借着剥削欺压百姓，这位臭名远扬的大地主赚的盆满钵满，短短几年间自己的家产扩充了数倍。
他曾经的地主庄园保存完好，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这位大地主也不是完全的残酷，他在发达期间也曾自掏腰包捐钱给当地的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经过了数十年，这位曾经赫赫有名的大地主，他的后人又如何呢？
刘文彩一共有过两任妻子，他的原配是吕氏。吕氏出生于普通的农民家庭，她和刘文彩的婚姻是传统的包办婚姻，她也有着很多劳动妇女都具备的吃苦耐劳和善良豁达的美好品质。但是吕氏刚刚嫁入刘家的时候，刘文彩的生活还比较困苦，而刘文彩的第一双孩子正诞生在这种环境中。在困苦的环境中，吕氏充分发挥了艰苦奋斗的品质，勤劳持家。
但是也是由于长期的劳累，导致吕氏的身体早早地就垮了。艰苦的环境和长期的劳累使得吕氏的一双儿女身体虚弱，在乱世中不幸地夭折了。
在吕氏去世三年后，刘文彩娶了杨仲华为妻。杨仲华嫁给刘文彩时，只有17岁，她在婚后一共育有一儿二女三个孩子，分别是长子刘云龙、长女刘忆云和幺女刘婉蕙。杨仲华生性忠厚能干，性格刚强，和刘文彩的婚姻生活也是恩爱有加。但是随着刘家的家业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富裕，刘文彩也开始经常出入花街柳巷。
在这之后，刘文彩陆陆续续一共娶了三房姨太太，分别是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这五个女人贯穿了刘文彩的一生，她们为刘文彩生下了不少的后代。但是如今我们能够了解的只有其中几个孩子，而其他儿女们的资料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这位曾经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其后代子女却鲜少从商。由现在的资料可以知道，在刘文彩的后人中，有三个后代出国深造了。田正宏是刘文彩的外孙，他大学毕业后去到了澳大利亚，现在在一家商业集团担任高层。
李香宜是刘文彩的外曾孙女，她现在也在澳大利亚生活，在一家音乐学院中担任钢琴教授，她在初中时就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在国内比赛和国际比赛中曾两次获奖。刘文彩的另一位外曾孙女，现在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曾经在成都理工大学上学，后来在隆昌县担任工程师，之后又去了新西兰留学，最后转而到了加拿大
刘文彩的后代中现在比较知名的是学者刘小飞，他是刘文彩第二个孩子刘元华的儿子。在岁月中刘小飞也在慢慢地寻觅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族人。按照家谱延续，刘小飞本名应当叫做刘世飞，但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山河变色，兵荒马乱，家族文化的传承也逐渐被斩断，便将名字改成了更具有现代意味的刘小飞。
刘小飞一直认为自己爷爷的很多恶毒事迹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多年来他一直在奔走，试图为爷爷平反。在2010年，刘小飞在刘氏宗族的清明会中，刘氏家族的后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安仁镇的刘氏公馆，举行宗族聚会，赴会者逾千。在这声势浩大的聚会中，刘小飞请来了当年刘家的长工，让这些耄耋年级的亲历者讲述当年的真相，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刘文彩。
当然，刘文彩恶霸地主的形象已经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故有印象，改变并不容易，在当时也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刘小飞为爷爷平反的努力不止于此，他还根据走访采访出版了一部《出租院》，试图在这本书中还原真实的刘文彩。刘小飞有两个妹妹，都在隆昌县的石油系统工作，
虽然刘文彩的很多后人如今也过着平淡幸福的生活，但是，刘文彩的一位孙子却因为自己祖父的恶霸名声被报复而凄惨离世。
刘文彩在地主时期因为剥削百姓，其恶名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有一个孙子叫做刘世伟，在建国后虽然躲过了当地人的报复，但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仍然带着一家人背井离乡逃到了新疆地区，本以为能够在新疆清净的生活。
但是刘世伟没有想到自己的祖父刘文彩的恶名已经传到了新疆，而当地的农民门对刘文彩这种地主的恶毒行径感到十分的愤怒，于是他们便决定大力地惩治刘文彩的后人，也就是刘世伟。
就这样，因为自己祖父的恶霸行为，刘世伟被新疆的村民么活活地勒死了，而他的家人包括老婆和两个小孩（大的只有两岁，小的孩子还正在吃奶）也没能够幸免，都被斧子劈死了。
烟花易碎，空枕旧梦醉酒杯。燕子回，明月不懂浮华。白驹过隙间，日月已经走过了无数的轮回，多少烟雨风尘早已消逝在时光的足迹中。刘文彩是恶霸地主也好，或者这些罪名是莫须有也好，一切都随风飘逝了。如今的人们只在镂花灯盏中倚栏顾盼，看花开花落。只将那个乱世中的刘文彩放在记忆中封存。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就因为他有钱吗，他有害过人吗，就算他犯了罪最多也就是枪毙不是吗？凌迟你知道有多残忍吗？文革的红卫兵倒是会这样想
最该凌迟九族的就是李井泉
re 这烂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文革的时候从四川大规模征粮，导致四川浮尸遍野。
当初刚解放缺钱，为了夺钱夺地进行土改，造声势才故意扭曲了事实出的样板戏，实际上刘文采没那么坏，而白毛女的爹杨白老是个好吃懒做卖了女儿的泼皮。
无知不可怕，就怕把无知当勇敢，把洗脑的当成真知，没有是非分辨能力而盲从的人。
对啊，这才是最可怕的，祸不及妻儿啊
谭松走访了川东庄园后写的记录：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
2018年05月22日
在“新中国”，有一个被强大国家机器彻底妖魔化了的形象——地主。长期以来，地主已成了贪婪、残暴、奸诈、懒惰、剥削、压迫、甚至“毒蛇”、“豺狼”的同义词。在中共划定的阶级敌人“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中，地主名列榜首，是为“首犯”。
电影《白毛女》中，地主黄世仁是毒辣、凶残的化身；
小说《高玉宝》中，地主周扒皮是贪婪、奸诈的象征；
泥塑《收租院》中，地主刘文彩是暴虐、淫逸的代表；
歌剧《红色娘子军》中，地主南霸天是恶霸、抢劫的标记；
还有那煽起仇恨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还有那数不清的“忆苦思甜”；
还有那数不清的“阶级教育”；
还有那数不清的“血泪控诉”；
还有……
我，和我们这一代生长在“新中国”的人，大口大口吸着“党妈妈”提供的这种狼奶，终于被培养成亿万嗜血而又疯狂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小兵”。
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想过地主究竟是怎么一个群体，更没有想过去了解一下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任由历史的真相、殷红的鲜血、民族的不幸掩埋在统治者层层叠叠的谎言、标语、口号和文学家、艺术家们编造的各类作品中。
我是怎么想到去做这部采访录的呢？
我的祖辈是当年川东万县农村的贫苦农民，父母是投奔共产党的革命干部，我本人是饱受“妖魔化”狼奶喂养的“红小兵”，推敲起来，仿佛没有要为地富们“鸣冤叫屈”的“阶级根源”。
我只能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是上帝，把一种“不分阶级”的同情心和“路见不平想要吼”的男儿血性安放在我心中。
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69年，刚复课不久的我们被组织到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接受“阶级教育”——参加批斗地主富农大会。
先是唱那煽情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接着是声情并茂地宣讲地主的罪恶，然后是义愤填膺的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待人们的情绪充分调动起来之后，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地富分子押上台来！”
六、七个衣着破烂的中老年人被推上台来。他们立足未稳，一群人冲上去就是一阵暴打！歌曲、口号所煽起的仇恨立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几个地富被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面。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打地主，我并不清楚那几个人是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虽然共产党的宣传也让我心中充满了仇恨。
但是，坐在前排的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他们脸上和眼眸中的痛苦——一种极其无助和凄凉的痛苦。
他们头破血流但却不敢叫喊，一个个只是低声呻吟。
那种痛苦的神情和目光深深触动了我，我突然产生深深的同情。年仅13岁的我还不能明辨是非，但是，我总觉得我从那痛苦的神情中看到了一种无辜。
几年后，1974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四川省邻水县。我们刚到，生产队长就给我们介绍队里的阶级成分情况，他重点提到了队里的一个廖姓地主，并要我们提高警惕并同他保持距离。我于是注意观察，发现廖地主真是队里最底层的人：卑微、屈辱、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而且，从不敢高声说话，连他的女儿，都畏畏缩缩，像个小老鼠。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又产生那种同情。
一天，我路过他住的那个破草棚房，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一个女人，一个穿得很破烂的瘦弱女人，正在灶台前烧火。半晌，她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中露出有些惊慌和羞怯的神色。
我冲着她笑了一下。
我永远记得她的反应——她慌慌张张站起来，既手足无措又仿佛受宠若惊！
她的那种卑微让我心里突然觉得很难受——一个生活在最低层的人——廖地主的老婆。
地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生产队的老会计问起廖地主的事。老会计说，他完全是冤枉，最初他的成分是贫农，还同大家一块分了“胜利果实”。可是，土改复查时（后来我专门调查过土改的这个阶段），为了分他家的财产，就说他小时曾经抱给一个地主当过干儿子，因此，就把他划成了地主。
廖地主是冤枉的，那么，其他地主呢？
老会计经历了土改的全部过程，在同他建立了良好关系后，他讲给我大量的真实故事和土改血泪，他是第一个给我还原土改历史真相的人，那种血腥、残暴、下流、荒诞……我在农村呆了近三年，在同农民们相处好了之后，他们给我讲了心里话，让我很震惊的是：他们情愿过当年给地主干活的生活而不愿意当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还说，当年地主对他们很不错，吃得也好。这同我受的教育刚好相反，而我感觉到，他们说的是实话。
我觉得，我受骗了，受了中共教育的欺骗。
我由此开始思索，并隐隐产生了要揭示土改和地主真相的念头。
可惜，后来考大学、评职称、谋生计，一直未将此念头付诸实施，错失了调查采访的最佳时机。
第一次产生采写地主的冲动是1997年又一次失业之后。然而，真正付诸实施是2003年3月。
那一天，我在云阳县彭氏庄园偶然听说，土改时，一个地主老婆被四个民兵凌辱后用铁条捅下身，导致她子宫破裂而死。当时我一下子情绪极其波动，感到非常痛苦，而以前埋藏心底的念头徒然变作按纳不住的冲动。
记得当天晚上，云阳突然倾盆大雨！
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遗忘，让被扼杀的生命又遭受一次不幸——一种比肉体生命消亡更深刻的不幸。”然而，面对地主的苦难，岂只是生命的虐杀和虐杀之后的遗忘？！地富们在付出了财产和生命之后，还要背负着“罪该万死”的骂名，被贴上“遗臭万年”的标记，这才是更深刻的不幸，最大的不幸。
人世间的大不公，莫过于此！
于是，我决定不顾一切进行采访。（说“不顾一切”因为当时我还处在“取保候审”的“服刑期”）
然而，一进入，便发现这是比采写长寿湖右派更为艰难的工作。
首先是缺乏线索。
虽然我知道地富们是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虽然我清楚就在我所在的重庆地区，一定有不少受难者和亲历者。可是，如何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呢？
我不愿此事又被当局扼杀在摇篮中（如两年前调查重庆“红卫兵”墓）。况且，像我这种已有“前科”的人，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这只能是一项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偷偷摸摸虽然有利于安全，但却不利于寻找线索。因此，采访的进展缓慢而又艰难。
其次是年代久远。
土改是中共当政后的第二年（1950年12月）就开展的运动。几十年后，当年经历最完整、最丰厚、也最悲惨的当事人——老地主们，眼下已寥若晨星。即便费尽心力找到一个，也不是当年（1949年前）真正出租土地的地主。想来，要指望地主们穿过几十年腥风血雨，仍然生龙活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现实的奢望。这也说明，这项调查采访工作做得太迟了！对此，我既感到遗憾，更感到内疚。
第三是恐惧。
2002年我因采写长寿湖右派，被中共国家安全局抓捕、关押，深深领受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功力。采访地主，这种“领受”有过之而无不及。找到一个线索原本不容易，但当事人的恐惧常常使采访的“含金量”大减，甚至还无功而返。地主如此，地主子女如此，不少参与者也如此。恐惧，已内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动控制程序，一提到那段历史，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都市密室，程序自动启用防“泄密”功能，让陌生的访问者无机可乘。（地富和其后代们不仅财富被抢夺了，肉体被摧残了，精神也被打垮和征服了。另一方面，也看出中共党国功力的“伟大”——把财产抢了，人杀了之后还要让对方子子孙孙长期生活在恐惧中！正是由于恐惧的原因，使得本书的不少采访，都只能以摆“龙门阵”（闲聊）、拉家常的方式获取信息。
2017年7月，我因为作土改调查，被我所任教的学校开除，在担心又一次被抓捕的恐惧中，我被迫流亡美国，土改调查采访工作中止。
从2003年3月开始调查，到2017年11月6日我采访最后一名地主后代为止，共采访了100多人，勉强记录了那场惊心动魄运动的一些真相。
本书的主要内容，展示了一些现象、一些场景，一些即将被岁月淹没的个体不幸与历史真相。我希望这部采访录，既为人们展示当年那真实的一幕，也为有关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一部血肉文本和相关资料。现在对土改真相的研究还是禁区中的禁区，但一定要有人来做！否则我们既愧对那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天翻地覆”，更愧对那无数祭献在土改血腥祭坛上的千万冤魂！
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些年的采访中，我设法把绝大部分被采访者录了像，虽然工具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数码相机（带录相功能），效果欠佳，但总能看到听到当事人的鲜活形象和生动讲述。更有幸的是，几年前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学生——懂一些视频制作的丁然同学。在她一年多的艰辛劳作下（甚至冒着被抓捕的风险），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在2017年4月制作完成，从而使人们能感受到比文字更真切、更有冲击力的历史画面。
还要说明的是，此书的序言早在10年前我就写好了，当时是为了以防不测，现在重写，保留了部分当时的文字。
此时，本书中的受访者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永远无法看到纪录他们苦难的文字和视频了。而且，即便他们还健在，他们又怎么能看到？十多年过去了，天，不仅依然黑暗，而且更加黑暗。因此，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上，眼下还没有出版此书和传播视频的可能。
看过方方的软埋，还有有声小说。写的很震撼人心，希望方方不会因此受什么牵连吧。那个谭教授写的血腥土改我也看过，里面有点天灯有蹂躏无辜美女致死的，特别吓人，相信都是真实的事件
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中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
从刘的政治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非要搞血腥土改是有其“锦囊妙计”或者说“伟大韬略”的。
这个“伟大韬略”就是，中共希望借助土改达到其秘而不宣的目的。
是什么目的呢?
有人说，唐吉科德臆想了一个风车敌人与之作战，共产党也臆想了一个地富敌人与之作战。这话不准确。地富究竟是不是凶恶魔鬼和仇敌，中共高层心里有数。以毛为首的中共元老们有不少自身就出身于地富家庭。中国社科院杨奎松说：“地主都像我们书里写的那么坏吗?为什么我婆婆一点也不坏呢?……后来再看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后来邓小平女儿等等谈自己地主富农家庭的回忆，发现他们多半也都对自己的父辈或祖辈没有恶感，而且都直言不讳地认为他们都是勤劳致富的。”(大学论坛第53期：中共土改的若干问题)因此，中共非要把地富树为恶魔和仇敌打杀是另有原因。
在中共夺权建政之前，“打土豪、分田地”是要以富人的钱粮，农民的生命，作为拼杀的力量，打天下的资源。在三年内战时期更是如此，刘少奇在1947 年的全国土地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刘少奇年谱》第 84 页)所以，共产党要搞暴力土改，杀地主，分田地，让得到土地的农民“保田参军”，成为共产党源源不断的兵源。
1949年，共产党夺得了天下。按理，天下已经是自己的了，暴风骤雨兼腥风血雨的土地革命可以休了。
可是，一场更大范围更多残暴更多血腥的土地改革开始了!
中共在夺权后，让前国统区人民对新政权尽快臣服和畏惧的“高招”是什么呢?
是杀人!
他们启动了当年打天下的法宝——暴力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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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土改，一箭三雕：
1，杀人立威。
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大参考》2005.03.17)
我在采访中，不少人讲到了为了展示红色恐怖而杀人。比如，一位当年的目击者说：“枪毙李镇宇前有600多人联名来保他，说他不该杀。区土改工作团说，解放后他还有这么大的势力，解放前不知有多大的势力呀，杀!”
中共一来，把多年来在乡村中的头面和受尊重的人物一番斗打之后再一枪打死，这样便在很短的时间里，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让人害怕，从而树立起新政权的威风。
中共发动土改的程序一般是先“发动群众”、灌输“剥削压迫”理论，挑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然后才斗打和杀害地主。但是，也有一登场就大开杀戒的，如一位云南的土改工作队领导干部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那儿普遍使用了一种叫作“先轰开、后深入”工作方式。所谓“先轰开”，就是一入村就把当地的地主和乡绅们抓来乱枪打死，制造恐惧、杀人立威之后，再来“后深入”——发动群众搞土改。
2，让农民双手沾血，从而紧跟党走。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大赞暴力流血的群众运动。中共通过这种发动群众用暴力抢夺土地的办法，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双手沾血的农民就只能跟着共产党走。毛泽东明确讲，要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毛泽东曾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
制造恐怖，有利于建立和巩固党的基层政权，让老百姓目睹恐怖和参与“恐怖活动”，使他们不得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否则，他们也可能会成为被镇压和被专政的对象。所以，土改不仅让分得了土地的农民感恩，而且也害怕。
由此可见，这个“伟大韬略”其实很简单，就像黑社会为了胁迫人入伙，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杀人。身负人命，双手沾血之后，“入伙人”没有了退路，只得死心塌地跟他干。正如学者秦晖在《土改为什么要搞得那么血腥?》一文中所说：“要让大家抛头颅洒热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让你没有退路。”“如果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可以得到好处，共产党的失败他们就会有生命危险，那当然他们就容易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刘少奇曾多次谈到为什么要搞血腥土改，如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要以复查(土地)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秦晖说，这种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的动员扩兵才可以实现。
3，地主乡绅们大多是中国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谢幼田在《乡村社会的毁灭》一书中说：“他们是中国精英文化的代表者，他们主导了中国社会以和谐、平衡、统一为基本特点的文化价值系统……他们根据儒家的文化精神遏制对财富的贪婪欲求，改进土地制度，使得中国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使得乡村社会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书第228页)中共要在中国广大农村一下子彻底铲除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观、是非观和价值观，远非易事。面对这个“难以解开的节”，中共采取了“快刀斩乱麻”——杀人!直接从肉体上消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承者——地主乡绅，从而让那外来的“阶级斗争、暴力专政、消灭私有制”的“马列文化”占领中国的农村大地。
一方面杀人立威，一方面让你双手血淋淋地拿到土地，从而死心塌地“加帮入伙”，同时，把代表中国精英文化的地主士绅从肉体上斩草除根(城市里则是强迫“思想改造”)，从而尽快让外来的马列主义登堂入室，这，就是中共非要搞暴力土改(也就是“杀人土改”)的全部奥秘。
共产党成功了，他在仅仅两年的时间里(有的地方还没有两年)，不仅一举废除了中国两千年的土地制度、消灭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颠覆和改造了农村中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是非观和道德观，而且迅速在广大的农村土地上建立起了他的基层政权。
二，中共的土地改革恶果
不过，中共这种为控制和坐稳天下所使用的反天理反人性手段，虽一时得逞，但却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列举了十大恶果：
1，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
土改在政治上、经济上、肉体上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大多是有经营头脑，勤劳能干而又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乡绅。
第一，地主大多都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就是当时乡村的文化精英。
第二，地主大多具有较好的道德素养，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受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熏陶。
第三，地主大多是农村中最有经济头脑而且善于经营的人。
第四，地主大多都是省吃俭用不事奢华的人。
2，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
土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暴力，在广大农村煽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仇恨和虐杀。中共为了自己打下天下坐天下的真实目的，以消灭剥削制度，解救劳苦大众为幌子，人为地制造仇恨，把人性中的恶疯狂地激发出来，中国乡村的和谐被破坏，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被彻底颠覆。恐怖开始像瘟疫一样四处泛滥，中国农村从此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宁静。土改所使用的那些暴力手段在随后的反“瞒产”、“四清”、“文革”等运动中反复出现。文革中湖南道县杀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补课”。土改之后的杀人风和种种残暴血腥，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操作方式，都是暴力土改的继续和重演。(包括后来残酷虐待法轮功学员的那些下流手段。)
3，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
土改前，农民以富为荣。土改后，富就是坏，是不仁。穷则成了一种资本(出身好)。这种价值观念的改变，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人们不再(也不敢)辛勤耕耘，发家致富。
4，培养灌输了恩人和救星意识。
土改使贫苦农民不仅分得了土地和别人的财物(“胜利果实”)，还被新政权当作依靠对象，因而使农民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他们对新政权、对党和领袖充满感激。这就为树立起共产党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农民中大救星、大恩人的权威，为中共和毛泽东后来随意整治农民、折腾农村奠定了基础。(一个强大到可以随意给你一切的政权，也可以强大到随意夺走你的一切。所以后来合作社、人民公社，农民们不仅乖乖地把土地交出来，连私人的物品和自由耕种的权利也交了出来。因此可以说，土改形成了新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共通过土改，强化了对农民的控制力。)
5，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
农民们对本乡本土的地主是怎么发家的，他们是怎么挣得那些财产的，心里十分清楚。平白无故地去抢夺别人的财产只能是土匪。可是，中共却用谎言、暴力和利益引诱，发动农民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土匪行经。中共的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乱象埋下了隐患。
6，建立了恶质的乡村政权。
中共通过土改，摧毁了几千年来的传统社会基础，建立起一个由他严密控制的社会。土改利用一些“积极分子”——流氓无产者(大多是地痞、流氓、恶棍、懒汉等)——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冲杀在前。土改要造成一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但中国农村原本没有这种对立，大家乡里乡亲，不少地主与农民还沾亲带故，或者同宗同姓，要斗杀地主，农民们“革命积极性”不高，什么办?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就发现并大加赞扬了一种“革命先锋”，这就是：地痞流氓。这种流氓无产者都是土改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冲杀在前，敢斗敢打敢杀，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在土改结束后，这批“积极分子”纷纷入党做官进入政权，成为了中共农村的基层干部。以前中国广大乡村没有党团组织和庞大的行政机构，中共借土改建立和建全了农村的党政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集权统治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从而把党的神经伸到了每一个偏僻山乡。而这个组织系统中的成员很多就是土改中涌现的这种“积极分子”。中国的乡村政权便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品质低劣的人手里。
7，摧毁了乡村的文化艺术。
一是烧书。
中国长期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知识精英大多出自乡村(而且还往往“告老还乡”回归乡里)，因此，中国乡村也是文化艺术的聚集之地。当年，不少地主家里都有多少不等的藏书和字画，土改时，这些书画也被抄缴。但是，农民协会和分“胜利果实”的“翻身农民”们，一心想要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对诗书字画不感兴趣。另外，中共当局教育农民，地主之所以坏，就是因为读了这些封建毒物。因此，在杀掉地主乡绅的同时，大量民间藏书也被焚毁。比如川东忠县花桥乡土改农民将书画当柴烧，整整两月，将举人沈氏世代藏书烧完。又如利川大水井著名学士李孟洋的书画(包括不少珍本)被10个人专门焚烧，烧了半年才烧完。焚烧后的书灰被作为肥田的上等肥料。
二是毁物。
1949年之前，在中国乡村，有不少规模庞大而又古色古香的地主庄园。这些庄园往往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传统民俗
8，人为制造等级，造成不公与欺压。
首先是不公：土改把人分成了地主、二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小土地出租、贫农、雇农等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的政治、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等待遇。这种划分不仅缺乏合理性，而且随意性极大。第二是欺压：被划为贫、雇农的等级，被作为革命的依靠对象，不仅有优先享受政治待遇、文化教育、招工就业的权利，更有欺压(甚至虐杀——如文革时期)地富等级的特权。
9，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不幸群体。
土改划分了阶级成分，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肉体上遭受了长达几十年的歧视和迫害。阶级成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血红的土地》一书对此有详尽的记述)
10，把“杀人越货”赋予一种“崇高的革命性”。
如：a，土改废除了反动的中国封建土地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b，土改消除了贫富不均，让贫苦农民翻身作了主人。c,消除了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解放了生产力。d,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
杀人越货如果已经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由国家和政党推动的崇高的革命行动，那么，它一旦轰轰烈烈展开，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破坏之烈，远在一般的犯罪之上。实施者毫无心理障碍，受害者无法申冤叫屈。文革中红卫兵满怀激情地打砸抢抄(家)，湖南道县贫下中农义愤填膺地屠杀地富反坏，都是这种把杀人越货当作崇高革命的恶果。
不要说中国，老蒋到了台湾一样进行土改。至于抹黑跟粉饰，哪里也一样。宣传就是这个样子，国家机器。
中国自古历次动乱，历次朝代灭亡，无一不是因为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农民税越交越多引起的。
比刘少齐还有名
土改明明可以用和平一些的方式，为什么国内用血腥屠杀的方式土改？还不是为了巩固政权让党彻底控制农民消灭农村士绅阶层。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可是和大陆大相径庭呢，你别瞎掰
当年就是为了彻底控制土地，进而控制全国，这也没毛病啊。当年地主支持国民党，农民支持共产党。一边WIN了，就开杀了。再说，解放前就一路杀过去的，建国前地主财产杀死的不要太多。老蒋土改都是自已人，没有经历战争对立，有必要杀谁？
当然，我不支持暴力，更不支持血腥革命。土改是有必要的，杀人是最不应当的。
农民最后分到土地了吗？土改还没结束就被收回去搞合作社了，土地证还没攥热乎呢。
兑现了小产权房？
iloveGelato 发表于 11/7/2019 12:09:41 AM
：這些也是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摧毀儒家宗族或者其他社會組織的時候採用的手段造成的。它採用的手段當然就是，如果你是老闆的話，我發動弱勢集團，有可能被你欺負的那些人，例如你的工人和你的姨太太。你如果有姨太太的話，姨太太會不會覺得在正太太面前總是吃虧，那麼我們發動她一下。我們告訴你：“姨太太呀，你是丫鬟出身。什麼人當丫鬟呢？你是窮人呀。正太太是什麼呢？是大家閨秀的小姐呀，你們有階級矛盾呀。你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多年一直吃虧受氣，你的兒子也一直吃虧嗎？那都是階級鬥爭的緣故呀。你以前愚昧，你受了剝削階級的剝削還不知道。現在我們來解放你，你只要跟我們走，你就可以獲得解放。”
：然後她一揭發，他們家就被抄家了，大家都倒了楣。但是這時候她已經沒有辦法後退了，因為正太太和她的兒子絕不會饒過姨太太。她要防止回到家遭到正太太及其子女的報復，只有依靠組織的保護了。只有組織的威脅，才能夠防止背叛者在自己原先的共同體裡面遭到報復。例如，這些事情就是在我自己的家族裡面我見過和知道的事情。我以前曾經提到過，我家族裡面有一撥投奔了國民黨、當了國民黨軍官的人，見勢不妙以後閃電似的投奔了共產黨，帶著共產黨的飛機和人馬回來剿滅他以前的同族，而原先那些沒有變節的人當然把這些人看成是叛徒。那麼這些人等到他自己退伍的時候，比如說他要自己回家的時候，他必須跟組織保持密切關係，防止他以前的族人來報復。
：這種事情還可以挖到更深一層次：任何一個家庭或者任何一個小共同體，你要打垮它的抵抗，都要從內部搞出告密者或者諸如此類的叛逆來，這些叛逆最合適的對象也是傳統的弱勢集團，例如婦女兒童之類的。婦女不用說，性別結構通常就是反映階級結構的。兒童呢，在他接受訓練的那一階段，他很可能是痛恨他的管教者的。如果你這時候把他解放出來，讓他打老師或者打家長，他會感到你才是真正的解放者。等他以後嘗到了饑寒交迫的滋味的時候，那時候肯定已經為時太晚了。而且那時候仇已經結下了，他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必須得一直維持相互鬥爭。雖然他自己不見得是組織能夠信任的人，但是有他存在，至少可以保證組織沒有敵手了。
：例如，在以前土地改革的時候就出現這種現象：貧下中農一開始誓死抵抗解放軍，絕對不肯接受分土地，分到土地還要送回去，必須連打帶罵、再批鬥一大批壞分子、槍斃一些反革命分子才能鎮得住。那時候為什麼他們這麼做呢？因為他們的想法跟共產黨不一樣，他們不覺得地主收我的租是剝削我，他會覺得劉老地主跟我劉貧下中農之間是族長和族民之間的關係。我給劉家宗祠的土地交一些糧食，就像是美國人給美國軍隊出錢一樣，劉老地主拿著這批錢糧是給我們劉家辦學校，辦出來的學校是給我們劉家子弟 — — 包括我自己的兒子上學的，不會給王家或者張家的子弟。我等於是在給自己出錢，劉老地主拿到錢不是剝削我的。我們劉大家族這個儒家共同體就是我們的政府，它是負責保護我們的。我怎麼可以去破壞我自己的政府，讓王家、李家、張家占我們的便宜呢？
：但是反過來，等到劉老地主被槍斃或者是威風被打倒了，不僅劉家，李家、張家和所有家的土地都被分了、宗族都被解散了以後，他自己已經得到土地了，他就會看到，劉老地主的兒子將來長大了以後看到他的父母在我的父母手裡面受到的虐待，他肯定會報復我，為了避免這個報復，唯一的手段就是斬草除根。同一批人，在1950年代抵抗解放軍、堅決不分土地的這些人，在1956年會堅決要求把地主的子女斬草除根。不能像共產黨的政策那樣把他們留下，剝奪了土地之類的作為黑五類而留下來活著，不行，而要像在文革時期那樣。
：文革時期是什麼？就是政權解體，大家得到解放。像何清漣描繪的道縣大屠殺是什麼？那是違反政策的，不是毛澤東或者江青讓他們屠殺，而是當地的貧下中農發動的。當然被殺的不僅是地主，還有國民黨軍官或者諸如此類的人，都是以前被打倒了，被貧下中農傷害過，但是又沒有被殺掉。貧下中農害怕這些人將來有朝一日報復，因為這些人的文化水平還是比一般的貧下中農高一級，將來捲土重來，會報復我們。共產黨不讓我們殺他們，而現在共產黨的權威倒臺了，我們趕緊把他們殺掉吧。像廣西那些把地主全家推墜崖，像何清漣說的道縣大屠殺，殺十幾類人，其中包括地主、資本家、國民黨軍官或者諸如此類的人，全都是被共產黨打倒了、但是被共產黨認為還沒有必要殺的那些人。但是得了他們的好處的人，按照傳統的標準來看是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將來不可能得到原諒的那些人，特別感到有必要斬草除根。而同一批人，為什麼原先連分地主土地都不幹，然後現在卻反過來非要把地主殺掉全家呢？那就是結構發生了變化。
：對於共產黨來說，理想的結構是什麼？兩樣都不是。地主統治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認為地主是我們的宗族長老，要帶領我們。劉家團結起來打張家和王家的時候，那麼劉家的寨子、張家的寨子和王家的寨子都是曾國藩湘軍的雛形，某一個寨子長大了以後就是現成的曾國藩和劉銘傳。就算是不長大，也會嚴重地妨礙黨委書記對當地的統治，不打掉是不行的。但是反過來，如果讓貧下中農把老地主給殺掉了或者殺了全家，那也是不符合黨的利益的。這樣一來，殺掉地主全家的貧下中農自己形成一個共犯結構，他們可以形成自己的領袖，他們內部不再有敵人。他們像趕走了法國人的美洲殖民者不再需要英國人一樣，覺得黨委書記在這裡是多餘的，只會向我要糧要款，我留著你幹嘛？我不再需要你了。
：黨委書記需要的是什麼呢？需要的是，我知道被打倒的地主恨我們，不讓殺地主的貧下中農也恨我們，但是地主和貧下中農相互仇恨。地主害怕，如果沒有党的威望鎮著，那麼你不僅是要失去土地，而且還要被貧下中農殺全家；貧下中農也害怕，如果沒有黨在這裡鎮著的話，地主立刻就會反攻倒算，你連土地都保不住，而且還可能會被搞成刑事犯罪分子。於是，雙方出於相互仇恨的原因，儘管他們對黨都懷有極大的仇恨，但都不敢背叛黨。貧下中農並不是白癡，他們很快就會發現，他們得到土地以後，由共產黨分給他們土地，他們付出了比給地主交租慘重得多的代價，但是只要地主還在他們身邊，他們不敢背叛黨；而地主出於上述的理由，只要貧下中農還在他們身邊，他們也絕不希望黨離開。
：這種相互仇恨的格局，保證了村支書、民兵隊長諸如此類的人的本來是非常薄弱的統治。如果沒有這樣的因素的話，党的統治成本一定會大大提高。相應的，黨在它自己的直轄機關，例如城裡面的國有企事業單位，也必然要有諸如此類的統治方法。例如，天真的無產階級會以為共產黨會向著無產階級，然而顯然並不。黨的手下肯定有一撥處於舊統治階級、各種黑五類、不同系統之類的反動分子在他周圍，而這些人很可能會像是陳伯達之類的人一樣，比真正的無產階級更得寵。而他出於害怕黨委書記權威倒臺而會遭到造反派衝擊的緣故，會採取比蔣介石更加兇狠的鎮壓無產階級的手段。
：反過來，所謂的反動階級或者被後來的啟蒙知識分子和文藝小清新發明為無辜受害者的那一批人，其實第一他們根本不是什麼無辜受害者，雖然跟所有的中國人一樣，多多少少你早晚是要受害的，所以說是受害者也可以，但是並不無辜；第二，他們也並不是同一個系統，屬各軍閥系統的人、屬國民黨系統的人和屬教會系統的人，他們彼此之間的仇恨經常是超過他們對共產黨的仇恨的。絕不會像共產黨編的兒童教科書說的一樣，因為共產黨打倒了剝削階級，所以剝削階級仇恨共產黨，貧下中農和無產階級熱愛共產黨，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例如就在我的家族裡面，屬青年党系統的人跟屬國民黨系統的人的仇恨是遠遠超過他們對共產黨系統的仇恨的。而且他們在有可能團結起來共同收拾共產黨以前，就已經像唐王（朱聿鍵）的系統和魯王（朱以海）的系統一樣，為了爭誰是正統以及誰是機會主義者、誰背叛了的問題，彼此之間已經搞到就差引清兵入關來消滅你們的那個地步了。
土改中交了财产和土地，结果还是被送去当炮灰。
上交财产能把一家老小命保住就算幸运了。
老蒋至少还讲个颜面，哪里有土匪改编的土共狠。
同意这真的是现在所谓的媒体导向！
我爷爷家地主，但是地都是全家省吃俭用买来的。平时为了留住长工都是尽好吃的给劳动力的，
地主哪有那么多十恶不赦？
从一些采访记录上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