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还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这种观点就是政治学里最基本的realist派别观点，与之相对的liberal。 就是权力power vs. 信仰values哪个是全球构架的根本决定因素的争论罢了 。所以你说是国家权力、实力决定了目前的全球构架，还是价值观念、信仰、宗教、政治文化决定了目前的全球世界？美国政治学家持前者派别的也很多，这不叫愤青。
学者还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这种观点就是政治学里最基本的realist派别观点，与之相对的liberal。 就是权力power vs. 信仰values哪个是全球构架的根本决定因素的争论罢了 。所以你说是国家权力、实力决定了目前的全球构架，还是价值观念、信仰、宗教、政治文化决定了目前的全球世界？美国政治学家持前者派别的也很多，这不叫愤青。
学者还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这种观点就是政治学里最基本的realist派别观点，与之相对的liberal。 就是权力power vs. 信仰values哪个是全球构架的根本决定因素的争论罢了 。所以你说是国家权力、实力决定了目前的全球构架，还是价值观念、信仰、宗教、政治文化决定了目前的全球世界？美国政治学家持前者派别的也很多，这不叫愤青。
伍国，四川乐至人，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1974年4月生于四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长于贵州贵阳。199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英美文学专业，2001年获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已出版英文专著《郑观应：晚清商人改革家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2010） 和《讲述南方少数民族：政治，学科，公共历史》（2018）。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8264.html
由于教学的需要，笔者比较关注美国学界出版的各类较新的，关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和心态的研究文集。他们笔下的有些人群，比如认真地制造赝品画的画师，隐居的道士；涉及的有些问题，例如安全隐患和灾害管理，或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神经衰弱”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抑郁症”，上个世纪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否有很多积极的遗产……等等，都给了我不少的启发，有的文章读着也很有趣。
在个人和其他的中国人交流的过程中，也感到有一些新的趋势，是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并没有，或者也不愿意去关注和表述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40多岁到50多岁的一代中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西方？
我之所以认为这一代人的观点比较重要，是因为更早的一代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很多在西方流行的中国人著述的英文回忆录（对此我也进行过比较全面的批判性阅读），作者基本上集中在“40后”“50后”或者更早的一代人，即完整地经历了共和国初期历史的一代人。他们的回忆叙事，几乎无一例外是基于特殊的经历以受害人身份所作的“控诉型”文字，而这类苦海余生式的文字极大地影响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理解。
在我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的时候，曾遇到一些美国参会者会后和我交流，提到这些书中最为西方人所知的一些名字，特别是张戎。我曾经回应说，你们需要考虑这些“回忆录”是不是英美出版商商业运作的结果，所有的叙述策略都指向一个读者想看的终极——主人公在中国受苦，然后成功地到达西方获得救赎，而到达西方以后的故事全部被省略。
在我指导学生写论文的过程中，即使不研究中国的美国同事作为第二读者，也会出于历史学者的本能对这类“回忆录”持某种批评态度——这是专门为美国出版商写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还是首先以中文出版发行，然后翻译成英文的书籍？在他们看来，如果“回忆录”是到了西方以后专门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写的，则天然有为了迎合市场而制造悲情的一面。
无论如何，在学界内外，现在主宰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史的了解的，仍然是40后-50后的个人经历。当我们讨论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在英语的世界里，中国故事仍然是被以残酷，荒谬，压抑为主线的叙事模式主宰。我不否认这些叙事里有相当真实的一面，也对巫宁坤教授的经历充满钦佩和叹惋，但是只想说明，这样的创伤叙事几乎垄断了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在谈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必须知道，实际上走出去了的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这里有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包饺子之类和中国古代经典（先秦典籍在美国有不同时代的各类译本，实在不需要有劳孔子学院再来翻译了），还有一个是政治中国。目前，多数美国读者通过阅读所间接感受到的中国就是这个政治中国。这些写作中除了上述的非虚构的回忆录，还包括哈金，裘小龙的小说等。
目前，美国的媒体似乎又开始聚焦于90后，00后的“民族主义”态度。这样，在美国所呈现的受过一定教育的、有反思和批评精神的中国人心态，从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的、一度极其渴求西方理解和同情的“受害者”，一变而为“民族主义”激进青年——而这部分青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西方媒体渲染成幼稚，没有头脑的狂热份子。
这两个重点群体，恰恰跳过了目前处于人生中段的70后-80后。事实上，70后-80后比集中出版回忆录的一代人有更完整的教育经历和更少的创伤记忆，童年和少年都较为平稳，也没有多少向西方人倾诉的欲望，但比起90后-00后来说，不论是阅读，思考，还是阅历都更丰富一些。
笔者没有对这一群体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调查研究，但是从一些日常的，事实上西方研究者恰恰接触不到的交流中，却可以感觉到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可能是被忽略或被隐藏的，也即是我所认为的西方对中国当代社会和思潮误判的问题所在。
笔者在国内的一次会议上接触到一位在美国多年从事人文学科教育的华裔教授，按出身时间看大约就是“60后”之末，“70后”之初。言谈间，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是因为民主才伟大，是因为强大了，说什么都有理。在笔者看来，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当下中国人对美国所持的“cynical”(冷嘲和怀疑) 态度。
笔者不打算评判这个观点本身，但是想指出：1.这不是“愤青”，而是一个拥有博士学位，从事专业人文社科研究的教授；2.这不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国内，被美国人看成头脑封闭、不了解外界的中国人，而是一个每天和美国人相处的，美国体制之内的华人学者。
在另一个会议上，笔者见到另一个大约同样年龄的国内学者。由于专业关系，他经常访学于英语国家，英语交流完全不是障碍。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现在的世界上，国家之间基本上还是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归根结底是靠实力说话。在笔者看来，这仍然是面对美国的形象包装的一种“cynical”态度，而持这个观点的人，仍然不是“愤青”。
笔者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商界人士，也去过很多国家。他在聊天的时候，表示认同一种观点：中国人需要“第二次启蒙”，即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他和笔者一样是标准的七零后，而在我们所就读的大学里，即使在九十年代初期也完全自由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时报》，自由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英文广播，甚至经常传阅香港版政治书籍，绝对谈不上对外界缺少了解。
笔者相信，这样的思潮在目前40-55岁这个年龄段，而且有相当阅历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中广泛存在（还有的朋友明确地站在了以维护中国文化来抗衡西方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是美国的研究者和记者可能难以面对这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既不符合他们预设和习惯的那种年老“受害者”形象，不是可以被嗤之以鼻的“愤青”，也不是被放进“压制-抵抗”模式的“异议人士”。
这部分中立、温和的人对中西制度的体验和对比，两种语言的掌握，并不比美国的对华研究者和记者差。在这种思维背后的，不是美国人习惯扣的“民族主义”帽子，而是作为个体对美国思维和行事方式的深刻怀疑。但是，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很大程度上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流行文化影响，在罗大佑、齐秦、崔健、王朔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摇滚乐，周星驰等人所代表的文化表达方式的影响下，精神世界里混杂着理想主义的余温、微弱的抵抗、持续的怀疑，以及某种程度的颓废、冷嘲和消解。
他们很难，也可能没有很大兴趣像50后知青一代和更后来的独生子女一代那样构成自己连续、完整、大声的表达，就开始逐渐走进自己的退休岁月，成为当代中国“最安静的一代”。
如果美国人把这种对美国的“cynical”态度一概看成被“洗脑”的结果，等于否认了受过高等教育、有相当国际经验的中国中年人，有做出自己的判断的能力，有平视之后怀疑和批判的权力，而假定所有中国人都只能进入美国学界和媒体设定的那个要不就是悲情难抑的受害者，要不就是盲目愤青的模式。
笔者姑且把这个现象看做美国认识中国的一个盲区，也很想知道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人关于“第二次启蒙”的呼吁。
《伍国：中国人到了一个客观研究美国社会的时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514.html
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中国国内的文化氛围是明显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是自豪感爆棚，民族主义狂热，一方面却有相当人一部分人是不容忍任何人说美国不好。仔细看来，也并不矛盾，因为反美民族主义针对的是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美国”，而中国人暗中崇拜的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美国”。
问题在于，前者--政治美国--是中国人接触到最多的“美国”。这个美国频繁地出现在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人们看到的是总统选举，政党政治，战争，反恐，中美关系。这个“美国”是咄咄逼人的霸主形象，而且在国际上欺侮和遏制中国，霸凌他国，所以中国人有理由“反美”。另一个美国，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是社会，人文，自然的美国，这个美国人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没有心机，真诚坦率，草地松鼠，天是明朗的天。
所以，中国人骂完前一个美国，又把孩子送到后一个美国了。这种看似分裂的行为的背后是一个早已分裂的关于美国的想象，因此自身倒是逻辑自洽的。
很多人没有想过，这完全是同一个很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美国。发动战争，称霸世界的，或者支持这些行为的，本来就是那些在社会和私人层面“真诚坦率”的人。对后一个美国，或者广义上的西方世界的美好幻想的一个后果，就是直接和间接导致了美国章莹颖案，德国李洋洁案，加拿大柳乾案。
看来已经是不了了之的章莹颖在美国遇害案说明：中国女性访问学者根本想不到，在美国这个人人“真诚坦率”的国家，陌生人的车是不能上的，陌生人是必须防范的；在李洋洁案中，受害者前几天还在描述天是如何蓝，人是如何善良，根本不知道陌生人的家是绝不能随便进去的；柳乾案中，父母和留学生本人都没有想过，公寓的隔壁住着单身男人有没有危险，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早已过度美化了第二个美国（西方）。
真实的美国社会，是值得中国人像当年西方传教士，记者，学者那样不断解剖，分析，研究的。可惜的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都是西方人在分析中国社会，然后中国人对照检查--这一条正确，我们反省，这一条不对，这是殖民主义，这不是殖民主义。
在另一种情况下，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到美国求学，访问，内心的潜意识里都是仰视对方，相信能“学到很多东西”，不断地批判自己，要求自己去适应，去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很少有人想到：“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中国人应该借鉴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可以被中国人放在美国社会身上去寻求理性的研究和评价，以获得客观的知识和至少是接近真实的观念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人无论身处哪个国家，都非常积极地关注中国本身，而不太去解剖和分析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这可以说是龙应台多年前就发现的，中国人内心的结，那个无论何时何地都“盛满了‘中国’的盒子。”
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因为历史上的迅速城市化，商业化，工商化，具有契约精神和法制观念，但与此相伴的是无处不在的精明算计，自我保护。美国人很少给别人提出建议，因为害怕承担责任，但如果你自己说出来了，他会马上附和，原则就是自己不必负责任。所以，和美国人进行一般交往，时间长了，中国人会觉得极少听到真正发自内心的想法，说的都是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的话，非常圆滑。很多美国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转着眼珠，well,well, 琢磨怎样说话才四平八稳，不被抓住把柄。这一点，如果多和其他同样在美国的外国人交流一下，就会感到其他在美国的亚洲，欧洲同事比本土美国人更容易直率表达自己。可惜，很多中国人至今还想象着“单纯，直率”的美国人。
在美国这个自我保护，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隐私的高度保护，以及制度性的同事之间互相背靠背揭发，美国人精神容易高度紧张。很多成年美国人依赖抗抑郁药维持外表的热情和礼貌，很多人患有躁狂抑郁双向精神紊乱，不得不依赖药物和心理治疗。底层美国人大量吸毒，酗酒，暴饮暴食，把自身的不顺利迁怒于全球化和移民。普通中国人，留学生的父母，最不了解的，就是这个美国，甚至容易误认为，黑人危险，白人不危险（这又和中国人本身的种族歧视有关）。可惜，柳乾，李洋洁，章莹颖三个案子都和黑人无关。
当然，美国人是需要伪装的，因为欧洲文化遗产中精致的一面，长期较高的生活水平都需要他们维持一个体面的中产阶级的外表。这个外表当然有比没有好，但中国人需要认识到，在这些外表的后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高度抑郁，病态，暴力，凌虐的灵魂。也就是说，对那些怀着美好憧憬来到美国，加拿大，德国留学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来说，了解这个黑暗灵魂的普遍存在，比迷恋“热情友好”，“单纯可爱”要现实得多，有用得多，也准确得多。
美国人的面子观念很强。长期的世界霸主地位，让美国人习惯万邦来朝的美国中心主义，所以美国人也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他们也不愿意外国人认为美国危险，不适合居住，为什么南加州大学不向学生解释周边环境并不安全？原因就在这里。他们不愿意吓跑国际学生，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提醒留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很多大学的周围都有人身安全隐患。
以为在美国生命受到珍视的人会发现，死个人在美国真的不算什么。对待意外死亡，枪击致死，美国人已经有一套圆熟的仪式：献花，烛光晚会，教堂祈祷，然后所有参与者的良心都由此获得了解脱，受到精神冲击的人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但是在实质意义上能做什么去改变，没有人问，也没有人回答。
美国的文化和法制实践中，也没有中国那种一定要为死者讨回公道的心理，更倾向于在潜意识里认为，死了就死了，不值得为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去惩罚一个活着的罪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往往会觉得美国的命案轻判，而霸凌，骚扰这类行为反而受到重判。
这种过于谦逊的“学习的态度”已经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虽然中国人中“学（过）英语”的人数，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人口比例，都大大高于美国人中“学（过）中文”的人数，有过在美国系统学习经历的人数也远高于美国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但是中国人中，称得上深入了解美国的方方面面的“美国通”，数量却远小于美国大学，研究机构，智库，政府中的“中国通。”
《纽约时报》2018年4月12日的一篇文章已经注意到了中国领导层对美国的现状，特朗普政权的诉求，及其个人的目标和风格处于迷茫状态： "at a loss". 为了解决这种迷茫，中国领导人寻求直接会见美国的一些老牌政客，商界领袖，以及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
事实上，通过美国人中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不是中国自己的“美国问题专家”来了解美国，本身就说明了中美两国间相互认知，知识累积以及人才储备的严重不对等，中国对美国的深入的批判性了解和客观研究严重匮乏。我们不妨问一个问题---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多少美国的人类学家已经对中国的边疆和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多少成果，而多少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族群问题，底层问题，进行过深入和有影响的研究（后者即使有，也多半涉及华人移民，也即，还是那个“盛满中国的盒子”）？有多少新闻性的关于美国的写作都在以西方主义的态度夸美国？
被待为上宾的美国人中的“中国问题专家” 虽然不排除好心提点建议，但在根本立场上，有几个人会真正从中国的角度看问题，为中国着想。美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心理中对自我和他者的根深蒂固的区隔，可能不是一般中国人所能想象。而对美国商界精英领袖的咨询也恰恰进入了我前面提到的误区---就是不可避免的精英化和商业化视角，而严重缺少对美国中下层和底层群体生存状态和诉求的了解。
马哲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
是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怎么还信息这种东西呢？我20岁的时候也特崇拜民主自由，和同学经常争论半天，现在40岁了就觉得自己20岁时候太可笑了。实力决定一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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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了绝大多数接受完整教育中国一代，有着一定阅历，海外生活经历，对中西方比较了解后，比较自信，强烈民族自豪感，但不再盲目崇拜西方，自我认可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道路。
但是西方依然固执认为这一代人是被洗脑了，只能说如果西方今天依然不能客观了解中国，这一代人会更不屑西方，承认和西方有差距，会更专注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去缩短差距。
今后若干年，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会呈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气候，补上短板。
好什么好。就是基础价值观，怎么定义“人”的问题。是把人当成工具、自己可以往上爬的梯子、实现自己利益最大的韭菜，还是把人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个体。这跟你是不是出了国有多少知识，不完全相关，跟自己的人性有关。
自个儿本来就没啥特别清晰的观点的事儿，别人当然谁爱争谁争去。
对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已经非常清楚的事儿，如果还真觉得别人不同意自己或者反对自己是件好事，要么是真圣母，要么是太天真。
当然，大家说民主，说言论自由的时候，一般想的是前者。。。所以这么说当然可以理解。
喊空口号有啥用？
除非您是真圣母，啥事都甘落人后，否则具体到同一件事，常常既可以解释成是“把人当成工具、自己可以往上爬的梯子、实现自己利益最大的韭菜”，也可以解释成是公平平等竞争的结果。
恰恰是他们在了解了西方民主之后，明白什么是民主的本质。清晰了未来自己要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选择。而西方需要的是听话的追随者，像日本一样随时成全米国人的利益优先。中国人想要日子过好一点，就想奥八所说是世界的灾难，是米帝不允许的，他们殖民别人习惯了，这次没得手，非常不爽。
可怕的是西方依然高举民主遮羞布，以为屡用不爽，这些60-70后已有足够阅历，就笑笑而已，懒得理你，也就2000后比较气盛cnmd就出口了。
今天西方大吃一惊中国的发展，现在依然继续认为别人被洗脑，一个不能真正了解对手的人，很难再有胜算，看看版上月经贴躺在夹边沟不能自拔人有多少，就知道十年后世界格局了。
至少中国人明白共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子过好了，而西方是要全中国人做他们的韭菜。你说他们选哪个?
不用喊口号，川建国同志天天全世界喊 fake news，你自己都不信，却要中国韭菜相信你。
这样好过的？
突然有一天大旗猪圈里发出响亮一声:
Fake news!
所有猪都笑了，大旗猪圈里的也勉强笑了，不笑怎样？还能有什么可以炫耀呢？
认同或不认同，只要是猪，最终都是同一个结局。
躺在夹边沟不能自拔的人，费心了
没猪肉吃还能活，出门去趟mall被枪突突突，那是命都没了。
在中国出门会被坦克压：
所以你的两脚投票过了，自己母国的猪圈呆不下去，必须赖在民主的猪圈？
你翻墙过来的？要不你是被突突突了还魂回来？
再次证明大海同学对自个儿的评价非常到位。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8/07/28/angry-youth
就是几个翻墙的，整天幸灾乐祸，恨不得美华都被突突突了。
华人怎么还不公开IP。
他们的脚丫子比脑子和嘴都诚实多了。
你在哪个猪圈呢？呆在猪圈里的以为世上只有猪圈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