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The King of Hell’s Palace）的舞台剧，正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剧场（Hampstead Theatre）上演。舞台上，在哀伤的音乐声中，一张张躺椅上的人们，讨论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口号。这样的场景，不只是出现在剧场，更是24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省真实的血祸悲剧的一幕。
对高雅竹来说，艺术创作要反映社会的真实，不论这个真实社会是好是坏。她曾将《窦娥冤》改编成《六月飞霜》（Snow in Midsummer），还创作了关注中国农民工生活的《极乐世界》（The world of Extreme Happiness）。她说，《地狱宫殿的国王》是她计划10年完成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背后还有的是更深刻的人文关怀。
文章来源: RFA 于 2019-09-11 08:04:39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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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剧《地狱宫殿的国王》剧照（高雅竹提供/photo credit: Ellie Kurttz
二十四年前发生的中国河南艾滋村血祸的真实故事，最近被搬上英国伦敦的舞台。这出剧根据前中国医生王淑平当年揭发官员掩盖艾滋村黑幕的经历改编，但让中国政府看了很刺眼。在开演前夕，官方找上王淑平仍在中国的亲友，要阻止舞台剧上演。
名为《地狱宫殿的国王》（The King of Hell’s Palace）的舞台剧，正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剧场（Hampstead Theatre）上演。舞台上，在哀伤的音乐声中，一张张躺椅上的人们，讨论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口号。这样的场景，不只是出现在剧场，更是24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省真实的血祸悲剧的一幕。
河南血祸到底是怎么回事？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禁止外国血液制品进口，原因是为防范爱滋病传入。不过，中国发展自身血液制品医疗产业起步之初，却没有完善的卫生观念及严格抽验流程，不论官办的或非法私营的采血站，都将所有血液集中、分离血浆与红血球，再将混和所有献血者的红血球，回输给卖血者，好让献血者能迅速恢复，再次卖血。
这个故事，对于这部剧的编剧高雅竹（Frances Ya-Chu Cowhig）来说，并不陌生。
编剧高雅竹：受家庭的影响很大
高雅竹的父亲是已退休的前美国外交官，当年父亲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揭发河南官方掩盖真相，导致艾滋病蔓延的王淑平，而高雅竹想把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历，及王淑平的故事记录下来。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她的家庭背景，对创作有很大影响。
高雅竹说：“我除了是个外交官的孩子，我还是个混血儿，我的父亲是波士顿人，他是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裔，我的母亲来自台湾的乡村，我一直对探索世界感兴趣，尤其对不同的制度体系，会如何影响人们的交流互动感兴趣。”
现在听起来惊悚骇人的献血模式，却是当年河南省文楼村最火爆的血浆经济产业，卖一次血50块人民币的生意，是穷困潦倒的农民赚钱的捷径。但他们没想到，却因此让自己不幸感染艾滋，有的人因此赔上性命。上访维权的人，还因此被关进监狱。
对高雅竹来说，艺术创作要反映社会的真实，不论这个真实社会是好是坏。她曾将《窦娥冤》改编成《六月飞霜》（Snow in Midsummer），还创作了关注中国农民工生活的《极乐世界》（The world of Extreme Happiness）。她说，《地狱宫殿的国王》是她计划10年完成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三部，背后还有的是更深刻的人文关怀。
高雅竹说：“更大的一个主题，是要关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跨国劳工的议题，而这部剧也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这关乎中国政府及企业，是如何藉由人民的血、尤其是贫穷的中国人民的血液来赚钱。”
在国外上演中国故事，却不一定是北京乐见的事，对王淑平来说，当年被官方恐吓胁迫的经历，又再次上演。
王淑平的家人受到国安骚扰
根据王淑平给自由亚洲电台的声明，在这部剧上演前的8月22日，她在国内的亲友遭到中国国安部约谈，他们甚至试图联络已抵美国生活的王淑平的女儿。中国官方清楚告知王淑平的亲人，这部剧必须停演，因为这让中国政府及一些官员感到尴尬，名誉受损。
王淑平说，她不会因为恐吓而沉默。已是美国公民的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脆弱无助的人，她希望藉由这样的创作，能帮助仍在中国国内努力的医生，免受官方欺压。
而当年同样关注河南爱滋疫情人祸的中国维权人士万延海，现在也已定居美国。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以任何形式留下纪录，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鼓舞。
根据联合国辖下的爱滋病署（UNAIDS）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已知自身感染艾滋病的患者达八十六万人，其中，已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患者为七十二万人 。
中国官方始终强调，艾滋病的防治，已获控制，而当年的那场河南血祸，中国国内一些媒体也有讨论，但官员的问责纠错，却不曾搬上台面。
《地狱宫殿的国王》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希望留下纪录。而中国最出名的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也曾经为艾滋宝宝发声。让人们说出自己的故事，是希望过去的错误，不要重演。中国又何须害怕，剧场里的中国故事？
推荐你看一部小说，叫丁庄梦。里面详细描述了农民是怎么从抗拒献血到被追逐政绩和gdp的官员教育到comfortably的接受卖血这个concept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更重要的是因为有需求就有买卖，那时候有几个人有觉悟去无偿献血。就是现在，照样有很多人卖血，毕竟钱来得快，患者也有需求。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血贩子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工作
导言 知乎上有人提了这个问题，老六看到后想起了一些事，忍不住答了一下，以下是我的回答。 前几天路过医院的输血科，发现输血科的窗口下面蹲着一排人，抱头冲着墙根，像是支着翅膀的鸭子，有些滑稽。 因为之前见到过几次，所以这次也没有大惊小怪，毕竟六层楼也不是没见过世面。 新闻里「扫黄打非」的阵仗可比这个壮观了，想都不用想蹲在输血科门口肯定是跟「卖血」相关，正常的输血取血哪需要接受这番待遇，想必这些蹲着的人就是一群决定医院各种大型手术能否进行的「血贩子」。 血贩子 血贩子又称血头，游荡在医院病房及输血科之间，经常打着患者亲属的幌子来科室派发名片（甚至有时候患者会一起配合撒谎），名片内容主要以卖血为主，价格不等，依据需要血量及血型而定。 一旦有患者手术需要用血而无法提供时，血贩子的出现可以确保手术进行，同时患者及家属要付出不菲的买血费。 这笔买血费要比医院里用血的费用高出数十倍。（是的，在医院里用血是需要钱的，本身血是不要钱，需要收费的是血液检验、储存等环节产生的费用。）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血贩子的事情。 几乎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外科楼下嬉戏打闹，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是患者的家属，也不像是等待工作的护工，而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开着玩笑，其中以河南、东北口音居多。 夏天的时候他们甚至聚在一起斗地主、炸金花，往往在这群人中会有一位像是「猴王」的角色，也就是血贩子了，而那些年轻人就是卖血的主要力量。 他们与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早年间贫困地区的人民，为了果腹而走上卖血道路的模样不同，这些年轻人普遍以低收入人群为主，虽然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通过卖血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让他们有机会买他们想要的东西。 就拿手机来讲，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人都以拥有一款时下最新款的手机而自豪，他们可能卖一到两次血就可以拥有一款最新的iPhone，从而省下自己两三个月的工资。对于这样的机会，他们求之不得。当然更有甚者走上了卖器官的道路，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 但是，这是违法行为，根据《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卖血和接受卖血均属于违法行为。主要原因是涉及到利益之后，在血液源头和采集过程中就很难确保安全。 关于血的教训就是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我国河南等地区相继出现了「艾滋病村」，有很多家庭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那么，问题来了，血贩子为什么屡禁不止？ 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来讨论。 有需就有供 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对血液的需求量是很大的，通常一般的中等手术也需要2个单位的血液作保障才敢开台，要是赶上突发状况，那就是需要多少血，血库就得准备多少血了，所以血库的血一直紧张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如果碰上什么自然灾害、大型突发事件、国际会议等，都需要血库时刻保持应对一切时间的能力，以确保输血这一关键环节不掉链子。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 但是，很难。 原因是无偿献血的严格规定下，储存的血量根本不足以让血库游刃有余地调配。 血量不够，无论各地如何鼓励无偿献血及宣教无偿献血的益处，甚至承诺一人献血全家用血，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相比需要用的血仍然是远远不够。 这个时候血贩子就应运而生，这也算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 在正规医院卖血安全问题 目前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血贩子有组织地在正规三特或三甲医院进行卖血，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可以确保献血的安全性，可以有效地避免之前提到的那种情况。 同时出现的就是医院为了确保血源的安全性而加大了血源检验力度，这样一来，似乎就解决了之前提到了血源及采集血液的不安全性，反而引来更多前赴后继的卖血人。 老六对于写下这样的解释也没有能力做过多的评价，只是简单地把事实陈述出来，不知道这与之前的政策规定有没有冲突的地方。 值得提出的是，虽然有了安全保障，但是很多卖血的年轻人在短时间内卖了超过身体能承受范围的血量，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只是利益当前，他们会失去理性。 「血贩子」=「救世主」？ 凡是住院做手术的患者都需要明白的三件事情是： 1. 手术时间安排主要是由术者来决定。术者可以因为手术时机不对、术前准备不完善、手术风险巨大等因素取消手术。 2. 大多数手术是需要备血的。特定情况下可能需要同型等量互助献血，也就是需要家属去献出与患者用血血型匹配及血量相同的血液。 3. 术前没有充分的血液保障，只能取消手术。 摆在患者面前的就是，要么让家里人跑来备血，如果备血者查体不合格，就需要换另外一个人，直到把需要的量献够为止。 这导致很多情况下，患者及家属千里迢迢跑过来，因为血不合格手术不能做，无奈又回到当地，在时间及金钱上都作出了无谓的牺牲。 就算血合格了，备了血，那么术后病人的照顾和护理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对家属的身体也是巨大的挑战。 要么选择花钱把这件事情交给血贩子来处理，通常血贩子会保证在血完全备好之后才收取不菲的费用，而这笔费用可能对于很多患者来讲是雪上加霜，因为常年的就诊可能早已花光了积蓄。 所以，有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患者会跟医生谎称血贩子是自己的亲戚来配合演好这出卖血大戏。 完 在整个过程中医院所处的境地很尴尬，明明知道卖血是犯法的，但是在看到患者已经为手术做好了准备（肠道准备、术前标记准备、手术辅助准备），被折腾得够呛，就等着手术来救命了，结果被备血的事情难倒。 在家属及患者恨不得在医生面前下跪的情况下，医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医生有时候也会迫不得已跟患者点透有血贩子存在的这层窗户纸。 整体讨论下来，老六很难说清楚血贩子到底是雪中送炭还是趁火打劫。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小角色身上，老六看不出来那条醒目的分割好与坏的界线，暂且说这是一个灰色地带吧。 还记得夏天的时候，一群等待卖血的年轻人的打牌阵营里也有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年轻人混在其中，相互调侃相互点烟。也许他们只是一样希望在外面打拼一年可以到过年的时候光鲜亮丽地回到老家，让家里的老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艾滋村这个话题和政治有重合，但是不只是政治。放大哪一方面都不太客观。
这里政治的比重比较大。因为第一政府作为authority有为引导和endorse背锅的责任，譬如说卖血这个事，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抗拒觉得不好，所以在没有authority encouragement的情况下自发卖血肯定会少很多很多，但是如果authority大张旗鼓信誓旦旦告诉你这对身体无害绝对安全并且set up一个环境让人觉得卖血是好事，那么会卖血的人会多非常多。譬如说计划生育的时候国内各种有意无意的宣传让人觉得打胎根本不是个事，如果后来发现打胎会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即使大部分打胎的女孩子并不是被逼的，能说政府没有责任吗？所以政府在制定任何策略的时候都要特别特别谨慎，做官不只是有利益，更重要的是对大众保护的一个责任。第二，这场血祸当中政府监管不力，因为需要血浆经济带来的gdp对各种采血点卫生标准睁一眼闭一眼，并且没有认真的做出due delligence来完善立法监管，这个责任跑不了。第三，当灾祸发生之后采取压制发声者，不尽全力救助受害者，反而用各种手段掩盖过失，致使受害者无法得到更多援助在痛苦中自生自灭，ultimately就是实际上采用了让所有受害者无声无息死掉这种简直非人的方法来作为对这件事的处理。不觉得这件事上政府的责任有任何被放大的地方，相反，已经逃避掩盖避重就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