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了下原文已经没有了。是不是已经被和谐了？这么温和的文章都会被呵呵掉...土共一点稍微不一致的声音都听不得离自己疯掉自己呵呵掉也不远了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bz7px 发表于 8/9/2019 11:24:44 PM
写在前面：本文蒙供职于包括中央驻港机构、国家级新闻机构等在内的诸位挚友审阅、支持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仅代表个人观点。
近一个月来，香港局势向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相应地，国内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对于暴力的谴责已扩大化为对整个香港的质疑、批评和污名化，并形成空前强大的舆论场。本文作者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大陆人，试图籍此文发出一些客观、理性的声音，解析香港局势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辨析香港民意中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冀图消除误解、缓和局势、寻求破局之道。
本文分四部分：（1）修例风波的三个阶段；（2）香港因何而变？探究修例风波产生和扩大的深层次原因；（3）简析当下香港和内地的舆论场；（4）香港融入内地是大势所趋：给港人和内地人的几个建议。
一、修例风波的三个阶段
自香港6月9日周日的“百万”（组织方称）大游行以来，修例引发的风波已经持续了八周多。简单来看，这场风波（抗争的一方称之为“运动”）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国内社交媒体上经常提到甚至大力渲染的信息，本文因篇幅关系将略提，而将篇幅留给国内社交媒体较少或没有出现的一些事实和信息。
第一阶段：6月9日到16日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6月9日第一次反修例“百万”大游行，6月12日立法院二读当日的示威和冲突，和6月16日的第二次“两百万”（组织方宣称的人数）的黑衣大游行。这一周的局势变化非常迅速，也是我工作非常忙的一周，主要的消息来源是一位常驻香港的知名大陆经济学家创建的微信大群——该群本有不谈政治的群规，故大家也较自觉有节制。6月14日，驻英大使刘晓明接受BBC采访表示，中央从未指示香港政府修例，但表支持；群里开始有声音说政府可能让步——而仅仅几天前，从6月9日大游行后立法院二读依然如期举行所反映的政府意志来看，让步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6月12日究竟是示威者先使用暴力还是警方过度使用暴力，双方各执一词。
6月15日下午三点，特首召开记者会宣布修例工作全面暂停，并呼吁社会各界尽快恢复平静，避免再有执法人员和市民受到伤害。港澳办发言人随后表示，对港府的决定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感到振奋，以为社会应该会很快恢复平静。但我想得太简单了。就在当天晚上，有示威者在金钟自杀身亡。Matters创办人[Zhang Jieping]在《49天，香港反 送 中 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一文中写道：
35岁的[Marco Leung]，身穿象征民主诉求的黄衣外套，在金钟一个约10层楼高的停车场平台棚架边缘，站了整整五个小时。他身边挂着「redacted」的横额，上面写有「redacted」的诉求标语。在现场的警方、消防、立法会议员均劝告不果时，他跳下平台，不治身亡。
这是第一个在这场运动中，清晰表达政治诉求后自杀的人。其后，随着运动情势紧张，前后共有至少4位运动的参与者，在社交网络公布与运动诉求相关的遗书后自杀，另有1名参与者，在抗争归家后与家人发生意见争执，怀疑醉酒从高楼坠落身亡，难以判断是否自杀。
5名示威者离世，给运动蒙上厚重的阴影。它一方面激起悲观，另一方面激起愤怒。
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16日（周日）发生了据组织方称有两百万人参与的黑衣大游行。和6月9日的游行一样，这也是一次和平的游行。当晚八点多我和朋友在中环吃完饭出来，但见路上很多身穿黑衣的市民，应是参加完游行正自行散去的民众——他们三五成群，各走各路。虽曾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生活多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身穿黑衣、同时又如水一般如此自然地在街道上流淌、散去——后来我才知道，在进入持续期后，运动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李小龙的“Be water my friend”。行走在这满目黑色的中环，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第二阶段：6月16日到7月14日
在这一阶段，和平游行开始往暴力方向演进。由于政府已表态暂缓修例，这一阶段我基本没有关心事态发展。主要的标志性事件如下：
6月18日，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道歉。
6月21日，包围警察总部。
7月1日，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并进行破坏行动。此前，国内很少看到香港风波的消息，但从这件事情开始，瞒也瞒不住了，社交媒体上开始形成强大的反港舆论场。另一方面，香港民主派质疑警方在当天是否摆了“空城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的[Chow Po Chung]教授在7月2日凌晨写道：
警务处长在清晨四点的记者会上，对于记者两次提问，都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在昨天晚上九点，所有警力在坚守八小时后，会突然间全部撤出立法会，形成空城。
卢伟聪的回答似乎是说，示威者实在太厉害，厉害到我们招架不住，所以必须退避三舍，不惜拱手让出整个立法会让示威者占领。只是这种说法实在有点荒唐，而且也太过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剩下来的解释，似乎是警方有意这样做，然后像6月12日那次那样，将所有「暴动」责任推给示威者，同时赢得公众同情，并在十二点回过头来包围立法会，将示威者逮捕清场。
警方也许没料到的，是示威者竟会懂得自行散去，避过一场大家极度担心的流血冲突。
来自警方的解释：
卢伟聪否认说法，指警员守卫立法会大楼已近8小时，期间示威者一直用暴力的手段试图入侵立法会。到晚上9时有一系列事件发生，令警方需要撤退。他指当时有多达3万示威者聚集立法会外，而警方在室内能选择使用的武力非常有限。
他又指，有示威者「搞嗰个电箱」，立法会大楼有电灯熄灭，他担心电灯完全熄灭的话，示威者冲入大楼会出现人踩人的情况，亦怕警员及示威者纠缠有不好的事发生。
他又指有示威者施放烟雾，因不知烟雾是否有毒，警方别无选择之下要后退。
国内社交媒体没有或极少提到的是，这次运动体现出了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民意支持，甚至连暴力行为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默许——这是与香港历来秉持“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极为重要的差别，标志着民心发生了改变。第二，运动的手段呈现出去中心化、无名、“无大台”的特征和很强的自我学习和进化能力（甚至被比作AI）。具体可参见前面提到的《49天，香港反 送 中 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一文。
7月9日，林郑月娥再次召开记者会，宣布修例“寿终正寝”（the bill is dead）。
7月14日，沙田游行。这次警民对抗发生了警察被咬断手指的恶性事件，国内社交媒体将其视为代表着激进派示威者残暴面目的标志性事件。
第三阶段：7月21日至今
7月21日（周日）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正是这一天，我开始重新关注香港的局势。这两件事情，一是西环的激进示威者用油漆弹玷污国徽，这件事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大陆十四亿人民对香港人的敌视和愤怒。第二件事情是“元 朗 黑 夜”，即当地“乡 黑”在西铁元朗站对下车的市民发动无差别袭击，而警察在两小时后才到场。这件事情极大地激发了香港人对“警 黑 一 家”的恐慌和愤怒，也成为之后抗议和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的导火索。
两件性质极其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同一天，令人怀疑有幕后黑手蓄意搞乱香港。
7月26日机场集会，虽基本和平，但其中示威者围追一名老者的行为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批评。
7月28日的西环冲突（见《7.28亲历》）中有49人被捕（32男17女，年龄16~41岁，职业包括学生、教师、健身房东主、理发师、厨师、售货员、文员、福利工作员、电脑技术员、电器技工、飞机师、地盘工人等，还有一些无业人员），其中44人被控暴动罪，面临最长十年的监禁。44人中，有一位名叫陈 永 琪 的女护士。一篇题为《医疗界为什么频频发声，为什么这么愤怒？》的文章这样写道：
近两万医护人员向香港护士管理局发联署信，指陈当日在现场只是负责人道救援工作，却被起诉，形容「事于叙利亚战场上也不会发生」，谴责港府罔顾人道精神、缺乏人伦道德。
8月2号晚，在爱丁堡广场，一万三千多医护集会，主题是「抢救香港，不分你我，医护竭力，只为良知」。这是最和 理 非 的一班人，不同政见都能坚守岗位的人，真正专业的专业人士，都如此愤慨和卑微。
香港真的重病垂危，需要紧急抢救，日复一日的冲突让很多人看不到出路，医疗界从有理有据的声明，到戴头盔的抗议，再到有史以来最多医护人员的集体控诉，救救香港。
同样在8月2日（周五）晚7-9点，上万人（据组织方）参与了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的公务员集会。集会和平举行，有公务员称“我理解的忠诚是直谏”，公务员和市民一样享有公民及政治权利。在集会上发言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 永 平 称，来参加集会的公务员没有违反政治中立原则。
二、香港因何而变？
关于香港内部和与大陆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国内的分析普遍着重在经济方面。从经济层面入手是正确的，但仅有经济层面的分析也是远远不够的，无法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某些隐形或默认的边界不应该成为不能完整地看待和分析问题的借口。对于许可和禁忌的边界的设定恰恰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探究和努力。对于真理和真相的追求没有借口。
除了国内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分析外，我认为还应该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来看待。
从历史的角度，简而言之，香港，尤其是八十平方公里的港岛，是一个由英国几乎从零建立起来的城市。1841年1月英国首次登陆时，港岛上只有数千人居住在数个沿海的渔村里。这座岛上有形的道路、建筑，无形的制度、文化等，都是在那之后、由英国人和华人共同建立的。逃犯条例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6月12日示威者包围立法会的当晚，笔者有感于时事而写道：
一个“逃”字，深深刻在香港的基因里。有如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前往马萨诸塞的102名英国清教徒，将清教徒、受迫害、逃亡和反叛深深刻在美国的基因里。1883年，十七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第一次到香港，此后九年在这里形成了他的革命思想，此后四十年的革命生涯都与这里关系至为密切——这些历史记录在中西区的“孙中山史迹径”和半山的孙中山博物馆中。从最初的几千人，香港人口1945~50年从50万剧增到220万，1950~80年每十年增长100万，逐步演变成了后来我们更熟悉的这座城市。
港人的先辈不是逃犯，但他们确实是故园的逃离者。一个“逃”字，已足以触动港人关于先辈的记忆和最敏感的神经。近读香港大学阎小骏教授关于港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文章，以为切中肯綮。
两千年、五千年的风雨如磐所形塑的文化脉络，对于一个大国是根深蒂固的。一百五十六年的近现代史所雕琢出的这一方中西合璧，对于一座小城同样难以在短时间内割舍或再造。
河清海晏之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源流多一些了解、少一些盲从，对不同族群在其中的浮沉多几分体认、少几分傲慢，这些动荡和苦难才开始接近它们的意义。
伴随着九七回归的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对于香港的历史复杂性，中国领导层实际上有着更清楚的认识；但民间，特别是活跃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的主力——在中国崛起后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们，则普遍对于这种历史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最近常有人讨论颜色，如果一定要说颜色的话，香港和中国内地恐怕本来就是不同的颜色；其次，以当前中国内地国力之强盛、民心之统一，内地的“颜色”向香港靠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一对强弱日益悬殊的关系中，反倒是港人所担心的颜色改变看起来更有可能发生。
再从现实的角度谈一谈。首先，中国内地和香港已是一对强弱悬殊的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悬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包括中国的革命史、抗战史和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香港凭借其地理位置和独特地位扮演过特殊重要的作用；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资本、制度的示范力量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更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香港这段不短的辉煌历史中，港人很自然地建立起一种特有的骄傲和优越感。当香港相对于内地的经济优势不再明显，这种优越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失落。这种心态是很自然的，内地人对这种心态也有较为充分的体认。
港人心态的另一面——对中国内地的不信任和恐惧，则因其政治性质，是往往被过滤而内地人体认严重不足的。在这场运动中凝聚香港反对派的“最后一战”恐慌心态（即，非但一人一票的民主遥不可期，香港的自由、法治也即将沦陷），无疑有夸大和被煽动的成分，但内地人更需要去理解的，是为什么这种心态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同情和认同。我认为这是处于强势一方的义务，是一种道德要求。香港虽然已经在1997年回归，但人心的回归是需要争取的，而不能当成是理所当然、一定会发生的。
为什么部分港人对内地的这种不信任和恐惧在被“逃犯条例”这个导火索引爆后愈演愈烈呢？不少国内的论者很方便地归因于“外部势力干预”。我想外部力量参与肯定是有的，但这多大程度上是修例事件中特有的，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整件事情，则要打一个问号。香港从来都是一座国际性的、高度开放和高度自治的城市，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受到“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保护。秉持各种主张和理念的“外部力量”一直在香港合法存在，与香港本地社会的联系也从来都很密切，并不是从2019年、从修例事件才开始。修例事件中有特定的外部力量干预是合乎逻辑的推测（虽然权威人士从未公开过证据——应该是出于保密的关系），但一般网民口口相传、人云亦云、语焉不详的“外部势力”，其实一直合法地存在于这座城市，也是由香港作为一座高度开放、高度自治的国际性城市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这种开放性吸引到了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在此安营扎寨，同时也吸引到了与它们同根同源的NGO等其他机构。如果要驱逐后者，也就可能要冒着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风险。
所以，虽然有“外部势力干预”是合乎逻辑的推测，但我认为那些人云亦云、未经自己独立思考和求证的归因反映的是一种智识的懒惰。背后的主要矛盾，一边是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日益密切、强弱日益悬殊的关系，和中国本身近十年发生的深层次变化；另一面是香港对其所脱胎的西方制度和文明的认同和依恋、西方国家对香港的持续性的需要。这个夏天的香港其实只是不幸成为了文明冲突中一场迟早会到来的战役的主战场。
从2005年开始的几年中，我读得最多的一位美国作家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James Fallows（1949~ ）。Fallows少年得志，七十年代末担任卡特总统（是的，就是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卡特）的首席演讲撰稿人（Chief Speechwriter），是美国历史上担任此职的人当中年纪最轻的。Fallows曾在东京、吉隆坡等地有过长期的海外生活和报道经历，并曾于2006年和2011年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长期居住。他的妻子Deborah Fallows也是一位作家，两人是美国作家/记者群体中的一对贤伉俪，且对中国抱有特殊好感——Fallows不止一次在文章中表示他们夫妇很喜欢中国特有的那种生活（世俗）气息。而最令我钦佩的，是他那有穿透力的、不带偏见的洞察力和特别准确优美、概括和白描能力俱佳的文笔。这两种能力的结合使得他在观察和书写中国的美国作家中显得格外突出。他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Postcards from Tomorrow Square (2009)和China Airborne (2012)，对中国有大量客观、细致的介绍，是一位对于中国国际形象产生很大正面作用的美国主流作家。
就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作家，2016年底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文中难掩其失望和痛惜之情。这种态度的转变在西方主流精英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一年多、特朗普政府的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昭然天下之后，今年7月，来自美国大学、智库和政府机构的百位中国问题专家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及国会，要求调整对华战略、改善对华关系——公开信发表于华盛顿邮报，题为“China is not an enemy”。五位执笔人包括《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等。
三、当下香港和内地的舆论场
在评析围绕修例事件的香港和内地舆论场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赵鼎新教授今年6月发表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的《当前中国 最大的 潜 在 危 险》一文（见香港中文大学原文PDF链接或端传媒转载链接）。赵教授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获得昆虫学（1990）和社会学（1995）博士学位，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回国担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概而言之，这篇文章的主旨是：
一个正态的公共舆论空间分布在短短几年内就遭到大面积破坏，导致中间声音在社会上日趋衰弱，左倾声音冲高，以及激进的自由主义声音在社会上重新获得广泛同情并且重新被道德化。
很不幸，赵教授所言的“中间声音在社会上日趋衰弱”在围绕此次风波的舆论场中得到了非常鲜明和尖锐的体现。
国内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自媒体）上的情况在本文开头已经点到，特别是7月21日西环事件以来，在香港持续发生的暴力违法事件使得这股民族主义怒火呈愈演愈烈之势，所有人都能看到，在此不多提。
香港媒体的报道在国内很难看到，情况也更复杂，在此多费些笔墨介绍。受新闻自由原则保护的港媒呈现出比较完整的政治光谱，两个极端分别是非常亲中的大公文汇和非常反共的苹果日报，中间有老牌的财经类报纸信报（向来为财经界人士推重）、明报（金庸创办，更具人文情怀和文人特有的理想化特质），以及由明报前老板于品海创办、2016年推出的大众传媒“香港01”，2014年创办的“[Li Chang Xin Wen]”（The Stand News，亲泛民），80后无锡人、港大新闻系毕业的[Zhang Jieping]在2015年创办的“端[Chuan Mei]”（Initium Media），等等。
透过这些媒体，可以听到香港人真实的心声。你很可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兼听则明，至少你会有机会用自己的判断力去辨析其中合理和不合理的成分。在此举几个例子。
1. 前面提到的[Chow Po Chung]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在7月24日发表了《关于香港自 由 之 夏 的七点思考》一文。他在文章开头说道：
这场运动发展至今，我一直希望自己多观察、多理解、少判断，因为不懂不明白的实在太多，同时事态发展也在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认知框架。今晚因事离港十天，我决定将自己的一些很初步的疑惑和观察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一位地道的香港人、一位专业上有所建树的、亲泛民的政治学教授都表示“不懂不明白的实在太多”，说明这场运动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人的预期。
2. 7月25日端[Chuan Mei]的文章《大陆媒体 如何报道 香港反 修 例 运动？》：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消解掉意义感、砸 烂 光 环。就算信息传进来，也要国人相信这件事是假的，是没有道德和价值 光 环的。
3. 7月27日[Zhang Jieping]的文章《49天，香港反 送 中 运动如何来到临界点？》：
香港主流社会一向和平理性，以往对示威中使用武力（主要指警察丢水瓶、破坏公物一类的行为）的接受度极低，过去十数年的大型游行示威中，只要有人这样做，往往会被身边的同行者谴责。但这些年，随着港人对政府管治体系的信任和接受度逐渐降低，主流社会对抗争不同光谱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这一次运动中，许多人就算从不参与前线，也对激进抗争者心怀同情。
四、香港融入内地是大势所趋：给港人和内地人的几个建议
1. 给香港同胞
我这些年在学习、工作中结识不少香港人，但很少讨论政治议题。
我给港人的第一个建议是认清现实形势和历史的趋势。中国崛起和香港融入内地都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民主、自由这些理念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在几十年、上百年后中国的历史书中，今天香港的这场运动很有可能被赋予正面和进步的意义。但是进步性和时代也密切相关。这几十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崛起，特别是近十年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的言论环境一方面大幅收缩，另一方面有越来越强的声音拥护现体制或称“中国模式”，认为它不但适合中国国情，甚至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一种可输出的、可以与以自由民主为鲜明特征的西方模式分庭抗礼的模式。由于相对立的观点在过去数年中已被系统性消声，中国14亿国民中已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甚至服膺这种思想。这已成为一个难以撼动的现实。
今年三月，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刊载的文章《韬光养晦五十年：夹着尾巴的崛起》获得非常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文章对美国从1894年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这五十年中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确立全球霸权的主要脉络作了高度概括而又浓墨重彩的描述。这篇文章获得极大反响是因为它完美契合了中国新一代当下的心态：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于世界第一，未来五十年该确立怎样的目标、走一条怎样的道路？《韬光养晦五十年》所讲述的美国通过不断加强联邦政府权力而实现崛起的故事，非常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关于国家发展的意象。
很多香港人已经认识到这种转变、调整好心态并付诸行动，但也有很多有着“英伦遗老”思想的香港人不能或不愿接受这种转变。他们固执地对西方制度和文明抱有乡愁。这是今日香港矛盾和困局的根本。
第二个建议是不可夸大风险、煽动对立和仇恨。“最后一战”的说法，如果说起初还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话，在政府放弃修例、作出妥协之后已经完全是强词夺理了。内地人和香港人同为炎黄子孙，回归22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国家有意愿和能力保持香港的高度自治，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基础上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这种血脉相连的情义和善意，港人不应当怀疑。
2. 给内地同胞
我给内地人的建议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去理解香港目前对立民意中的合理成分，用尊重和耐心去争取人心在长期的回归。
首先，如本文第二部分“香港因何而变”中所分析的，在认识到可能存在的外部因素的同时，更要充分理解此次香港危机中的内因。要认识香港的历史和现状，充分了解这座城市位于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和冲突最前沿的独特性，按照一国两制的既定国策，尊重香港的传统及制度，尊重港人具有合理性的坚守。
其次，尽管此次危机中暴力和极端主义思潮的泛滥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但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香港这样一个保障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民众更有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判断，要被煽动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国内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只聚焦暴力违法行为的片面报道，而对游行集会中普遍存在的和平、理性甚至彰显人性光辉的行为和场面完全避而不提，这种被许多有理性的香港人称为“砸 烂 光 环”、“舆 论 污 染”和“污 名 化”的做法，实际上与闭目塞听、充满偏见的香港激进派的做法无异，起到了煽动陆港对立和仇恨的作用，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和担忧。
第三，要充分理解和认识香港的政治局面和港人的政治诉求。作为香港的内生力量，建制派和泛民主派长期以来处于相互制衡的态势，这种局面是有可能使香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泛民的政治诉求依然和多年前一样，是争取特首普选和立法会普选的“双普选”，而不是独立。按照香港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法治程度，普选并非是一个不可讨论的选项，事实上，几年前曾经有一个不够完美的普选方案摆在港人的面前，很可惜最后由于泛民的反对，没有能够在立法会通过。独立从来都只是极少数人的主张。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份民调显示，独立的支持度2015-17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其中支持度最高的年龄组别是25-39岁，而15-24岁组别的支持度降幅最大。时间在我们这边。
能够使香港人心最终实现回归的，是中华民族的血脉相连和优秀的文化传承。我愿以一千八百年前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诗篇为本文作结：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2019年8月7日 于香港
不作不死，物极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