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195楼大青椒的帖子请你回应下这贴里有网友亲人饿死是怎么回事? Hbymm 发表于 8/9/2019 6:52:59 PM
坐标安徽，老爸当年在合肥化校上学时到秋收时在校学生去近郊支农，帮农民收庄稼，亲眼见到路边全是饿死的人，一个村子都看不到活人，在合肥近郊。 ruby001 发表于 8/9/2019 8:06:56 PM
毛骨悚然。铲党造的什么孽啊，楼主为造孽的铲党洗白，还有人性吗？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9/2019 8:57:27 PM
统计结果很搞笑37%的人说家里有人饿死。假如饿死3000万是真的，那么大约<4.5%的家庭受到影响。现在高了8倍，按此比例饿死2.4亿人。只能说明，大多数投票家里有饿死的是撒谎。反共势力在华人上聚集了不少，占到总用户的30%以上是没有疑问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2:49:02 PM
3000万就是个ps出来的网红，是极其不真实的。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三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精确到个位数。这是官方权威部门的数字，其他均为胡说八道。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9:35:37 PM
好孩子，好好听铲党的话，铲党会厚待你的。你怎么还不赶紧会铲党国？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9/2019 9:48:13 PM
三年逃荒人口也很清楚，452万人。什么没介绍信不能坐车住店之类的鬼话也该歇歇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0:01:35 PM
既然你有官方权威数据了，搞什么调查。存心给党抹黑。赶紧回去吧，产党国需要你这样颠倒黑白的人才。海华不会信你的。 Hbymm 发表于 8/9/2019 10:07:11 PM
摸摸海华的底，70%还是好的。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0:11:36 PM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登记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有500多万人。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作者 杨松林,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6:44:16 PM
观音土了解一下 buydig 发表于 8/8/2019 9:50:07 PM
李锐在《反思大跃进》曾记载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李锐对此说法也是认可，我对此也认可。我们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实际上，钱本人也从未认为自己错，所以他写了文章后，毛泽东与他讨论过，钱显然是要说服毛泽东。 onlooker 发表于 8/9/2019 2:36:17 AM
这么做太黑了，也很让人不理解。中国古代一直到49年以前还有饥荒时候放粮施粥这些救灾行为呢。现在居然有人因为最近几十年能吃饱饭了对TG歌功颂德。 我想我是疯了 发表于 8/9/2019 9:56:14 AM
人口统计说名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人口有很多黑户，人口流动求生存是很正常现象一个地方变坏，大家就逃到别的地方看看四川2000年人口统计减少数百万，按你的理论大饥荒又来了。单看数字是搞不清楚死亡人数的，维基上说四川一个省57-60年就饿死1000万，到63年，就是2000万。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A%95%E6%B3%89人口减少数量要扣除人口流动数量才是死亡.而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时很多人迁往城镇，人口迁徙从高达6500万降低到2700万，可见流动人口在数千万这个数量级，这样计算出来的死亡人数误差就没有任何可信度。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0:59:58 AM
出去逃荒要饭，就算看看电视剧也有点sense好不好还坐车，住店？是不是五星级酒店再配几个保镖呢？有钱直接去下馆子不是更解饿？要饭都是走街串户，个人对个人。介绍信都是公对公。一点常识都没有。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46:21 PM
同问，大青椒，你哪里人？父辈是高官吧？你可能无法体会农民的苦，农民孩子的苦，我80年代中期上初中，住校，整个初中3年菜就是家里做的白菜，萝卜做的咸菜，是没油的咸菜，一个星期2次，一般星期3晚上回家带次菜，周末回家带次菜。那时候学校用井水发电，所以只能供电晚自习到21:30。在学校，不知热水为何物。我们不算边远农村，离市区8公里。城市过去算交通枢纽之一 xiaochi 发表于 8/9/2019 2:11:09 PM
怎么感觉钱是派回去的间谍，故意忽悠领导人？ hai2018 发表于 8/10/2019 12:21:53 PM
他是被迫写的。而且他写的是理论上最理想的能量合成状态下可以达到的状态。他儿子都没能上大学，他又能怎样呢 Hbymm 发表于 8/10/2019 2:07:36 PM
怎么感觉钱是派回去的间谍，故意忽悠领导人？ hai2018 发表于 8/10/2019 12:21:53 PM 他是被迫写的。而且他写的是理论上最理想的能量合成状态下可以达到的状态。他儿子都没能上大学，他又能怎样呢 Hbymm 发表于 8/10/2019 2:07:36 PM
他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主动献媚尤其是他也是有leverage的，中共并不愿意因为他不说话（假设他不愿献媚）而损失掉他那个级别的不可替代的专家。我想我是疯了 发表于 8/10/2019 2:20:49 PM
铲党最可恨的就是不给你保持沉默的权利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10/2019 2:41:43 PM
这我原则上同意。 但就钱学森这个个例而言，他的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权力。中共是有求于他的。 亩产万斤是钱一生的污点，虽然在我这儿也并不会否认他在他专业领域的杰出和贡献。 我想我是疯了 发表于 8/10/2019 2:52:46 PM
126楼
毛骨悚然。铲党造的什么孽啊，楼主为造孽的铲党洗白，还有人性吗？
3000万就是个ps出来的网红，是极其不真实的。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三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精确到个位数。
这是官方权威部门的数字，其他均为胡说八道。
如果是真的，你赔不?
关乎人命，你随便就可以否认，还有丁点人性吗?
好孩子，好好听铲党的话，铲党会厚待你的。你怎么还不赶紧会铲党国？
三年逃荒人口也很清楚，452万人。什么没介绍信不能坐车住店之类的鬼话也该歇歇了。
既然你有官方权威数据了，搞什么调查。存心给党抹黑。
赶紧回去吧，产党国需要你这样颠倒黑白的人才。海华不会信你的。
摸摸海华的底，70%还是好的。
30% 是不是你们维稳的对象? 你是仿信办翻墙出来革命的? 他们中有部分已经不是中国籍了，你们都不放过，叫你们畜生都侮辱畜生了。
所以剩下那1700万又是去了哪里？
什么权威官方统计数据？
中国权威官方多了去了，给出的数据都不同。民间学者和官方的各种数据我都贴在这儿，方便大家参考判断。（COPY Paste 网上的资料信息 ）
三年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包括活活饿死、因营养不良死亡、因食物中毒死亡、婴儿的非正常死亡、因逃荒被击毙、吃人和被吃、因饥荒而自杀等。由于中国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一直是个谜。海内外学者的研究以及不断被披露的中共内部文件均显示，大饥荒或致超过四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海内外学者研究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Ansley J.Coale)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1952-1982.）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国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
海外华裔学者、中国大陆当代史专家丁抒在1991年出版的《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一书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与死亡数据推算，中国大饥荒饿死了3,500万到4,0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以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被中共当局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金辉受到处分。
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经过多年的深入调查，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在香港首次出版，被认为是有关大饥荒最详实、最权威的记录之一。杨继绳书中依据严谨的事实和数据揭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墓碑》一书披露，1959、1960、1961这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造成大饥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祸。中共大跃进的浮夸风，导致全国各地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结果农民的口粮被硬挖硬挤。农民上交的粮食不够政府虚报的数目，政府就逼农民把自己的口粮、种子全搭上。农民一无所有，最终饥荒爆发。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著作《毛的大饥荒》。冯克根据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早在20多年前，时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当年根据赵紫阳指示，曾对“大跃进死亡”做过一次调查统计，得出的数字也为4,500万。
中共内部数据
中共1994年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廖盖隆在《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刊文《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文中承认，“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争鸣》杂志2005年11月报导，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解封后，合计全国饿死3,755.8万多人，具体数据如下：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2011年6月，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的文章《杨尚昆披露大饥荒死人数字》。文章披露，2009年12月27日，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在北京朋友聚会中发言称，毛泽东实践的那段共产主义，是人间地狱呀！饿死37,558,000人，杨尚昆记在一个专用本子上，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实际饿死人的数字肯定在四千万人以上。据杨尚昆讲，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资料，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
《中国统计年鉴》由中共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人口减少了1,348万。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中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资料图片）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从官方的统计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标红圈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资料图片）
中共国防大学学者丛进在《曲折的岁月》一书中的结论是：“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为6.59亿人，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大饥荒”一词是最近30年来由历史学者提出来的，它特指在中共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的一场前后延续了四五年之久的大量农民被饿死这一严重事件。全国各省都发生了饥荒——全国平民百姓都处于严重的饥饿状态。有一千多个县一百多万个生产队都饿死了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华大地变成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食的人间地狱。
其实准确说来，被饿死的农民大部分死在1959年11月底（秋收结束后一个多月）到1960年5月底（麦收之前）的半年之内，死人最多的是3、4、5三个月，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有一位四川作家回忆大饥荒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麦苗青菜花黄》，就是指在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按照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的数字，那么在这半年之内平均每天饿死农民16万多，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它比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都要残酷，数千万农民惨死在不带血的屠刀之下。
从全国各地看，按百分比饿死人最多的是安徽省，占总人口18.37%。对于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直到1979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安徽省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是300多万；而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多次撰文说，大饥荒饿死者在400万人以上；安徽省原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说，三年饿死了500万人。文革中下放到安徽好几年的中共组织部长安子文回京后也说有500万人。
安徽凤阳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80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1/4左右。”即有近10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其中有一个公社，每三个人中就死了两个。饿死了1/4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璧、涡阳等县。
安徽作家张万舒曾经这样记述：“I960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田园荒芜，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据定远、凤阳、嘉山3个县1961年的统计，共少了40多万人。凤阳县小岗村，全村34户，175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10户，39人。”
1960年1－10月，河北张家口下属的宣化市非正常死亡4638人，平均每月饿死460多人。这时省委提出“吃四两”的政策（在这以前宣化吃五两）。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曾在省委常委会上提意见不被采纳，他只好含着眼泪执行“吃四两”的政策，结果，12月就饿死了1059人，1961年1月，饿死1891人。1961年1月，胡开明给正在北京开会的省长刘子厚写信说：张家口市的疾病死亡相当严重。全市去年共死亡58877人，死亡率为1.89％（1958年为1.31％，1959年为1.64％）。最突出的是蔚县，去年共死亡182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6％。全市现有病人86236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8％。现在吃代食品的食堂占95％，许多社员吃了拉不下来。
根据官方资料《中国人口·山东分册》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万人，少出生225.66万人。薄一波告诉山东省委书记赵健民山东饿死了300万人。
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山东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只有5200万，从1954年到1957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100万，以1957年为基数，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一家生小孩的。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1960年12月省委扩大会议上说：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15份电报，其中13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推算，1959、1960和1961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4273.89万、4267.59万和4244.52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4.55‰、18.41‰和13.35‰，而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0.26‰。以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18.33万、37.78万和13.12万，合计则为69.23万。此外，三年少生人口202.89万人。二者相加，大饥荒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272.12万人。
依据《中国人口·江苏分册》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3.79万，少出生人口192.06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255.85万人。
综合上述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70万人，少出生约200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270万人。
从《中国人口·河北分册》中提供的官方数据得出，在大饥荒期间河北省饿死41万多人，少出生166万多人。二者相加即总人口减少207万人。
从1960年初开始，广西柳州地区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
1958年9月，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曾一手导演炮制了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特号新闻，上了《人民日报》。到了1960年，贺亦然书记又创下了柳州地区饿死人16万的全广西第一。
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1958年至62年5年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940.2万人，占总人口13.07%，每9个人就死了一个。
在大饥荒期间，1960年初，四川省委就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四川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是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500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1958－1962年出生人口不下500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
饥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力。1960年劳动力只剩1790万人，比1957年的2173万人减少了384万人；1960年耕畜比1957年减少了237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900万亩。盐碱地由1500万亩增加到2000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1949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160亿斤。
城市里的食物分配成为大的问题。“上面”定出了政策，级别高的教师，可以享受每月特别供应黄豆若干等等。在广东，1961年10月，中共中南局领导人陶铸指示制定一个副教授以上级别的2000人名单，每月补助食油一斤，粮食10斤；从2000人中再选出200人，与厅局级干部同等待遇。那时候“知识分子”似乎又得到了“尊重”。他们没有抱怨这种“尊重”。也许饥饿使人不再去想，为什么吃一点黄豆或者一斤油也要成为一种特别的恩赐。饥饿以及对于食品的这种控制，造成了对人的越来越严密的控制，也进一步窒息了学术思想的敏锐和活动性。
城里人靠食物定量苟延残喘，也有不少人饿死。当时在北京的波兰学生罗文斯基描述说：“生活的图景仿佛是慢动作，三轮车夫每踏一脚都用尽全力，骑自行车的人好像怎么也蹬不动，路人眼里透着无神无助。”城里人的肉食定量1957年一人一年还有5.1公斤，到1960年降到只有1.5公斤。政府要人们吃“代食品”，其中一种是像鱼籽似的含有蛋白质的小球藻，养在人尿中，吃起来非常恶心。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种“食物”后，全国城市居民的蛋白质来源就指望它了。
统计数字显示，1960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1534.8。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1300到1700。
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真实的死亡人数很难准确计算，因为当时在死亡数字上弄虚作假是普遍现象。那时候，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本地区死人的情况。有一天，下属向他请示“饿死人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少报一点？”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报吿，结果不但受到上边的表扬，而且死了的人那份口粮还可以继续领。这叫“吃空额”。而张家口，死一个报一个，报一个死亡，减一份口粮；报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评。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61年随刘少奇去湖南省作调查，她发现，基层党组织把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因而各省上报国家统计局的死亡数字已经是缩了水的，其实连中共高层对死亡数字也不甚清楚。在大饥荒的1961年初，刘少奇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在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他在大组会上责问安徽省委“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吿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就是不说老实话。”
数字一旦和利益相联系，和官员的政绩联系，就不可能真实。大跃进时，粮食放卫星是政绩，大家都放卫星；死亡人口少也是政绩，大家都少报。在大饥荒年代，毛泽东下去跑一圈之所以感觉良好，是因为所到之处的省委书记都在他面前讲假话。但是，省委书记们在中央管控经济的部门却讲真话。比如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从现今档案馆里保存的，李井泉给李先念的要求减少征购指标的信可知，他在毛泽东那里大包大揽，说没事，我们这里有粮食；但是转过脸，他跟主抓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跟粮食部长陈国栋却讨价还价，竭力让上面少征购一点。他如果在李先念那里少交了些粮食，手头宽松，回过头他跟毛泽东说假话就能胆子更大、底气更足。
1961年底，陈国栋和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以及统计部长贾启允三个人搞个调查。他们让各省填一个表，到底饿死多少人，结果是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制版印刷的模板都销毁了。
许多中国和国际的民间学者、专家，都对这场人类历史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出现过多种版本的死亡数据。
首次提及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是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书上说，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以1050种地方志中关于人口的统计数字为基础，认为21个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45.8万人。
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查阅了各地档案、史志等大量史料。经历10年时间，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他认为，“1959年至1961年全国共饿死3600万人”，有文字记录的人吃人的事件数千起。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一书中表述，1959年至1962年全国饿死3755万人。
刘源、何家栋在《你所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的一片混乱，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
李志绥著《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3500万至5000万人。”
署名“京夫子”的《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一书记载：“1959年至1961年全国饿死7000万人。”
写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的冯客教授，查阅了10个省、几十个县的1000多份档案盒国内外有关资料，采访了100人，估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500万人，其中有250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干部、民兵打死和折磨死的。
1993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刊登了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分析的结果，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人。
1995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1958到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83%。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1.03%（1957：1.08%，1962：1%，1963：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3767万。
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出版的《饿鬼》这本书里说，中国当时“至少有3000万人饥饿致死”。
1997年，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他写道：“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
民间这些学者、人士的调查统计和推算、估算这些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之后，2005年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档案有限制的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厅局级或以上干部接触这些档案，并规定解封档案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
2009年起，该项数据在网上传开。这是官方内部正式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资料：
1959年17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522万人，城市：95.8万
1960年28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155万人，城市：272万
1961年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1327万人，城市：211.7万人
1962年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751.8万人，城市：107.8万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合计3755.8万,其中城市601.8万
全国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
的县有12个。人口下降10%至12.5%的省有7个：河北、河南、山西、甘肃、贵州、安徽、青海。
4年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959年：-2.4% ；1960年：-4.7% ；1961年：-5.2% ；1962年：-3.8%
2009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著的四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出版。该书指出，1950年代中期大陆人口每年增长数都在千万以上。1960年的人口不仅没有增长，还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减少了340余万人。两年的数字相加，不仅少增加2560万人，还减少1300万人。所以得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860万人的结论。
1964年夏，公安部成立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副主任，主持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具体负责是公安部三局五处（人口统计处）。确定以1964年7月1日凌晨零时为截止计算统计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各地公安机关报来了人口数据。之后，人口普查办公室又从除西藏、新疆、内蒙古三地外，其余26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厅局，抽调人员到公安部，对各地报来的人口数据进行核查；并用1959年至1962年4年每年人口减少数，减去1957年、1958年和1963年这三年正常死亡人口比例，即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数。公安部与各地赴京人员对这些数据反复计算、推算、核查，得出令所有参与人员无比惊骇的数字：当时全国人口为7.3亿，1959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9600万。1964年9月初，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人，专门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杨对按比例推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数据做了肯定。这些统计数据材料，全部存入公安部档案馆。这一令人震惊的数字官方至今不敢公布。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虽然书中不得不承认：“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万人”，但还是在向全国人民欺骗说谎。
怎么感觉钱是派回去的间谍，故意忽悠领导人？
至少也给逃荒。。。
那会不让随意流动吧……
但是当时有人拿枪拦着不让出去逃荒啊……就这点tg真是没法洗。
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读书也是带咸菜煎饼。。。。
－－作者：李世华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007
引蛇出洞啊
以后海华去中国，逢三抓一，党才放心啊！
他是被迫写的。而且他写的是理论上最理想的能量合成状态下可以达到的状态。
他儿子都没能上大学，他又能怎样呢
他可以保持沉默，而不是主动献媚
尤其是他也是有leverage的，中共并不愿意因为他不说话（假设他不愿献媚）而损失掉他那个级别的不可替代的专家。
上大学？那个年代多少人有机会又有几个大学正常营业
工农兵大学
铲党最可恨的就是不给你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我原则上同意。
但就钱学森这个个例而言，他的确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权力。中共是有求于他的。
亩产万斤是钱一生的污点，虽然在我这儿也并不会否认他在他专业领域的杰出和贡献。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写的，行文有很多政治改造后的词句，在红色恐怖下，人人自危，性格不够强硬反叛的坚持不住。党有求于他，世代书香的他也没能力让儿子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