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可以养兔子，人可以吃兔子。兔子最能生。所以，饿死人主要原因是没在全国推广养兔子。 大青椒 发表于 8/8/2019 10:08:00 PM
江苏就是没粮也有鱼吃，饿死难以置信。病死才合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9:23:29 AM
这么做太黑了，也很让人不理解。中国古代一直到49年以前还有饥荒时候放粮施粥这些救灾行为呢。现在居然有人因为最近几十年能吃饱饭了对TG歌功颂德。 我想我是疯了 发表于 8/9/2019 9:56:14 AM
根据每年人口统计，假定这三年死亡人数应该和以前各年相同，总的饿死死亡人数应该是1500万左右。中国统计部门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数据 (单位：万)[148] 年份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4年2245779 1955年19787451954—1956年619922301956年19767061955—1957年612121391957年21676881956—1958年604821751958年19057811957—1959年571924391959年16479701958—1960年494134441960年138916931959—1961年422436021961年11889391960—1962年503732981962年24606661961—1963年660222891963年29546841962—1964年814321521964年2729802 麻辣肚丝 发表于 8/8/2019 10:18:38 PM
河南省的信阳地区 和 江南的气候 是一样的. 算是鱼米之乡了.但是当年 是中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刘晓庆 发表于 8/9/2019 10:08:10 AM
人口统计说名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人口有很多黑户，人口流动求生存是很正常现象一个地方变坏，大家就逃到别的地方看看四川2000年人口统计减少数百万，按你的理论大饥荒又来了。单看数字是搞不清楚死亡人数的，维基上说四川一个省57-60年就饿死1000万，到63年，就是2000万。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A%95%E6%B3%89人口减少数量要扣除人口流动数量才是死亡.而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时很多人迁往城镇，人口迁徙从高达6500万降低到2700万，可见流动人口在数千万这个数量级，这样计算出来的死亡人数误差就没有任何可信度。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0:59:58 AM
你白痴也好意思洗地? 户口把人固定死死的，谁让你流动了?80年代离开本市出差还需要公安局开证明才能买到车票和住宿。 Hbymm 发表于 8/9/2019 11:36:05 AM
三千万大多数都是农民，有几个农民家庭可以有后代来美国啊？还都跑来泡华人？ 发掘真相要用脑子的。 artdong 发表于 8/8/2019 10:17:10 PM
统计结果很搞笑37%的人说家里有人饿死。假如饿死3000万是真的，那么大约<4.5%的家庭受到影响。现在高了8倍，按此比例饿死2.4亿人。只能说明，大多数投票家里有饿死的是撒谎。反共势力在华人上聚集了不少，占到总用户的30%以上是没有疑问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2:49:02 PM
如果算三代人，算父母两边，那么每个投票人所考虑的亲戚数量约为20-40人。随着人们的通婚，再过100年，每一家都会有先人在那三年饿死。这个逻辑，廊五的智商可能无法理解。 678 发表于 8/9/2019 1:20:20 PM
统计结果很搞笑37%的人说家里有人饿死。假如饿死3000万是真的，那么大约<4.5%的家庭受到影响。现在高了8倍，按此比例饿死2.4亿人。只能说明，大多数投票家里有饿死的是撒谎。反共势力在华人上聚集了不少，占到总用户的30%以上是没有疑问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2:49:02 PM 如果算三代人，算父母两边，那么每个投票人所考虑的亲戚数量约为20-40人。随着人们的通婚，再过100年，每一家都会有先人在那三年饿死。这个逻辑，廊五的智商可能无法理解。 678 发表于 8/9/2019 1:20:20 PM
我是河南人 当年大饥荒的时候 听老人说 有人把死人的尸体 吃了 眼睛都是红的 河南农民饿死的不少 但边上就是粮仓 老百姓不敢去抢钱就活活饿死了 很可怜 walkingclounds 发表于 8/9/2019 1:37:26 PM
出去逃荒要饭，就算看看电视剧也有点sense好不好还坐车，住店？是不是五星级酒店再配几个保镖呢？有钱直接去下馆子不是更解饿？要饭都是走街串户，个人对个人。介绍信都是公对公。一点常识都没有。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1:46:21 PM
楼上说了守着粮仓的村干部家里人都饿死好几个。出去要饭，有民兵把守道路不给去。如果某地出现一个外地人，那肯定要处置的。全国都挨饿，没讨到饭就倒地了。只能说d造的孽，粉红们无法想象得出来。 Hbymm 发表于 8/9/2019 1:54:03 PM
回复 20楼大青椒的帖子大青椒，你是哪里人？ uglybetty2007 发表于 8/9/2019 1:55:55 PM
看跟贴，基本说的都是直系亲属。这个取样本来就有问题，有家人饿死的更关心这个话题，进来投票的更多。 大风车 发表于 8/9/2019 1:37:23 PM
调查只能调查旁系亲属啊。直系的... 好比说你爸爸10岁饿死了，然后你来这里投票？ 678 发表于 8/9/2019 2:12:56 PM
这是记者赵安平的亲身经历：大队给介绍信要饭，主要是为了让要饭的人觉得不丢人，公家同意的。６、７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要饭的来家里讨吃。我感到孩子的天性都是善良的，都是乐于助人的。遇到这样的花子，我和表哥抢着给对方拿窝头。感到很快乐。一天下午，就我和表哥在家。又来了一个中年妇女，穿得挺干净的，说是来找点吃的。正说着呢，舅舅回来了。他一看一个陌生人说是来要饭的，很冷静地问对方：有介绍信吗？中年妇女马上说有。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个折住的信封，小心翼翼的从里面拽出一长纸。我那时不识字，只能看到有个大红公章。舅舅看完介绍信，才让我给了女花子两个窝头，又捞了２块咸菜，女花子千恩万谢地走了。我问舅舅：什么叫介绍信？舅舅说，也叫证明信，就是他们大队开的证明，同意她出来要饭的。拿着这样的证明信出来要饭不丢人，是公家同意的。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0-10748.html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2:16:36 PM
很明显的廊坊人 678 发表于 8/9/2019 2:13:32 PM
我家没死人。不过还有那些整村整家死绝户了的没法来参加楼主的投票，建议楼主明天去下面问问让他们也投一下。这样更精确哦 Poplife 发表于 8/9/2019 2:11:55 PM
当年陈胜吴广起义，史记这么说：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可怜了三千万条生命，怎么就不能学习陈胜吴广呢。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9/2019 1:47:10 PM
回复 1楼大青椒的帖子基本都潜水。为你这问题回一贴。饿死的只有真正农村的，在我家那儿，但凡有工作的，都有饱饭吃。我家我爸是木匠，那时正好给乡政府干活，所以有饭吃，还省下他的口粮给我妈和我姐。所以我家还能靠稀稀饭活下来。我爷爷就没那么幸运了，基本算饿死了吧，饿病了，年纪大就扛不住了。其他家完完全全农民的，吃米糠，吃水里的漂（一种细细池塘里的植物）。开始大锅饭的时候随便吃，吃了半年就把口粮吃完了。后面几个月就分口粮了，好像一个人3斤米/月（记忆中是这样，具体还要像我老娘考证）。我小时侯，经常听说那时有人一下吃撑死了（因为一直饿，突然机缘巧合有机会可以吃顿饱的） xiaochi 发表于 8/9/2019 8:07:30 AM [/url]
这个记者现在有65岁以上了? 目测他50出头，他六七岁是70年代中了。你这是穿越。 大风车 发表于 8/9/2019 2:29:41 PM
"但凡有工作的，都有饱饭吃" 当时挨饿是普遍情况，你说的情况比较少见 hcrab 发表于 8/9/2019 2:52:39 PM
北美华人基本上是国内三代以内家庭条件不错的吧，能反映广大底层百姓的情况吗？ chore 发表于 8/8/2019 9:52:00 PM
难道不能放个年轻点的照片？你没有3岁的照片，难道你永远3岁？你这个推理，回家带孩子就好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9/2019 3:00:40 PM
李锐在《反思大跃进》曾记载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李锐对此说法也是认可，我对此也认可。我们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实际上，钱本人也从未认为自己错，所以他写了文章后，毛泽东与他讨论过，钱显然是要说服毛泽东。 onlooker 发表于 8/9/2019 2:36:17 AM
家里有祖籍河南的 当年老人上大学年纪暑假回家路边都很多死人！老人亲述绝对不夸张--发自Huaren官方APP aeo60189 发表于 8/8/2019 9:40:32 PM
回复20楼大青椒的帖子你这回复真没法看，河南不知道，安徽听老人说是当官的虚报产量，然后粮食因为虚报产量都上交了，老百姓就饿死了……我们老家以前听奶奶说没饿死的，因为山清水秀怎么都饿不死人，我姥姥姥爷因为工资不够养活孩子，最后回乡种地了，不过他们10个孩子没一个饿死。我奶奶生了8个孩子，没一个饿死。所以，我的结论是地方官黑不黑是关键！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miaoerl 发表于 8/9/2019 12:36:11 AM
钱学森还做过这种事？毁三观 Elizabeth2012 发表于 8/9/2019 3:44:09 PM
如果读过钱的原文，就会发现其实他还是尽量客观的写的，他描述的只是他设想的理想状态，而且明确说了各种条件还没有达到。也许是老毛文科生读不懂这里的区别，也许老毛只是想替自己开脱，也或者是有人想替老毛开脱。大跃进的本质是一场强行工业化，压榨出农业最后一点利润去补贴工业，所以问题不是亩产万斤，而是压榨农业利润补贴工业，亩产万斤的宣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驫龘麤靐 发表于 8/9/2019 4:03:32 PM
我家北方的，没死人，但是听我妈说那时候经常吃糠……结果是排便根本排不出来。她认识一家人有个小孩子，饿🉐️太厉害了，不巧有人从国外带了几包饼干，小孩儿吃完当晚给撑死了。我公公他们南方的据说也过得很惨，他没有具体说，但是每当扔剩饭剩菜都要大吵一架 KQuar 发表于 8/9/2019 4:13:12 PM
我家北方的，没死人，但是听我妈说那时候经常吃糠……结果是排便根本排不出来。她认识一家人有个小孩子，饿🉐️太厉害了，不巧有人从国外带了几包饼干，小孩儿吃完当晚给撑死了。我公公他们南方的据说也过得很惨，他没有具体说，但是每当扔剩饭剩菜都要大吵一架 KQuar 发表于 8/9/2019 4:13:12 PM 悲哀啊。早就听说这种情况，果然是真的。粉红赶紧来看看，这里果然有人吃到撑死了，感谢铲党大救星。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9/2019 4:22:17 PM
记得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面有一篇朱德自己种地的文章，说是不相信亩产万斤，自己种看能收多少粮食，估计这篇在现在的中学课本里已经没有了 buydig 发表于 8/9/2019 4:06:57 PM
悲哀啊。早就听说这种情况，果然是真的。粉红赶紧来看看，这里果然有人吃到撑死了，感谢铲党大救星。 大海的方向 发表于 8/9/2019 4:22:17 PM
60年的事基本上自己家的比较清楚，看看有多大比例说饿死的，真相也就清楚了。 大青椒 发表于 8/8/2019 9:16:31 PM
河南产粮? 河南就不是鱼米之乡, 49 年以前都是, 只要是饥荒年河南的出来讨饭的最多。 mannbo 发表于 8/9/2019 8:56:33 AM
河里能抓到几条鱼? 偶尔打牙祭都不够。再说鱼是生产队的，不许抓。
能出国的，那大概率不是最差的。所以比例肯定比劳苦大众略低。我两边爷爷辈都是大学毕业，城市的，也不可能饿死，买农民偷养的高价鸡蛋 但是就这样我妈说吃的也不富裕，虽然没有挨饿但是也快了大城市尚且如此，把农村就别提了吧
饥荒是因为为了拍上级马屁谎报产量放卫星
歌功颂德也是拍上级马屁， 都是一样的马屁
别忘了同时段tg忙着用粮食在联合国买票呢
人口统计说名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人口有很多黑户，人口流动求生存是很正常现象
一个地方变坏，大家就逃到别的地方
看看四川2000年人口统计减少数百万，按你的理论大饥荒又来了。
单看数字是搞不清楚死亡人数的，维基上说四川一个省57-60年就饿死1000万，到63年，就是2000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4%BA%95%E6%B3%89
人口减少数量要扣除人口流动数量才是死亡.
而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那时很多人迁往城镇，人口迁徙从高达6500万降低到2700万，可见流动人口在数千万这个数量级，这样计算出来的死亡人数误差就没有任何可信度。
楊繼繩（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縣人，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教授、曾任《炎黃春秋》雜誌副社長，現居北京，已婚並有一子一女。
大家看看他的调查报告
http://library.hnjhj.com/book/gravestone.pdf
信阳人站出来说一句：爸妈都是农村长大的，爷爷因为在供销社工作，奶奶娘家比较有钱。所以生的六个儿子都存活了。姥姥家就我妈一个，也活下来了。至于有没有死掉的孩子，他们没告诉过我，估计没有。
但是听奶奶说，当时老家人易子而食，孩子死了，爸妈就互相交换吃掉。
还有他们村的大概是村长什么人，锁着一个粮仓不敢开，家里人全都饿死了。
我爷爷曾经是国民党，奶奶娘家至少算富农，文革期间一点事都没有。
你白痴也好意思洗地? 户口把人固定死死的，谁让你流动了?80年代离开本市出差还需要公安局开证明才能买到车票和住宿。
首先你得保证统计结果的正确性，你能吗
铲党妈应该是给粉红格外开恩了，他们从来都来去自由没限制，所以这个问题从来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LOL
就是，在60年代谈人口流动性是在搞笑啊。
古代的帝王比铲党更在乎韭菜的命。所以粉红们骄傲感恩，铲党妈最威武
营养不足/身体虚弱，老年人来个小毛病就各种并发症死掉的算不算？
营养不足，小孩子体弱，没养大的算不算？
赞理性分析！
我家在一个二三线小城市，家里没有饿死人，但是父亲一家5口全部饿得患上水肿病。
史料记载，饿死的基本都是农业人口。当年是计划经济年代，城市人口每月按人头有定量口粮供应的，只是量减了。城市人口饿晕的有，但饿死的比较少见
37%的人说家里有人饿死。
假如饿死3000万是真的，那么大约<4.5%的家庭受到影响。
现在高了8倍，按此比例饿死2.4亿人。只能说明，大多数投票家里有饿死的是撒谎。
反共势力在华人上聚集了不少，占到总用户的30%以上是没有疑问了。
你分析很搞笑，你是传说中的“高级黑低级红”吗？你的统计是在疯人院学的吗？
如果算三代人，算父母两边，那么每个投票人所考虑的亲戚数量约为20-40人。随着人们的通婚，再过100年，每一家都会有先人在那三年饿死。这个逻辑，廊五的智商可能无法理解。
37%投票的人，不代表37%的中国人。
别费心了。你这颠倒黑白的能耐也就在当年能让你往上爬得快，现在tg像点样儿的官听了都得笑得扶墙。
最惨的情况是有人吃玉米杆磨粉还有吃红薯叶
看跟贴，基本说的都是直系亲属。这个取样本来就有问题，有家人饿死的更关心这个话题，进来投票的更多。
赞一个。俺第一想到的也是这个。
出去逃荒要饭，就算看看电视剧也有点sense好不好还坐车，住店？是不是五星级酒店再配几个保镖呢？
有钱直接去下馆子不是更解饿？
要饭都是走街串户，个人对个人。
介绍信都是公对公。
一点常识都没有。
当年陈胜吴广起义，史记这么说：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可怜了三千万条生命，怎么就不能学习陈胜吴广呢。
楼上说了守着粮仓的村干部家里人都饿死好几个。出去要饭，有民兵把守道路不给去。如果某地出现一个外地人，那肯定要处置的。全国都挨饿，没讨到饭就倒地了。
只能说d造的孽，粉红们无法想象得出来。
大青椒，你是哪里人？
华人前一阵子那个月亮的暗面的帖子里，我记得有一人说了家里的姻亲是某军区高层，得到河南饥荒消息后，派自己的几个下属军人去河南接自己的老丈人，结果路全封了，没人进得去，所以没接到人。等到后来通路了，老丈人一家全死了。
军人都没办法自由进出，何况普通老百姓。
同问，大青椒，你哪里人？父辈是高官吧？你可能无法体会农民的苦，农民孩子的苦，我80年代中期上初中，住校，整个初中3年菜就是家里做的白菜，萝卜做的咸菜，是没油的咸菜，一个星期2次，一般星期3晚上回家带次菜，周末回家带次菜。
那时候学校用井水发电，所以只能供电晚自习到21:30。在学校，不知热水为何物。
我们不算边远农村，离市区8公里。城市过去算交通枢纽之一
不过还有那些整村整家死绝户了的没法来参加楼主的投票，建议楼主明天去下面问问让他们也投一下。这样更精确哦
调查只能调查旁系亲属啊。直系的... 好比说你爸爸10岁饿死了，然后你来这里投票？
很明显的廊坊人
这是记者赵安平的亲身经历：大队给介绍信要饭，主要是为了让要饭的人觉得不丢人，公家同意的。
６、７岁的时候，经常能遇到要饭的来家里讨吃。我感到孩子的天性都是善良的，都是乐于助人的。遇到这样的花子，我和表哥抢着给对方拿窝头。感到很快乐。
一天下午，就我和表哥在家。又来了一个中年妇女，穿得挺干净的，说是来找点吃的。正说着呢，舅舅回来了。他一看一个陌生人说是来要饭的，很冷静地问对方：有介绍信吗？中年妇女马上说有。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个折住的信封，小心翼翼的从里面拽出一长纸。我那时不识字，只能看到有个大红公章。
舅舅看完介绍信，才让我给了女花子两个窝头，又捞了２块咸菜，女花子千恩万谢地走了。我问舅舅：什么叫介绍信？舅舅说，也叫证明信，就是他们大队开的证明，同意她出来要饭的。拿着这样的证明信出来要饭不丢人，是公家同意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310-10748.html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算直系亲属
这个记者现在有65岁以上了? 目测他50出头，他六七岁是70年代中了。你这是穿越。
而且是在廊坊第三女监的，是为了减刑和领五毛才跑来带歪节奏的。
我家也没饿死人。
楼主这帖类似于"今天开会谁没来？没来的请举手！”
LOL，因为没枪
"但凡有工作的，都有饱饭吃"
当时挨饿是普遍情况，你说的情况比较少见
难道不能放个年轻点的照片？你没有3岁的照片，难道你永远3岁？你这个推理，回家带孩子就好了。
党国自己都承认的事，怎么老有试图洗地的
你给出的文章没写是大饥荒年代? 你给出证明吧。你这个帖子显示的智商可是断子绝孙的。
钱学森还做过这种事？毁三观
老天，太可怜了
统计结果搞笑是因为你自己出的题搞笑。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皖南山清水秀是饿不死人，皖北大平原就真惨了。
如果读过钱的原文，就会发现其实他还是尽量客观的写的，他描述的只是他设想的理想状态，而且明确说了各种条件还没有达到。也许是老毛文科生读不懂这里的区别，也许老毛只是想替自己开脱，也或者是有人想替老毛开脱。大跃进的本质是一场强行工业化，压榨出农业最后一点利润去补贴工业，所以问题不是亩产万斤，而是压榨农业利润补贴工业，亩产万斤的宣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记得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面有一篇朱德自己种地的文章，说是不相信亩产万斤，自己种看能收多少粮食，估计这篇在现在的中学课本里已经没有了
一切都在太祖计划之中。
觉得太祖这个都不懂的人才让人笑掉大牙
悲哀啊
粉红赶紧来看看，这里果然有人吃到撑死了，感谢铲党大救星。
唉，看笑了，又有点眼湿。如此即沉重又荒诞的历史啊。
我记得是小学课本。大概是朱德精工细作一小块地，推算下来2000斤到顶了。
他们会说撑死的， 不能算大饥荒饿死的人， 你不要带节奏
—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直接对话
文/宪天
《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于今年7月5日——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会议除邀请我国学者出席外，还邀请了若干西方学者与会。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所谓“饿死三千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为此会议特别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曹树基等人与会，曹树基先生没有接受邀请，孙经先、杨松林、杨继绳先生接受邀请到会。这就形成了孙经先教授与杨继绳先生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直接对话。
7月6日下午，杨继绳先生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要部分是认为孙经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个结论的数学推导是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承认了孙教授对《墓碑》的某些质疑是正确的。然后他情绪激动地说：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红旗文稿》、《党建》多家官方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墓碑》的文章是“对我的诽谤，是对我人格的侮辱。用中共中央宣传部旗下和社会科学院旗下的权威刊物，广为传播对一个公民的诽谤，是法律所不容的。”“对《墓碑》的批判是缺席审判。《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
杨继绳先生发言后，孙经先教授做了题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了逐步建立户籍管理制度的过程。1958年我国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时间，恰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随着《户口登记条例》的实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户籍整顿。这一事件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孙经先教授指出：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饿死三千万”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根源就在于这些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孙经先教授通过对1954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对这一矛盾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4—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6年到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批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国存在的这类人口数量约为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即他们拥有双重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实行《户口登记条例》，1964年开展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的户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被注销。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截止到1964年年底为止）为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他特别强调指出：由于以上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了2644万。这就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异常减少的主要原因。这些减少仅仅是统计数据的减少，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说：“杨继绳、曹树基、丁抒、金辉、王维志等人把上述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异常减少的2644万中的绝大多数都解释成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杨继绳先生的‘饿死3600万’为例，他的这一数字中大约有2000万属于这种情况。”
孙经先教授说：“我们的上述四个基本结论发表以后，一些人进行了质疑。他们的质疑集中在第一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重报户籍和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大量人口漏报户籍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对这些质疑意见（这中间包括杨继绳、曹树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这些质疑都是不能成立的。
孙教授在发言中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1949—1958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仅用8年时间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历程，其下降速度是异常惊人的，除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一关键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国这一期间死亡率下降速度异常过快的另一个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国同一期间户籍管理制度发生的变化来解释。也就是说，由于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1958年以前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造成了我国这一期间（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从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国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现了异常过快的情况。换句话讲，我国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间）的实际死亡率没有表格中显示的那样低，这一期间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应当向上做适当调整。
孙教授指出，根据1953年我国内务部进行的人口的动态调查和1957年我国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1957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率在16.34%——17.65%左右，据此可以估计出我国在1953年到1958年期间的死亡漏报的总人数大约为750万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实行了《户口登记条例》，在这一过程中死亡漏报是很容易清理出来的。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计出1958年年底我国存在的“漏报死亡”人口750万中，大约有675万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清理出来，并被以死亡注销户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死亡人数虚假上升675万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死亡总人数为共计3,602万人，扣除以上“死亡补报”的675万，则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总死亡人数为2,927万。以调整后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为基准，则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超线性死亡人数约为366万人。由此可以得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应在366万人以下。
孙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指出了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他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他查证的结果，《墓碑》中关于“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说法，关于“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饿死近百万人”的说法，关于“山东省饿死300万”的说法，关于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的说法，关于“信阳事件”饿死人数的说法，关于安徽省凤阳县的饿死人数的说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杨继绳先生在多种场合宣传“周恩来销毁大饥荒证据”的说法，按照杨先生的说法：1961 年底，陈国栋、贾启允、周伯萍“三人受命”，进行了一次关于“饿死人的数量”的“全国性的调查”，调查结果“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恩来总理看了以后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周伯萍等人销毁了。
孙经先教授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仔细查证，他在查证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对这一事情的书面回忆材料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后并进行仔细分析后指出，杨继绳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说：“杨继绳先生在他的发言中断言我们的数学证明错了。可能由于杨先生不是从事数学研究的，所以他在数学推理能力还不太熟练，他在他的推理中漏了一步代数变换。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字母A。如果他的数学推演能力再强一些，就会推导出A的表达式，把A换成这个表达式，立刻就得到我们的结论。这就是说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杨继绳先生的推理出现了明显的漏洞。”
孙经先教授在发言中（以及在提交的书面文章中），对杨继绳先生发言中提到的所有学术问题都做了正面的回应。
对于杨继绳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建》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有一点学术公正吗？”，孙经先教授在发言后的会议讨论时做了澄清。孙教授说：“杨先生说他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被粗暴的拒绝发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事实是这样的。杨先生去年10月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报》，该报编辑部随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邮件中表达了以下意见：1. 他们决定发表杨继绳先生的文章；（2）对等的，他们也同时发表我的文章；3. 由于版面所限，两篇文章文字均为3000字左右；4.两篇文章同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争鸣版上。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他们把上述意见也通知了杨继绳先生，让杨继绳先生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但杨继绳先生始终没有回音。所以杨先生的这个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对孙经先教授的上述澄清，杨先生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这就说明杨先生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粗暴的拒绝发表他的文章，不给他辩护的权利，与事实严重不符。
孙经先教授发言后，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会议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些与会人员发表了意见。会议为杨继绳先生留出了足够的时间发表意见，主持人也多次请杨继绳先生发言，但是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始终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始终没有做出相应的回应。
由于杨继绳先生对孙经先教授的发言提不出实质性的质疑意见，对孙教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系列重大错误也没有做出回应，所以对话呈现一边倒的态势，没有出现预期的激烈辩论的情况。
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就这样被戳穿了！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作者 杨松林,1949年生，河南偃师人
我一个奶奶的3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因为太饿吃了某种树的种子，结果都死了，算吗？村里还有人饿倒在路上死的
——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孙经先
2014年01月24日10:41 来源：红旗文稿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的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https://baike.baidu.com/item/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请你回应下这贴里有网友亲人饿死是怎么回事?
大家来感受一下中共歪理的创造性 - 没有人饿死，都是“营养性死亡”。
河南也挺大的，不是处处鱼米之乡，但当然产粮啊，河南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纯产粮。平原纯产粮区农业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一有天灾人祸严重影响到粮食产量，可不就得逃荒吗，因为没有水产山珍补充呀。
知道看Google，都不知道看YouTube吗？多看看信阳大饥荒再回来说……好多领导都是打肿脸充胖子，要业绩、表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