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忘记文革?---如果经历文革的一代人已经死去,再淡化历史,以后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d
dingdingdddd
楼主 (北美华人网)
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作者:江帆 回想44年前的炎热天气,1966年8月6日一早,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复旦园。 按日期来说,它本应在我保存的文革初期一段日记(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的区间之内,可是,日记对自己所目睹的这么大的一桩事件却无一字记录。为什么回避记录呢?现在想来,主要是它来得太突然,整个校园恐怖一片,脑子也乱哄哄的,以致不知该如何落笔才能写清楚,才能表达我的惊悸、疑惑与反感。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去尽力记录一二呢?但后悔也没有用,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读到《陈丕显回忆录》时,特别注意此书中的有关文字:“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 这场“斗鬼风”从何而来?谁是揪斗的对象,谁又是揪斗的主体?它是“造反闹剧”,还是“保皇丑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这段回忆文字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混淆的,语焉不详。 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外围亲眼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些专家、教授、学术权威。揪斗得最厉害的、名气最大的有数学系的苏步青、生物系的谈家桢等;中文系的朱东润以“反革命傲骨”著称,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还有一个是有名的“大叛徒”,外文系教过我们俄语的黄有恒,就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写到的那个黄平。揪斗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他每交待一件罪行,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本人所在的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徐震这时已成“死老虎”,墙倒众人推,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做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按《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一起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这起码与复旦园里的事实不符。 事实的真相无须辩驳。 “8.18”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复旦园中,“造反有理”的号召还没有响起,造反派还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并串联,红卫兵组织还没有筹建,怀疑校党委的“战斗队”还是各自为战,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如此步调一致的“造反”行动。 我当时是新闻系一年级造反派“十二人战斗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可以拿人格担保,在“斗鬼风”中,我们小组决没有任何一个造反派同学上前去揪斗、打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没有!),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其他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什么叫“造反”?那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派学生当时的矛头所向,是校党委及其代理党委书记王零(还有上面的杨西光),对“斗鬼”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大多是反感的、抵触的,有的造反派学生甚至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决非造反派所为,压根儿就戴不上“造反”的帽子。 “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8月11日,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王零精心培养的这两个笔杆子反戈一击,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事实表明,“斗鬼风”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是由复旦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群众造他们的反,一手导演的,从而“越演越烈”的闹剧、惨剧。 好在现在还能看到复旦师生中一些当年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有三个人的回忆录是同我记忆中的印记相互重叠、相互印证的。
这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最早的有关回忆见于安文江的《我不忏悔》(原文参见1989.5《东方记事》)。安文江当时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62级)学生,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回忆与反思,真可谓震聋发馈的一声呐喊。他对复旦园里的“斗鬼风”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记述得最为详尽、细致、真切的,是曹为平的专题网文《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曹为平当时是物理二系64级的造反派学生。他说到的“斗鬼”情形,正是当时我在操场外围所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曹为平还说到一张《斗鬼风从何而来?》的大字报,这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最为清醒的回忆、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我认为要数被誉为“最有风云气著述”的吴中杰的《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作者吴中杰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留校教师,复旦风云的过来人。他在写作此书时,借用了当年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这两本难得的原始资料。吴先生的记述不妨在此多摘录一些: “斗鬼风”是从8月5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的。接着,在8月6日、7日两天之内,接连批斗了30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上台批斗。 中文系的批斗对象是朱东润和徐震。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倒是揭徐震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却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但中文系还不算是最残酷的。数学系的苏步青在被批斗之后,还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当然也是满身红黑墨水;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注: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的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这当然无法令人信服。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吴先生接着感叹说: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不过,他也写到,也有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 谈到历史的真实,吴中杰先生更是感慨不已: 现在看一些回顾那段时期历史状况的作品,大都是义愤填膺的文字,而且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所谓“人情成是而败非”的观念作怪罢。但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实际情况远较此类描述更为错综复杂。过来人刻意跟着某种调子转,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是一种奴性的迎合;后来者因无知而随声附和,是一种盲目的跟从。 是的。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历史也并不如此混沌。历史,更不会因为某些人刻意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改变。 -------
2: 关于文革的一段记忆 --作者:陈迈平 我曾经在近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本来以为文革已远,后来才发现,那还是一个永不消散的阴魂。 在我对文革的记忆中,有一个场景是我终生难忘的,而最近又经常在我的眼前晃动。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末的闷热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校园之外的家属宿舍区。黄昏之后,路灯初亮之时。我还不满十四,和宿舍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乘凉闲坐。突然,宿舍大门外人流拥动,脚步杂沓。有人在激情地大声讲话,喊叫着“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我们是好奇的孩子,都跑到了大门外去看。 人群最前面,领头的是复旦家属食堂的几个女炊事员,其中有个大胖女人,手里拽着另一女人的头发雄赳纠地往前走。那个女人挣扎着,嘴里不断哭求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但敌不过大胖女人的力大无穷,还有周围其他女人的推推搡搡,几乎是被拖在地上往前爬。她们边拖还不断朝那个女人吐唾沫,还有人不断乘机地从旁边从后面伸脚踢那个被拖的女人。 那年头正是大斗牛鬼蛇神的时代,连我们孩子都知道准是又要开会斗争什么人了,但过去都是看红卫兵斗走资派,学生斗老师,我自己的家也被父亲系里的红卫兵来抄过了,我们还没有看过女人们也出来斗争谁,家属们要斗谁。我听耳边跑来跑去的大人们问来问去,才知道复旦家属食堂的工人要斗上司复旦家属委员会主任。 复旦的家属委员会主任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谈龙的妈妈,中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的夫人。我到谈龙家去玩,都称呼谈伯母,所以今天都不记得她的名字。我那天听到是谈伯母被斗,真有点被吓坏了,因为之前都还只听说谁谁的爸爸被斗,妈妈好象都没有事,我妈妈就从来没有被斗。同学中妈妈被斗的这还是第一次。 谈家桢教授本来是留过洋的博士,后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当时他家住的是复旦最高级的第九宿舍,红色高墙之内的花园洋房和之外的简陋瓦舍颇有阶级的对比,而墙外住的包括家属食堂的工人。我记得谈龙家他爸爸从外国带回来的洋玩艺也多,比如当时少见的留声机。谈伯母也被认为是很洋派很斯文很讲体面的人物,在复旦过去是很出风头的,所以才当了家属委员会主任,大概也因为太出风头而背后总有点非议招人嫉恨。而这天谈伯母可是斯文扫地体面全无了。她被淹没在女人们的唾沫星子和咒骂声中。本来就是天热衣单的时候,撕扯之中,先是她的短袖衬衫被扯脱了撕掉了,后来是胸罩也被女人们故意扯开了,最后是半裸着上身,手被扭住,乳房垂吊着,白晰的皮肤挂上血红的指掐手抓痕迹,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景,我现在仿佛还能看见当时谈伯母白白的乳房明晃晃垂吊的样子。 谈伯母后来被拖到了复旦大操场上的灯光球场,在复旦高能物理系当时发明的一种耀眼灯光下,被拖上一个台子批斗。我没有再敢跟去看,我真有点吓坏了。 第二天,我就听到了谈伯母当天批斗完被放回家就自尽的消息。我觉得我的同学谈龙真可怜,只在一夜之间,妈妈就没有了。
d
dingdingdddd
2 楼
复旦大学: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照片说明:复旦老教师(拍摄时间在大约为1956年-1957年之间)。第一排:左一:王福山;左二:潘金(苏联专家,,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研究所);左三:叶蘊理;左四:周同庆;左五:周世勋;左七:毛清献;左八:钱毓敏。第二排:左二:吴寿煌(63年调西安交大);左三:包宗明;左五:康来鹏(后调北京某研究所)左七:钱锺华;左八:左九:李园,(后调上海工学院)。第三排:左一:王兆永; 左二:郑思定;左三:潘笃武;左四:何鸣皋; 左六:李富铭,左八:华中一;左九:邹延肃(后调高教出版社) 纪念毛清献老师故世四十年 --作者:邱励欧 毛清献是复旦大学物理系讲师,在1963-64年度教过我们大班原子物理。记得他说很标准的普通话,讲课非常清晰。他高瘦的个子,有腿疾。前额很宽,鼻子尖尖的,戴着眼镜。他出身书香门第, 毕业於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研究生班, 有儒雅的学者风度。 1966 年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党委为保自身,抛出大批教师,授意在校内系里批斗。毛清献先生和殷鹏程先生就是在物理系首先被抛出来的。说什麽他们有个黑房间,在里面讲黑话。实际上的黑房间是毛清献,盛虞琴等单身教员的宿舍。加了一张沙发。总有些别的教师来闲聊或中午休息。那个时代,什麽话不能上纲上线呢。或是传出去了,或是有人汇报了,就有了黑房间的罪名。我的一位66届同学只记得大字报里批过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殷鹏程先生在反右时有些言论,差点评为右派。这次再抛出来搞。 八月的某一个星期六,灾难降临到毛清献,殷鹏程两位讲师头上,他们遭到有组织有预谋的批斗。参与者是一些物理系保党委的学生和部分政工干部。在批斗中毛,殷二老师挨了打,脸上被浇了墨汁。 会后殷鹏程回了家,幸有惊恐的家人为之洗刷。毛清献回到单身宿舍,因受不了这样的侮辱而跳楼自杀。据说跳下时口中还叫着:“救命啊!” 很惨。 是谁打了人浇了墨汁?四十年来从未追查过公布过。低头被斗的殷鹏程自然没线索,笔者的朋友辈当年都是反对打人反对整教师的,所以无人在现场。最近问到一个68届老同学,说到有一个尹姓68届男生在批斗会后回寝室夸耀自己打了二位老师,并说“今天打得真痛快!”尹某在多年后病故。66届某同学回忆:66届张某(女生)也打过。 其他还有谁?始终无人调查,无人忏悔。 (此文发出以后,有一69届老同学补充,他曾随同班参加了毛老师自杀前一天的批斗会,曾亲眼看见别人给毛清献挂上“反党分子”的牌子,学生翁某打了毛老师,摁他的头。事后这位69届同学向本班政治指导员提出关于打人的质疑,政治指导员支吾不作回答。所以根据目前统计, 毛老师被不止一次批斗。) 第二天是星期天,物理系总支紧急召开另一个批斗会。殷鹏程老师本来被令出席批斗会,但临时又改变了命令,叫他回去写交代。可能是怕再多一个自杀的。 物理系的星期天批斗会是教师范围的,被批斗的是盛虞琴,王兆永,郑广恒三老师。盛虞琴与毛清献 是同室,王兆永57年时是干部,只因为某些定右派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自己也变成右派。大约在59-60年已脱帽,这次又被抛出来。他们进会场一看,大标语上写着:“毛清献自杀是自绝于人民!”已明白什麽事了。批斗会是由总支书记老金主持的。有与会者回忆, 会上金书记发言时很激动, 他的手不时地敲到弯腰低头的王兆永的背上。会上三位教师脸上被人涂了墨汁, 会后他们被带到物理楼大厅毛泽东像前罚跪。 大约是66年七月下旬的一天, 我正在七号楼附近的复旦“南京路”浏览大字报,突然背后人声喧哗。 我回头一看, 是一群兇兮兮的学生包围着殷鹏程老师,他大约也是来看大字报的。有人找来了一张方凳子, “站上去! 站上去!读大字报!”好几个人同时嚣叫。原来那块地方就正对着批殷鹏程的大字报, 凳子放在“南京路”中央。只见殷先生踏上了凳子, 他的目光向十几名围攻的学生扫视了一下, 有几分凛然。我暗暗敬佩. 那天没有打人,但已罚站示众。 这是我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亲眼目睹老师被围攻, 所以记得很清楚。大字报的内容至今只记得一条:是殷先生上课时讲到”概率”,用了《毛主席语录》作比方:“一本毛主席语录共有XX页, 翻到任意一页的概率是多少呢?” 后来十六条发布,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中央社论一直号召“批判资反路线”,复旦造反派从六,七月的受压变成造反有理。党委无法自保,这几位老师均靠边站或劳动改造,一直作为有问题的人。直至67年春的一天,老金带了总支的几个人来殷鹏程家,讲了一下对其运动初期受从冲击表示平反道歉。殷鹏程在68年工宣队时期又再次被隔离审查,这是后话。 一直到1978年某月在物理系才开了一个为毛清献老师平反的会,由当时的系主任贾起民代表学校宣布平反。毛清献老师无家属,这个平反会也就乏善可陈。一位优秀的物理教师就这样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慢慢淡去了。 1968 年工宣队对进驻上层建筑,在复旦搞了一个“九五行动“,实际上是个全校性的突击性的非法大搜查。我的寝室也被搜查过。工宣队在老金家中找到一个自制收音机,底板上有他画过的毛主席像,于是金兆良被处以破坏毛主席宝像罪,遭批斗并下放劳动。70年后在校机修厂与我同为劳改对象和难友。只不过我是定了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比他更重。当时机修厂有多个劳改分子,我对其中的一位难友说:“你看这个老金,他过去整人很凶,现在也懂了不是反革命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味道了呢。“ 殷鹏程在反右早期曾写过一篇“谈总结“和一付对联:对联云: 强求干部盲目服从命令宁左勿右
奉承领导有心响应号召只多不少 这样的话就够得上当右派了。听说是党委王零把他保了下来,定为中间偏右。原因是殷鹏程业务好,留着有用。殷因了这段历史,文革被抛出来是不可免的。他倒达观勇敢,忘了受批斗入另册的身份,在文革后期又指导了十来个大中学生组织的基本粒子学习小组,此事在“科学的春天”那段时期还上过“解放日报”。 但是他总受排挤,文革后升教授也受阻。后来王福山先生任同济物理系主任,殷自己要求去了同济当教授。以后又到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做访问教授,现退休在美。 殷鹏程教过我量子力学,王兆永教过我高等数学。 王兆永为人温和。他为打成右派的同事及学生说话,虽然给自己惹了祸,倒也得到好口碑,他在80年代中期担任过复旦物理系系主任,后应俜任香港浸会学院当物理系系主任。退休后定居美国。 郑广垣,盛虞琴二位老师也已经退休。盛老师在德国定居. 他们这些优秀的物理教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尽磨难在文革四十年之际一定有许多感慨。毛清献老师的悲剧仅是文革中千万件悲剧之一, 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则超出了本文的叙述范围。 老金在文革后担任过复旦监委书记,现已退休。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在百年书画展遇见他。握手之时,彼此都提到了当年在一起劳动改造的事。校庆庆典上,我看见他戴着花环坐在院士们后面的荣誉席中, 王零等退休校级领导也在其中。

八月,值此毛清献老师殒命四十周年,作文以记。

r
ratzinger_vest
3 楼
文革结束也不过四十年;作恶的人,一定会得到报应
d
dingdingdddd
4 楼
赵敏恒先生当时正值壮年,身材敦实,爱抽雪茄。他博学多才,机智能干,是现代中国难得的新闻活动家。早年他毕业于著名的美国米苏里新闻学院,20年代回国,长期在路透社远东分社工作(曾任分社社长),采写了大量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道,特别是舍生忘死现场采访并及时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他还曾以出色的新闻敏感,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西安事变”和“开罗会议”等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令国际新闻界同行刮目相看。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曾约请田汉等进步文人编辑副刊。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接受国民党给他去台湾的机票,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从田汉那里得知此事后,特地邀请他去北京居住,等待分配。后来是陈望道校长把他从北京请来担任新闻系教授的。 对于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当时略有耳闻,但知之不详。只觉得他在学习会议上出言谨慎,表情严肃,不像平时接触中那样轻松风趣。我们也感觉得到,上头对他还是颇有疑忌的。会上一再询问他解放前同英国领事馆以及几个英国朋友的关系,他一一作了说明,后来还专门写了交代材料。谁知三年之后的肃反运动中(1955年7月),他竟被以“特嫌”的罪名逮捕了,后来一直关押,直至1961年病死狱中,时年才五十七岁。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一再为赵敏恒先生的冤屈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自己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直至80年代初,才双双平反,可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两个知识精英的人生就此葬送了。 ----- 赵敏恒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有人知道了,即使在他从业的新闻界。但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却是个名气很大的新闻记者,他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而且名扬国际新闻界。
  
三次新闻事件和金烟盒奖
  
赵敏恒之所以能产生国际影响,并不全在他供职于外国通讯社的职务便利--先是担任美国美联社驻南京代表并兼任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特派记者,后则升任路透社中国分社社长--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新闻敏感性特别强,善于捕捉重大新闻,率先报道,因而产生轰动效应。这里可举三个例子:
  
一是关于“藏本事件”的报道:1934年6月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藏本英明突然失踪。日本当局一口咬定,藏本为中国所谋杀,要求中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借此挑起事端,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他们一面发出外交通牒,一面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日本军舰退去炮衣,瞄准市区,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幸好南京警察厅侦缉队次日就在明孝陵东北山中一座破庙里将藏本英明找到,但藏本绝口不谈出走的原因,蒋介石政府又下令各通讯社和各报社不得报道这一消息,以免刺激日本。
  
赵敏恒从警官赵士瑞处了解到具体情况,就假扮青年会代表去慰问藏本,藏本大为感动,遂向他倾诉了许多心里话。原来藏本在中国工作多年,屡受排挤,不能升迁,因而觉得人生无味,决计自杀。赵敏恒不顾政府禁令,立即将谈话写成新闻稿,通过外国新闻社发表出去,使日本政府狼狈不堪。为此,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指名大骂赵敏恒是“中国最恶毒的宣传员”。但这一骂,却反而扩大了赵敏恒在国际新闻界的影响。
  
二是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1936年12月12日上午9时,赵敏恒在家里突然接到中央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没头没脑地发问:西安有没有电报?路透社有没有驻西安的记者?放下电话后,赵敏恒觉得对方问得离奇,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西安方面的新闻。他马上打电话给交通局,询问到西安的通车情况。得到的回答是:“陇海路只通到华阴。”这样,他就断定西安方面肯定有情况。他知道此时蒋介石在西安,就保卫工作而言,决不会把整个西安封锁起来的。根据原先对国内情况和各派力量的了解,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当地东北军发生兵变,扣留了蒋介石,所以才会封锁了整个西安。他再核实了一些情况之后,果断地向路透总社发电,报道了西安兵变的消息。他成为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的记者。
  
三是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1943年10月,赵敏恒以路透社特派员身份参加访英团,途经埃及、葡萄牙飞赴伦敦。到达埃及首都开罗时,偶然在街上碰到蒋介石的侍卫长,他知道此人是紧随蒋介石身边的,不可能独自远行,所以立刻判断出,蒋介石此时一定也在开罗。于是他就留下来继续寻找线索。恰好这时苏联塔斯社记者罗果夫也在开罗,他问罗果夫苏联方面有什么情况?罗果夫告诉他,这里有许多苏联军政要员。他判断,斯大林也到了开罗。于是,再通过美联社和路透社的关系,打听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消息,知道他们此时都不在国内。这种种迹象都说明:开罗正在举行同盟国首脑会议,而且一定是决定战争进程和世界命运的会议。于是他立刻写好新闻稿,准备通过邮局发往英国,但被告知:上级有令,一律不准往外发送新闻稿。这一通知,再加上沿途见到开罗市内军警戒备森严,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确定无疑。于是他立即飞往葡萄牙,在里斯本用加急电报向路透社总社发送了开罗会议的消息。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开罗会议的新闻稿之后,蒙在鼓里的英国外交部,还指责路透社乱发消息。而美联社关于开罗会议的报道,则比路透社整整迟了14个小时。
  
因为开罗会议报道的特殊成绩,赵敏恒获得了金烟盒奖。这是路透社内的最高奖项,烟盒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据说只有很少的人获此殊荣,全社只有十多人得到过这种金烟盒。同时,也因这个报导,赵敏恒被提升为路透社远东司司长。
  
追求新闻自由的热血记者
  
赵敏恒能从细微处发掘出重大新闻,但他不是一架新闻报道的机器,更不是为了饭碗而盲从的驯服工具,他是一个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热血记者。这样,他就难免要与政府官员,甚至与顶头上司发生冲突。
  
抗战之前在南京工作时期,他就与蒋介石手下专管文化的高官张道藩干过一仗。张道藩是法国留学生,以文化行家自居,又自恃得宠于当道,平日非常骄傲。在一次金陵大学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旁若无人地用法语与法新社首席记者及其漂亮的女秘书高声交谈,影响了会场秩序,弄得大家侧目而视,主持人也向他示意,但他仍喧哗如故。赵敏恒实在看不下去,就用英语对张道藩加以斥责,张道藩恼羞成怒,对赵敏恒加以恫吓。为了照顾会场秩序,赵敏恒暂不理他,等散会之后,却候在停车场上,等张道藩出来,就迎了上去,大声地直呼其名,说道:“我倒要领教你如何报复我!”张道藩哪里受过这样的冲撞,显得非常狼狈,而赵敏恒则毫无退让之意,出现了尴尬的场面。别的同行官员连忙出来打圆场,才算了事。
  
抗战时期,赵敏恒救亡热情高涨,奔忙于各个战区之间,向路透社发送了大量的抗战消息,准确而且及时。他不管党派之争,只要有利于抗战的,一律加以宣传。所以他不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施加的压力,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日抗战,而且还及时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指责国民党政府不顾大局,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赵敏恒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学位,他信奉的是新闻自由原则,追求的是新闻的真实性,不愿意将新闻报道置于某种政治利益的要求之下。这一点,即使在外国新闻界,也不易做到。而赵敏恒性格倔犟,意志坚定,他宁可放弃现实利益,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样,他终于与他所服务的新闻机构所在国当局发生了冲突。
  
1944年,英国当局组织一批记者到非洲去写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的胜利。但赵敏恒看到的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非常气愤,他没有去写歌颂蒙哥马利的文章,却写了不少揭露英国在非洲殖民统治的通讯。这些通讯原是寄给他的夫人谢兰郁的信件,却被他的学生陆铿看到了。陆铿觉得这些通讯写得很好,就把它交给重庆《新民报》发表,总题为《伦敦去来》。这些揭露殖民主义的通讯触怒了英国政府,他们要路透社开除赵敏恒,并不准将这些报道汇编成书出版。但路透社是民营机构,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社方顶住不办,赵敏恒则表示:如果我写的不符合事实,你们可以处分我、开除我,如果我写的是事实,则这属于新闻自由,他们无权干涉。后来官方对路透社董事会施压,要赵敏恒写检讨。但赵敏恒为了维护新闻自由的原则,为了维护记者的尊严,严辞拒绝。他毅然辞去路透社的工作,拒领退职金。
  
这之后,他先后担任过重庆《世界日报》和上海《新闻报》总编辑,一直到解放军进军上海。
  
在肃反运动中的冤屈
  
上海解放前夕,像赵敏恒这类知名文化人,都存在一个去留问题。赵敏恒是名记者,人脉广泛,要他去的人很多。国民党军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三次催他到台湾去,说机票都已订好了;宋美龄也派她的留美同学张蔼真来找谢兰郁,劝他们到台湾去;联合国总部也邀请他去做新闻官员。
  
但赵敏恒也有不少左派朋友,田汉夫人安娥是谢兰郁的好友,田汉挽留他说:“共产党是了解你的,你不要走!”并说他已将赵敏恒的事向周恩来汇报过,周恩来也欢迎他留下,并答应在北京安排工作,当年在重庆时,周恩来曾多次宴请赵敏恒,表示感谢他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报道,尤其是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这时,赵敏恒和谢兰郁目睹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败,对他们也彻底失望了,他们最后选择了留下。
  
但没有想到的是,他却被送进了设在苏州的“革大”--即华东革命大学,那里的主要功课是交代历史问题,接受思想改造。毕业以后,也没有再分配他从事报纸工作。还是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爱才,他请赵敏恒到复旦新闻系教书,担任新闻采访和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在重庆时期就是复旦新闻系兼职教授,现在回到复旦做专任教授,倒也轻车熟路,得心应手。
  
但不久,赵敏恒还是出事了。倒不是因他率先发布了什么新闻,而是由于“历史问题”。
  
那是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紧接着就全面展开了“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赵敏恒因其曾供职于外国通讯社,被作为“国际间谍”、“特嫌分子”,捉将进去了。
  
那时,复旦被捕的人不少,人们见怪不怪,而且也不准“怪”,所以赵敏恒事件在校内倒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但对他的家人来说,则是一个晴天霹雳。谢兰郁到处为夫鸣冤叫屈,她有充分的理由:赵敏恒不过是受雇于外国通讯社,而路透社又是个民间组织,他只不过做些公开的新闻报道,怎么就成为“帝国主义特务”了呢?这呼叫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1956年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一位领导人在做报告时,承认肃反运动中有些人搞错了,其中就举了赵敏恒的例子。家人和朋友都高兴了一阵子,但从此就没有下文。原来市委书记柯庆施不同意改正,因为他预料政治风向马上就要转变,所以赵敏恒的案子就拖着,到1960年,还是判了8年徒刑。而且谢兰郁也因“为夫鸣冤”,而被她所在的上海第六十中学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青浦去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去帽子。
  
谢兰郁早年在北京贝满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她是贝满中学的数学教师,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因李德全的关系,参加了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李德全和吴贻芳发起的“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南京沦陷,撤退到武汉以后,因战乱中流浪儿童越来越多,她与李德全、邓颖超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其后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宋庆龄、李德全为副理事长。整个抗战时期,谢兰郁都为这两个机构工作,胜利后还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政府还承认她这段时期的劳绩,所以安排她担任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委员,但到得要将她打成右派分子时,这些事又都成了历史包袱,于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图: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副理事长宋美龄、李德全同常务理事、负责人合影。
中排左起:张蔼真、安娥、庄静、宋美龄、李德全、谢兰郁、赵清阁、吴贻芳;摄于一九三八年年五月,汉口。照片转自《二闲堂》网站

赵敏恒被捕,谢兰郁下乡改造,这一家人的困境可想而知。住房是日益缩小,不断搬家,从复旦筑庄38号楼上楼下一套日式房子,一直搬到复旦农场的工棚小屋,工棚的四壁是用竹条编的,从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田野和建筑工地的情景,当然也就四面透风了;家庭经济也陷入困境,只好变卖旧物勉强度日,甚至把路透社的奖品金烟盒也变卖掉了。
历史不会忘记
  
赵敏恒判刑后,即押赴江西新余矿山劳动。在离开上海前,谢兰郁带着儿子赵维承到提篮桥监狱去见他一面。只见赵敏恒的头发全白了,健壮的身体变得十分消瘦。谢兰郁问道:“要不要上诉?”赵敏恒说;“不要上诉了,没有用的。”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维承这么大了!”他感到一种欣慰。停了一会,他又说:“原来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其实是什么都不懂。要好好学习呀!”真是语重心长,别有深意存焉。
  
赵敏恒的刑期从1955年被捕之日算起,还有两年就要满期,家人在等着他的归来。但是想不到,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1961年1月6日,他病死在劳改矿山里,时年57岁。谢兰郁、赵维承母子二人到达江西新余后,扒在一辆油罐车后面颠簸了两小时,才到达那座矿山。她们看到的只是一口薄皮棺材。据说是因跌跤出血,感染了破伤风菌,中毒身亡。谢兰郁提出要开棺见尸,不同意。她再提出要找与赵敏恒一起劳动的犯人谈话,也被拒绝了。这时,已经懂事了的儿子赶快对母亲说:“算了罢,不要再提要求了,弄不好,我们自己也回不去了!”谢兰郁只好作罢,母子二人只带回一条羊毛被,作为赵敏恒的遗物,留作纪念。后来连赵敏恒的尸骨也找不到了,他似乎永远在国人的视线中消失。
  
路透社并没有忘记这位为本社立过功勋的记者。文化大革命后期,路透社社长访问中国时,曾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赵敏恒。周恩来派人了解后,告诉他说赵敏恒已经过世,只好作罢。但国务院还是派了两名干部到上海,由里弄干部陪着访问了赵敏恒家属,这在当时,对缓解赵家的政治压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到得上世纪90年代,路透社驻中国首席代表白尔杰还是找上门来了。这时,谢兰郁已死,他就对赵维承说,路透社有一笔基金,专门用来给社员家属解决困难之用的,他受本社远东司人事部长的委托,送给赵敏恒家属两千英镑。这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当然是一笔大款项了。
  
赵敏恒的案子,是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结论说:“对所谓‘特嫌’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其实,赵敏恒不是特务的事,早在1956年就已查清了。问题就在于政治需要介入了法律审判,使法律失却了独立判案的能力。
  
我相信赵敏恒的事,后人还会提起。不但他的记者业绩将会作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史上的范例,供新闻从业者学习,而且他本身的遭遇,也将成为法制史上的一个案例,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作者吴中杰,学者,现居上海。 
t
taprilg
5 楼
想想就觉得好心痛,因为这场历史浩劫我个人完全不能原谅老毛,我觉得功是功过是过,并且功过不能相抵
d
dingdingdddd
6 楼

点点滴滴忆园丁之樊映川老师
樊映川(1900—1967),安徽舒城县人。191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因为向往新思想的发源地北京大学而考入北大,毕业后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讲师,1929年表现出色破格提为数学系教授。1930年受聘国立安徽大学教授。1937年秋,安徽省公费派他到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1940年获博士学位。但他放弃留美继续深造与优厚的工作待遇,毅然回国,于1941年春,樊映川却来到在河南嵩县潭头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任教,以满腔的爱国情怀和笃实的职业操守坚守教学工作第一线,担负起了河南大学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之重任。他随河南大学流亡在穷乡僻壤之时,自学天文知识,夜间在开阔的原野上观察天文星象,并为学生开设天文学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多次同河南大学教授一起营救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中被捕的学生。1950年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1952年兼任该校数学教研室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死于1967年2月7日。
X

图1 发行近1000万册的教材。 图2 敬爱的樊映川老师
诸君见到此教材一定会有所感触,
几乎遍及所有理工专业大学生使用。 。
樊先生文化底蕴深厚,他还是围棋高手、文学爱好者。他认为,一个学者不仅本专业领域的学识要渊博,还要尽可能汲取人类的思想文化精华。樊先生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他讲课深入浅出,以严密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论证征服师生,所教的学生都有同感:“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有幸聆听过好几学期由他亲授的《高等数学》课,当时        助教是徐礼存和另外一个跛腿的拄着一根拐拄的某老师(据说是不慎踢足球而致)给我们上习题课。我当时体会听樊先生讲课,一定要仔细听,要跟随他的逻辑流程进行思考,不宜光记笔记,有心得或疑问要即时在讲义上做记号或划色线。这本上中下三册的校内使用讲义与前述的由江之永主编的《普通物理讲义》一样的开本大小,一样的红字白底封面,一样的优秀印刷质量。即便在当时纸张紧张的情况下,学校对重要的教材从来不吝啬用发黑的劣质纸张。
由他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在1958年正式出版。截至1983年,累计印数达一千多万册。《讲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后来派生出《高等数学习题集》《高等数学学习方法指导书》和《高等数学习题集—习题选解》系列,也同样为深受各界欢迎。
先人已去,而记忆永存。学校已将2012年定为数学年,樊映川教授是同济大学的骄傲,既代表过去,也昭示未来。“樊映川”三字是同济大学及其数学系一个时代的符号永放光芒,将永远伴随着一代代大学生的茁壮成长。
y
yamasaki27
7 楼
老毛就是一个窃国 口口声声一个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反对一党专政 结果呢 打赢gmd的代价就是三年大饥荒 为了还债饿死几千万人 还有为了夺权 发动文革 等历史来评价吧 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罪人
p
pwwq
8 楼

文革的一代,赶上严打给枪毙了不少。
y
yamasaki27
9 楼
最幸运的就是毛太子为了一个蛋炒饭死在朝鲜
s
sunnypotato
10 楼
想想就觉得好心痛,因为这场历史浩劫我个人完全不能原谅老毛,我觉得功是功过是过,并且功过不能相抵
taprilg 发表于 2/10/2018 4:23:52 PM
功是什么呢?利用”共产主义“思潮建立起一个集权国家,给执政党奠定了掌控一切国家资源,掠夺一切公民私有财产的理论基础?
d
dingdingdddd
11 楼
文革自杀的钢琴女诗人顾圣婴一家               凤凰历史        2016-02-17 11:05              
                         顾圣婴是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原籍无锡,1937年7月2日生于上海;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1954年考入上海交响乐团;1957年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获金质奖章;“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同时自杀身亡,年仅30岁;1979年1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升起刘诗昆、鲍蕙荞、殷承宗、傅聪、顾圣婴五位举国瞩目的钢琴新星。后来,前四位均名满天下,唯顾圣婴,被历史尘封。图为顾圣婴与母亲秦慎仪、弟弟顾握奇的合影。                                    顾圣婴1937年出生于上海书香世家。父亲顾高地,1955年9月涉“潘汉年案”入狱,1958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母亲秦慎仪,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外语系。顾圣婴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          父亲曾向朋友说:“刚满月的圣婴躺在摇篮里,妈妈放唱片时,她闭上眼睛安静地睡了。可当一曲终了,妈妈换唱片时,摇篮就不安起来,小圣婴睁开眼睛,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什么。当乐曲重新响起来时,孩子又安静了。妈妈惊奇不已,把这一发现告诉家里人和亲友们,并一次次地‘表演’,屡试不爽。”          顾圣婴小学三年级就获得上海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荣获钢琴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这是中国人在国际比赛夺得的第一枚钢琴金奖章。                                    1958年,她又在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瑞士国家电视台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          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图为1957年8月顾圣婴参加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金奖,图为参赛证书。                                    后来,她应波兰政府之邀在波兰巡回演出,在华沙得到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礼物肖邦的石膏手模。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又获大奖,再度名震世界乐坛。图为顾圣婴的获奖证书和金质奖章。                                    她还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被称为“钢琴诗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曾赞叹道:“像顾圣婴那样能欣赏八大山人诗画的钢琴家,如凤毛麟角。”          波兰巡演结束后。一位演出经纪人亲自登门欲与其签订合同,安排她到世界各地演出。她婉言谢绝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工作者,我的一切活动都听从我们国家安排。          她在国际比赛期间的日记,常有这样的文字:“要弹出风格,弹出水平,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光!”然而,“文革”并未因此而放过她。图为1957年顾圣婴参赛演奏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                                    1967年1月31日,在海交响乐团的排练厅中,造反派”把顾圣婴揪到排练大厅的舞台上,当着乐团全体工作人员的面,打了她几耳光,揪住她的头发,按在毛泽东像前长跪“请罪”。          顾圣婴在“文革”受到的这点冲击,相对来说程度不算严重:刘诗昆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马思聪被红卫兵逼着吃草……但一个餐英饮露之人,堕入荤血腥膻之处,如何承受得了!图为顾圣婴荣获第十四届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女子钢琴最高奖时的颁奖仪式现场。                                    昔日给他们家带来问候的领导、同事和亲友,有的被捕,有的自杀。幸免者,路过他们家门口,再也不敢与他们笑脸相视。这让秦慎仪母子三人如惊弓之鸟。          万念俱灰的顾圣婴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晚饭凉了,母亲拿去加热。饭后,她瘫倒在沙发上,向妈妈和弟弟顾握奇哭诉了当天的遭遇。母子三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当晚,全家开煤气自杀!          1967年2月1日凌晨,顾圣婴一家三口于上海愚园路原区中心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生护士轻声相告:“顾圣婴!”那时,顾圣婴在上海,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很快,尸体火化,骨灰被扔,住房很快被分配给别人居住。据说,他们自杀之前,给父亲留了一封遗书。但1977年顾高地从青海劳改营回到上海时,并没有看到。
         无法想象,曾任蔡廷锴将军秘书,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帮助过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脱险的老将军顾高地 ,出狱后得知全家自杀时,是何心情!                                    青年钢琴家刘诗昆(坐者)、李名强(左一)、顾圣婴(右二)、殷承宗(右一)等在一起交流经验。         
         钢琴家女诗人顾圣婴。                                   
         ( 从上世纪50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在上海愚园路,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1966年9月2日的夜晚,傅雷夫妇先后在家自尽。翻译大师之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年4月28日被判处死刑枪毙。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1968年秋天自杀身亡。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年跳楼自杀……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如此的白色恐怖,在上海的"一月风暴"中也是令人发指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来沪串联后感叹地说,我们学院怎么一个自杀的都没有呢。)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烧向了顾圣婴。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拉到台上,被定性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离开愚园路顾家几个街口,便是上海交响乐团。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笔者上前打听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得到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7月2日是顾圣婴的生日,在这个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更爱爸爸!"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朋友的介绍下顾高地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

----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
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
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
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
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
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
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
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
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
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
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
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
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
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
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
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
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
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王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王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一九九○年十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d
dingdingdddd
12 楼
文革中有为数不少,夫妻结伴甚至全家走上黄泉路,刘绶松夫妇、翦伯赞夫妇、杨嘉仁夫妇、傅雷夫妇、陈正青夫妇、黄国璋夫妇。萧光琰全家、张宗颖全家、顾圣婴全家、雷春国全家。
d
dingdingdddd
13 楼
在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有三位来自香港的球员,被称作〝 乒坛三杰 〞。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返回内地,叱咤乒坛。然而,1968年的4月、5月、6月,在两个月零四天内,这三人相继上吊自杀,永远离开了乒乓球台。〝三英〞陨落,哀恸和沉思,留给历史与今日。

                            
                                                                                        
傅其芳(1923年—1968年)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 容国团 、庄则栋、徐寅生、李富春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小学时开始乒乓球训练,后去香港谋生,在乒乓球房当陪练。他曾经击败过到港的英国名将,渐渐有了名气,受邀参加了东南亚的一些比赛。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

于是,1953年,傅其芳回到内地,希望报效祖国。他先后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取得佳绩,并且潜心钻研乒乓球技术,见解独到。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乒乓球员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

从1958年起,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他知人善用,指导容国团夺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冠军。接着,在1961年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率领中国队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斯韦思林杯。

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了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为此,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傅其芳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傅其芳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其芳还与梁焯辉教练合着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分,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槓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size=-1]傅其芳。(网络图片)

姜永宁(1927—1968)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人,出身贫苦,在香港捡煤渣长大。1952年回国后,他获得了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1963年,姜永宁调任北京队总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姜永宁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他生活简朴,喜欢摄影、读书和看报。他工作刻苦,沉默内敛,与世无争。他被调到北京体委后,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到达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尽心尽力。入夜,他还要撰写训练计划。他善良热情,观众来信询问打球事宜,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帮助购买后钉在木箱内寄出。

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

据姜永宁的女儿姜小英回忆,〝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搧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委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的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几个壮汉抄起棍棒,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

姜永宁离世后,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她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孙梅英后来告诉女儿小英,在被关押期间,她挨过打,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艰难的日子里,孙梅英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便强忍痛苦,坚持活下去。


[size=-1]姜永宁与家人。(网络图片)

容国团(1937—1968)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菸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离此地不远,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年迈的老父正等着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区幸福大街,而幸福离他太远了。

容国团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他出身贫寒,爱打乒乓。少时,他凭藉独创的直拍技法成为〝街头球王〞。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

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当天夜里,他激动地写下日记:〝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

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获胜后,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后来他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当有外国政要来访时,容国团经常是座上嘉宾。1958年,容国团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他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size=-1]容国团。(维基百科)

荣誉过后,风暴降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烈火使体育界沦为〝重灾区〞。贺龙受到批斗,中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也被炮轰。

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霎时间,〝砸烂独立王国〞〝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狂风骤起,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全部被撤销,国家体育系统除留下不到 1/10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体育器材被销毁,运动场地被破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队伍,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失去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同时,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

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他对毛主席忠心不二,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因为请战信,容国团被批为〝修正主义〞,被〝体委红旗〞和〝清中红卫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贺龙、荣高棠黑帮的铁杆保皇派,参加了〝反革命特务小集团〞(因其与几名国家教练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等人有时一起吃饭)。此外,1957年,广东省体委争取他回广州参加广东队时,体委办公室通知深圳海关,不用检查他的行李。红卫兵专案组又藉此怀疑他偷运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抢掠。还有,容国团爱看外国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

容国团留下的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杀,虽然未以此定论,但结果是,他没有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和他自己的部分工资承担。

1978年,国家体委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并补开了追悼会。1984年,容国团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的运动员之一。2009年,容国团被评选为100位1949年以来感动中国的人物。

结语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选择了新中国。一心向党,他们无私地奉献出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他们被党发动的斗争批倒、诬陷,含冤而死。许多年后,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员。然而,人已离去,空留遗恨。


[size=-1]文革期间,有〝[size=-1]乒坛三杰〞之称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在2个月零4天内相继自杀,让人唏嘘。图为容国团。(网络图片)
n
niernier11
14 楼
该用户帖子内容已被屏蔽
d
dingdingdddd
15 楼
文革中自杀的留美归国科学家
当时,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著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让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后都不寒而栗。 ,“文革”时,几乎所有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那时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 195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八位科学家: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周华章 周华章于1968年9月30日自杀。他于1948年3月赴美留学,1952年6月获得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刚到美国时就公开表明了自己支持共产党,后还多次参加中共的“统战”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活动。 周华章资料照(网络图片) 1953年1月,周华章回到中国,任职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文革”开始后,他被说成是“特务”、“里通外国”,并被软禁在家中。当时有一张题为“周华章是人还是鬼”的大字报,使得他心理压力很大,寝食难安,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周寿宪 周寿宪资料照(网络图片) 周寿宪于1976年5月自杀。他于1925年出生于江苏淮安,1946年获得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学士学位,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和1951年分别获得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电讯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从事磁心位移寄存器领域的科学研究。 1955年,周寿宪回到中国,担任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文革”期间,他被看作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人被整疯,因不堪忍受精神折磨,在其住所跳楼自尽。 董铁宝 董铁宝于1968年10月18日自杀。董铁宝于1917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工作。1945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博士学位。 董铁宝资料照(网络图片) 1956年,董铁宝偕妻子梅镇安和三个孩子绕道欧洲回到中国,后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据1988年陆媒采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的谈话记录,当时梅祖彦忆述道:“文化大革命期间,1954年至1956年回国的这批人被叫作‘特务集团’,后来他(指董铁宝)被逼得没办法,自杀了。”有一天,董铁宝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关押他的北大学生楼28楼,然后在北大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 林鸿荪 林鸿荪于1968年12月15日自杀。1943年春,高中尚未毕业的林鸿荪随任印度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去了印度,后考入加尔各答大学化学系。1945年春赴美, 1947年毕业于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化工系,1949年获得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应用数学硕士学位。 林鸿荪资料照(网络图片) 1950年夏,他放弃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与夫人杨友鸾一起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工作。“文革”刚开始,他就被指责为“特务”,并隔离审查,后服安眠药自尽。林鸿荪的亲属认为自杀证据不足,而且不能排除他杀的嫌疑。 程世祜 程世祜于1968年10月23日自杀。程世祜1918年10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1941年从西北工学院机械系毕业后,曾任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标准委员会实习生。 程世祜资料照(网络图片) 1945年8月,程世祜通过国民党教育部考试,被选派公费出国留学,曾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腊格比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机械制造厂实习。1949年9月,转到美国留学,先在盐湖城犹他州立大学(Utah State University)机械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硕士学位后便转往芝加哥伊利诺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力学系继续读博,1955年获博士学位。 他于1955年1月回到中国,后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力学室工作。“文革”时期因不堪忍受审查及种种诬蔑、冤屈和侮辱,在力学研究所怀柔分部小楼四楼的宿舍里含冤自缢身亡,时年仅50岁。 陈天池 陈天池于1968年12月20日自杀。1918年,陈天池出生于浙江诸暨,1941年从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6年赴美留学,截至1949年,先后获得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研究院硕士、博士学位。 陈天池资料照(网络图片) 1950年9月陈天池回到中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51年至1968年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后曾担任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文革期间,他被指责为“特务”、“里通外国”,在天津自杀身亡。 萧光琰 萧光琰于1968年12月10日晚自杀。萧光琰祖籍福建福州,1920年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1942年毕业于坡摩那大学(Pomona College)化学系,1945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任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冶金研究所研究员、美孚石油公司化学师。 他于1950年回到中国,后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中,他因直率的个性惹来不少麻烦。“文革”更是未能逃过劫难,被人怀疑是“特务”为美国提供情报,1968年10月5日被关进牛棚。 萧光琰资料照(网络图片) 有人对他进行审问时拳打脚踢,甚至使用皮鞭打得他遍体鳞伤。当时还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屎”(博士的谐音)。在饱受身心摧残之后,他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自杀后的当天下午,官方将他正在农场劳改服刑的美籍华人妻子甄素辉拉到化学物理所,要求她继续交待萧光琰的罪行。在萧光琰夫妇被揪斗后,他们15岁的女儿小洛连在嘲骂和追打中过着痛苦、孤独的生活。1968年12月14日,甄素辉和小洛连母女俩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 陈绍澧 陈绍澧于1968年2月22日自杀。陈绍澧1925年12月24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1948年从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50年获得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化学系硕士学位。 陈绍澧资料照(网络图片) 1950年陈绍澧回到中国,在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工作,后被调往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文革期间,他被说成是从美国回来的特务,遭到迫害,在兰州自杀身亡。 “文革”期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杀高潮,自杀的知识分子无计其数。“文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仅北大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每天都有人跳楼和上吊,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文革”时期有无数的知识分子被批斗,因不堪其辱致最后走上绝路。(网络图片) 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教师王友琴回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的吴伟能1968年11月4日晚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另外三具尸体。
d
dingdingdddd
16 楼
清华之耻


图为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把自己学校的牌坊“清华园”砸掉
d
dingdingdddd
17 楼

图为1966年11月,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在“斗争”他们的老师和学校领导。
脚踩屁股上,让老师们嘴啃泥。
d
dingdingdddd
18 楼
五十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后悔了吗?                              分类:50年代留美科学家        |        标签:            钱学森             科学家             留美             国籍             张纯如      
                   
2010-09-02 13:47            阅读(4143)评论(2)      
    
                  2010年9月1日下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科学史教授王作跃来长城所。最近我在整理1988-1991年采访的五十年代留美归国科学家口头史资料,而这个整理工作正是由王作跃在美国研究的“留美科学家”这个课题引发的。由于我们俩对这段历史都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就五十年代留美科学家的一些事情进行了深入探讨。     五十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界定。我们这个课题原来的提法是“五十年代留美科学家”。王作跃创造了“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具有留美学习背景回国的中国科学家,第二个意思是居住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经过和王作跃讨论,我觉得,我们这个题目必须改为“五十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img=0,25][/img]     1949年中美中断了通讯联系,很多中国留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留学生进行了资助,如何资助的?我问王作跃,1949年中美中断联系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有资助,但是这些留学生很少提到这件事情。在我采访过程中,只有师昌绪提到了这件事,并且说他得到了近半年的资助。王作跃说,1948-1949年,中国留学生开始呼吁美国提供帮助,美国很多大学也呼吁这个事情,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留学生。为此,美国政府决定把原来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援助的一部分拨给美国国务院(大约有100-200万),用于资助发生经济困难的中国留学生,但是需要中国学生去申请,很多人申请了。申请这笔资金时有一个承诺,就是学成后必须回国。限制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发生几个月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政策。     钱学森是否有绿卡,绿卡和申请美国国籍之间有什么关系?张纯如在国内写《钱学森传记》时曾经找过我,她告诉我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在我采访的科学家中也有多人提到钱学森有绿卡。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理解?王作跃说,他和张纯如很熟,张纯如住的地方离他们学校不远,张纯如写《钱学森传》的时候与他见过几面。绿卡是申请国籍的第一步,有些人可能没有走第二步,也就是没有申请美国国籍,他们照样可以在美国生活一辈子。钱学森不光有绿卡,当时他还填写了一个申请美国国籍的意愿书,这个是张纯如查出来的。钱学森当时可能不愿意走第二步,但是填写了志愿书。钱学森有一个美国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的)是美国共产党,为此,美国说钱学森也是美国的共产党,还吊销了钱学森的保密执照。1947年,钱学森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在填写一个表格时,他没有写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说这属于欺诈,并以这个理由将其逮捕。美国找到了钱学森的一张党员卡,但上面没有钱学森的签名,这个很蹊跷。我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处理好钱学森的问题,这也是麦卡锡时代所犯的一个错误。     五十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他们回到国内,后悔吗?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冷战对科学的影响。我认为,我们这个课题实际上揭示了冷战对科学的负面影响。当王作跃听到我的这个判断后马上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现在“冷战对科学的影响”是个国际性热门课题,出了很多书,我也写过好几篇文章。你可以说冷战不好,也可以说冷战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原来冷战中中美没有任何的交流。但是冷战甚至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人民之间有事实上的交流,尽管不是官方的交流,人员的来往也是一种技术交流的过程。另外,《冷战中的政府》一书中说,即使苏联不热心帮助中国,但是作者认为,中国留美回国的那批人水平是很高的。实际上搞原子弹都是五十年代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搞的
r
ratzinger_vest
19 楼
某集团一直企图淡化建国后三十年的滔天罪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受难的亡灵。
电线小美
20 楼
它并没有远去,,,,
B
Beau
21 楼
诅咒那些最激进最狠毒的红小兵都不得善终,因为他们都放弃过做人的底线,泯灭了最基本的良知。
s
sunnypotato
22 楼
诅咒那些最激进最狠毒的红小兵都不得善终,因为他们都放弃过做人的底线,泯灭了最基本的良知。
Beau 发表于 2/10/2018 8:03:02 PM
他们不过就是帮凶罢了。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如果你说打砸抢合法,立刻就会有人响应。罪魁祸首还供着,每天让大家瞻仰呢
s
singingIris
23 楼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精英阶层彻底被摧毁。
因为这个原因,土共用的都是奴才而无人才可用。

顾圣婴全家真是太惨了。看了真是超级难过。。。
r
ratzinger_vest
24 楼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精英阶层彻底被摧毁。
因为这个原因,土共用的都是奴才而无人才可用。

顾圣婴全家真是太惨了。看了真是超级难过。。。
singingIris 发表于 2/10/2018 8:49:10 PM

对比看知识分子的地位





A
ArrestedDevelopment
25 楼
中国人的骨气,传承都死在这场浩劫里
l
lovewriting123
26 楼
其实我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些四五十岁的人恨中国,怎样都不回去。因为经历他们父母辈看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d
dingdingdddd
27 楼
《三体》第二十六章《无人忏悔》
叶文洁多方查访当年打死父亲的那四个红卫兵,居然查到了她们中的三个。这三个人都是返城知青,现在她们都没有工作。叶文洁得知她们的地址后,分别给她们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约她们到当年父亲遇害的操场上谈谈。
叶文洁并没有什么复仇的打算。在红岸基地的那个旭日初升的早晨,她已向包括她们在内的全人类复了仇,她只想听到这些凶手的忏悔,看到哪怕是一点点人性的复归。
  这天下午下课后,叶文浩在操场上等着她们。她并没抱多大希望,几乎肯定她们是不会来的,但在约定的时间,三个老红卫兵来了。叶文洁远远就认出那三个人,因为她们都穿着现在已很少见的绿军装。走近后,她发现这很可能就是她们当年在批判会上穿的那身衣服,衣服都已洗得发了白,有显眼的补丁。但除此以外,这三个三十左右的女人与当年那三名英姿飒爽的红卫兵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从她们身上消逝的,除了青春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叶文洁的第一印象就是,与当年的整齐划一相比,她们之间的差异变大了。其中一人变得很瘦小,当年的衣服穿在身上居然还有些大了,她的背有些弯,头发发黄,已显出一丝老态;另一位却变得十分粗壮,那身衣服套在她粗笨的身体上扣不上扣子,她头发蓬乱,脸黑黑的,显然已被艰难生活磨去了所有女性的精致,只剩下粗鲁和麻木了;第三个女人身上倒还有些-年轻时的影子,但她的一只袖管是空的,走路时荡来荡去。
  三个老红卫兵走到叶文洁面前,面对着她站成了一排—一当年,她们也是这样面对叶哲泰的——试图再现那早已忘却的尊严,但她们当年那魔鬼般的精神力量显然已荡然无存。瘦小女人的脸上有一种老鼠的表情,粗壮女人的脸上只有麻木,独臂女人的两眼望着天空。
   “你以为我们不敢来吗?”粗壮女人挑衅似的问。“我觉得我们应该见见面,过去的事情,总该有个了结的。”叶文洁说。“已经了结了,你应该听说过的。”瘦小女人说,她的声音听起来尖尖的,仿佛时刻都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惊恐。“我是说从精神上。”“那你是准备听我们仔悔了?”粗壮女人问。“你们不该忏悔吗?”“那谁对我们仟悔呢?”一直沉默的独臂女人说:“在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在清华附中的那张大字报上签过名。从大串联、大检阅,一直到了大武斗,从‘一司’、‘二司’、‘三司’到‘联动’、‘西纠’、‘东纠’,再到了‘新北大公社’、‘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我们经历过红卫兵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独臂女人接着说:“在清华校园的百日大武斗中,我们四个人,两个在‘井冈山’,两个在‘四·一四’。我曾经举着手榴弹冲向‘井冈山’的土造坦克,这只手被坦克轮子压碎了,当时血肉和骨头在地上和成了泥——那年我才十五岁啊。”
  “后来我们走向广阔天地了!”粗壮女人扬起双手说,“我们四个两个去了陕西两个去了河南,都是最偏僻最穷的地方。刚去的时候还意气风发呢,可日子久了,干完一天农活,累得连衣服都洗不动;躺在漏雨的草屋里,听着远处的狼叫,慢慢从梦里回到现实。我们待在穷乡僻壤里,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独臂女人呆呆看着地面说:‘有时,在荒山小径上,遇到昔日红卫兵战友或是武斗中的敌人,双方互相看看,一样的衣衫破烂,一样的满身尘上和牛粪,相视无语啊。”“唐红静,”粗壮女人盯着叶文洁说道,“就是那个朝你父亲的头抽了最要命一皮带的女孩,在黄河中淹死了。洪水把队里的羊冲走几只,大队支书就冲知青们喊道:革命小将们,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于是红静就和另外三个知青跳下河去捞羊,那时还是凌汛,水面上还浮着一层冰呢!四个人全死了,谁知是淹死的还是冻死的。见到他们尸首的时候,我,我他妈说不下去了…”她捂着脸哭了起来。瘦小女人流着泪长叹一声:“后来回城了,可回来又怎么样呢?还是一无所有,回来的知青日子都不好过,而我们这样的人最次的工作都找不到,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前途,什么都没有了。”
   叶文洁彻底无语了。
   独臂女人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枫》,不知你看过没有?在结尾处,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儿,站在死于武斗的红卫兵墓前,那孩子问大人:他们是烈士吗?大人说不是;孩子又问:他们是敌人吗?大人说也不是;孩子再问:那除他们是什么?大人说:是历史。”“听到了吗?是历史!是历史了!”粗壮女人兴奋地对叶文洁挥着一只大手说,“现在是新时期了,谁还会记得我们,拿咱们当回事儿?大家很快就会忘干净的I”
  三个老红卫兵走了,把叶文洁一个人留在操场上,十多年前那个阴雨霏霏的下午,她也是这样孤独地站在这里,看着死去的父亲。那个老红卫兵最后的一句话在她脑海中不-停地回响着……
知青是怎样回城的,什么原因才回城的。很多很多的知青是不知道的!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到1978年年底,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与支边的知青总数已高达2000万人,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
全国的知青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插队落户,与农民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同农民一道挣工分,自食其力,如遇机会,可以被抽调回城。另一类便是支边的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他们名义上是兵团战士,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享受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能招干,这样的知青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由于兵团知青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年数长达七八年以上,常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看不到前途,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要求返城的愿望比插队的知青更迫切,更强烈。然而,粉碎“四人帮”两年过去了,国家的整体情况在好转,唯独知青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一些了解知青尤其是兵团知青内情的人不无忧虑地说:“知青状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果然,就在1978年的年底,震撼全国的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了。
导致这次运动的一个前提原因是,这年秋天,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开了40多天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个决议不仅肯定“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要“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这个《四十条》里还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正是这一条,彻底破灭了滞留边疆的200万兵团知青的愿望。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最后却连回城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农场,闻讯而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挽着裤腿,戴着黑纱或者小白花。
这些知青一开始只是无目的地议论,转而便有了最初的动议,要农场领导同意举行追悼会,要求对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员进行严惩,后来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的要求。于是,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在与农场僵持了两天后,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云南省委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一位中央领导也为此讲了话。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紧急通知,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以防出现连锁反应。
知青向西双版纳州委提出了三项要求:
第一,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第三,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然而,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没有得到州领导的认可。于是,知青们在景洪抬尸游行,围观者不计其数。
第四天,领导们终于出面了,他们带来了上级的有关答复:第一,对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第二,徐玲先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第三,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的问题,等等。知青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当这支请愿队伍退出景洪时,他们却在路上遇到了另一支知青队伍。这是一支罢工的大军,他们打出的两块横标上写着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领导这次知青大罢工的是一名上海籍知青,叫丁惠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
丁惠民对一些犹豫不决的知青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吗?现在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除了回城,别无选择!《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想一想十年青春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12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这一事件令云南省委十分头疼,立即派出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一次正面接触。
省、州工作组的领导们摆出一副官架子与知青代表见面,居高临下地说了一番劝导的话,使得知青们十分不快。丁惠民看出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诚心,便突然提出一个让他们为难的问题:“各位领导,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回答,你们是不是可以向我们交交底,你们的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这个问题让领导们目瞪口呆。确实,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子女此时还在乡下当知青。领导们发怒了,对着丁惠民和其他知青谈判代表拍桌子,大声斥责起来。
知青罢工代表立即全体退场,表示抗议。
也就是在这罢工的关键时刻,中央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会议决议播发后,犹如在火堆上又泼了一瓢油,知青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了,要求回城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一封寄自北京的匿名航空信及时地送到了丁惠民手里。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他向罢工决策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着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另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的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他将这次会议中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了远方的这位知青朋友。信中说:“……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
这两封信给了罢工的组织指挥者以很大的信心与勇气,他们决定继续北上,并写了《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在北上请愿团成立大会上,丁惠民讲了话: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道路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唯一的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经过一番较量,知青请愿团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到达昆明,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
云南省委派人会见了知青代表。省委某领导并没好好看《请愿书》和《北上宣言》,瞄了一眼便交给了秘书。然后他却郑重其事地指出,知青们赴北京请愿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指示:“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
省委这位领导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口气严厉地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动,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几个知青代表小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丁惠民站起来宣布道:“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也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60个小时过去了,铁路线依然中断,连秘密开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停在那儿。
3天3夜后,云南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北京的最高层。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人数须限定在30人以内。
喜讯传到羊方凹,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欢呼后,知青们又抱头痛哭。他们终于用自己的行动震动了北京,换得了应有的一份权利。1979年1月2日,刚下过一场大雪的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批衣衫单薄的云南知青。丁惠民在月台上左右张望了一番,没有任何人前来同他们接洽与中央首长见面事宜。他心里被这种怠慢与冷遇暗暗地激起了一团火,于是下了命令:“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30位皮肤黝黑、衣着不整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地列成两队,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朝着天安门广场走去。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上面醒目地写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一连两天,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知青家长和从各地回家过节的知青,纷纷赶到广场来声援云南知青请愿团,食品、饮料和御寒衣物堆成了小山。许多外国记者咔咔地按动快门,把关于中国知青的新闻发往世界各地。
1月3日下午,两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说:“对不起,哪位是丁惠民同志?请你们随我们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代表终于等来了中央首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听取了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说了许多感慨之言。首长的话说得很诚恳,很感人,对知青们有安抚,也有鼓励与小小的指责。
对于上山下乡的道路正确与否,首长们没有评说。他们只是让知青们回去后,“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起来,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新时代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
会见后,首长与知青代表一一握手,最后,还直呼其名地把丁惠民留下来,嘘寒问暖。
1月24日,丁惠民等3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王震,以检讨的口吻说了一些话。
没过几天,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以及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就在元旦过后不久,云南省的一个工作组来到勐岗农场,要在场部召开知青代表大会。
工作组的组长是省知青办的副主任,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干部。他走上台后,看了下面一眼,然后念起了讲稿:“国营农场广大青年职工同志们,战斗在农场生产第一线的广大青年工人、干部、党团员同志们……”
下面的知青一下子愣住了:“你再念一遍,开头那句是什么?”
副主任没有听出台下人的话中之意,把开头那句又念了一遍。台下顿时哗然,会场一下子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知青就是知青,你们搞什么鬼?怎么干了十年,连知青也不是了吗?……”
会场大乱,知青们情绪激愤,有人当场痛哭起来,更多的人则冲上台去质问副主任。副主任这才知道自己的头一句话便出了问题。可是,面对质问他还强辩说,这是中央最新的《四十条》里规定的,自己没有说错……
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见过大世面的知青指导员龙胜云忍不住站了出来,他的一番话很快赢得了众人的支持:“知识青年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兵团知青,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到边疆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不是来就业找工作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在兵团撤销,‘文革’也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任意篡改我们的知青身份,剥夺我们落实知青政策和回城的权利?《四十条》是不能接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管什么人讲的话,哪一级领导的指示,如果不尊重事实,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不能接受!”
很快,新的知青罢工潮又掀起了。
此时,有一行自称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小组到达了勐岗。
勐岗农场的知青对中央调查组人员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欢迎:成千上万的知青迎出农场几公里,在公路上夹道欢迎。农场大门口搭起了鲜花牌坊,插起彩旗,横幅标语大书“欢迎你,北京来的亲人”。
每一个知青都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当中央调查组了解到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后,《四十条》里不公正的条款就一定可以改变。
调查组人员心里却不安起来。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宣传《四十条》,解释有关文件的,只是借调查走走过场。更麻烦的是,他们并非真是从北京来的。
发觉受骗的知青们怒不可遏,有许多知青甚至要冲上台揍这些冒牌的中央调查组人员。好在罢工指挥部紧急决定,将冒牌调查组的人护送出会场后,便将他们驱逐出境,才没造成更大混乱。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组3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3天很快就过去了。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他们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种悲壮古朴的宣誓仪式,让当事者与旁观者都不由自主地涌动起一股壮烈之情。万余名知青为进入绝食场地的壮士们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
几分钟后,一份事先拟就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局值班室。以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就在知青开始绝食时,中央派来的调查组一行数人向勐岗急速奔来,领头的便是调查组组长鲁田。鲁田是农林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还兼任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的老干部。
他在年初便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到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他先去了西双版纳,在那里亲眼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与混乱状态,感慨不已。
在橄榄坝农场,知青们给鲁田做了一锅“鲜鱼汤”。那所谓的“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里长满绿苔的鹅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还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鲜鱼汤”。那里的知青一年至少有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鲁田看到那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的野蘑菇。就在这样简陋不堪的屋里,每间同时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有的人孩子都有两三岁了…… 在勐腊农场,鲁田看到一群男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累累伤痕,那是在兵团工作时被打的永久纪念。他得知一个统计数据,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贫血接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达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达百分之百,另外女知青患痛经与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者近百分之百。更可悲的是,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自杀率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 这就是全国知青生存环境的一个可悲的缩影。知青上山下乡到底有多少价值,是否成功,今后还真要再坚持搞下去吗?鲁田想起,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多次到会表示,坚持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会议产生巨大矛盾,最后才勉强通过了那个决议。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全体知青的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见面大会立即在山坡的露天会场举行。中央调查组的首长被请上主席台就座,罢工指挥部成员坐在台下知青队伍的最前排。
放眼望去,会场与山坡上黑压压的知青少说也有三五万人,主席台就像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被知青的汪洋大海包围着。鲁田的脑子里冒出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当他走上讲台,说出第一句话,也就是按规定把知青称为“青年职工”时,台下便咆哮起来:“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
鲁田有点发急,但他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妥善解决”此事,便对着话筒苦口婆心地劝慰起来,从罢工的危害讲到中央的决议,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让他们耐心等待将来的好前景。
台下的知青不想听下去了。知青罢工副总指挥、北京知青吴向东走上台,拿起话筒,才说了首句“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喉咙便颤抖了,话不得不停顿了下来。
台下一片寂静。鲁田站在旁边,有点儿不知所措。不自觉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吴向东终于又开口道:“我,吴向东,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的面,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的面,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30岁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他尽情诉说了知青的种种苦难与不幸,讲出了一代知青的心里话,说出了大家要求返城的迫切愿望,最后,说:“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时,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说完,他转过身,面对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袋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下子就切开了手腕,刹那间指头粗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不等人们清醒过来,这位勇敢的知青便面带微笑跌倒在地上了。
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了,会场已无法平静。鲁田早已老泪纵横,他决没想到,现行的知青政策会对知青伤害得那么深那么致命。他几乎有了一种身为刽子手的负罪感。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讲台,对准话筒说:“我要郑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了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台下的知青猛然爆发出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
接着,鲁田告诉台下的知青们,他也有两个在农村插过队的孩子,他被打倒多年,去年才重新出来工作。他了解也能理解知青的苦难与迫切心情,但还是要请大家耐心等待一阵,让中央有个全盘考虑分批解决的过程……
然而,知青们不想再一天天一年年地等待下去了,一个身患严重心脏病的四川女知青,慢慢走上台,突然一下子跪倒在鲁田面前,大哭起来:“伯伯,伯伯,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吧……” 女知青的哭声与话音,引起了台下数万知青的共鸣,他们一起对着台上的中央首长,齐刷刷地跪下来,哭得石破天惊,大地颤动!
鲁田大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面对眼前这个女知青和台下数万长跪不起的知青们,他感到自己肩上如同压着一座泰山,难以承受之重。
他慢慢扶起女知青,面向话筒说道:“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与要求。”这位老人决心冒着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挺身而出,为苦难深重的知青们请命了。
凌晨5时许,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满脸倦容的鲁田重新走进了会场,登上主席台。他对着话筒,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对着下面静寂中的知青们说:“知识青年同志们,现在让我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一阵窒息般可怕的静寂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声,歇斯底里的号啕大哭声。许多知青冲进绝食现场,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返城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六条”大致内容如下: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
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宣告终结。
黄瓜86
28 楼
知识分子都瞎啊
就该跟着蒋老头都去台湾
留下暴民自己窝里斗自生自灭就行
中国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贼不要脸
妈的


对比看知识分子的地位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0/2018 8:55:00 PM
高地栀子
29 楼
可惜这段历史从来就没有被正视,不久就会完全淡去了。80后90后的年轻人,有多少知道关注这些...看看这帖子得到的反应就知道了
e
en010272
30 楼
有同感
如同上周全媒体批斗受害者汤兰兰一样
要把无辜的小姑娘打入地狱一样
电线小美
31 楼
中国早已沦陷,土共本质是一个独裁集团,可悲的是并不自知的亡国奴们每日赞叹自己生活多么幸福,一口一个某大大,并红口白牙要“解放台湾”, misery loves company.
d
dingdingdddd
32 楼
新版历史教科书修改文革评价 或成“艰辛探索”
@讲史堂:部编本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将其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套历史教材将全面覆盖全国初中,改变过去统一大纲下多版教材的局面。这本八年级下册用于初二,将在2018年寒假后的学期使用。据悉,这本删减文革一课的新教材还未得到高层签字,尚未印刷。 ​​​​


@讲史堂:在部编本历史教材古代史删去“汉匈和战”后,当代史部分也有重大变化。比如“文化大革命”,过去各版教材都是单独一课,新版部编本教材则将其与“十年探索”一课合并,篇幅大为缩减。在叙及原因时,过去是毛泽东“错误认为”,新版则删去了“错误”二字,只留“认为”。另外,对文革的评价也有新说法。 ​​​​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陈一铭老师:这可是十一届六中全会报告定性过的啊。 @居民LGY:这都是我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和走过的弯路,包括饿死人…… @橘先生的大喵: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文化大gm,那些都是虚构的故事,那十年阳光明媚,政通人和…… @ililoolili:若干年后,再提文革就会有更多的脑残小粉红怼到:你经历过么,你在现场么,造谣! @初冬漫舞之雪:文化大革命,不是艰辛探索,而是人为灾害。把刘少奇是怎么被打倒、又被平反的事实讲清楚,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秋莲鸠森swing:艰难探索出了那么多成就为何还要转折?还说是伟大转折?
@做奥迪的王大师:[并不简单][思考]
@-诺木汗-:死了2000万,被整了一亿人,三千年文明史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却要这样不声不响的慢慢遮掩掉?奇耻大辱,却不敢面对,这算什么?! @那時-的-伱我:应该顺便把 中国历史 四个大字改为 中国野史 @豆瓣冷血才女:以后可真不好意思吐槽霓虹人乱改历史教科书了 @雨人_2015:天天以史为鉴,自己却成了太监 “文革”的真相在被淡忘
[url=][/url]
        
        
                                                

 
        
                                
               30多年来一直有人缅怀“文革”,某些人一再美化自己经历的“激情岁月”,使得年轻人受到蛊惑,如果有人愿意把真实的“文革”讲出来,甚至忏悔自己的罪孽,“文革”的真相得以暴露,也许会让年轻人清醒一点。然而,为“文革”而忏悔的声音一直很微弱,这样珍稀的声音又常常被替“文革”鸣冤叫屈而欲翻案高歌“文革”的叫嚣所淹没。   在我印象中,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差点成为文坛主旋律那段时间,有对“文革”不彻底的反思苗头,但离忏悔还差一个档次。随着“伤痕文学”的退潮,反思也悄然隐退。随后有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的书反思了“文革”,但面对沉痛的历史终究没有穷追猛打深入反省,不久就不再沉思而是沉寂了。   接下来的却是四处弥漫的“怀旧”,至今绵延不绝,“浩劫”迹象几近荡然无存,令人心悸的岁月被涂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浪漫得常常惹出一些人的眼泪和笑声,就像拖着猪尾巴的宫廷喜剧一样有趣。更有视“文革”为“激情岁月”之流,挑逗着众多未曾经历“文革”的青年人一时热血澎湃。那个有人想遗忘有人想抹掉有人想捡回的时代之大劫难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叫人觉得遥远而模糊。   那个残酷的时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揭发”、“批判”、“批斗”、“打倒”、“专政”造就了无处不在的平庸之恶,挑动了很多人内心的邪念,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惊魂未定的恐怖中,那是刻骨铭心的惊惶不安。“伤痕文学”之后,比“怀旧”更真实的“文革”渐行渐远。   我也很不容易地看过几本反省“文革”的书。巴金的《随想录》曾引起轰动,但到底是大音希声。还有一些过来人也说出了“文革”的触目惊心,却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人而已———即使这样的书也实在太少。从内心深处剖析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真诚忏悔自己罪孽的人,哪怕是暗自忏悔,实在太少。相反的是,多年来公然叫嚣怀恋“文革”所谓“激情岁月”的大有人在,一再有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炫耀般地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公开出版所谓的“回忆录”之类,他们丝毫都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一点点歉意,更谈不上悔恨,倒是一脸的自豪:看,我当年何其威风八面,不管是国家主席还是元帅部长,全都被我批倒批臭,我也算是大人物了,青史留名了。   30年来,我经常跟人围绕着“文革”话题抬杠。本来我只是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对“文革”本质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体验。不过,小小年纪就有了对“政治斗争”的恐惧,饥饿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父母为8毛钱学费作难的表情至今让我想起来就心酸,脖颈上背着硕大石头跪在大庭广众面前的邻家大娘那份难堪犹如噩梦。可这一切在某些“文革”过来人眼里,却成了笑料,有人提起来眉飞色舞,谈起当年如何恐吓“地主婆”而哈哈大笑,把人整进“劳改队”、“学习班”而得意洋洋,“大串联”免费全国游当做炫耀的资本,说起“走资派”、“保皇派”的明争暗斗就像讲《三国演义》,有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一个从北京“请”来的芒果,甚是妒忌那个收藏者。至于“文革”中的像章“红宝书”,已成了某些人的“珍贵文物”,时不时要显摆一番。你还指望这种人自觉忏悔罪孽?他们还以为那一切是自己的光荣呢。   那些对“文革”满怀眷恋的人思想不止是僵化,简直是固化了,只要当前社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就会拿“文革”参照,在他们看来,“文革”是万能灵药,现在的什么问题放到“文革”都迎刃而解,甚至就不会发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到底”,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他们也承认某些无可辩驳的罪恶事实,但会强词夺理而狡辩宣称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是“文革”路线执行得还不够彻底。对于自己的亲人在“文革”中遭受过政治或者政策的伤害,有的人归咎于“派系”斗争,有的人则声称受害人“不识时务”,竟然还有人说“清官笔下也有屈死鬼”,总而言之,“文革”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人宁可做一个在恐怖中发抖的奴才,也不肯做一个自由的公民。“文革”最大的成功之处大概就是给很多人彻底地洗了脑。如今仍然经常有人指着我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被斗得抬不起头了”,动辄给我一大堆“文革”畅销的高帽子。看他们的表情和眼神,我相信,如果时光倒流,他们一定不会客气地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人只跟你讲“政治”,就不跟你讲理,花岗岩脑袋里也就不可能会有“忏悔”的念头。   30多年的世事变迁似乎没有使那些被“文革”洗脑的人有多大改变。有些人在“文革”中也不比别人多些自由,但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别人优越,有了高人一等的感觉。他们看不惯那些曾经备受歧视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更受不得人家能够和他们平视,要是再看到人家也会表现出骄傲自豪的神情,他们就好像受了屈辱一样。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没有“平等”和“尊重”这些字眼。这种人脑袋里装了很多政治名词,全都是“文革”中灌进去的,到死念念不忘,随时都会拿出来表现“高度的政治觉悟”。这种思潮三十多年来虽然算不上主流,但一直暗流涌动。   有时我也很可怜身边那些“文革”遗老遗少,这些小人物个人所造下的罪孽在整个“文革”浩劫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虽然汇集起来也是汹涌澎湃,但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惊天冤案的人都没有几个站出来认错认罪,我们对小人物似乎不该苛求。一个又一个被平反的人,有几个听到一声道歉一句忏悔?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以组织的名义犯下的。组织不认错,个人好像也没错。“反思”啊“反省”啊,故做高深模棱两可。所以,发掘“文革”真相的任务还很艰难。   “文革”的真相在被淡忘,真的已成“历史”?因此,就很有必要深入挖掘真实而残酷的“文革”,使人们能够警醒起来,忏悔也就愈加值得珍惜。在此,我向那些勇于忏悔的人致敬
d
dingdingdddd
33 楼
从巴金的《随想录》看“文革征文” 最近才发现,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


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荒诞剧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难怪80、90后们都几乎把文革往事当笑话看。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娃娃,因为有关文革的回忆鲜有触及灵魂般的深刻。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随想录》。提到巴金,不能不说他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导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随想录》中很小的一部分,随想录的意义远不止反思文革和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晚年用其全部人生的感悟倾心创作的《随想录》实质上是一部“忏悔录”,饱受文革磨难的巴金其实是最有资格控诉的,但是他没有,相反他打开自己心菲,真诚地忏悔: “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巴金不愧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个勇士,他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控诉别人。那么巴金究竟对自己怎样的“表演”感到愧疚呢?其实这不是秘密,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反过来也是施害者,中华民族的斗争哲学毕竟延续了几千年了。 早在“反右”运动中,巴金就参与了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想录》中的“怀念胡风”也就成了巴金最深的痛。但是巴金毕竟是勇敢的,当年对胡风落井下石的岂止巴金一人!那些争先恐后表决心站队的几乎囊括了文艺界的所有大腕: 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焦菊隐《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田间《胡风——阴谋家》,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冰心《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巴金《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高玉宝《缴下胡风的剑》,曹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程砚秋《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陈垣《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丁玲《敌人在哪里》,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赵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林巧稚《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剪伯赞《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冯友兰《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钱伟长《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马思聪《胡风——蛀墙脚的白蚁》,常香玉《坚决镇压胡风》,于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王光英《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 请问:有几个人站出来反省自己了?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们事后不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别人吗?不都是恨不得把当年批斗自己的人也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吗?是啊,文革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鬼,“我”苦大仇深啊! 巴金说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几千年的封建基因早就侵蚀了每一个人,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种乐趣,文革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文革才能在中华大地上闹的轰轰烈烈。 旧时代过来的巴金当然不能免俗,他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就有20万字之多,以至于当文革后这些材料退还给他后他一直不敢看,但是他嘱咐:“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 但是巴金毕竟还是有勇气忏悔自己,他用《随想录》塑造了一个自我忏悔的形象,书中的“我”,不仅仅是巴金自己灵魂深处悔悟,更是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所以巴金的忏悔也不单单是自我批判,而是唤醒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 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反思自己早年批判过的“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并强调这种“觉新性格”和“奴性意识”正是封建专制得以盛行的土壤。《随想录》其实提倡了两样东西: 1.建立文革博物馆,2.全民族一起反思“文革”,为自身的奴性和帮凶行为赎罪。可惜,这两样愿望都没有实现。对于文革,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道德高度对他人的批判和指责。 “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巴金意识到,解剖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加入。 可惜的是,有巴金这样勇气的文人毕竟不多,即便有,有的人也没有机会反省自己了。我想到了老舍。 从50年代开始,老舍一马当先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老舍不但积极发言与“党和人民一致”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批胡风为例,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老舍在《看穿了胡风的心》里,就对这个交往了二十年的老友下了这样的结论:“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老舍还揭发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批判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此外,老舍批吴祖光、批吴祖光、批从维熙都一样毫不手软。文人的笔用来大批判,够狠的!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终于,大批判的狂风刮到了老舍自己身上,他想不通了,在朗读了一夜的毛泽东诗词后,第二天一早老舍毅然向太平湖走去……。 如果老舍活下来,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金呢? 这就是文革的荒诞之所在: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为施害者,甚至受害和施害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些被残害致死的,不过是没有机会作恶罢了。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贾植芳说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多么可怕的一幕!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像《朗读者》里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平庸的人的“平庸之罪”(Banality of Evil)做深刻的反省和惩治,而一味地把罪恶都推到一个死人和抽象的党身上,中国人永远挑不出灾难的深渊。
d
dingdingdddd
34 楼
谁是加害者? 谁是受害者?
                     
    朱建陵
       [size=-6] (博讯 boxun.com)

                           对共产党满怀期望的老舍,在被红卫兵毒打一顿之后,就这么莫明其妙地死了,但诚如被指为其加害者之一的作家草明所说,那年头自杀的人会少吗?那年头谁不斗人呢?而草明自己的被斗,又找谁申冤去呢?
        事实上,草明对老舍的加害,就只是在那个时间点上说了那么一句话,而她已经为这句话付出了后半生的懊悔代价,那么,当时对老舍构成直接加害的红卫兵呢?那批「北京女八中」十六、七岁的女学生,在脚踹、棍打老舍四十年后,如今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她们后悔了吗?
        曾有一个美国作家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做深入分析,结论是「行刑者都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当年的行刑者并不是被迫着去残害他人,他们全都是自愿的。
        前年底, 毛泽东 诞辰纪念当天,一百多位陜西红极一时的 文革 「闯将」们,包含当年的工人、农民和学生造反派头目齐聚西安某酒店,他们对着 毛泽东 像高唱「东方红」,还先后鞠躬致词,使整个聚会显得庄严隆重,丝毫不见对当年 文革 作为的悔意。那么,那批「北京女八中」学生现在是懊悔着还是庆功着呢?
        一个《老舍之死》纪录片的受访者说,怎么能怪红卫兵呢?他们自己在接受红卫兵迫害的同时,他们的子女也正在外头迫害着别人。另一个受访者说,怎么能怪红卫兵呢?那个时代就那样,他们只是被蛊惑。
        但老舍的死只是一个单独个案,如果把所有 文革 期间遭受迫害者的案例加总在一起,那么「加害人」的范围又将再扩大,扩大到所有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甚至自己也遭受迫害的人都必须深切反省、反思的地步。
        例如与老舍地位相当的作家郭沫若,在「四人帮」被捕、 文革 结束后第九天,就写了篇《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武则天后,铁帚扫而光」,但 文革 期间为江青献媚,说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正是郭沫若。
        至今没见到郭沫若的反省,但最早呼吁为 文革 筹建博物馆的巴金,倒是在他的《随想录》中深自忏悔了。他为自己在极左路线的淫威时代曾经有过的迷茫和怯懦而忏悔,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违心参与对朋友的批判而痛心。
        如果巴金都忏悔了,那么当年未闻出声抵制 毛泽东 胡作非为的 周恩来 、邓小平呢? 文革 期间,除了一开始就被打倒,或是被划为「黑五类」而没机会迫害他人者,其它人是不是同时都是受害者与加害者呢? 文革 确实是个深刻的问题,它未来的反思,将不会是个人的,而将会是全体中国人一种集体的反思。
黄瓜86
35 楼
请问这两本书分别是哪一年跟哪一年的?


新版历史教科书修改文革评价 或成“艰辛探索”
@讲史堂:部编本新版历史教科书删去了“文化大革命”一课,将其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套历史教材将全面覆盖全国初中,改变过去统一大纲下多版教材的局面。这本八年级下册用于初二,将在2018年寒假后的学期使用。据悉,这本删减文革一课的新教材还未得到高层签字,尚未印刷。
@讲史堂:在部编本历史教材古代史删去“汉匈和战”后,当代史部分也有重大变化。比如“文化大革命”,过去各版教材都是单独一课,新版部编本教材则将其与“十年探索”一课合并,篇幅大为缩减。在叙及原因时,过去是毛泽东“错误认为”,新版则删去了“错误”二字,只留“认为”。另外,对文革的评价也有新说法。
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
@陈一铭老师:这可是十一届六中全会报告定性过的啊。
@居民LGY:这都是我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进行的探索和走过的弯路,包括饿死人……
@橘先生的大喵: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文化大gm,那些都是虚构的故事,那十年阳光明媚,政通人和……
@ililoolili:若干年后,再提文革就会有更多的脑残小粉红怼到:你经历过么,你在现场么,造谣!
@初冬漫舞之雪:文化大革命,不是艰辛探索,而是人为灾害。把刘少奇是怎么被打倒、又被平反的事实讲清楚,道理就显而易见了。
@秋莲鸠森swing:艰难探索出了那么多成就为何还要转折?还说是伟大转折?
@做奥迪的王大师:[并不简单][思考]
@-诺木汗-:死了2000万,被整了一亿人,三千年文明史从未有过的重大事件,却要这样不声不响的慢慢遮掩掉?奇耻大辱,却不敢面对,这算什么?!
@那時-的-伱我:应该顺便把 中国历史 四个大字改为 中国野史
@豆瓣冷血才女:以后可真不好意思吐槽霓虹人乱改历史教科书了
@雨人_2015:天天以史为鉴,自己却成了太监
“文革”的真相在被淡忘
[url=][/url]
30多年来一直有人缅怀“文革”,某些人一再美化自己经历的“激情岁月”,使得年轻人受到蛊惑,如果有人愿意把真实的“文革”讲出来,甚至忏悔自己的罪孽,“文革”的真相得以暴露,也许会让年轻人清醒一点。然而,为“文革”而忏悔的声音一直很微弱,这样珍稀的声音又常常被替“文革”鸣冤叫屈而欲翻案高歌“文革”的叫嚣所淹没。
在我印象中,仅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差点成为文坛主旋律那段时间,有对“文革”不彻底的反思苗头,但离忏悔还差一个档次。随着“伤痕文学”的退潮,反思也悄然隐退。随后有一套《历史在这里沉思》的书反思了“文革”,但面对沉痛的历史终究没有穷追猛打深入反省,不久就不再沉思而是沉寂了。
接下来的却是四处弥漫的“怀旧”,至今绵延不绝,“浩劫”迹象几近荡然无存,令人心悸的岁月被涂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浪漫得常常惹出一些人的眼泪和笑声,就像拖着猪尾巴的宫廷喜剧一样有趣。更有视“文革”为“激情岁月”之流,挑逗着众多未曾经历“文革”的青年人一时热血澎湃。那个有人想遗忘有人想抹掉有人想捡回的时代之大劫难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叫人觉得遥远而模糊。
那个残酷的时代,“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揭发”、“批判”、“批斗”、“打倒”、“专政”造就了无处不在的平庸之恶,挑动了很多人内心的邪念,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惊魂未定的恐怖中,那是刻骨铭心的惊惶不安。“伤痕文学”之后,比“怀旧”更真实的“文革”渐行渐远。
我也很不容易地看过几本反省“文革”的书。巴金的《随想录》曾引起轰动,但到底是大音希声。还有一些过来人也说出了“文革”的触目惊心,却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旁观者,一个见证人而已———即使这样的书也实在太少。从内心深处剖析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公开真诚忏悔自己罪孽的人,哪怕是暗自忏悔,实在太少。相反的是,多年来公然叫嚣怀恋“文革”所谓“激情岁月”的大有人在,一再有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炫耀般地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公开出版所谓的“回忆录”之类,他们丝毫都不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一点点歉意,更谈不上悔恨,倒是一脸的自豪:看,我当年何其威风八面,不管是国家主席还是元帅部长,全都被我批倒批臭,我也算是大人物了,青史留名了。
30年来,我经常跟人围绕着“文革”话题抬杠。本来我只是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对“文革”本质并没有什么深刻的体验。不过,小小年纪就有了对“政治斗争”的恐惧,饥饿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父母为8毛钱学费作难的表情至今让我想起来就心酸,脖颈上背着硕大石头跪在大庭广众面前的邻家大娘那份难堪犹如噩梦。可这一切在某些“文革”过来人眼里,却成了笑料,有人提起来眉飞色舞,谈起当年如何恐吓“地主婆”而哈哈大笑,把人整进“劳改队”、“学习班”而得意洋洋,“大串联”免费全国游当做炫耀的资本,说起“走资派”、“保皇派”的明争暗斗就像讲《三国演义》,有人至今还念念不忘一个从北京“请”来的芒果,甚是妒忌那个收藏者。至于“文革”中的像章“红宝书”,已成了某些人的“珍贵文物”,时不时要显摆一番。你还指望这种人自觉忏悔罪孽?他们还以为那一切是自己的光荣呢。
那些对“文革”满怀眷恋的人思想不止是僵化,简直是固化了,只要当前社会发生什么问题,他们就会拿“文革”参照,在他们看来,“文革”是万能灵药,现在的什么问题放到“文革”都迎刃而解,甚至就不会发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到底”,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他们也承认某些无可辩驳的罪恶事实,但会强词夺理而狡辩宣称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是“文革”路线执行得还不够彻底。对于自己的亲人在“文革”中遭受过政治或者政策的伤害,有的人归咎于“派系”斗争,有的人则声称受害人“不识时务”,竟然还有人说“清官笔下也有屈死鬼”,总而言之,“文革”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种人宁可做一个在恐怖中发抖的奴才,也不肯做一个自由的公民。“文革”最大的成功之处大概就是给很多人彻底地洗了脑。如今仍然经常有人指着我说,“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被斗得抬不起头了”,动辄给我一大堆“文革”畅销的高帽子。看他们的表情和眼神,我相信,如果时光倒流,他们一定不会客气地把我“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这种人只跟你讲“政治”,就不跟你讲理,花岗岩脑袋里也就不可能会有“忏悔”的念头。
30多年的世事变迁似乎没有使那些被“文革”洗脑的人有多大改变。有些人在“文革”中也不比别人多些自由,但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别人优越,有了高人一等的感觉。他们看不惯那些曾经备受歧视的人过上幸福的日子,更受不得人家能够和他们平视,要是再看到人家也会表现出骄傲自豪的神情,他们就好像受了屈辱一样。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没有“平等”和“尊重”这些字眼。这种人脑袋里装了很多政治名词,全都是“文革”中灌进去的,到死念念不忘,随时都会拿出来表现“高度的政治觉悟”。这种思潮三十多年来虽然算不上主流,但一直暗流涌动。
有时我也很可怜身边那些“文革”遗老遗少,这些小人物个人所造下的罪孽在整个“文革”浩劫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虽然汇集起来也是汹涌澎湃,但相比较而言,那些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惊天冤案的人都没有几个站出来认错认罪,我们对小人物似乎不该苛求。一个又一个被平反的人,有几个听到一声道歉一句忏悔?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以组织的名义犯下的。组织不认错,个人好像也没错。“反思”啊“反省”啊,故做高深模棱两可。所以,发掘“文革”真相的任务还很艰难。
“文革”的真相在被淡忘,真的已成“历史”?因此,就很有必要深入挖掘真实而残酷的“文革”,使人们能够警醒起来,忏悔也就愈加值得珍惜。在此,我向那些勇于忏悔的人致敬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0/2018 10:50:00 PM
p
pinkymania
36 楼
悲痛中
d
dingdingdddd
37 楼
资中筠:颂圣文化为何一枝独秀六十年                                                                                                                
资中筠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
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
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
“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
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
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
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
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
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
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
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
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
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 。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
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
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
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
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
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
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
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
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p
page394
38 楼
知识分子都瞎啊
就该跟着蒋老头都去台湾
留下暴民自己窝里斗自生自灭就行
中国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贼不要脸
妈的

黄瓜86 发表于 2/10/2018 10:21:12 PM

现在还不是一堆海归的,谁又有前后眼?
饼宝的麻麻
39 楼
看的心情无比沉重
x
xiqi
40 楼
文革中有为数不少,夫妻结伴甚至全家走上黄泉路,刘绶松夫妇、翦伯赞夫妇、杨嘉仁夫妇、傅雷夫妇、陈正青夫妇、黄国璋夫妇。萧光琰全家、张宗颖全家、顾圣婴全家、雷春国全家。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0/2018 4:56:59 PM
岂是一个惨字了得
l
lightbluess
41 楼
最严重的后果是造成中国人的文化断层和精神荒漠化,而且糟糕的是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A
Acad
42 楼
太惨了,当年批斗人的那群红卫兵,现在都是爷爷奶奶辈了,不会良心不安吗?
A
Acad
43 楼
那个小提琴家马思聪幸好逃了,不然也难逃厄运
F
Futurelife
44 楼
不重视历史,不检讨发生的历史事件,最终的结果就是。历史还重复发生。不检讨文革,64发生了。不检讨64,还会发生什么
r
ratzinger_vest
45 楼
知识分子都瞎啊
就该跟着蒋老头都去台湾
留下暴民自己窝里斗自生自灭就行
中国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贼不要脸
妈的

黄瓜86 发表于 2/10/2018 10:21:12 PM

当时的情况,一个是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知识分子被忽悠多年,另外至少中国大几百年没有这种邪教式内部大屠杀,大环境就是清帝和平逊位,北洋政府,国民党对知识分子还可以;裆内各种清洗社会上也不知道;知识分子怎么也想不到镰刀锤子党上台后锤子镰刀的目标是自己。
r
ratzinger_vest
46 楼
前两天还在跟同事说如果中美关系恶化,怎么办。同事说现在产党不要太欢迎海归回国,社会在进步,blahblahblah。

我想,当年还不是因为这一句话,中国大地多少冤魂。
j
jisong
47 楼
我想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但从史实中了解到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后应该做得是把历史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否则很容易就被民猪党给洗脑了。
s
sunnypotato
48 楼

当时的情况,一个是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知识分子被忽悠多年,另外至少中国大几百年没有这种邪教式内部大屠杀,大环境就是清帝和平逊位,北洋政府,国民党对知识分子还可以;裆内各种清洗社会上也不知道;知识分子怎么也想不到镰刀锤子党上台后锤子镰刀的目标是自己。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8:30:59 AM


但是之前不是已经发生了斯大林大清洗吗?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点风声了。林徽因给费蔚梅的信里就写快解放了,这种自由通信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杨绛也讲了他们当年考虑要不要留下来,因为钱钟书已经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她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会需要他们这种搞社会科学的人。

他们真的就是凭着对祖国的感情留下的
F
Futurelife
49 楼
我想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但从史实中了解到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后应该做得是把历史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否则很容易就被民猪党给洗脑了。
jisong 发表于 2/11/2018 8:38:48 AM


说的对。 最先做的是应该把发生的事让所有人知道。
r
ratzinger_vest
50 楼

但是之前不是已经发生了斯大林大清洗吗?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点风声了。林徽因给费蔚梅的信里就写快解放了,这种自由通信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杨绛也讲了他们当年考虑要不要留下来,因为钱钟书已经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她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会需要他们这种搞社会科学的人。

他们真的就是凭着对祖国的感情留下的

sunnypotato 发表于 2/11/2018 8:39:37 AM

也许有人会想到情况恶化,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整个中国近三十年的炼狱吧
s
sunnypotato
51 楼
也许有人会想到情况恶化,但很少有人会想到整个中国近三十年的炼狱吧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8:51:52 AM

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是被周恩来坑了。好像不少人都是跟周恩来谈过之后决定留下的。其实我并不觉得周恩来像传说中的那么好。毕竟他是离毛最近的人
o
originalbyy
52 楼
你不信口胡说,会死吗?


LOL, 美国现在就在文革。。。

niernier11 发表于 2/10/2018 5:07:00 PM
r
ratzinger_vest
53 楼
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是被周恩来坑了。好像不少人都是跟周恩来谈过之后决定留下的。其实我并不觉得周恩来像传说中的那么好。毕竟他是离毛最近的人

sunnypotato 发表于 2/11/2018 8:53:30 AM


周公晚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如果把毛跟朱八八对比,周公的结局比李长善好不少了。

真是想不通,周公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在党内的资历又老,怎么就被老毛吃得死死的。
s
sunnypotato
54 楼

周公晚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如果把毛跟朱八八对比,周公的结局比李长善好不少了。

真是想不通,周公这么一个有能力的人,在党内的资历又老,怎么就被老毛吃得死死的。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9:11:45 AM

和斯内普差不多吧。投身一个邪恶组织,难退其身。
高地栀子
55 楼
很简单,谁最流氓无赖心狠手辣没有人性谁最狠
r
ratzinger_vest
56 楼
LOL, 美国现在就在文革。。。
niernier11 发表于 2/10/2018 5:07:41 PM

美国现在多少老师被剃了阴阳头,扫厕所,在地上爬?多少人因为说了什么或什么都没说被送去劳改,被游街示众?多少人被定罪成内奸,间谍?多少家庭被整死或者被逼自杀?
墨染云烟
57 楼
最幸运的就是毛太子为了一个蛋炒饭死在朝鲜
yamasaki27 发表于 2/10/2018 4:48:52 PM

+1老毛造的孽估计全报在子孙身上了。
d
dingdingdddd
58 楼
对于文革,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就是一场整当权派的狂欢。把这些人当走资派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想怎的,就怎的,是有多么的爽啊。吊诡的是,不仅年轻人这样想,连一些经过文革的人,一提到文革,脑袋里也是这样的画面。所以,在当今权力腐败到如此程度,官民矛盾尖锐的今天,渴望再来一次文革,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但是,
实际上我们说的文革十年,揪走资派的狂欢,仅仅几个月功夫。然后就是军管,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接下来,最初冲杀最猛的造反派,就先后被镇压了。只有被中央文革看上的那一派,才会得势。文革中打人,整人,打死人最多的,不是全民炮轰走资派那一段。最初的老红卫兵破四旧,打杀黑五类,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整死的人不仅被打走资派时多,而且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数以百万计。多起文革大屠杀,杀的基本上都是黑五类,成分不好的人。
  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般只持续几个月,高潮时虽然让人受不了,顶一阵也就过去了。但文革却是持续十年的高温,政治高压一直维持。从中央到地方,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都很紧。阶级敌人不断地被迫扩张队伍,原来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加上敌、特,而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到处乱扣。此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加入过会道门的人,顶多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在文革中,却都有了麻烦。即使是根正苗红,一点毛病没有的人,只要领导看你不顺眼,一样可以被整。文革起家的新领导,脾气都比较大。那也是一个动辄获咎的时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任何人只要无意中被人认为冒犯了毛主席,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即使几岁孩子,也难逃惩罚。到了文革后期,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新的打击重点,好些贫下中农,就因为多养了几头猪,几只鸡,种了一点烤烟,也会被揪斗批判。
   实际上,文革就是一个人整人的岁月,被整的,多数都是老百姓。先前整人的,后面也会挨整。以至于后来文革结束,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称是被迫害对象,包括一些打人杀人的凶手。北京著名的造反五大领袖,文革没结束,不也都坐了监狱。要控诉林彪江青,他们也有的说的。
  最初否定文革之际,也清查过文革积极分子(三种人),也允许民间控诉文革的罪恶,还出现过“伤痕文学”热。但是,这样对文革的批判,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文革的危害,局限在斗争走资派上,被批斗的当权派及其家人的控诉,声音最大。一种是人人都控诉文革的罪恶,哭诉自己的遭遇,但却绝少有人反思,没有人忏悔。实际上在运动中,很多人即使没有做过凶手,也做过帮凶,整人,打人,甚至打死人,多少都有责任。只是后来因为别的原因也挨过整,就成了受害者。结果人人都提自己走麦城挨整的事,自己在台上的威风的往事绝口不谈。 整个中国,整个文革十年,整了上亿的人,整死几百万,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罪魁祸首,只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那么几个人。
  即使这样的反思,也在持续不久之后,戛然而止。文革,仅仅成为教科书上的几行字。除此之外,无论学术探讨,历史叙事,小说戏剧影视作品,一概不能提。好像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一场浩劫一样。反过来,对于文革肯定的声音,却一点点响了起来。文革和文革十年,被莫名其妙地分开,后者被肯定,而且拔高。文革期间的带有强烈文革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从样板戏到歌曲、电影,都被堂而皇之地奉为“红色经典”。一些新左派的学者,从西方搬来了洋学术,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肯定文革,把文革说成是大民主,难能可贵的民主实践。
  对文革的误读,从文革结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了。人们从几个角度,都在误读。这种误读,把文革读成了大民主的狂欢,底层被压迫民众的节日。而且只能这样误读,别的读法,都被禁止。这样一来,网上网下,年轻人对文革的追捧,就一点不奇怪了。即使是那些经过文革的人,只要现在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受这些年文革追忆和畸形解读的影响,也会产生记忆的幻觉,把自己的记忆定格在斗争当权派的瞬间,幻想再来一次文革,好剥了当官的皮。
  不用说,对于某些人来说,把文革说成仅仅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混乱,是合口味的事。在当时,也为他们挣得了足够的同情。但不幸的是,这样的文革叙事和定性,在30年后,却成了社会动荡的根苗。即使思想观念如何陈旧,当权者没有希望底层民众再一次重演当年夺权斗争场景的。毕竟,对于过来人而言,那是一场噩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场噩梦有可能的重现,恰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像文革这样的人为灾难,西方不可能有,东方没有,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这样的灾难,如果不加以反思,或者反思也是扭曲的误读,那么结果只能是把灾难延续下去。文革的再现,对于谁都不是好事,但却不乏野心家乐见其成,甚至从中煽惑。产生文革的土壤还在。这种土壤的铲除,只能建立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藏头露尾,半吞半吐,肯定是不行的。


“文革”标语口号大全



崇 拜 类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为了向毛主席敬献忠心,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一心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生为毛主席而生,死为毛主席而死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反对我反对
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 !
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门合语)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
主席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仇 恨 类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要斗私批修!
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对人民的要求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要斗私批修
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个齿轮与罗丝钉
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生,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大庆人语)
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工作指导类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抓革命,促生产。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要准备打仗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
亿万人民亿万兵,万里江山万里营!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十五年时间赶英超美(大跃进时期)
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时期)
二年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时期)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派仗类

向文艺革命伟大旗手江青同志学习

向伯达同志学习,向伯达同志致敬。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向康生同志学习,向康生同志致敬。
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文化革命齐造反,革命路上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红色恐怖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知识越多越反动!
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踢开党委闹革命
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打倒彭罗陆扬
打倒刘邓陶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
打倒杨余傅
揪出王关戚小爬虫
批陈整风
揪出黄吴叶李邱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不是好东西
批臭宋江这个投降派
批林批孔批周公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火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解放干部看干部要看大节(忠不忠),不要纠缠小节(生活问题)(林彪语)
国 际 类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幸福的中国人民深情惦记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
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不久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掀起一场“红色恐怖”。“牛鬼蛇神”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抄家、殴打、杀戮,全中国被杀者应不下十万,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个时期。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踢开党委闹革命1966年10月初,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看了《紧急指示》后,觉得林彪还抠得太紧,于是,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后来,这一“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风卷全国。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产生“轰动效应”:围观者、传抄者、批评者、辩论者,比比皆是。

对联的意思很明了: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造反有理 文革时,“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句十分流行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还搞乱了地方党委。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文革初期,当举国上下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时候,林彪亲笔书写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题词。几乎是在转眼间,学习林彪题词的热潮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也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
毛泽东是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如此迅速的在中国各地蔓延,和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有很大关系。而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也将个人崇拜领袖崇拜推到极致。在文革前期,出现了很多崇拜类的口号,特别在1967年以后,对毛泽东有了“红太阳”这样的称呼,其中“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文革中后期,口号又进一步升级到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红太阳”。
要斗私批修!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文攻武卫 针锋相对1967年7月22日,即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0”事件爆发的第三天,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由此导致全国武斗的急剧升级。

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两派的武斗造成很多人伤亡。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领袖、忠于“文革”,并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例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等。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是毛泽东借以强调阶级斗争重要性的一个比喻。1971年8月14日到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中共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9月12日在丰台谈到,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SPAN>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批语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泽东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给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灾难。
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最初由江青提出,是流行于文革时代的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类似的口号,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因此,一切带有商品经济色彩的行为都被严格打击和制止,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邪恶的、人吃人的魔鬼社会。
r
rabbit1688
59 楼
gcd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所以被西方视为恐怖主义的一种。现在美国左派民主党搞的这套就是当年产档起家的那套,发动底层斗中上层,打着均贫富,肤色牌。只能说西方被和平演变了。
S
ScottishFold
60 楼

gcd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所以被西方视为恐怖主义的一种。现在美国左派民主党搞的这套就是当年产档起家的那套,发动底层斗中上层,打着均贫富,肤色牌。只能说西方被和平演变了。

rabbit1688 发表于 2/11/2018 11:03:59 AM


但是民主党在美国没赢,美国人素质还是很好的,信息也开放,不容易受骗。
M
Muztag
61 楼
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是被周恩来坑了。好像不少人都是跟周恩来谈过之后决定留下的。其实我并不觉得周恩来像传说中的那么好。毕竟他是离毛最近的人

sunnypotato 发表于 2/11/2018 8:53:30 AM


周公共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没几把刷子能干这活吗
s
sunnypotato
62 楼

周公共党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没几把刷子能干这活吗

Muztag 发表于 2/11/2018 11:14:39 AM

就是这个意思。其实都是一路人,为了目标不择手段。不同就是周和毛比起来,还残存了一点人性。
M
Muztag
63 楼
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是被周恩来坑了。好像不少人都是跟周恩来谈过之后决定留下的。其实我并不觉得周恩来像传说中的那么好。毕竟他是离毛最近的人

sunnypotato 发表于 2/11/2018 8:53:30 AM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好人能干这活吗?都是成精的人物…
c
cocojj
64 楼
完全是政府和执政党的问题, 17,8岁的孩子们太容易被洗脑了。 就是我们处在当时的环境, 可能也都是那样。 除了党和政府还有些趁机谋利的人, 那个年代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不幸的。 就是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 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y
yamasaki27
65 楼
明白为啥周公死后要把骨灰撒了 怕被后人挖坟 不然以他当时名望 绝对可以跟老毛一起躺水晶棺 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如果不是他扶持老毛 也不会有十年
s
sunnypotato
66 楼
明白为啥周公死后要把骨灰撒了 怕被后人挖坟 不然以他当时名望 绝对可以跟老毛一起躺水晶棺 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如果不是他扶持老毛 也不会有十年
yamasaki27 发表于 2/11/2018 11:40:13 AM

邓的也撒了。都是明白人。
y
yamasaki27
67 楼
当年张学良死都不肯回来 也是明白人
c
cocojj
68 楼
明白为啥周公死后要把骨灰撒了 怕被后人挖坟 不然以他当时名望 绝对可以跟老毛一起躺水晶棺 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如果不是他扶持老毛 也不会有十年
yamasaki27 发表于 2/11/2018 11:40:13 AM

这个世界上所有搞政治都到高位的, 没有圣母玛丽亚和小白兔。 都是通过不断和一些人结成团伙, 打败另一伙, 一路这么走下来的。
r
ratzinger_vest
69 楼
明白为啥周公死后要把骨灰撒了 怕被后人挖坟 不然以他当时名望 绝对可以跟老毛一起躺水晶棺 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如果不是他扶持老毛 也不会有十年
yamasaki27 发表于 2/11/2018 11:40:13 AM


基本上52-53年惨剧就开始了。那十年是最后的疯狂而已。
s
sunnypotato
70 楼
当年张学良死都不肯回来 也是明白人
yamasaki27 发表于 2/11/2018 11:44:04 AM


1990年,在台北圆山饭店内,被幽禁半个世纪的张学良首度公开庆寿。席间,老人点名要听一首名为《思乡曲》的小提琴曲。音乐响起,张学良先是闭目沉思,然后以手遮面,潸然泪下。这首《思乡曲》的作者,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马思聪。《思乡曲》作于80年前的1937年。当年,日寇的铁蹄蹂躏了满蒙华北大地,东三省的学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流亡关内。
马思聪行脚北国之后折回广州,从一首绥远民歌中引发灵感,谱下了这首《思乡曲》。这支曲子曾拨动了多少为抗日救亡而奋战的中华儿女的心弦,并且一直流传下来,引发了一代代爱国爱乡的炎黄子孙的共鸣,成为了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不朽的经典。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爱国音乐家,却不幸落得个“仓皇出逃”的下场。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67年,马思聪“出逃”美国,从此背上了“叛国投敌”的罪名。
1987年,“出逃”美国20年的马思聪客死异乡,时年75岁。
M
Muztag
71 楼
当年张学良死都不肯回来 也是明白人
yamasaki27 发表于 2/11/2018 11:44:04 AM

中共的大恩人啊
e
en010272
72 楼
张学良不敢回来
c
cocojj
73 楼
中共的大恩人啊

Muztag 发表于 2/11/2018 12:22:20 PM

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历史真有可能不是这样。
h
happy3001
74 楼
太惨了,当年批斗人的那群红卫兵,现在都是爷爷奶奶辈了,不会良心不安吗?
Acad 发表于 2/11/2018 7:49:47 AM


不会吧,精神抖擞的跳广场舞呢,谁要占了他们地方,再去扇人两巴掌。
h
happy3001
75 楼
中国早已沦陷,土共本质是一个独裁集团,可悲的是并不自知的亡国奴们每日赞叹自己生活多么幸福,一口一个某大大,并红口白牙要“解放台湾”, misery loves company.
电线小美 发表于 2/10/2018 10:34:29 PM

你就慢慢期待日本人打回来呗,八国联军也行,你就不是亡国奴了。这种烂贴以后还是不进了,病人太多。
s
shantian
76 楼
共产主义其实就是邪教。法轮功也一样。相互之间都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r
ratzinger_vest
77 楼
共产主义其实就是邪教。法轮功也一样。相互之间都不要五十步笑百步
shantian 发表于 2/11/2018 12:50:07 PM

共产主义是洋货。所以党妈最怕洋教
d
dingdingdddd
78 楼
知青的苦难就是同时发生的:










x
xiqi
79 楼
基本上52-53年惨剧就开始了。那十年是最后的疯狂而已。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11:44:54 AM

其实土共49年后的各运动都是延安整风翻版,可惜经历过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还在当官,像韦君宜这样敢说的太少。她当时被整就说过现在只有延安,将来全国都这样可怎么得了。不幸一语成谶。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1/%E7%88%B1%E6%80%9D%E6%83%B3%EF%BD%9C%E5%BC%A0%E7%8E%B2%E9%9C%9E%EF%BC%9A%E6%8C%BD%E5%9B%9E%E4%B8%AD%E5%9B%BD%E7%9F%A5%E8%AF%86%E4%BB%BD%E5%AD%90%E7%9A%84%E5%B0%8A%E4%B8%A5%EF%BC%9A%E8%AF%BB%E9%9F%A6/
花生芝麻
80 楼
可怕的是现在还有人怀念文革呢……
r
ratzinger_vest
81 楼
其实土共49年后的各运动都是延安整风翻版,可惜经历过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还在当官,像韦君宜这样敢说的太少。她当时被整就说过现在只有延安,将来全国都这样可怎么得了。不幸一语成谶。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1/%E7%88%B1%E6%80%9D%E6%83%B3%EF%BD%9C%E5%BC%A0%E7%8E%B2%E9%9C%9E%EF%BC%9A%E6%8C%BD%E5%9B%9E%E4%B8%AD%E5%9B%BD%E7%9F%A5%E8%AF%86%E4%BB%BD%E5%AD%90%E7%9A%84%E5%B0%8A%E4%B8%A5%EF%BC%9A%E8%AF%BB%E9%9F%A6/

xiqi 发表于 2/11/2018 4:47:52 PM

作为党的干部能这么干,值得敬仰
r
ratzinger_vest
82 楼

不会吧,精神抖擞的跳广场舞呢,谁要占了他们地方,再去扇人两巴掌。

happy3001 发表于 2/11/2018 12:37:52 PM


红卫兵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学生,不信鬼不怕神,不信天理报应;在文革那种史上最混乱的年代打杀了那么多人依旧活得潇洒,到现在都活得好好的,有什么必要忏悔呢
B
BannonUSA3
83 楼
该用户帖子内容已被管理员屏蔽
麻辣肚丝
84 楼
共产党干的这些事,永远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
d
dingdingdddd
85 楼
犯错还是犯罪?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谈              by 长沙杨飞                          今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革的序幕。随后的十年,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非正常死亡者有数百万之多。在这里鄙人谨以个人的名义向逝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
            
            你说死亡数百万人,请问具体数字到底是多少?很抱歉官方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外学界对此多有争论,从一百万到数千万的说法都有。R.J.Rummel教授说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中央党史研究室说约有420余万人被关,172万余人死亡。1978年12月,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俗话说人命关天,每一桩命案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为啥文革死了这么多人,几十年了却是一笔糊涂账?理论上来说,要统计大致死了多少人,这是可以做到的。连1937年南京大屠杀都精确地统计了(三十万人),离我们更近、人证物证更多的文革大屠杀却无法统计死亡人数,这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每个县市各自统计,汇总上来不就行了?文革全国死亡人数之所以是个悬案,鄙人觉得乃是政府有意为之,“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在今日之中国,即便是最铁杆的左派毛粉也不敢说文革的好话(极个别神智不正常人士除外)。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对文革盖棺定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上面这段话我是基本同意的,但是《决议》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句话我不敢苟同。说毛主席只是犯了错误,这不符合逻辑。不说组织杀人罪,反人类罪,往最轻里说,渎职罪是肯定没跑的。煤井下死了几个人都得追究领导者的渎职罪,全国死了这么多人,却只是个错误?
            
            我说是犯罪,你说是犯错,究竟谁对,则需要看具体案例,就像法庭辩论一样。如果话不说具体,吵吵嚷嚷几十年都不会有个结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文革死亡者之惨,确实是很吓人的,枪杀、棒打、绳勒、沉水、火烧、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最恐怖还有广西文革流行的杀人挖心肝炒着吃等等。
            
            可惜中国官方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诸如文革白皮书来说明这些细节,可能高级干部能看到一些内参,但广大群众对死难者的具体情况是缺乏了解的。这是中国官方有意为之,因为政府不想让大家了解文革的细节。
            
            这并不是我杜撰。我们都知道,邓小平同志对文革研究有“宜粗不宜细”的重要指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1981年对如何处理湖南道县惨案遗留问题曾指示说:“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不少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康生、谢富治他们搞起来的。现在已经13年了,这样的事情不要声张了,处理完了就算了,慢慢让它平息下去。”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差不多就是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犯罪变成了犯错,批评一下就好了。官方这么草菅人命,其原因很简单,文革的细节若是公布出来,明显都属于反人类罪,而不是官方所说的“犯错”。中国官方为了防止被打脸,所以对文革细节问题几十年来都采取回避和禁止研究的态度。
            
            官方不研究,但学界和民间还是有人在做这事。举个例子,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王友琴博士,她长期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2004年在香港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详细叙述了四百多人的死亡经过。这本书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博士还是“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的创办人,而这个网站早在2002年3月就被中国政府屏蔽。                          
            网站截图
            
            如果把你一定要问为啥中国官方对文革的细节要采取鸵鸟政策,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封杀?这事要简单说就是两个字:维稳。在中国的执政者看来,没人任何东西比政权的稳定性更重要,即便是文革死了百万人,也必须让他们死得不明不白。
            
            虽然文革已经被否定,但是毛主席还依然躺在北京最中心的一块地皮上,官方依然在奉行毛泽东思想。很多高级官员错误地认为,如果文革的细节被公布,民众就会知道毛主席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他就不能继续躺在那里接受朝拜了,官方也可能无法再继续奉行毛泽东思想,目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可能受到质疑。
            
            我觉得这些官员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否定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质疑政权的合法性,也不是全盘否定毛主席。实际上,毛主席本人在1949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和先进的,比如1946年他倡议的和平建国纲领,“党派平等”、“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等。
            
            对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乃至犯罪行为,以及他在建国后的一些思想糟粕,比如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大搞人民公社、发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这正是为了保证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还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
            
            长话短说吧。一个人犯了罪,死了还要帮他在首都建个大庙,每年接受民众朝拜,个人觉得这和日本靖国神社的搞法也区别不大了。目前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极端个人崇拜的阴影并没有散去,文革的百万亡灵还继续在大地上徘徊。文革只要一天不彻底清算,谁也无法保证悲剧不会续演。
            
            一件事你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人证物证齐全的事,真相总有彻底曝光的一天,到时候又将如何面对?我个人觉得,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官方应该解除对文革研究的禁令,抛弃日本式做法,学习德国人的经验,把事实、真相和细节告诉大家,彻底丢开历史的包袱,重新整装前进。
            
            愿逝者安息。
            
            杨飞,
            2016/5/16,长沙
x
xiedeacc
86 楼
说到文革,是历史上抹不掉的。怎么来评价文革也很难的,小弟不才,稍微说点。
本人土包子一个,从未出过国门,本人思想倾向开放,自由,为什么到这里,就是想看看各种新闻而已。
对于大饥荒和文革,先定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人治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不够的时候,后果很容易被放大,首先确实是领导人认识不够,人都是会犯错误的,特别是理想主义类型的人,当然在其位,谋其政,做不好是渎职。但是真正的是被下面的人搞得一团糟,在一个人治社会,大家如果想得到利益,必须迎合上面的意思,为了表现突出,简直不择手段,所以更大的错,其实错在中国深厚的关系文化。谈到文化,真正的,完整的中国文化还是博大精深,很深厚的,这一点无口厚非,只是在封建时代的大家长宗族观念,让社会充满了人情,任人唯亲,利益至上,缺少理想主义和正义观念。很多东西都是做表面功夫,真正的是利益至上。不像美国人,相对来说还有点信仰,利益问题也摆在台面上,不玩阴的,当然都是相对的。所以并不是错在某个人,而是整个体制,文化的错。

至于为什么发动文革,我觉得更多的是政治博弈,老毛确实授意了,但是真正丧心病狂的是四人帮,如果真的让老毛来做这事,他肯定是要打击对手的,但是应该不至于这么狠。

另外谈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确实是创造的源头,这些人探索着未知世界,带领人类走向未来。但是说实话,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实认识很脱节,很多书呆子,让这些人去治理这个国家,让这些人来真正领导这个国家,他娘的,中国就要万劫不复,他们很多人出身书香世家,跟芸芸众生中国人脱离太远,几千年的愚民政策,很多中国人思想落后的很,愚昧无知,另外还有很多中国人天天为生计挣扎呢,我打包票,这些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更加不能让他们领导这些占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即使在2018年,大部分中国人还是要为生计发愁的,大部分中国人思想还是很保守,愚昧的,中国人现在依然还是一个人治国家。所以放在89年,要是真闹起来,说不定变成第二个蒋介石政府,就怕比蒋介石更加没有骨气。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我赞同镇压。任何事情,不能揠苗助长,不能脱离现实。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当然不能永远落后,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当然不能永远愚昧无知,永远为生计低头,没有尊严,不能自由的表达自己观点,不能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理想,这个国家要不断变得强大,当足够强大的时候,才会慢慢自信,才会慢慢开放,包容,而不是一蹴而就,制造出带着奴性的欧美代理人。其实社会还是在不断变好,教育和互联网,会让这个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的,但是希望这个变革是自生的,可持续的,这个过程可以辩论,争吵,但是不希望被外面指指点点,被外面操纵。以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足够的自信,足够的包容,让所有人畅所欲言,但是不为恶意呆偏路,而依然是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去。
d
dingdingdddd
87 楼
r
ratzinger_vest
88 楼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2/2018 11:16:52 AM

这个有意思
h
happyberry
89 楼
即使以后肯承认这段历史,那代人经历过的回忆也已经流失太多了。
Holocaust 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死了多少人,但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那些留下来的故事。那么多文学作品/电影让我们和里面的人物产生共鸣。

最后真相曝光,那代人的喜怒哀乐也留不下来了
r
ratzinger_vest
90 楼
即使以后肯承认这段历史,那代人经历过的回忆也已经流失太多了。
Holocaust 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死了多少人,但更让人刻骨铭心的是那些留下来的故事。那么多文学作品/电影让我们和里面的人物产生共鸣。

最后真相曝光,那代人的喜怒哀乐也留不下来了
happyberry 发表于 2/12/2018 11:41:28 AM


某集团就是希望这段记忆从历史上抹去,所以我多给楼主顶一顶
老友粉
91 楼
知识分子都瞎啊
就该跟着蒋老头都去台湾
留下暴民自己窝里斗自生自灭就行
中国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啊
贼不要脸
妈的

黄瓜86 发表于 2/10/2018 10:21:12 PM


当时的情况,一个是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知识分子被忽悠多年,另外至少中国大几百年没有这种邪教式内部大屠杀,大环境就是清帝和平逊位,北洋政府,国民党对知识分子还可以;裆内各种清洗社会上也不知道;知识分子怎么也想不到镰刀锤子党上台后锤子镰刀的目标是自己。

ratzinger_vest 发表于 2/11/2018 8:30:59 AM

据说跟老蒋去台湾的是大多数,留下来的是少数。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r
ratzinger_vest
92 楼
据说跟老蒋去台湾的是大多数,留下来的是少数。 ---发自Huaren 官方 iOS APP
老友粉 发表于 2/12/2018 2:21:31 PM

这个可以考证的。大部分应该是留下了。当时要是大陆的教授都到了台湾,台湾的高校岂不是挤不下了
b
brownsugar
93 楼
文革充分暴露了人性的丑恶
d
dingdingdddd
94 楼
回复 91楼老友粉的帖子

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49年后留在大陆的命运

【81位民国院士近60人1949年后留在大陆:部分人的命运】

1948年,中国的内战正酣之际,第一届院士共81人诞生了,在 那个决定中华民族未来命运同时也决定这些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精英的历史时刻,他们何去何从,陷于了痛苦之中,有今日学者专门写下了他们的选择——《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呀!有的并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不想没有国家的流浪留下了,有的认为自己并没做错什么大不 了钻到故纸堆里留下了,有的害怕台湾还是不保留下了,当然也有毅然决然离开的,相当部分则是怀有极大的希望留下了,一如胡风的伟大献词《时间开始了》,他 说的是伟大的新时代的时间开始了。中共接管政权前后,共有22位院士离开大陆,28位人文组院士中留在大陆的18位(考古学家都在这个组)。他们,除了那 个没有人格的郭沫若外,其他一律遭到改造、整肃、批判,更有不堪忍受身心摧残与人格凌辱而自杀的。这里没有总结多少自杀的,下面转载的是一个基本介绍,读后只有无语的份。


一、民国时期81位院士中离开大陆的22位院士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 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 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各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二、民国政府的“抢救大陆学人”

1948年12月初,国共内战接近尾声,战局对国民政府十分不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奉蒋介石之命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北大清华校 长梅贻琦、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 救者”登机南飞。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 令离开大陆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 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

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然而,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份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 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份机舱座位都被空闲著。12月21日,第二批被 “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 表示惋惜。

据资料统计,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拥有81位院士,仅有10位院士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2位远走他国,而有近60位院士选择继续在大陆。选择离开的知识份子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来。

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 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 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四、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这些优秀的中华 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陈寅恪(1890-1969)。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 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蓋,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 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 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 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 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 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曾昭抡(1899-1967)。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

叶企孙(1898-1977).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9年春,北平解放,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悲惨死去。

吴宓(1894-1978)。 1948年人文组院士,文革中,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大师吴宓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 比站着好些”。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 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 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 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

饒毓泰(1891-1968)。 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擊和迫害,飽受折 磨,1968年10月16日“清理階級隊伍”時,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1號上吊自殺身亡。

谢家荣(1898-1966)。地质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1957年-1966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开始即因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受批斗打击。因不甘屈辱,夫妻双双饮恨自杀。

翁文灝(1889-1971)。 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1948年更曾任擔行政院長,不過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 脹,聲名大壞而下台,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1951年從歐洲回到中國內地,後來在大陸曾經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71年病逝北 京。

马寅初(1882-1982)。人文组院士。在抗日期间蒋介石送来名片,用委员长的名义请他 赴宴。马老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却叫先生去拜见学生,岂 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说,叫他来找我!”蒋又派人游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委员长推荐您任财政部长,或者是中央银行行 长。”马老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住,办不到!”来人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您一笔外汇,这可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马老 答道:“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发这种国难财!”来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马寅初在陪都重庆,严正抨击蒋介石政权的战时经济政策,痛 斥孔、宋贪污,要求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充实抗日经费,惹恼了蒋介石,马寅初因而被捕,并被关入了息烽集中营,1942年出狱。 1949年后过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被打成右派,196年辞去校长。此后长期蛰居寓所,撰写探索中国农业经 济规律的巨著——《农书》,至1965年完成初稿,约100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钱端升(1900-1990)。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 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 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被打成右派。1972年,好有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 使单独聊天时,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在“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了。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六、其他部分著名学人的下场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 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 已先他而去。

刘盼遂,北师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 寅恪。1928年毕业后执教于北京女师、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大学。46年起任北师大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打死。

潜艇专家、船舶工程专家王荣璸,第一代潜艇研发核心,曾在英德美三国学习,1949年积极参加“反搬运反疏散反破坏”斗争,留住了许多本想前往台湾的技术 人员,1969年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美苏双重特务,关入牛棚,遭残酷批斗和抄家。1938年冒生命危险从德国带回国的潜艇资料底片也被抄走遗 失。

1975年9月15日,漫画大师丰子恺含冤去世。他在文革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遭严重迫害。如《昨日豆花棚下过,忽然迎面好风 吹》一画,被认为是欢迎蒋反攻大陆。“好风”者,好消息也。《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本倡导和平,结果被认为是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

萧光琰,化学家。建国后最早从事石油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他1920年就移居美国,读了博士并工作。1949年,他花几千美元购买翻印器材,花一年时间蒐 集、翻印和整理他认为祖国需要的资料,然后几经波折回到国内,在文革中被关押,遭遇日以即夜的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身亡。三天后,其妻子和15岁的女儿 自杀。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抗日时曾冒着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 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后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 1968年清阶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隔离审查,上吊身亡。

周寿宪,1951年26岁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并留美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冲破阻挠回国,任职于清华,参与筹建计算机专业,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创建人 之一。文革中被送到江西鲤鱼洲清华五七干校,被长期摧残后患上精神病,但军宣队员说他是装的,常拳打脚踢谩骂侮辱,后因病情严重送回北京,1976年跳楼 自杀。

虞光裕,中国航空科学元勋,曾在美国和英国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拒绝赴台,辗转香港和南朝鲜,历时三个月艰难回国。1956年成功主持研制中 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并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文革遭迫害,在车间劳改,拆卸旧锅炉时被跌落的通风管道砸死。

钱晋,1944年毕业于北大,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两弹一星的研制作出巨大贡献。文革时被打为反革命,被逼交代子虚乌有的“国民党 西北派遣军”问题。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钱晋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结果被活活打死。

詹安泰,古典文学家,书法家,词学造诣最深,有“南詹北夏,一代词宗”称誉,任教于中大。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遭批斗,多年文稿被烧毁,其子曾每天偷 藏几张手稿带出去埋在地下,保住少数心血。1967年4月淋巴癌复发,医院不肯医治,凄凉离世,家人随后被中大赶至集体宿舍居住,其两室藏书后被贱卖。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 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d
dingdingdddd
95 楼
回复 90楼ratzinger_vest的帖子

是的,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淡化,遗忘,抹去这段历史。
Solidot:亲爱的网友们,你今天瑟瑟发抖了吗?《夹边沟记事》等多部书籍从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下架



网易蜗牛读书 近日发布的书籍下架通知 杨显惠所著的三部描述大饥荒时期苦难的作品《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甘南记事》从国内电子商务上全面下架。在淘宝网,搜索“夹边沟记事”,返回没有找到与 “夹边沟记事” 相关的宝贝,搜索甘南记事返回无关的结果,但定西孤儿院纪事还没有清除干净;在亚马逊 Kindle 商店,这三部作品的页面都已经消失,如果你以前购买过这三部作品之一,你仍然可以下载,亚马逊还没有从用户的书库内移除这些作品。三部作品下架的原因未知。 香港五七學社

Like This PagePage Liked · April 24, 2014 ·





强烈抗议夹边沟地方当局的暴行

今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清明节。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尽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惨死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死难者右派遗属,原想在夹边沟现场为死难者树立纪念碑及举行祭奠仪式,却遭到酒泉地方当局以各种手段蛮横阻挠,砸碑、铲墓、断路、“盯梢”、监视,并以各种借口,阻拦悼念者进入夹边沟。原酒泉市博物馆已设立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一个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
(一)
甘肃省酒泉市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是广义的名称,实际包括夹边沟和明水滩劳教农场两部分。明水滩,坐落在酒泉市东200公里的高台县境内。夹边沟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在屈辱、劳役和饥寒交迫中死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才决定抢救人命,但获救的幸存者仅剩五百人左右!...
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被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尊严,安居乐业。2013年有政府官员否定历史,挑拨党群关系,声称划了55万右派没有处死一个,引起民愤。现在,夹边沟幸存者,反右受难者及其家属,为纪念无辜的死难者,渴望在这里建公墓、树纪念碑,以资悼念,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要忘记这段共和国曾发生过的苦难。夹边沟的幸存者刘光基、赵桓民、孙枢、李景沆、蒲一叶、高仕必和黄自修等,为实现多年的心愿,决定自行筹款在夹边沟树立纪念碑、建造遗骨衣冠墓,最近党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更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准备今年清明节到现场祭奠。
夹边沟原劳教犯住宿的生活区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区,都是寸草难生的荒漠戈壁,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铁丝网与农场作业区隔离,经过五十多年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公墓区原有的墓堆及做为墓碑的小木牌小石块等已荡然无存,但因当地气候干寒,埋在地下的骸骨及死者衣物,部分仍能保存下来,在满含三千右派血泪的荒漠野地中,找到了好些死者骸骨,当年劳教犯自行开挖用以栖身的狭小地窝洞穴,还可以在生活区看到。
1960年9月至11月间,夹边沟劳教分子中,被抽二千多名迁移到二百公里外的高台县明水滩,结果,约一千八百人在此丧命。六十年代管辖此地的张掖市地委,曾在公墓地区树立一碑,上刻“张掖地区农垦局明水河农场劳教人员公墓”以为标记,现已不知去向。墓地和夹边沟一样已被铲平,不少骸骨暴露散落在光天化日之下。触景思故,令人寒心。党国蒙羞。
为改变如此忤逆人伦的野蛮状态,兰州市有九名幸存右派老人在去年8月联署致函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及有关政府部门,请求准许在夹边沟及明水滩原址,分别收拾暴露沙丘的遗骨建立“罹难者遗骨衣冠冢”公墓,树立纪念碑。其中和凤鸣等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还亲自到省委申诉,先后获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和省群众接待处人员的接见。他们被告知,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酒泉市领导也表示“不支持,也不会拦阻。”高台县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并在今年清明节树立原碑。因为是无纸办公,不可能拿到介绍信,但被告之“你们去到当地政府,报告一下姓名就可以了。这些口头批示,都有录像录音留存为证。
(二)
根据默许,去年11月1日,夹边沟的环形遗骨衣冠冢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但几日后,声称是中共肃州区委宣传部的人员来严厉斥责、阻挠施工,首先挖断耄耋老人们修通的进夹边沟道路和跨水渠涵管。至11月14日夹边沟内纪念设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毁,并挖坑深埋。一直支持设置纪念碑的夹边沟林场场长邹大军已被撤职降级。夹边沟入口处原设置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遗址保护标志,也遭人拆掉。
清明前半个月,建墓设碑的老人们中最年轻者张遂卿(74岁,原按右派监督劳动21年,改正时才发现根本没有批准的假右派分子)突然接到高台县通知,明水滩农场的公墓原址,已改建成新村,说是当地居民反对在村内树立纪念碑,建议取消原定清明节当天举行集体祭奠。张遂卿的退休单位(甘肃省气象局退休办)也口头警告他,接省委电话,若参与此事,退休待遇将被取消。欲往明水滩的祭奠者没有理会警告,仍去几人在明永村原公墓处,与当地农民和谐恳谈,农民对远道而来的尽孝者钦佩不已,他们说自己年青不知这段历史,祭奠着摆了两束民政局赠送的鲜花,念了简短悼词,鞠躬祭奠,拍照留念。十分平和的与当地村民挥手告别。悼词有高台县加进去的一句话“河西建设成就,也有你们的功劳、苦劳。”高台县公安局派去以防不测的便衣人员远远看着,没有任何干预。一些参与者因受到各方压力而取消行程。
张遂卿和天水的一对姊妹乘车前往酒泉,准备到夹边沟祭奠。当他们所乘公交车驶入酒泉车站,即有数名彪形大汉和娇柔淑女便衣人员登车,说是宣传部派来接待的,强行扣留送他们到一家市内酒泉饭店入住。自称是肃州区林业局局长及民政局局长的两名男子,在酒店陪同张遂卿吃午餐,告诉他为了预防山火及临时军事演习,去往夹边沟的道路已被封闭。二小时后,艾晓明、吴娟及任众到达,不顾监视人员劝阻,自行乘出租车前往夹边沟,但途中遇到土堆堵路,路边插有公告牌、说前方有军事演习,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几名便衣人员上来阻拦。出租车司机也接到公司电话,催他驶回酒泉。艾晓明等三人无奈,在离开前朝夹边沟三鞠躬,向亡灵致意。第二天清晨,艾晓明等三人和张遂卿决定二度闯关。临近夹边沟林场时,遇身临时套穿迷彩服的人员及路障阻拦,也以民兵演习为由,阻止他们的前进。面对他们无理阻挠亦无可奈何。实际并没有什么演习, 全面封锁夹边沟林场是实,可以看看录像,表演的太“猴戏”。
(三)
事实表明,酒泉市当局破坏夹边沟右派遗址纪念物、毁灭证据、阻挠人民祭奠右派亡灵,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反右运动的记忆,妄图通过一代一代长期消磨,使人们忘记史实,篡改历史。
这是极其愚蠢的作为:害人性命,复又毁人之墓,弃人尸骨,砸人之碑,既违天理,又悖人性,既不仁,更不义,何以言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深秋,起义将军、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夹边沟农场,询问他那响应中共号召、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而被冤枉为右派饿死在夹边沟的弟弟傅作恭埋葬在哪里?农场场长刘振宇竟编造谎言回答道:“听说他跑了。”逼得傅作义大怒,狠拍桌子,批评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伟大号召。
习总书记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发誓要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心怀一党之私,为灭迹而挖掘公民先人之坟墓,弃被害人的尸骨,何言团结全民族?
望衮衮诸公慎思之。

此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
甘肃省省委及兰州市市委
甘肃省酒泉市市委及肃州区区委
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及高台县县委

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
(详见签名) 2014.4.30.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序 姓名 职称 户籍地 备注
1 叶光庭 副教授 杭州市
2 贺一欧 副教授 杭州市
3 叶孝刚 讲师 杭州市
4 王葆琛 讲师 杭州市
5 蒋彥明 教授 杭州市
6 蒋福寿 公民 杭州市
7 董则恭 小教高级 杭州市
8 顾炳荣 工程师 杭州市
9 施毓英 教授 杭州市
10 杨世元 工程师 杭州市
11 李逸群 药剂师 杭州市
12 丁振海 公民 杭州市
13 顾永欣 公民 杭州市
14 顾岁荣 工程师 杭州市
15 张博君 小教一级 杭州市
16 高少成 公民 杭州市
17 李民辉 中教一级 杭州市
18 陆 绮 小教高级 杭州市
19 张 聪 中教一级 杭州市
20 王掌英 公民 杭州市
21 叶天和 公民 杭州市
22 孟绣涛 工程师 杭州市
23 龙 霖 公民 杭州市
24 卓寿谦 公民 杭州市
25 洪维政 教授 杭州市
26 於炳华 小教高级 海宁市
27 钱惠炎 小教高级 杭州市
28 赵祖纲 公民 杭州市
29 沈家龙 公民 嘉兴市
30 顾延龄 中教高级 绍兴市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31 冯志宣 高级经济师 北京市
32 王书瑶 调研员 北京市
34 蒋绥敏 工程师 北京市
35 赵 忠 行政干部 北京市
36 李善明 工程师 北京市
37 陈开仁 高工 北京市
38 任 众 公安干部 北京市
39 马文都 公民 北京市
40 高鸿亮 教师 北京市
41 杜 光 教授 北京市
42 李家騤 公民 北京市
43 纪增善 公民 北京市
44 博绳武 公民 北京市
45 魏伯岚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6 王远增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5 范洪皋 教师 北京市
46 张迎新 公民 北京市
47 姜万里 公民 辽宁省
48 刘治学 高工 青岛市
49 吴汝文 副教授 青岛市
50 刘英臣 公民 青岛市
51 吴正华 公民 青岛市
52 谭天荣 教授 青岛市
53 刘禹轩 作家 青岛市
54 高 芸 诗人 青岛市
55 邵正详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6 赵文科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7 何文贵 法学教授 云南省昆明市
58 宋林松 教授 江苏省苏州市
59 韩欲济 公民 北京市
60 陆丰年 高级教师 江苏省东台县
61 魏 巍 法律学者 浙江省余姚市

62 金问信 机械师 北京市
63 徐美芬 教授 湖北省武汉市
64 汪兆均 企业家 北京市
65 田彐薇 小教一级 杭州市
66 张凤林 高工 北京市
67 张蔚生 高工 北京市
68 武宜三 主编 香港
69 高鸿凡 公民 上海市
70 俞梅荪 公民 上海市
71 史宗伟 公民 河南省
72 李宏仁 学生 吉林省
73 翟裕宗 教授 青岛市
74 汪廷奎 公民 广州省
75 孙英平 公民 河北省
76 沈志庸 公民 北京市 See More
See Translation

— with 武宜三, Ying Chi Lee and Fung O Ling.

适逢反右运动60周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联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将于在本周六举行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放映会。《夹边沟祭事》总长6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天寒地冻的荒漠、戈壁中,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逾千人被活活饿死。

该片导演、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接受采访时称,这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却被丢弃和掩盖了几十年,当年幸存者、亲历者死的死、老的老,有的很难被找到,而采访中也遇到了当局的阻挠,整个纪录片的制作能依靠的人力物力也十分有限。艾晓明说:

“这个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把它记录下来了,2017也是中国开始反右运动的60周年,摧残了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很多人在随之而来的迫害中不幸遇难,我觉得也应该纪念他们。现在幸存者很多都已经年事已高,现在很难找到,还有一些我找到了也有在我的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去世,拍摄采访也遇到一些阻挠,当地政府不愿意这件事情继续被追踪,整个大的环境也不希望人们再探讨这个事情,毕竟我是一个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同行的人也非常的有限,个人能力上也有很多力所不逮之处。

艾晓明强调,夹边沟的伤害和围绕它的抗争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人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纪念碑,也被砸碎。

艾晓明告诉本台,由于该主题至今仍是禁忌,中国大陆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而她也因此遭到警方、校方多次约谈:

“内地的观众可以看到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个电影节欢迎我都非常高兴,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传播的事情。警察现在追着我问,他们也不算是找我麻烦,但是要找我谈话,谈了一次又一次,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艾晓明:“我说多了也不方便。”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上承肃反与胡风事件,下启大跃进和文革,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一大历史转折。但基于“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的底线,反右和文革一样,至今不能被提及和做历史反思。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反右运动的荼毒甚于文革,至今仍有许多人因揭露反右历史遭到当局打压:

“记录了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陆看不到。现在大陆当局极力封锁那段历史,比如铁流先生他编了一套丛书,就是右派分子写的《往事微痕》,结果大陆不能出版,他自己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炎黄春秋》登了一些文章,结果也遭到了整肃。现在右派分子活着的都是80多岁了,我倒希望这些朋友活着的应该把那段历史做些记录,现在不能出版我想将来总有一天要出版,中国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摧残是极其严重的,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e
en010272
96 楼
要再次文革了?
r
ratzinger_vest
97 楼
回复 90楼ratzinger_vest的帖子

是的,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淡化,遗忘,抹去这段历史。
Solidot:亲爱的网友们,你今天瑟瑟发抖了吗?《夹边沟记事》等多部书籍从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下架



网易蜗牛读书 近日发布的书籍下架通知 杨显惠所著的三部描述大饥荒时期苦难的作品《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和《甘南记事》从国内电子商务上全面下架。在淘宝网,搜索“夹边沟记事”,返回没有找到与 “夹边沟记事” 相关的宝贝,搜索甘南记事返回无关的结果,但定西孤儿院纪事还没有清除干净;在亚马逊 Kindle 商店,这三部作品的页面都已经消失,如果你以前购买过这三部作品之一,你仍然可以下载,亚马逊还没有从用户的书库内移除这些作品。三部作品下架的原因未知。 香港五七學社

Like This PagePage Liked · April 24, 2014 ·


强烈抗议夹边沟地方当局的暴行

今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纪念先人的清明节。一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尽迫害的幸存“右派”,及惨死在甘肃夹边沟劳教农场的死难者右派遗属,原想在夹边沟现场为死难者树立纪念碑及举行祭奠仪式,却遭到酒泉地方当局以各种手段蛮横阻挠,砸碑、铲墓、断路、“盯梢”、监视,并以各种借口,阻拦悼念者进入夹边沟。原酒泉市博物馆已设立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一个遗址保护标志,也被拆除。
(一)
甘肃省酒泉市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是广义的名称,实际包括夹边沟和明水滩劳教农场两部分。明水滩,坐落在酒泉市东200公里的高台县境内。夹边沟从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关押了三千多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右派分子”,大部分在屈辱、劳役和饥寒交迫中死去。1960年12月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才决定抢救人命,但获救的幸存者仅剩五百人左右!...
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被划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尊严,安居乐业。2013年有政府官员否定历史,挑拨党群关系,声称划了55万右派没有处死一个,引起民愤。现在,夹边沟幸存者,反右受难者及其家属,为纪念无辜的死难者,渴望在这里建公墓、树纪念碑,以资悼念,更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要忘记这段共和国曾发生过的苦难。夹边沟的幸存者刘光基、赵桓民、孙枢、李景沆、蒲一叶、高仕必和黄自修等,为实现多年的心愿,决定自行筹款在夹边沟树立纪念碑、建造遗骨衣冠墓,最近党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更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准备今年清明节到现场祭奠。
夹边沟原劳教犯住宿的生活区及埋葬死者的公墓区,都是寸草难生的荒漠戈壁,在六十年代中期,政府已用铁丝网与农场作业区隔离,经过五十多年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公墓区原有的墓堆及做为墓碑的小木牌小石块等已荡然无存,但因当地气候干寒,埋在地下的骸骨及死者衣物,部分仍能保存下来,在满含三千右派血泪的荒漠野地中,找到了好些死者骸骨,当年劳教犯自行开挖用以栖身的狭小地窝洞穴,还可以在生活区看到。
1960年9月至11月间,夹边沟劳教分子中,被抽二千多名迁移到二百公里外的高台县明水滩,结果,约一千八百人在此丧命。六十年代管辖此地的张掖市地委,曾在公墓地区树立一碑,上刻“张掖地区农垦局明水河农场劳教人员公墓”以为标记,现已不知去向。墓地和夹边沟一样已被铲平,不少骸骨暴露散落在光天化日之下。触景思故,令人寒心。党国蒙羞。
为改变如此忤逆人伦的野蛮状态,兰州市有九名幸存右派老人在去年8月联署致函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及有关政府部门,请求准许在夹边沟及明水滩原址,分别收拾暴露沙丘的遗骨建立“罹难者遗骨衣冠冢”公墓,树立纪念碑。其中和凤鸣等三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还亲自到省委申诉,先后获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和省群众接待处人员的接见。他们被告知,党中央对历史问题没有新的决议前,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必须低调。酒泉市领导也表示“不支持,也不会拦阻。”高台县民政局表示支持重修公墓并在今年清明节树立原碑。因为是无纸办公,不可能拿到介绍信,但被告之“你们去到当地政府,报告一下姓名就可以了。这些口头批示,都有录像录音留存为证。
(二)
根据默许,去年11月1日,夹边沟的环形遗骨衣冠冢和黑色石碑已大致建成。但几日后,声称是中共肃州区委宣传部的人员来严厉斥责、阻挠施工,首先挖断耄耋老人们修通的进夹边沟道路和跨水渠涵管。至11月14日夹边沟内纪念设施,已被“身份不明”的人全部砸毁,并挖坑深埋。一直支持设置纪念碑的夹边沟林场场长邹大军已被撤职降级。夹边沟入口处原设置的劳教农场遗址指路牌及遗址保护标志,也遭人拆掉。
清明前半个月,建墓设碑的老人们中最年轻者张遂卿(74岁,原按右派监督劳动21年,改正时才发现根本没有批准的假右派分子)突然接到高台县通知,明水滩农场的公墓原址,已改建成新村,说是当地居民反对在村内树立纪念碑,建议取消原定清明节当天举行集体祭奠。张遂卿的退休单位(甘肃省气象局退休办)也口头警告他,接省委电话,若参与此事,退休待遇将被取消。欲往明水滩的祭奠者没有理会警告,仍去几人在明永村原公墓处,与当地农民和谐恳谈,农民对远道而来的尽孝者钦佩不已,他们说自己年青不知这段历史,祭奠着摆了两束民政局赠送的鲜花,念了简短悼词,鞠躬祭奠,拍照留念。十分平和的与当地村民挥手告别。悼词有高台县加进去的一句话“河西建设成就,也有你们的功劳、苦劳。”高台县公安局派去以防不测的便衣人员远远看着,没有任何干预。一些参与者因受到各方压力而取消行程。
张遂卿和天水的一对姊妹乘车前往酒泉,准备到夹边沟祭奠。当他们所乘公交车驶入酒泉车站,即有数名彪形大汉和娇柔淑女便衣人员登车,说是宣传部派来接待的,强行扣留送他们到一家市内酒泉饭店入住。自称是肃州区林业局局长及民政局局长的两名男子,在酒店陪同张遂卿吃午餐,告诉他为了预防山火及临时军事演习,去往夹边沟的道路已被封闭。二小时后,艾晓明、吴娟及任众到达,不顾监视人员劝阻,自行乘出租车前往夹边沟,但途中遇到土堆堵路,路边插有公告牌、说前方有军事演习,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几名便衣人员上来阻拦。出租车司机也接到公司电话,催他驶回酒泉。艾晓明等三人无奈,在离开前朝夹边沟三鞠躬,向亡灵致意。第二天清晨,艾晓明等三人和张遂卿决定二度闯关。临近夹边沟林场时,遇身临时套穿迷彩服的人员及路障阻拦,也以民兵演习为由,阻止他们的前进。面对他们无理阻挠亦无可奈何。实际并没有什么演习, 全面封锁夹边沟林场是实,可以看看录像,表演的太“猴戏”。
(三)
事实表明,酒泉市当局破坏夹边沟右派遗址纪念物、毁灭证据、阻挠人民祭奠右派亡灵,都是为了消除人们对反右运动的记忆,妄图通过一代一代长期消磨,使人们忘记史实,篡改历史。
这是极其愚蠢的作为:害人性命,复又毁人之墓,弃人尸骨,砸人之碑,既违天理,又悖人性,既不仁,更不义,何以言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深秋,起义将军、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来到夹边沟农场,询问他那响应中共号召、从美国回来参加祖国建设、而被冤枉为右派饿死在夹边沟的弟弟傅作恭埋葬在哪里?农场场长刘振宇竟编造谎言回答道:“听说他跑了。”逼得傅作义大怒,狠拍桌子,批评道:“你这哪里是共产党做的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伟大号召。
习总书记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发誓要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但是,心怀一党之私,为灭迹而挖掘公民先人之坟墓,弃被害人的尸骨,何言团结全民族?
望衮衮诸公慎思之。

此致
中共中央委员会:
甘肃省省委及兰州市市委
甘肃省酒泉市市委及肃州区区委
甘肃省张掖市市委及高台县县委

残存的“右派分子”受难者、遗属及正义声援者
(详见签名) 2014.4.30.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序 姓名 职称 户籍地 备注
1 叶光庭 副教授 杭州市
2 贺一欧 副教授 杭州市
3 叶孝刚 讲师 杭州市
4 王葆琛 讲师 杭州市
5 蒋彥明 教授 杭州市
6 蒋福寿 公民 杭州市
7 董则恭 小教高级 杭州市
8 顾炳荣 工程师 杭州市
9 施毓英 教授 杭州市
10 杨世元 工程师 杭州市
11 李逸群 药剂师 杭州市
12 丁振海 公民 杭州市
13 顾永欣 公民 杭州市
14 顾岁荣 工程师 杭州市
15 张博君 小教一级 杭州市
16 高少成 公民 杭州市
17 李民辉 中教一级 杭州市
18 陆 绮 小教高级 杭州市
19 张 聪 中教一级 杭州市
20 王掌英 公民 杭州市
21 叶天和 公民 杭州市
22 孟绣涛 工程师 杭州市
23 龙 霖 公民 杭州市
24 卓寿谦 公民 杭州市
25 洪维政 教授 杭州市
26 於炳华 小教高级 海宁市
27 钱惠炎 小教高级 杭州市
28 赵祖纲 公民 杭州市
29 沈家龙 公民 嘉兴市
30 顾延龄 中教高级 绍兴市

签名表格(不分主次及顺序)
31 冯志宣 高级经济师 北京市
32 王书瑶 调研员 北京市
34 蒋绥敏 工程师 北京市
35 赵 忠 行政干部 北京市
36 李善明 工程师 北京市
37 陈开仁 高工 北京市
38 任 众 公安干部 北京市
39 马文都 公民 北京市
40 高鸿亮 教师 北京市
41 杜 光 教授 北京市
42 李家騤 公民 北京市
43 纪增善 公民 北京市
44 博绳武 公民 北京市
45 魏伯岚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6 王远增 公安干部 北京市
45 范洪皋 教师 北京市
46 张迎新 公民 北京市
47 姜万里 公民 辽宁省
48 刘治学 高工 青岛市
49 吴汝文 副教授 青岛市
50 刘英臣 公民 青岛市
51 吴正华 公民 青岛市
52 谭天荣 教授 青岛市
53 刘禹轩 作家 青岛市
54 高 芸 诗人 青岛市
55 邵正详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6 赵文科 公民 云南省昆明市
57 何文贵 法学教授 云南省昆明市
58 宋林松 教授 江苏省苏州市
59 韩欲济 公民 北京市
60 陆丰年 高级教师 江苏省东台县
61 魏 巍 法律学者 浙江省余姚市

62 金问信 机械师 北京市
63 徐美芬 教授 湖北省武汉市
64 汪兆均 企业家 北京市
65 田彐薇 小教一级 杭州市
66 张凤林 高工 北京市
67 张蔚生 高工 北京市
68 武宜三 主编 香港
69 高鸿凡 公民 上海市
70 俞梅荪 公民 上海市
71 史宗伟 公民 河南省
72 李宏仁 学生 吉林省
73 翟裕宗 教授 青岛市
74 汪廷奎 公民 广州省
75 孙英平 公民 河北省
76 沈志庸 公民 北京市 See More
See Translation

— with 武宜三, Ying Chi Lee and Fung O Ling.

适逢反右运动60周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研究会联合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将于在本周六举行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放映会。《夹边沟祭事》总长6个多小时,讲述了1957到1960年在甘肃夹边沟天寒地冻的荒漠、戈壁中,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逾千人被活活饿死。

该片导演、中山大学学者艾晓明接受采访时称,这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却被丢弃和掩盖了几十年,当年幸存者、亲历者死的死、老的老,有的很难被找到,而采访中也遇到了当局的阻挠,整个纪录片的制作能依靠的人力物力也十分有限。艾晓明说:

“这个事件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把它记录下来了,2017也是中国开始反右运动的60周年,摧残了中国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中很多人在随之而来的迫害中不幸遇难,我觉得也应该纪念他们。现在幸存者很多都已经年事已高,现在很难找到,还有一些我找到了也有在我的采访和拍摄过程中去世,拍摄采访也遇到一些阻挠,当地政府不愿意这件事情继续被追踪,整个大的环境也不希望人们再探讨这个事情,毕竟我是一个个人,能够和我一起同行的人也非常的有限,个人能力上也有很多力所不逮之处。

艾晓明强调,夹边沟的伤害和围绕它的抗争一直延续到当下,而人们对夹边沟惨案的反思也将影响未来。惨案数十年后,遇难者的后人不仅难以寻回遗骨和历史,即便试图在夹边沟建纪念碑,也被砸碎。

艾晓明告诉本台,由于该主题至今仍是禁忌,中国大陆的观众无法观看该片,而她也因此遭到警方、校方多次约谈:

“内地的观众可以看到那是我最大的希望,因为那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个电影节欢迎我都非常高兴,但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些传播的事情。警察现在追着我问,他们也不算是找我麻烦,但是要找我谈话,谈了一次又一次,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艾晓明:“我说多了也不方便。”

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上承肃反与胡风事件,下启大跃进和文革,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一大历史转折。但基于“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的底线,反右和文革一样,至今不能被提及和做历史反思。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告诉本台,反右运动的荼毒甚于文革,至今仍有许多人因揭露反右历史遭到当局打压:

“记录了右派分子的苦难经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大陆看不到。现在大陆当局极力封锁那段历史,比如铁流先生他编了一套丛书,就是右派分子写的《往事微痕》,结果大陆不能出版,他自己又被抓到监狱里去了。《炎黄春秋》登了一些文章,结果也遭到了整肃。现在右派分子活着的都是80多岁了,我倒希望这些朋友活着的应该把那段历史做些记录,现在不能出版我想将来总有一天要出版,中国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摧残是极其严重的,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

dingdingdddd 发表于 2/12/2018 8:45:18 PM


纪念受难的名师,也纪念默默无名的受难者
r
ratzinger_vest
98 楼
回复 1楼dingdingdddd的帖子

想太多了。

哪朝哪代都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杀兄弑弟囚父奸嫂,灭兄弟家满门的人,都可以成一代圣君,开盛世,称天可汗,万邦来朝。

从小就不教现实世界的残酷,对下一代有什么好处?
BannonUSA3 发表于 2/11/2018 6:57:48 PM

裆也是这么想的,历史课本都要改了嘛。人死了就死了,管他死了多少,权当是裆的探索
d
dingdingdddd
99 楼
广东省开平市(县级市)的农民在1965年-1976年期间的人均年收入(现金)

上面这张截图来自于“广东 省情 数据库”网站中 如下这个地址 的网页上刊登的 《开平县志》 的电子版的第五编→第二章→第八节:
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14783&siteid=kps&sitename=%E5%BC%80%E5%B9%B3%E5%B8%82%E5%9C%B0%E6%83%85%E7%BD%9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1965年开平县各个公社生产队在年底“分红”——发工资时, “分给社员” 的工资(现金)的总金额是2146万元, 每人的平均年收入 是53元, 1976年则是64元 ,1975年时是65元,比1974年的76元还减少了、倒退了!

“中华书局”出版的 《开平县志》的纸质版(上、下两册)
70年代的农村到底有多穷?[转载]
作者:李锦
文章来源:《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此文原本是那本书中的一节内容,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搜狐”网“社会”频道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获得的:
http://www.sohu.com/a/144687029_729525


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为8.032亿,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33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就是说,现金收入只有13元左右!——楼主点评)
这一年,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同是这一年,约有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挣6分钱。
每天1角钱的收入,是包括粮食、柴草、棉花等等全部收入折算出来的。实际上,不少社队农民除了口粮外,再没有1分钱现金分配。如果社员有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收入,还可以补充亏空,但
在那个年代,连门前屋后的树都入了公,农民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有那1角钱的分配,穷困窘迫之况当不难想象。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但生活中的事实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下面是记者1978年在沂蒙山一个普通村庄的见闻。
一个春节,我从农历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初二在一个村住了整整10天,亲眼看到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生活的悲怆。在这10天里,目睹那凄惨场面,心灵在一次次巨大的冲击中颤抖。尽管报纸一时还不能刊登这些,但我还是一次次 按动快门 ,记下那些使人看了心酸的场面。
正月初一,走进一个姓鲍的现役军人的家。这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的小屋,四壁空空,屋角支着一张锅,因为烟熏火燎,墙壁黑得发亮。靠墙是石头垒起来的床,一家3口人挤在这张床上,床对面拴着山羊。实在因为太穷了,只好人畜同居。我一进屋就明显闻到家里一股羊粪的膻臭味。做父亲的不无庆幸地说,老大到西安参军去了,比过去住得宽敞些了。
来到“老支前”王大爷家,是正月初一上午10点。这是一座斜依在半山坡上的低矮草房,墙是碎石片堆起来的,里面用泥巴糊着。老人在过年前两天没面吃了,嫁到山下的女儿送来一碗用豆腐白菜包的水饺。老伴90岁了,已病了很久,瘫在床上,听说闺女送水饺来了,嘴里直嚷嚷“水饺、水饺”,要起来吃。王大爷掀开被子,老伴竟一丝不挂,原来老人没有衣服穿,成天躺在这破被子里。只见大娘灰暗的皮包着骨头,肋骨清晰可辨,两条腿像是铁锨把一样细瘦。裹在她身上的棉被也已40多年了,硬邦邦的。带我来的干部说:“没衣服穿,躺在床上两年了,也没好吃的,可老妈妈命硬,今年90岁,就是不肯走。”
屋里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霉味,又像是臭味,干部赶快把我拉到门外。干部向王大爷介绍我是新华社记者,北京来的。老人伸出双臂抱住我,双眼紧瞅住,连声喊“领导,领导”。我打量一下,大爷脸上已布满老年斑,鼻涕流到胡须上也不擦,一根麻绳扎着黑棉袄,里面没有衬衣。乡干部一把把他拉开,说把领导衣服弄脏了。大爷很不好意思,忙伸出手想替我掸,可又不敢,抬起手顺便擦了一下自己的鼻涕。
……(中略)
沿着“老支前”家门前的路下山,到了抗日战争中老妇救会员王正英的家。老 妇救会 员病倒了,脸色蜡黄,呻吟不止,躺在一张床上,见来客了,想撑着起来,可欠欠身又倒下了,没有力气。掀开她家的锅,从没洗的锅底能看得出来,煮过玉米糊糊,还有野菜。揭开面缸盖,大约有三四斤玉米面,地上篮子里是野菜,这家人因为缺粮食,一天只吃一顿饭,要到下午3点才做饭。老妇救会员约60岁,头发蓬乱,倒在没有垫被的席子上。胃病发起来了,又没钱到医院去,就在家熬着。问她1947年带村里妇女去孟良崮支前的事,她两只眼看着我,呆呆地,不讲话。男人替她回答:头晕,记不清过去的事。枕边有3个碗,碗底还有没有吃尽的野菜糊糊,老妇救会员不让洗,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说能闻到玉米糊糊的香味。
接着,我们又找到支部书记老张的家,这个58岁的干瘦老头已当了21年干部。问群众为什么这么穷,他说“人懒”;问有没有办法,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为什么懒,还不是因为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再说既然富裕就是原罪,就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那么大家一起穷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个村处在半山腰,土地荒薄,小麦产量只有50公斤,人均口粮39公斤,老百姓靠借钱买返销粮。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29元,每天平均收入只有七分九厘钱,而且这还是实物折算出来的。也就是说,全年没有一分钱现金收入。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3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便一无所有了。村里有30多个光棍汉,有的娶过媳妇,可媳妇跟人家跑了。他家算混得好的,有一堆地瓜干,从地上堆满东边半个山墙,还有三四个“山东白干”酒瓶。 与别人家不同的,他家有一扇门,很简陋的门,木条钉的。他说,村子就是有一条好的,从没出过贼,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所以也用不着关门 。【注:皇权时代,用“路不拾遗,夜不避户”来形容太平盛世。那时,也堪称“太平盛世”哇!】(楼主点评:就是说,这个村子里别的农民家大多穷得连房门都做不起!这个山东省沂蒙山里的村庄的大多数农民在冬天时还不得冷死呀!做房门要有铰链、门销(门栓)、钉子等材料和锤子、刨子、锯子等工具,当年如果要请专门的木工帮忙做门,应该只能去县城的“集体(性质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木器生产合作社,出钱叫它派它的“职工”——木工来做。

1969年4月底四川省乐山市棉竹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1967年毕业于乐山市第一中学高中的4位知青在当地的生产队队长高久明的陪同下,接受当地一位贫农老大娘在她家的茅草屋前 进行的“忆苦思甜”教育。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路基、朱宏图、王小方、老大娘、彭友根、高久明,大娘的脚上穿的是草鞋和玉米叶充当的,御寒用的“袜子”。拍摄者是时任乐山“地委”机关报《跃进报》记者的邓洪秀。图片来源:“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一百辑上的文章《一组知青老照片》
z
zicklingrad
100 楼
Even Hitler killed other people. Mao killed his own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