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岁月里，唯有文字和痛苦的回忆与她作伴，她无比思念死去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每次都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到在棍杖下痛哭，无助的女儿，那像是一针肾上腺激素，刺激着她。最后，呕心泣血地写下了震惊社会的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并在英美出版书籍，在1988年被程乃珊母女翻译，在大陆出版。
八十岁她，依然精神抖擞地穿梭于各大高校做演讲，和学生们一起谈论东西方历史，同时也拿自己为蓝本鼓励海外游子努力学习。她还是时常把“Let the past rest”(让往事过去)挂在嘴边，并鼓励劝慰着世人“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Okay, she is my great grandma. she is my grandma's big sister. She is a strongest woman I have ever known. She is that beautiful. But inside she is more attractive than she looks. She and her whole family has many many stories.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1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一个民国北洋政府高官家庭。当时还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她，就曾四次登上北洋画报封面，成为远近闻名的“风云人物”。引得一片官宦子弟无尽的追求，可她丝毫不在意富二代们的追求，对她来说，你们再有钱，却还是要拼爹。
1930年，姚念媛因家里安排去了英国留学。
有一句话说，一旦去了新的环境，认识的第一个人就会特别有好感。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上学的姚念媛，阴差阳错的认识了同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郑康琪。
郑康琪对姚念媛也十分中意，套路嘛，不外乎都是一些惯用追女生的方法。这一来二去，让姚念媛的少女心也按捺不住。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郑康琪。
虽然家庭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大小姐姚念媛可是一位为爱皆可抛的主，执拗的性格非是郑康琪不嫁，父母也拿姚念媛无可奈何，一挥手，罢了，那就成婚吧。
1937年，等学成归国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动荡不安的局面，让刚回国的两人是一脸迷茫。随后两人一起南下重庆进了外交部，并被派去驻澳长达七年之久。
战火连天的日子里，他们在悉尼度过了漫长安静又美好的岁月。
1949年之后，夫妇两人并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留在上海。
一座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外表华丽光鲜，脚下却是暗藏汹涌的无尽黑暗。
他们住在市中心绿荫中半遮半掩的三层小洋楼，有仆人数名，专门的厨师、管家，国内外银行都有存款，活精致优裕。家里陈设明清古董，穿旗袍而不穿解放装，出门有车接送，喜好研究古玩，家里陈设全是明清时期的古董瓷器，朋友也以外国人居多。──她的英国朋友说，她家“是这个色彩贫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满幽雅高尚情趣的一方绿洲”。而当时偌大的上海滩，保持这种“解放前”生活水准的不过十来户。
1957年，丈夫因病去世，姚念媛纪念丈夫随之改名郑念，取起思念之意。丈夫死后，开始担任英籍总经理的顾问，有时代理总经理。因为她的留英学生身份，以及工作于外资企业。后来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把她定为“英国间谍”。随即抄了她的家，把她打为阶下囚。
红卫兵抄家砸毁古董的时候，她用身体护住古董，以免丢了古老的文化。可棍杖无情，只认资本，统统砸碎，一件不剩。那个年代的土地满目疮痍物是人非的土，人们忍受着一场又一场尊严和人格的摧残。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里，她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无人交流的孤寂，精神和肉体难以承受的折磨，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绝望。
“那时候我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绝对不能做假供。假如做了假供，好好好，不要打扰我了，我承认自己是间谍，这个案子就结了。但以后谁来为我恢复名誉呢？”这是郑念在监狱中每日每夜都会内心重复的话。如果真的就这样招供了，那间谍，汉奸的身份则会背上一辈子。她咬着牙，抬着头不屈服任何屈打成招的行为。
一个人，哀莫大于心死。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种进入万劫不复却无法出去的感觉。如同无边黑暗中，独自找寻方向的小鸟，可它永远都飞不出这黑暗。飞行对它来说，只是机械式的拍打翅膀，行尸走肉一般。
福楼拜有句话：“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在他生来就是一个贵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
在狱中，大部分囚徒都万念俱灰，狼狈不堪。这对郑念来说，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她依然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不能因为风吹乱我的头发，我却不去搭理；油污弄脏我的衣服，我却无视一切。那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贵族基因，在她的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
郑念借扫帚打扫屋子，每天清洗自己，甚至在看守员嫌麻烦时振振有词地背出毛主席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使得看守竟无言反驳，因为毛主席的话便是一切，是不可忤逆的“圣旨”。
不论她遭受怎样的折磨，就算是两千个日夜里双手被反扭在背后，手铐嵌破皮肤，鲜血直流，甚至入厕后拉裤链都疼得撕心裂肺，双手差点残废。她依然没有放弃。
她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公开道歉。这种要求只能让专政人员感到好笑。他们当然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坚持背后的信念和价值观。
（她和她女儿）
就在快要挨过这段时间的时候，却从看守员嘴里得知，自己进监狱后不久，女儿便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听到这个消息时，她痛到不能呼吸，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活着出去，去调查我女儿的死因，就算是她最后吐着鲜血肢体僵硬地趴在地上，我也要去看看那块沾满她鲜血的土地。
一个坚强和隐忍的母亲，用自己内心的精神力量，去对抗着无尽的黑暗审判。比起漫长岁月中的等待，大把脱发、牙龈出血和思维的衰退更令她恐慌；她开始强迫自己每天花几个小时背诵毛泽东语录，既活跃脑力，也使自己获取与审讯者辩论的依据，自创体操，强迫自己悄悄锻炼身体，以来对抗接下来的日子。
最终凭借自我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郑念在1973年无罪释放。
当她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她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只是从监狱的大门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经过了她曾经的家。
随后她住在上海太原路，处境比狱中虽有天渊之别，但仍被暗中监视。她不与人任何人交流，她害怕周围的人都是告密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戒备眼神停格在她的双眸上。
主管她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闯进她的家门。警察在门前不理会看门的老赵，就直接冲进起居室，并在地毯上吐了一口鲜绿色的浓痰。郑念第一次看到了权势造成的无礼态度，以后，她认识到，党的下级官员往往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在她心里，任何凭借野蛮行为达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蛮的力量。
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纸，这位双鬓落雪的老人，却始终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高贵优雅。她计划自己的将来，希望能把剩下的日子活得更好。
1980年，她以看望在美国的妹妹的名义申请出国，出国之前，把家中仅剩的文物全部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她不忍心再看见文明在野蛮的暴力下流失。
虽然去美时已经65岁高龄，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
她每天早晨，都会在花园里锻炼身体，和隔壁的邻居一起聊聊天，到上午十点她才返回书房，开始写作。
七十岁高龄的郑念，独居异邦，没了丈夫，失去女儿。一个人去超市购物，一个人驾车高速路上，一个人做菜，一个人睡觉。孤寂的生活还常常伴着病痛，那是可以想象的艰难，即便那样，见过她的人，无不感叹她的美丽。
她的邻居总会叫她去家中吃饭，但她每次都以自己还能动的理由委婉拒绝了。她只是不愿意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孤独年老的妇人，她更愿意把自己活成一位迟暮的女王，拥有高贵的神情，和优雅的姿态。
漫长的岁月里，唯有文字和痛苦的回忆与她作伴，她无比思念死去的女儿，和疼爱自己的丈夫。她每次都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到在棍杖下痛哭，无助的女儿，那像是一针肾上腺激素，刺激着她。最后，呕心泣血地写下了震惊社会的回忆录——《上海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并在英美出版书籍，在1988年被程乃珊母女翻译，在大陆出版。
八十岁她，依然精神抖擞地穿梭于各大高校做演讲，和学生们一起谈论东西方历史，同时也拿自己为蓝本鼓励海外游子努力学习。她还是时常把“Let the past rest”(让往事过去)挂在嘴边，并鼓励劝慰着世人“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郑念把多余的稿费捐给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让他们能够在外学习减轻一些负担。
九十岁的郑念，活脱脱得像高贵的伊丽莎白女王，无视岁月的痕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她偶尔会去舞厅跳跳舞，娱乐一下自己的夜生活，满脸灿烂的笑容是她留给舞厅里那些绅士难以忘怀的礼物。她也会驱车前往郊区，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又或者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无比。
她始终相信，一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是自己的心态决定的。希望自己过得像女王一般优雅，就必须得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件事。她不把年龄当做借口，她总是说，你需要学习，为什么年龄会成为你的绊脚石？难道年龄不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吗？
郑念的往日今昔，很适合杜拉斯说过的那句话：“你年轻时很美丽，不过跟那时相比，我更喜欢现在你经历了沧桑的容颜。”她把所有的痛苦和辛酸活成了一种生活的调味品，在她眼里，任何辛酸都比不过生死，除却生死一切都是小事。
就是这么一位坚韧高贵的女性，无情残酷的岁月没有把她击垮，反而让她变得容光焕发，在美丽中增添了一丝坚强与乐观。
很敬佩
回顾以往，我曾有好几次乘船出国的记忆。每次都像现在这样，伫立在甲板上远远眺望着，任凭海风不住舞乱着我的头发，怔怔地望着故地的海岸，渐渐在眼帘中消失。但哪一次，都没现在这般令我断肠。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了答应丈夫的要求，是我亲手把曼萍从香港带回上海。她的惨死，我相信是命中注定，摆脱不了的。命运注定我们要在那惨无人道的岁月里，与国家共患难。这是在劫难逃。为此，我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负疚。我希望此刻应是曼萍站在甲板上冉冉离去，开始她生命中新的航程。毕竟应当让老人先离开人世，年轻人应该活下来，这才是自然法则。让我心撕肺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这句话让我流泪了很多次，为一个做母亲的心。
好伤感，文革太残酷了
替北洋政府做事，自己又不是军阀。特别是外交官员像顾维钧，大都家里有点家世。
她唯一的女儿没了，真是悲惨，如果她当初留在香港，命运就完全改写了。看来还是得多生几个。
我曾经千百倍的努力，要忠于我的国家，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
这句真是让人心都碎了
很多人在牢里没饿死没病死，自杀了。很多人活着出来了，但从此精气神都没了，后半辈子可能也邋遢的过了。这个女人精神上没有被摧毁，肉体上也体面有尊严。你看她年老时的照片，岁月的苦难在她身上就像没有留下痕迹一样，这个难道不值得敬佩吗？
她的女儿据政府说是跳楼自尽。最有感触的是她自始自终没有因为贪生，而屈服于折磨
看得掉泪了。不过貌似她原作是英文？
现在当然我越老我越想念她，要是她活着，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在这儿我也很忙，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也不愿意再回中国去了，有认识的人在香港告诉我，说 我上了黑名单啦，不要回国了，等等，可靠不可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再回去了。我有的时候很想念自己的国家，很关心的，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八十一 岁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哇塞，这是经历过什么才会有这么阴暗的心理。。。。我觉得你有这么阴暗的心理还能好好活着，你比郑念还坚强！
这里有一段1996年对郑念的采访录音。
对， 她书中写的好像是自杀。 她丈夫的临终遗愿是希望女儿在中国生活，所以，她留在了上海。
梅平自杀的时候已经成年了。非常漂亮，做演员，好像还是上海游泳队的队长
梅平不是自杀，是被打死的
“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朝著那个望走。如果，你觉得没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著你的目标奋斗。”
难得糊涂
我被她的美惊艳到了 不光是脸蛋气质更多的修养
她的访谈
太美太动人的故事。。。我要去看这本书。。。
她最多也就是过得比较好的中产阶级，撑死了金领, 算不上名媛。
郭婉莹才是吧。
re re re ...................
不小心踩的
60年前的中国多少人因着有自己的财产被害，赤裸裸的被改变命运，只因有一部分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个人的强大在于内心，而非外在条件
真得贵族，至死也不会放弃对美的追求。
看到现在那些还在为文革辩解的就觉得恶心，再也没有比文革更加灭绝人性的事情。
也不用把贵族想得太强大，人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好看，精神再强大都扛不住，要拿这个判断是不是贵族太扯了。我觉得用追不追求没来定义贵族都很可笑，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还是精神上的贵族，两种贵族都有不修边幅的人。
读者就赞叹赞叹，一般也不会想一下青年和中年反差那么大是哪儿出了问题。
问题不是很明显吗？？
我说我怎么看糊涂了，我以为是在说上海的金枝玉叶，那个也很感人啊。
觉得女性真的是可以很坚韧很坚韧，很多事情你以为她们承受不了，可其实她们是最坚强的那些。
.即便如此,当年我父母感念国家困难,把20年的补发工资又退还给国家.
他们这一代的情怀,我们不好理解.这个国家是亏欠他们的.父亲在劳改农场的时候,正逢上三年自由灾害.牢房里经常半夜把饿死的人拖走.父亲凭着以前的身体好底子,硬是给撑下来.
不过出来的时候身体也被摧残的很厉害了.还好老爹能撑到后来,有个相对幸福的晚年,算是有所欣慰.
爸爸走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人特意安排了他的回忆录音, 父亲口述了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解放后历尽磨难的故事.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是近百年历史的缩影.
文革对于很多家庭,都是极大的灾难.
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原谅这场灾难？
尽人皆知的就不用说了，我想说这些套路般的故事说明，新政权建立之后与之前相比，人们普遍地经济上变穷，人权上变得毫无保障，法律程序从有到无，教育机会也从有到无。而至今也没有个全面的反思，说起来大部分人就只知道一场政治运动的名称而已，仿佛一切都只源于它。
好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