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救百姓，美国如何救老板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于果 2012-03-08 15:00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在重庆团全团代表大会发言时表示，对比欧洲、美国，中国财政非常了不起。
 
黄奇帆表示，2000年前，中国财政收入只有几千亿元，10年下来发展到十万亿。在增长迅速的前提下，债务与GDP总量的比重不到50%，还不到国际上60%的警戒线，而美国、欧洲却大大突破警戒线。
 
黄奇帆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动用了上万亿的财政经费，其中70%以上的新增财政投入用在民生上，通过老百姓拉动内需，“循环本身是补助了老百姓，刺激了经济，而美国也拿几万亿，补助的却是华尔街的寡头、银行的老板，让他们从危机中逃出来，还可以每年拿几千万美元的工资，真是昏了头。”黄奇帆认为，这就体现了两种制度的出发点差异。
 
他总结，我国的财政调控政策从短期看对刺激经济有用，从中期看对民生提高有用，从长期看，不管是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项目都是国家财富，不会坏账，而且会升值。
 
结合黄奇帆的话，观察者提供中美两组事实，有助于厘清很多流行的财政观念。
 
国内有相当多的知识人简单效仿西方的税负观点，批评中国税负太高，甚至搬用福布斯所谓“纳税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来佐证中国税负水平令人观止。这种说法容易打动普通人心理，但事实情况如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高培勇撰文说，这首先就没有考虑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据这个比重来看，“在今天的世界上，时下的中国绝非税负水平最高的国度，甚至算不上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度。”高培勇进一步说明，纳税痛苦指数计算的依据多系西方国家的税收制度和税收结构。在那里，直接税往往是主体部分，而间接税的比重往往很低。在中国，情形则要倒过来，间接税是主体部分，直接税的比重很低。照搬西方纳税痛苦指数只会造成极大误差。有人因此会指责中国的税收制度没有向西方看齐，这种说法相当于开错了药房之后反而指责对方患错了病。
 
高培勇更指出，中国的财政支出非常大，一进一出，放在一起，才能衡量民众的福利，单看税收，意义不大。正如黄奇帆所言，中国的财政支出非常大，大量投入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上。曾经有学者要求中国政府做“责任最大政府和权利最小政府”，这就好比要求一个人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自相矛盾的。高培勇说：“北欧国家素以高福利著称，而与之相伴的即是高税负——宏观税负水平通常在50%以上。因为，世界上终归没有免费的午餐，羊毛终要出在羊身上。”他建议：无论是普通百姓热议中国现实税负水平问题，还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基于国家大事的决策而关注中国税负水平，都应跳出税收的局限而伸展至全局。将基本的立足点锁定于更深层次、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政府操用这些钱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政府做事的水平怎样？效率如何？为此而花费的钱究竟值不值？如果换作你来操作，是否可以再省一些钱？”
 
反观美国，税收问题已经导致民怨载道，而政府拿不出办法。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美国税制不改不行》，在无数事关税收改革的细节上纠结不已，前后矛盾，在增加政府收入和削减税收或者政府开支上无所适从，更凸显美国税收问题。
 
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时承诺改善普通民众福利，减少贫富差距。但被视为代表富人利益的美国共和党人，为守住富人的利益，不断变换跑道甚至擅移球门。里根总统任上，曾抛出一个极具忽悠色彩的“渗透理论”(Trickle Down Theory)，其核心是“为富人减税，底层穷人受益”。这个被共和党视为座右铭的“渗透论”至今影响着一众美国经济学人，甚至在世界上包括中国经济学界都有市场。而到了小布什时期，让“底层穷人受益”为蓝图的一揽子富人轻税政策始得以“全面开花”。
 
美国“两房”危机爆发时，共和党人说，提高税率会扼杀投资、导致就业市场萎靡，受伤害的是那些中小业者、失去工作的人，而非富人，要走出经济低谷，“维稳”富人才是硬道理。今天，他们说，增加就业、刺激经济需要富人持续给力，尤其是在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尚存，时绝不能贸然对富人下手。
奥巴马原本觊觎把现行适用富人的35%个人税率调升至45%、遗产税的门槛从500万重新降至350万美元，以及将投资税率从15%调高至20%。然而，奥巴马与共和党几轮斗争下来，最后只得到一个貌似“三鹿奶粉”的配方：富人税政策不变，其中只是捎带着通过了几个民主党提议小点心：降低2%工资税；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社保税从6.2%降到4.2%，以及让更多的中产人士避免受到“替代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影响的一项不关痛痒的政策。
 
说起来，纽约是全美富人集中度最高的州之一，年薪超过20万美元的人口占比高达6.15%。2011年初，纽约把征收富人税的问题整上议会，一时成为媒体舆情关注的焦点。纽约目前的最高个人税率为6.85%，州政府拟在此税基上对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将州税率提升至8.97%。此举引起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富人税属于国家层级的政策，地方政府不宜开口子，其中部分的原因来自加税会导致一个地区的高端人才流失和富人迁徙，最后得不偿失。由于得不到社会舆论支持，纽约政府原打算在富人身上唬弄几个钱花的计划最终泡了汤。
 
46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彼得?施维泽致力于研究国会议员和他们竞选时的资金提供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们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还要非比寻常。”施维泽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侵入政府数据库，发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国会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几乎全部购买了支持他们竞选的公司的股票，这些议员们在国会推行的政策直接影响这些公司股票的起伏。原来，华府财富远超华尔街！
 
反观中国，以重庆为例，通过政府财政的强力干预，土地置换、保障住房、医药改革、引进外资产业都获得巨大进展，为民众提供充分生活保障和充足就业机会。并通过财政补贴鼓励小企业创业，极大增强市场经济的活力。
 
2011年9月，重庆曾经做出了国企高管年收入不超普通员工10倍的规定，缩小企业内收入差距。这种限制收入差距的政策当然会令一些民众怀疑。第一财经记者曾经询问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委主任崔坚：不少企业为留住人才都拿出了高薪，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是通过怎样的激励机制助推企业发展的？
崔坚回答：“这需要换坐标，什么叫‘高薪’？高要高到什么程度？普通员工收入的10倍，这样的收入还不高吗？我觉得已经不低了，国资委的公务员一年的收入也就几万元。其实你想，如果国企老总自己拿着几百万的高薪，恐怕也不好意思再让员工加班作贡献。赵主任（注：重庆国资委副主任赵世庆）以前就在西南铝做过总经理，这方面他很有感触。”赵世庆则告诉记者：他现在拿的是公务员工资，每个月6636元。国企的激励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截至2011年9月底，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986万套，开工率98％。重庆的公租房建设已经走在了前头，国有企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崔坚告诉记者：重庆公租房建设，既改善了民生，又为未来积累了资产。重庆要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大致需要1000多亿元。虽然资金需求量大，但是对于重庆的国有企业来说，并不会造成太大的难题。公租房建成后，资产仍然是企业的，通过公租房管理中心进行管理，帮企业收取租金。如果资金能够盖过利息，那么这就是一种投资，如果租金不能还息的时候，那就可以通过财政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
最近李泽厚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觉得政府比好些学者脑袋清醒一些。”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在治国方面，政府和民众的头脑比知识界清醒，这才是中国知识界应重视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很多思考，但比之简单照搬世行之类老生常谈的建议，重视发扬中国自身发展经验才更有价值。这才是中国百姓期待的，也是美国政府需要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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