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疫情后中国再次开放了国门，但港媒发现，中国当局仍在收紧对 #公职人员旅行限制，甚至将这一限制泛化到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还有医院、学校等机构的高层中。有学者指出，这一政策背后昭示着中国当局有极高的政治不安全感。https://t.co/AY5CIvBTDG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June 6, 2024
尽管疫情后中国再次开放了国门，但港媒发现，中国当局仍在收紧对 #公职人员旅行限制，甚至将这一限制泛化到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还有医院、学校等机构的高层中。有学者指出，这一政策背后昭示着中国当局有极高的政治不安全感。https://t.co/AY5CIvBTDG
尽管疫情后中国再次开放了国门，但港媒发现，中国当局仍在收紧对公职人员的旅行限制，甚至将这一限制泛化到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还有医院、学校等机构的高层中。有学者指出，这一政策背后昭示着中国当局有极高的政治不安全感。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指，尽管中国在新冠疫情后逐步恢复与世界各地的人员往来，但官方仍一再收紧对公职人员和国有部门员工的出境管控。除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员工，以及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层也在管控范围内。 报道发现，过去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部门不断出台新的私人出境限制规定，对已覆盖的人群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受限群体均需上缴护照，若要出国旅行，必须申请“借用”护照，还需经过复杂且不透明的审批程序。 在中共系统中担任较高职务或涉密岗位员工，所受到的出境限制更加严格。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即使在退休后，受到的约束是永久性的；公安和边境管制部门则同时不断更新边控名单，监控未经授权的出境行为。 上述报道援引一位东南部省份的官员透露，该官员去年夏天申请参加儿子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但遭拒绝，理由是“此类请求没有批准的先例”。今年这位官员再次申请前往香港探望在港工作的儿子，亦遭拒绝。 中国前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告诉本台，至少在十年前，中国当局就已经对公职人员实施出境限制，但当时仅针对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与地方财政紧密相关的私企老板出境亦遭受严格的审查。 一位知情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今年春天，一家著名的混合所有制媒体集团开始收缴所有记者的护照。 因安全原因匿名的某家中国官媒的前中层工作人员告诉本台，新闻记者由于职业性质特殊，更有机会接触到官方内部文件，在中国当局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当下，除了出于反腐目的防范官员外逃，记者也成为需要被管制出境的敏感职业。 “我在做新闻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省委宣传部、省委办公厅至少三封的宣传禁令，或者报道禁令。什么东西是不能报道的，什么东西这段时间不要碰，讨论都不可以。”他说：“即使我不走到采访一线，这些禁令仍属于机密，每年会要求你签署一份跟单位的协议，按照国家保密法规定，工作相关信息都属于机密，这些工作内容是不能对外传播的。” 南华报道称，不仅政府部门，许多国有机构亦在扩大出境限制。去年十二月，浙江省温州市出台规定，对副司级以上官员在退休后至少两年内继续实施出境限制；青海省某县级政府则承诺确保该县一千多名官员“零持有”海外旅行证件。此外，根据2022年政府通知，即使是杭州数字中心的社区层级政府承包商在计划出国旅行时也会受到类似审查。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分析指出，除了打击腐败、防止官员外逃，中国当局将旅行限制泛化至企、事业单位等普通职工是出于极大的政治不安全感。 他说：“中国出现了一种对政权的极度失望，对习近平的高度不信任。如果要润的话，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有钱，第二个要有能力、有才华。” 夏明说，这两个条件都集中在科级以上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家等群体，中国当局想要依靠这些群体维持政权稳定，当然要控制这些群体“跳船”外溢。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年初发布，2023年11月，上海市嘉定区某单位干部王某因十三次未按规定向组织报告因私出国(境)事项，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上述通报还指，王某热衷于出国旅游，但由于其认为审批流程“繁琐”，且担心出国(境)次数过多“影响不好”，便动起了歪脑筋。按照规定，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由单位统一保管。为了绕开组织程序，他假借遗失重新办理了证件。2015年至2019年，他多次编造国内旅行目的地申请公休假，实则前往俄罗斯、泰国、日本等国游玩。 中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中共二十大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尽管疫情后中国再次开放了国门，但港媒发现，中国当局仍在收紧对公职人员的旅行限制，甚至将这一限制泛化到企、事业单位普通员工，还有医院、学校等机构的高层中。有学者指出，这一政策背后昭示着中国当局有极高的政治不安全感。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指，尽管中国在新冠疫情后逐步恢复与世界各地的人员往来，但官方仍一再收紧对公职人员和国有部门员工的出境管控。除几乎所有公职人员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员工，以及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层也在管控范围内。
报道发现，过去一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部门不断出台新的私人出境限制规定，对已覆盖的人群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受限群体均需上缴护照，若要出国旅行，必须申请“借用”护照，还需经过复杂且不透明的审批程序。
在中共系统中担任较高职务或涉密岗位员工，所受到的出境限制更加严格。局长以上级别的官员即使在退休后，受到的约束是永久性的；公安和边境管制部门则同时不断更新边控名单，监控未经授权的出境行为。
上述报道援引一位东南部省份的官员透露，该官员去年夏天申请参加儿子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但遭拒绝，理由是“此类请求没有批准的先例”。今年这位官员再次申请前往香港探望在港工作的儿子，亦遭拒绝。
中国前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告诉本台，至少在十年前，中国当局就已经对公职人员实施出境限制，但当时仅针对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他还透露，与地方财政紧密相关的私企老板出境亦遭受严格的审查。
一位知情人士向《南华早报》透露，今年春天，一家著名的混合所有制媒体集团开始收缴所有记者的护照。
因安全原因匿名的某家中国官媒的前中层工作人员告诉本台，新闻记者由于职业性质特殊，更有机会接触到官方内部文件，在中国当局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的当下，除了出于反腐目的防范官员外逃，记者也成为需要被管制出境的敏感职业。
“我在做新闻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省委宣传部、省委办公厅至少三封的宣传禁令，或者报道禁令。什么东西是不能报道的，什么东西这段时间不要碰，讨论都不可以。”他说：“即使我不走到采访一线，这些禁令仍属于机密，每年会要求你签署一份跟单位的协议，按照国家保密法规定，工作相关信息都属于机密，这些工作内容是不能对外传播的。”
南华报道称，不仅政府部门，许多国有机构亦在扩大出境限制。去年十二月，浙江省温州市出台规定，对副司级以上官员在退休后至少两年内继续实施出境限制；青海省某县级政府则承诺确保该县一千多名官员“零持有”海外旅行证件。此外，根据2022年政府通知，即使是杭州数字中心的社区层级政府承包商在计划出国旅行时也会受到类似审查。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分析指出，除了打击腐败、防止官员外逃，中国当局将旅行限制泛化至企、事业单位等普通职工是出于极大的政治不安全感。
他说：“中国出现了一种对政权的极度失望，对习近平的高度不信任。如果要润的话，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有钱，第二个要有能力、有才华。”
夏明说，这两个条件都集中在科级以上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家等群体，中国当局想要依靠这些群体维持政权稳定，当然要控制这些群体“跳船”外溢。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年初发布，2023年11月，上海市嘉定区某单位干部王某因十三次未按规定向组织报告因私出国(境)事项，受到政务撤职处分。
上述通报还指，王某热衷于出国旅游，但由于其认为审批流程“繁琐”，且担心出国(境)次数过多“影响不好”，便动起了歪脑筋。按照规定，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由单位统一保管。为了绕开组织程序，他假借遗失重新办理了证件。2015年至2019年，他多次编造国内旅行目的地申请公休假，实则前往俄罗斯、泰国、日本等国游玩。
中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的，予以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中共二十大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证件、前往港澳通行证，或者未经批准出入国（边）境，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