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角逐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于当地时间5月30日被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在“封口费”案中有罪，34项罪名全部成立，对他的量刑宣判定于7月11日。儘管特朗普一如既往地拒绝认罪，但他已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前总统。考虑到特朗普惯有的刻意制造撕裂的策略，他必然会在竞选过程中把陪审团对他的定罪渲染为民主党的政治阴谋。遗憾的是，他的说法大概率会在相当程度上说服和刺痛那些狂热支持他的选民。 此情此景，既讽刺又悲哀。 长久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个法治国家，美国司法体系具有相对不错的公信力。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法治能在相当程度上约束和制衡政府高官。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一个在许多人眼中道德和能力存在重大争议的政治人物，竟然能让那么多人近乎偏执地追随他。这足以说明美国法治的公信力已被政治撕裂所侵蚀。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毫无实际从政经验，道德和能力备受争议。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本不在意从政经验，甚至连道德和能力都无所谓。 美国开国元勳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经验乃智慧之源』乃是不分上智下愚均可承认的真理。作为国家一级的领导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条件更可取、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比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个位置更需要这个条件的呢？”相信生活在现实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多数会承认成为一个杰出的专业人士，比如资深医生、律师、科学家，是要长期的经验累积和努力，然而一旦进入重大而又複杂的政治领域，他们便把经验、努力抛诸脑后。 2020年美国大选，由于特朗普的4年施政造成太多问题，在反对者的联合推动下，拜登（Joe Biden）击败特朗普。这并不能证明拜登众望所归，而只能说明特朗普未能赢得多数美国选民的认可。选举民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拜登难以成为化解特朗普现象背后美国深层次矛盾的政治家，他的施政注定众口难调。果不其然，4年后的今天，特朗普捲土重来，民意支持率与拜登不相上下。2024年大选再度像2020年大选那样沦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争，两位主要候选人非但都不是众望所归的贤能政治家，反而皆是难以解决美国深层次矛盾的高龄老人。美国从来不乏国家进步所必需的人才，但今天美国政坛竟只剩下被压抑4年、满腔怨气的特朗普支持者与鬆散、分化而又同样夹杂失望情绪的反特朗普力量狭路相逢。 从2016年大选到2020年大选，特朗普总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大选舞弊，第一次是因为他虽然赢得大选，但普选票少于竞争对手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第二次是因为他输掉大选。两次指控都沦为莫须有，但丝毫不妨碍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们酿成通常只在政治衰败社会才出现的国会骚乱事件。 2024年大选，特朗普势必会重演昔日的把戏：如果他败选，责任全推给舞弊。若是这样，只会进一步伤害本已屡屡被侵蚀的美国民主信誉，加剧政治撕裂。反之，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他将成为首位有刑事定罪记录的总统，被大量的人质疑德不配位，从而让美国民主再次蒙上民粹主义阴影。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伤害，区别只在程度而已，长期以往，美国面临的民主危机恐愈演愈烈。 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何有四成多选民（参与投票的选民）近乎偏执地支持特朗普？为何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在意美国精英群体、建制派、司法体系和将近一半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甚至一些狂热者为了特朗普不惜铤而走险？这隻能说明美国选民已经撕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彼此之间缺乏重叠共识，甚至因为相互对抗而不愿相信法治和选举规则。归根结底，其实是美国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出现危机，是政治体系不能如承诺的那样解决问题，以至于日积月累，那些失落的群体对政治体系产生不信任感。 侨居美国60馀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写道：“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著地表明瞭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撕裂的背后现实是美国日益突出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问题。关于这点，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分析过，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政治的长治久安在于人心，法治的牢固同样在于民众认可。一个受民众认可的政治体系必然是能回应和解决民众诉求，公正处理不同民众之间超出自治范围的事务，其中必然包括公正的利益分配。然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让政治体系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难以持续产生既有效又公正调和不同民众利益关係的贤能政治家。以美国为例，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道：“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这样下去，当一个社会越来越缺乏团结、整合和超越不同党派的贤能政治家，党同伐异、撕裂、政治极化便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美国危机根植于选举民主。笔者在《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书中写过：“选举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于，在选举时因为多数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数强者凭藉资源、知识、能力的优势地位积极运作，被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常见类型是擅长选举的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係的政客，他们是难以在选举结束后公正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的矛盾。因此，当选举结束后，选举民主体制的常见问题是：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係的政客造成政府应尽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履行，少数强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讯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地位游说、拉拢领导人和议员，让公共政策在多数选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觉的前提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倾斜都可能是缓慢的、不易被发现的，但时间一久，日积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选举民主体制会扭曲为少数强者扩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面对自身境遇的日渐恶化，势必满腔怒火，对既有政治体系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所託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机利用，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 其实，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开国元勳们便已警示后世。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告别演说中说过：“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汉密尔顿写过：“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儘管美国在短期内不至于酿成大问题，但特朗普现象及其折射出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敲响警钟，是时候认真反思和解决问题了。只有优化和改进民主，切切实实提升民主的治理效能，重建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才能让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被僭主或野心家迷惑、煽动，否则，若民主迟迟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时而久之，巨大的不满和撕裂恐将民主推向危险的深渊。
正在角逐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于当地时间5月30日被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在“封口费”案中有罪，34项罪名全部成立，对他的量刑宣判定于7月11日。儘管特朗普一如既往地拒绝认罪，但他已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前总统。考虑到特朗普惯有的刻意制造撕裂的策略，他必然会在竞选过程中把陪审团对他的定罪渲染为民主党的政治阴谋。遗憾的是，他的说法大概率会在相当程度上说服和刺痛那些狂热支持他的选民。
此情此景，既讽刺又悲哀。
长久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美国是个法治国家，美国司法体系具有相对不错的公信力。这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法治能在相当程度上约束和制衡政府高官。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一个在许多人眼中道德和能力存在重大争议的政治人物，竟然能让那么多人近乎偏执地追随他。这足以说明美国法治的公信力已被政治撕裂所侵蚀。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毫无实际从政经验，道德和能力备受争议。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根本不在意从政经验，甚至连道德和能力都无所谓。
美国开国元勳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写道：“『经验乃智慧之源』乃是不分上智下愚均可承认的真理。作为国家一级的领导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条件更可取、更重要的呢？还有什么比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这个位置更需要这个条件的呢？”相信生活在现实中的特朗普支持者多数会承认成为一个杰出的专业人士，比如资深医生、律师、科学家，是要长期的经验累积和努力，然而一旦进入重大而又複杂的政治领域，他们便把经验、努力抛诸脑后。
2020年美国大选，由于特朗普的4年施政造成太多问题，在反对者的联合推动下，拜登（Joe Biden）击败特朗普。这并不能证明拜登众望所归，而只能说明特朗普未能赢得多数美国选民的认可。选举民主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拜登难以成为化解特朗普现象背后美国深层次矛盾的政治家，他的施政注定众口难调。果不其然，4年后的今天，特朗普捲土重来，民意支持率与拜登不相上下。2024年大选再度像2020年大选那样沦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争，两位主要候选人非但都不是众望所归的贤能政治家，反而皆是难以解决美国深层次矛盾的高龄老人。美国从来不乏国家进步所必需的人才，但今天美国政坛竟只剩下被压抑4年、满腔怨气的特朗普支持者与鬆散、分化而又同样夹杂失望情绪的反特朗普力量狭路相逢。
从2016年大选到2020年大选，特朗普总是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指控大选舞弊，第一次是因为他虽然赢得大选，但普选票少于竞争对手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第二次是因为他输掉大选。两次指控都沦为莫须有，但丝毫不妨碍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们酿成通常只在政治衰败社会才出现的国会骚乱事件。
2024年大选，特朗普势必会重演昔日的把戏：如果他败选，责任全推给舞弊。若是这样，只会进一步伤害本已屡屡被侵蚀的美国民主信誉，加剧政治撕裂。反之，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他将成为首位有刑事定罪记录的总统，被大量的人质疑德不配位，从而让美国民主再次蒙上民粹主义阴影。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是对美国民主的伤害，区别只在程度而已，长期以往，美国面临的民主危机恐愈演愈烈。
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何有四成多选民（参与投票的选民）近乎偏执地支持特朗普？为何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在意美国精英群体、建制派、司法体系和将近一半选民对特朗普的看法，甚至一些狂热者为了特朗普不惜铤而走险？这隻能说明美国选民已经撕裂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彼此之间缺乏重叠共识，甚至因为相互对抗而不愿相信法治和选举规则。归根结底，其实是美国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出现危机，是政治体系不能如承诺的那样解决问题，以至于日积月累，那些失落的群体对政治体系产生不信任感。
侨居美国60馀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写道：“红蓝两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显著地表明瞭美国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国，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也已形同两个世界。”撕裂的背后现实是美国日益突出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问题。关于这点，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分析过，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政治的长治久安在于人心，法治的牢固同样在于民众认可。一个受民众认可的政治体系必然是能回应和解决民众诉求，公正处理不同民众之间超出自治范围的事务，其中必然包括公正的利益分配。然而选举民主的内在困境让政治体系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与民粹主义的双重阴影之下，难以持续产生既有效又公正调和不同民众利益关係的贤能政治家。以美国为例，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道：“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这样下去，当一个社会越来越缺乏团结、整合和超越不同党派的贤能政治家，党同伐异、撕裂、政治极化便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美国危机根植于选举民主。笔者在《拯救民主——扬长避短的新方案》一书中写过：“选举民主体制的问题在于，在选举时因为多数普通人的政治理性不足和少数强者凭藉资源、知识、能力的优势地位积极运作，被推选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常见类型是擅长选举的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係的政客，他们是难以在选举结束后公正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的矛盾。因此，当选举结束后，选举民主体制的常见问题是：平庸政客、与少数强者有千丝万缕关係的政客造成政府应尽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履行，少数强者披着民主外衣，利用讯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地位游说、拉拢领导人和议员，让公共政策在多数选民因理性不足而未能察觉的前提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巩固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每一次公共政策倾斜都可能是缓慢的、不易被发现的，但时间一久，日积月累，本是追求公平的选举民主体制会扭曲为少数强者扩大私利的工具。那些容易利益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面对自身境遇的日渐恶化，势必满腔怒火，对既有政治体系产生深深的不信任感，进而容易所託非人，被野心家、僭主趁机利用，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重大隐患。”
其实，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开国元勳们便已警示后世。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告别演说中说过：“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汉密尔顿写过：“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儘管美国在短期内不至于酿成大问题，但特朗普现象及其折射出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敲响警钟，是时候认真反思和解决问题了。只有优化和改进民主，切切实实提升民主的治理效能，重建政治与民众之间的契约，才能让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被僭主或野心家迷惑、煽动，否则，若民主迟迟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时而久之，巨大的不满和撕裂恐将民主推向危险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