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学教授陈仲礼（Alfred Chan）2004年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顶级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文指出，《天安门文件》“并非是对原始文献的忠实再现，而是利用这些资料对历史进行了大量浓缩、合并和概括。此外，张良还经常在所谓的事实文件中插入自己的解释和评论，这种做法只能称作是编辑过程。”
专门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21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国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一书中引用了《天安门文件》，但他留意到与《最后的秘密》中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差异，在一处脚注中做出了详细说明。
1989年5月1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和民众在绝食一夜后聚集在一起。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学生集会示威，向权贵和腐败表达不满；6月4日凌晨，中共调动武装部队进行“清场”，过程中向示威学生及市民开枪，导致数百或者更多人死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来，当局对“六四事件”讳莫如深，不仅官媒集体噤声，而且民间讨论也遭到压制。但多年来，学者和出版界从来没有停止对真相的探求。
“六四事件”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在民间层面进行。基于亲历者的口述、信件、回忆的材料，甚至难以证实的“原始文件”不断秘密从内部流出，并相继在海外出版。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由匿名作者张良汇编、知名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编辑的《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该书在2001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同时，针对该书宣称的“机密材料”的争议不断，成为出版界一大悬案。在“六四”35周年之际，再有新的质疑声出现，为理解这段历史增加了新的元素。
质疑声再起
在最近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对该书的真伪之辩提出新的论据。
鲍朴是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儿子。鲍彤是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
鲍朴出版过多本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包括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他是从中共文献资料的角度关注“六四事件”的重要出版者和研究者。
鲍朴说，他掌握的与《天安门文件》中记录不相符合的叙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出版的书籍中。整理这些差异的初衷是觉得“有必要在‘六四’35周年之时回顾一下过去的成果”。他说：“这些书是香港在拥有言论自由期间的出版成果。 如今香港的自由出版告一段落，未来对‘六四’的讨论将不会在香港进行。”
他口中的差异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天安门文件》叙述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戒严总指挥的陈希同在4月25日与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等一起出席了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会议，讨论学生运动。书中记录，陈希同对邓小平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是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该书还记录，“陈希同的一席话，使原本就很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鲍朴指出，根据2012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陈希同表示，“我没有参加过邓小平家的任何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中国“六四”真相》上讲的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开的这次会议。”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中文版的书名， 2001年4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呼吁大家放弃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右二）。
另外，《天安门文件》记录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宣布戒严，是决定天安门运动的关键会议。书中还记录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间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几次发言记录。
但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一书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举行的两次政治局特别扩大会议的细节，收录了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的会议记录。据BBC此前报道，该书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编辑耗时数月对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黎安友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并称之为“新天安门文件”。
鲍朴说，“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细节，与《天安门文件》内容记录不符，因此未来在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时是否能将这些内容当作历史档案材料便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鲍朴还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质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严做出过“正式表决”，有关这一纪录在《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中存在差异。
鲍朴表示，“《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 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
“这一叙述是否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无论如何，对未来‘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鲍朴还认为，《天安门文件》的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这一问题牵扯到叙事中民众与中共在‘事件前’与‘事件后’的关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对‘六四事件’历史意义的理解。”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呼吁“新闻自由”。
出版界的“奇迹”与谜团
《天安门文件》于2001年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体对它进行了广泛报道，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在“六四”35周年之际，该杂志在其会员通讯中再次发布了这篇文章。
根据黎安友教授的撰文，书中涵盖了“天安门事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会议记录、九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三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杨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届四中全会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邓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军委、戒严司令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和五个军区等军队系统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揭示了高层决策者如何对抗议运动进行谴责，哪些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方案过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黎安友教授指出，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到最终决策者在讨论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就被视为主要敌人学生们的动机进行争论的；哪些考虑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为什么他们在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及他们命令部队做了什么。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关键问题，谁投了什么票，以及他们自己阐述的投票理由。”
《天安门文件》的原始资料来自于化名张良的人，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根据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的数千份文件并非原版历史文献，而是从这些文件中精选出来的电脑打印件。这成为重要的质疑焦点。
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开放出版社创办人金钟（本名冉懋华）参与了中文版早期编辑过程。他在对BBC的回忆中表示，刚开始完全没有质疑材料的真实性，后来才有所改变。
根据他多年在香港做新闻的经验，金钟认为，中共高层文件很难确切地知道真假，只能凭经验判断内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便没有想过材料来源的问题。 但后来看过书稿以后，他觉得“并不是十分的满意。”
金钟曾撰文表示，除非“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则这本书不可能热卖。他也提出先发行英文版，后发行中文版，或能通过英文的影响力来提升销量，这一方案得到采用。
“3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在政治上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但在市场上是成功的，”金钟说，“可以说是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据他所知，该书的销量超过了预期的10万本。
中国官方曾在《天安门文件》出版后表态，指该书歪曲事实，属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细节。
争议不断
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很明显，这本书的成败取决于不同来源的材料的真实性。这位匿名编纂者有多大可能接触到这些资料，并将其提供给他的美国编辑？很难给出绝对明确的答案。”
史景迁指出，书中一部分材料是相当常规性的资料，“听上去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反映了在共产党官僚机构中，许多人在试图分析学生诉求以及党内高层不断变化的政策时，必然遇到的日常问题，“这部分材料通常可以从其他来源得到证实，并且似乎没有隐藏任何意识形态信息。”
但另一组包含党内最高层会议纪要的材料来说，“其来源更难以评估”。“在我看来，体制内有人能够拿到四中全会的文件是完全有可能的。党内最高层重要会议的记录是否也是如此？这些文件副本可能被泄露，或被值得信赖的秘书或顾问人员偷偷获取，但文件的分发肯定受到严密监控，”史景迁写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政治学教授陈仲礼（Alfred Chan）2004年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顶级刊物《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上发文指出，《天安门文件》“并非是对原始文献的忠实再现，而是利用这些资料对历史进行了大量浓缩、合并和概括。此外，张良还经常在所谓的事实文件中插入自己的解释和评论，这种做法只能称作是编辑过程。”
黎安友教授随后在《中国季刊》上刊文反驳指出：“该书几乎全部（约占 90%）是以文件原文的措辞抄录的，有些是全文抄录，有些是部分抄录。编纂者撰写了简短的衔接段落，将这些内容链接起来……张良的衔接段落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叙事性的，这些段落采用了中国历史写作中广泛存在的叙事风格。”
专门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在2021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国政治》（Rethinking Chinese Politics）一书中引用了《天安门文件》，但他留意到与《最后的秘密》中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差异，在一处脚注中做出了详细说明。
傅士卓写道，“《天安門文件》的文件来历並不可靠，因此该故事并不确定。”
在一封回复BBC的邮件查询中，傅士卓确认了上述信息。他表示：“（《天安门文件》）的总体叙述看上去是准确的，即他们（中共领导人）做出了宣布戒严的决定，但我不会引用具体的文字。”
2019年6月，一名参观者在香港六四博物馆。
编辑回应
《天安门文件》的编辑之一林培瑞教授对BBC表示，针对最新质疑所指出的事实差异“是否完全准确或部分准确，需要回过头来看细节，才能做出判断。”
“如果不完全准确，我也不会感到不安。错误的确会发生，”他说，“但并不意味着整堆文件都是不真实的。”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真实的，而且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共当时的运作方式，以及今天可能的运作方式，”林培瑞说。
黎安友教授对BBC表示：“正如对任何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随着研究深入，会有更多材料问世，资料来源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当人们的记忆出现不同，或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事实，或当文献中存在错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差异存在并不能证明任何文献是伪造的。我在《天安门文件》的导言中描述了我是如何鉴定书中材料之真伪的，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