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IRE FU, DAISUKE WAKABAYASHI2024年3月26日 几年的封锁和隔离下来，32岁的翻译乔安娜·陈只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 REENE LIU 12月天气转冷时，辛迪·罗（音）开始在办公室里穿加绒睡衣，里面是连帽运动衫。穿着舒适的睡衣上班成了一种习惯，很快，她甚至懒得穿配套的上下装，只选择最舒服的。 几个月后，她在类似小红书上一个标题为“上班恶心穿搭”的帖子里发布了自己的照片。中国有上万名年轻员工自豪地晒出自己穿着连体衣、运动裤、凉鞋配袜子出现在办公室的照片，她就是其中之一。对大多数中国工作场所来说，这种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的装扮太过随意了。 “我就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30岁的辛迪·罗说，她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室内设计师。“我只是觉得不值得花钱穿得漂漂亮亮去上班，因为我就是坐在那儿。” 中国年轻人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他们上班时的“恶心穿搭”照片，包括中国版的Instagram 小红书。 对得体工作服装的不屑一顾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过去几十年那种充满野心和奋斗的生活越来越反感。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充满希望的机会减少，许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以这种反文化的方式去寻求轻松简单的生活。现在，即使是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在进行沉默的抗议。 上个月，一位名为“Kendou S-”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令这种刻意显得平淡无奇的着装成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她展示了自己上班时穿的衣服：一件蓬松的棕色加绒连衣裙，下穿格纹睡裤，搭配粉红色薄棉袄和加绒拖鞋。 在视频中，她说老板多次告诉她，她的着装“太恶心”，她应该穿更好的衣服，“注意点公司形象”。 上个月，一位名叫“Kendou S-”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套被她的老板说“恶心”的上班着装，这之后，社交媒体上就流行起了这种故意平淡无奇的服装。 DOUYIN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获得了73.5万个赞，被分享了140万次。“上班恶心穿搭”的标签在中国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开来，并引发了一场谁的工作服最恶心的比赛。在微博上，这个话题获得了上亿浏览量，并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讨论：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上班时不愿好好着装打扮。 “这是时代的进步，”北京的心理学家肖雪萍（音）说。她说，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人在一个相对更包容的环境中长大，学会了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肖雪萍说，这些服装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抗议形式，因为人们仍在做自己的工作。这也表明，当国家达到更高的繁荣水平时，它们会如何重新评估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主要的中共报纸《人民日报》在2022年的一篇社论中批评年轻人“躺平”，敦促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从那以后，该报一直在呼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年轻人“吃苦”的建议，这是一个俗语，意思是忍受苦难。 30岁的武汉室内设计师辛迪·罗穿着睡衣工作，她提供了一张同事拍摄的照片。“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辛迪·罗说。 DUNDUN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指责中国年轻人在工作中的“恶心穿搭”。该媒体称，这种趋势是一种自嘲，只要员工穿着得体、工作态度端正，“没必要上纲上线”。 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格局。在美国，许多公司都面临着重返办公室的阻力，一周五天的通勤在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是硬性规定。在中国严格的抗疫限制下生活了三年之后，中国员工并不介意去办公室工作，但许多人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舒适的衣服去上班。 大多数对“上班恶心穿搭”帖子的回复都是来自女性。与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在中国，女性的办公室着装有着更高的要求，而男性的着装往往不需要太多考虑。对于几乎清一色男性的中共高层官员来说，着装选择非常简单——厅局风。这是一种非常具代表性的中层干部的平淡低调风格，也深受习近平的青睐。 32岁的乔安娜·陈（音）在杭州一家美容诊所做翻译。她的一位同事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她衣橱的照片，并写道：“猜猜老板找她讲话还要多久？”（乔安娜·陈的同事发布照片前经得了她的同意。） 32岁的乔安娜·陈在杭州一家美容诊所从事翻译工作。她知道这身打扮不时髦，但穿起来舒服。陈女士提供了这张同事拍摄的照片。 REENE LIU 陈女士穿着一件芒果黄色的羽绒大衣，戴着一顶遮住耳朵的白色针织帽。她的胳膊上戴着不配套的蓝色和米色袖套，上面印着奶牛的图案。她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粉蓝色格子图案的袜子，脚上穿着毛茸茸的老式乐福鞋。 陈女士说，她知道这身打扮不时髦，但自己并不在意，因为穿起来很舒适。袖套是她奶奶做的。毛衣是她妈妈传给她的，而帽子曾是她儿子的。 她说，她的老板曾经要求她上班穿得性感一点，但她没有理会他的要求。此外，她还第一次开始拒绝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疫情几年下来，在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封锁、隔离和对染病的恐惧之后，陈女士说，她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平静的生活。升职或出人头地都不是她要考虑的。 她说：“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不要把事情强加给自己。” 36岁的杰西卡·蒋（音）在上海一家服装公司从事电商销售的工作，她的“恶心”形象更多是指她凌乱的头发和素颜。 蒋女士说，早上没有时间弄这些，因为通勤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她说，衣服是随手拿的。不久前的一天，随手拿的毛衣太短，盖不住保暖内衣。“每个人都专注工作，没人在乎打扮，”蒋女士说。“只要把工作做完就好了。” 杰西卡·蒋说，由于通勤时间长，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用在上班前的打扮上。 JESSICA JIANG 但东部城市芜湖的银行职员、30岁的露露·梅（音）说，自己每天必须穿工作制服：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配套的休闲裤和一件系扣的浅色衬衫。她说，如果不是必须这么穿，自己可能也不会把心思放在穿着上，因为“工作都很累了”。 穿着毛绒睡衣上班的室内设计师罗女士说，有时候她会穿得更符合传统一些——比如下班后和朋友出去玩，或者睡衣洗了没干。她说，她热爱时尚。工作时，她会听最近一季巴黎时装周香奈儿秀展的走秀音乐。 三年前她刚进公司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她会穿大衣，在前一天晚上把第二天的衣服准备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厌倦并开始质疑这种做法。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扮，”罗女士说。“我只是想尽可能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CLAIRE FU, DAISUKE WAKABAYASHI2024年3月26日
几年的封锁和隔离下来，32岁的翻译乔安娜·陈只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 REENE LIU
12月天气转冷时，辛迪·罗（音）开始在办公室里穿加绒睡衣，里面是连帽运动衫。穿着舒适的睡衣上班成了一种习惯，很快，她甚至懒得穿配套的上下装，只选择最舒服的。
几个月后，她在类似小红书上一个标题为“上班恶心穿搭”的帖子里发布了自己的照片。中国有上万名年轻员工自豪地晒出自己穿着连体衣、运动裤、凉鞋配袜子出现在办公室的照片，她就是其中之一。对大多数中国工作场所来说，这种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的装扮太过随意了。
“我就是想穿什么就穿什么，”30岁的辛迪·罗说，她是湖北省武汉市的一名室内设计师。“我只是觉得不值得花钱穿得漂漂亮亮去上班，因为我就是坐在那儿。”
中国年轻人在国内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他们上班时的“恶心穿搭”照片，包括中国版的Instagram 小红书。
对得体工作服装的不屑一顾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过去几十年那种充满野心和奋斗的生活越来越反感。随着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充满希望的机会减少，许多年轻人选择“躺平”，以这种反文化的方式去寻求轻松简单的生活。现在，即使是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也在进行沉默的抗议。
上个月，一位名为“Kendou S-”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令这种刻意显得平淡无奇的着装成了一场社交媒体运动。她展示了自己上班时穿的衣服：一件蓬松的棕色加绒连衣裙，下穿格纹睡裤，搭配粉红色薄棉袄和加绒拖鞋。
在视频中，她说老板多次告诉她，她的着装“太恶心”，她应该穿更好的衣服，“注意点公司形象”。
上个月，一位名叫“Kendou S-”的用户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套被她的老板说“恶心”的上班着装，这之后，社交媒体上就流行起了这种故意平淡无奇的服装。 DOUYIN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获得了73.5万个赞，被分享了140万次。“上班恶心穿搭”的标签在中国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开来，并引发了一场谁的工作服最恶心的比赛。在微博上，这个话题获得了上亿浏览量，并引发了一场更广泛的讨论：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上班时不愿好好着装打扮。
“这是时代的进步，”北京的心理学家肖雪萍（音）说。她说，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人在一个相对更包容的环境中长大，学会了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肖雪萍说，这些服装可能是一种负责任的抗议形式，因为人们仍在做自己的工作。这也表明，当国家达到更高的繁荣水平时，它们会如何重新评估价值观和优先事项。
主要的中共报纸《人民日报》在2022年的一篇社论中批评年轻人“躺平”，敦促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从那以后，该报一直在呼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敦促年轻人“吃苦”的建议，这是一个俗语，意思是忍受苦难。
30岁的武汉室内设计师辛迪·罗穿着睡衣工作，她提供了一张同事拍摄的照片。“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辛迪·罗说。 DUNDUN
但是，《人民日报》并没有指责中国年轻人在工作中的“恶心穿搭”。该媒体称，这种趋势是一种自嘲，只要员工穿着得体、工作态度端正，“没必要上纲上线”。
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格局。在美国，许多公司都面临着重返办公室的阻力，一周五天的通勤在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是硬性规定。在中国严格的抗疫限制下生活了三年之后，中国员工并不介意去办公室工作，但许多人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穿着舒适的衣服去上班。
大多数对“上班恶心穿搭”帖子的回复都是来自女性。与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在中国，女性的办公室着装有着更高的要求，而男性的着装往往不需要太多考虑。对于几乎清一色男性的中共高层官员来说，着装选择非常简单——厅局风。这是一种非常具代表性的中层干部的平淡低调风格，也深受习近平的青睐。
32岁的乔安娜·陈（音）在杭州一家美容诊所做翻译。她的一位同事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她衣橱的照片，并写道：“猜猜老板找她讲话还要多久？”（乔安娜·陈的同事发布照片前经得了她的同意。）
32岁的乔安娜·陈在杭州一家美容诊所从事翻译工作。她知道这身打扮不时髦，但穿起来舒服。陈女士提供了这张同事拍摄的照片。 REENE LIU
陈女士穿着一件芒果黄色的羽绒大衣，戴着一顶遮住耳朵的白色针织帽。她的胳膊上戴着不配套的蓝色和米色袖套，上面印着奶牛的图案。她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粉蓝色格子图案的袜子，脚上穿着毛茸茸的老式乐福鞋。
陈女士说，她知道这身打扮不时髦，但自己并不在意，因为穿起来很舒适。袖套是她奶奶做的。毛衣是她妈妈传给她的，而帽子曾是她儿子的。
她说，她的老板曾经要求她上班穿得性感一点，但她没有理会他的要求。此外，她还第一次开始拒绝自己不想做的工作。
疫情几年下来，在经历了不可预测的封锁、隔离和对染病的恐惧之后，陈女士说，她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活在当下，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平静的生活。升职或出人头地都不是她要考虑的。
她说：“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不要把事情强加给自己。”
36岁的杰西卡·蒋（音）在上海一家服装公司从事电商销售的工作，她的“恶心”形象更多是指她凌乱的头发和素颜。
蒋女士说，早上没有时间弄这些，因为通勤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她说，衣服是随手拿的。不久前的一天，随手拿的毛衣太短，盖不住保暖内衣。“每个人都专注工作，没人在乎打扮，”蒋女士说。“只要把工作做完就好了。”
杰西卡·蒋说，由于通勤时间长，她没有那么多时间用在上班前的打扮上。 JESSICA JIANG
但东部城市芜湖的银行职员、30岁的露露·梅（音）说，自己每天必须穿工作制服：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配套的休闲裤和一件系扣的浅色衬衫。她说，如果不是必须这么穿，自己可能也不会把心思放在穿着上，因为“工作都很累了”。
穿着毛绒睡衣上班的室内设计师罗女士说，有时候她会穿得更符合传统一些——比如下班后和朋友出去玩，或者睡衣洗了没干。她说，她热爱时尚。工作时，她会听最近一季巴黎时装周香奈儿秀展的走秀音乐。
三年前她刚进公司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她会穿大衣，在前一天晚上把第二天的衣服准备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厌倦并开始质疑这种做法。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扮，”罗女士说。“我只是想尽可能多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