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GETTY IMAGES，1989年5月1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和民众在绝食一夜后聚集在一起。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学生集会示威，向权贵和腐败表达不满；6月4日凌晨，中共调动武装部队进行“清场”，过程中向示威学生及市民开枪，导致数百或者更多人死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来，当局对“六四事件”讳莫如深，不仅官媒集体噤声，而且民间讨论也遭到压制。但多年来，学者和出版界从来没有停止对真相的探求。 “六四事件”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在民间层面进行。基于亲历者的口述、信件、回忆的材料，甚至难以证实的“原始文件”不断秘密从内部流出，并相继在海外出版。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由匿名作者张良汇编、知名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编辑的《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该书在2001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同时，针对该书宣称的“机密材料”的争议不断，成为出版界一大悬案。在“六四”35周年之际，再有新的质疑声出现，为理解这段历史增加了新的元素。 质疑声再起 在最近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对该书的真伪之辩提出新的论据。 鲍朴是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儿子。鲍彤是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 鲍朴出版过多本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包括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他是从中共文献资料的角度关注“六四事件”的重要出版者和研究者。 鲍朴说，他掌握的与《天安门文件》中记录不相符合的叙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出版的书籍中。整理这些差异的初衷是觉得“有必要在‘六四’35周年之时回顾一下过去的成果”。他说：“这些书是香港在拥有言论自由期间的出版成果。 如今香港的自由出版告一段落，未来对‘六四’的讨论将不会在香港进行。” 他口中的差异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天安门文件》叙述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戒严总指挥的陈希同在4月25日与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等一起出席了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会议，讨论学生运动。书中记录，陈希同对邓小平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是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该书还记录，“陈希同的一席话，使原本就很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鲍朴指出，根据2012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陈希同表示，“我没有参加过邓小平家的任何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中国“六四”真相》上讲的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开的这次会议。”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中文版的书名， 2001年4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呼吁大家放弃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右二）。 另外，《天安门文件》记录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宣布戒严，是决定天安门运动的关键会议。书中还记录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间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几次发言记录。 但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一书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举行的两次政治局特别扩大会议的细节，收录了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的会议记录。据BBC此前报道，该书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编辑耗时数月对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黎安友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并称之为“新天安门文件”。 鲍朴说，“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细节，与《天安门文件》内容记录不符，因此未来在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时是否能将这些内容当作历史档案材料便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鲍朴还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质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严做出过“正式表决”，有关这一纪录在《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中存在差异。 鲍朴表示，“《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 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 “这一叙述是否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无论如何，对未来‘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鲍朴还认为，《天安门文件》的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这一问题牵扯到叙事中民众与中共在‘事件前’与‘事件后’的关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对‘六四事件’历史意义的理解。”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呼吁“新闻自由”。 出版界的“奇迹”与谜团 《天安门文件》于2001年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体对它进行了广泛报道，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在“六四”35周年之际，该杂志在其会员通讯中再次发布了这篇文章。 根据黎安友教授的撰文，书中涵盖了“天安门事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会议记录、九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三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杨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届四中全会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邓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军委、戒严司令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和五个军区等军队系统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揭示了高层决策者如何对抗议运动进行谴责，哪些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方案过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黎安友教授指出，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到最终决策者在讨论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就被视为主要敌人学生们的动机进行争论的；哪些考虑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为什么他们在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及他们命令部队做了什么。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关键问题，谁投了什么票，以及他们自己阐述的投票理由。” 《天安门文件》的原始资料来自于化名张良的人，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根据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的数千份文件并非原版历史文献，而是从这些文件中精选出来的电脑打印件。这成为重要的质疑焦点。 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开放出版社创办人金钟（本名冉懋华）参与了中文版早期编辑过程。他在对BBC的回忆中表示，刚开始完全没有质疑材料的真实性，后来才有所改变。 根据他多年在香港做新闻的经验，金钟认为，中共高层文件很难确切地知道真假，只能凭经验判断内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便没有想过材料来源的问题。 但后来看过书稿以后，他觉得“并不是十分的满意。” 金钟曾撰文表示，除非“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则这本书不可能热卖。他也提出先发行英文版，后发行中文版，或能通过英文的影响力来提升销量，这一方案得到采用。 “3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在政治上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但在市场上是成功的，”金钟说，“可以说是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据他所知，该书的销量超过了预期的10万本。 中国官方曾在《天安门文件》出版后表态，指该书歪曲事实，属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细节。 图像来源，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6月，一名参观者在香港六四博物馆。
编辑回应 《天安门文件》的编辑之一林培瑞教授对BBC表示，针对最新质疑所指出的事实差异“是否完全准确或部分准确，需要回过头来看细节，才能做出判断。” “如果不完全准确，我也不会感到不安。错误的确会发生，”他说，“但并不意味着整堆文件都是不真实的。”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真实的，而且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共当时的运作方式，以及今天可能的运作方式，”林培瑞说。 黎安友教授对BBC表示：“正如对任何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随着研究深入，会有更多材料问世，资料来源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当人们的记忆出现不同，或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事实，或当文献中存在错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差异存在并不能证明任何文献是伪造的。我在《天安门文件》的导言中描述了我是如何鉴定书中材料之真伪的，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1989年5月14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和民众在绝食一夜后聚集在一起。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大规模学生集会示威，向权贵和腐败表达不满；6月4日凌晨，中共调动武装部队进行“清场”，过程中向示威学生及市民开枪，导致数百或者更多人死亡，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事件”。
三十五年来，当局对“六四事件”讳莫如深，不仅官媒集体噤声，而且民间讨论也遭到压制。但多年来，学者和出版界从来没有停止对真相的探求。
“六四事件”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在民间层面进行。基于亲历者的口述、信件、回忆的材料，甚至难以证实的“原始文件”不断秘密从内部流出，并相继在海外出版。而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由匿名作者张良汇编、知名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编辑的《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该书在2001年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同时，针对该书宣称的“机密材料”的争议不断，成为出版界一大悬案。在“六四”35周年之际，再有新的质疑声出现，为理解这段历史增加了新的元素。
质疑声再起
在最近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朴对该书的真伪之辩提出新的论据。
鲍朴是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儿子。鲍彤是因“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
鲍朴出版过多本有关“六四事件”的书籍，包括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他是从中共文献资料的角度关注“六四事件”的重要出版者和研究者。
鲍朴说，他掌握的与《天安门文件》中记录不相符合的叙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出版的书籍中。整理这些差异的初衷是觉得“有必要在‘六四’35周年之时回顾一下过去的成果”。他说：“这些书是香港在拥有言论自由期间的出版成果。 如今香港的自由出版告一段落，未来对‘六四’的讨论将不会在香港进行。”
他口中的差异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天安门文件》叙述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戒严总指挥的陈希同在4月25日与李鹏、杨尚昆、乔石、胡启立、姚依林、李锡铭等一起出席了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会议，讨论学生运动。书中记录，陈希同对邓小平说：“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是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该书还记录，“陈希同的一席话，使原本就很紧张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鲍朴指出，根据2012年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陈希同表示，“我没有参加过邓小平家的任何会议，也没有参加过《中国“六四”真相》上讲的1989年4月25日邓小平在家中开的这次会议。”
《中国“六四”真相》是《天安门文件》中文版的书名， 2001年4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呼吁大家放弃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右二）。
另外，《天安门文件》记录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宣布戒严，是决定天安门运动的关键会议。书中还记录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间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几次发言记录。
但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一书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举行的两次政治局特别扩大会议的细节，收录了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的会议记录。据BBC此前报道，该书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编辑耗时数月对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黎安友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并称之为“新天安门文件”。
鲍朴说，“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细节，与《天安门文件》内容记录不符，因此未来在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时是否能将这些内容当作历史档案材料便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鲍朴还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质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严做出过“正式表决”，有关这一纪录在《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中存在差异。
鲍朴表示，“《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 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
“这一叙述是否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无论如何，对未来‘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鲍朴还认为，《天安门文件》的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这一问题牵扯到叙事中民众与中共在‘事件前’与‘事件后’的关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对‘六四事件’历史意义的理解。”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呼吁“新闻自由”。
出版界的“奇迹”与谜团
《天安门文件》于2001年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体对它进行了广泛报道，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在“六四”35周年之际，该杂志在其会员通讯中再次发布了这篇文章。
根据黎安友教授的撰文，书中涵盖了“天安门事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会议记录、九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三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杨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届四中全会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邓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军委、戒严司令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和五个军区等军队系统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揭示了高层决策者如何对抗议运动进行谴责，哪些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方案过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黎安友教授指出，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到最终决策者在讨论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就被视为主要敌人学生们的动机进行争论的；哪些考虑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为什么他们在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及他们命令部队做了什么。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关键问题，谁投了什么票，以及他们自己阐述的投票理由。”
《天安门文件》的原始资料来自于化名张良的人，至今无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根据黎安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他提供的数千份文件并非原版历史文献，而是从这些文件中精选出来的电脑打印件。这成为重要的质疑焦点。
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开放出版社创办人金钟（本名冉懋华）参与了中文版早期编辑过程。他在对BBC的回忆中表示，刚开始完全没有质疑材料的真实性，后来才有所改变。
根据他多年在香港做新闻的经验，金钟认为，中共高层文件很难确切地知道真假，只能凭经验判断内容是否值得刊登；加上黎安友教授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便没有想过材料来源的问题。 但后来看过书稿以后，他觉得“并不是十分的满意。”
金钟曾撰文表示，除非“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否则这本书不可能热卖。他也提出先发行英文版，后发行中文版，或能通过英文的影响力来提升销量，这一方案得到采用。
“3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在政治上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但在市场上是成功的，”金钟说，“可以说是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据他所知，该书的销量超过了预期的10万本。
中国官方曾在《天安门文件》出版后表态，指该书歪曲事实，属捏造材料，但未提供任何细节。
图像来源，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6月，一名参观者在香港六四博物馆。
编辑回应
《天安门文件》的编辑之一林培瑞教授对BBC表示，针对最新质疑所指出的事实差异“是否完全准确或部分准确，需要回过头来看细节，才能做出判断。”
“如果不完全准确，我也不会感到不安。错误的确会发生，”他说，“但并不意味着整堆文件都是不真实的。”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真实的，而且从这些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中共当时的运作方式，以及今天可能的运作方式，”林培瑞说。
黎安友教授对BBC表示：“正如对任何历史事件的研究一样，随着研究深入，会有更多材料问世，资料来源之间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当人们的记忆出现不同，或选择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事实，或当文献中存在错误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差异存在并不能证明任何文献是伪造的。我在《天安门文件》的导言中描述了我是如何鉴定书中材料之真伪的，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