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原来的打算是，如果政府以法律手段阻止发表，时报必须服从，然后打官司。但现在是一份来自司法部长的电报，该不该服从呢？时报内部律师詹姆斯·C·古德尔(James C. Goodale)了解了所有信息后对出版人说：“你不能服从一份电报。如果你服从这个，你知道新闻业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吗？你不能这样做。”出版人最后说：“好吧，发一份电报回去，告诉政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当年的官司，时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其它媒体也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看过电影 The Post 的都会记得，《华盛顿邮报》在时报被迫停止这个系列报道后，成为第二家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媒体。法院停止了华邮的出版后，其它媒体又接力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在高院的判决前，总共有 19 家报纸参与。（只有 19 家，不是其余媒体不敢加入，而是吹哨人艾尔斯伯格只来得及给这 1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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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溪边愚人
全文共 6606 字，阅读大约需要 12 分钟
今天，联邦法官艾莉森·巴勒斯(Allison D. Burroughs)阻止了川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努力。法官巴勒斯说，她上周签发的临时限制令继续有效，直到她签发正式初步禁令。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这一裁决使哈佛大学在与美国政府的持续战争中赢得了一场最重要的胜利。”
川普总统一直在从多方面试图解体美国民主和法治。他第一任期间因为身边人的抵制，这类企图成效甚微，大多被扼杀在摇篮中。但他第二任上确保身边都是唯命是从的人，所以他要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包括违法、违宪的举动，都没有人试图阻止。
其中最引入注目，也最考验民主机制的，大概就是川普对媒体、大学和律师界的打压了。
川普本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冻结了政府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公共广播公司(PBS)每年大约 5 亿多美元的资助。对此，NPR 和其他公共广播组织已经对川普提起法律诉讼，称该命令违反了宪法和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诉讼还称：“根据宪法，总统无权采取此类行动。恰恰相反，钱袋子的权力属于国会。”
川普对律师行业的打压更早，在 3 月，通过一系列总统行政令，点名剥夺个别律师或某些律师事务所所有律师的安全许可，并限制这些律师、律所接触政府大楼和官员。川普这招很毒，是彻底砸饭碗的行为。所有人都明白，川普的行政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要在法庭上打败川普不难，不确定的是，律所能不能存活到赢得官司的那一天。因此，大部分大律所跪了。好在还是有敢于抗争的大律所。（详情请阅读：美国律师界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了）
目前，所有已经发生的判决都是律所胜，法官宣布川普行政令违宪。最新的胜利来自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本周二（5 月 27 日）法官理查德·莱昂(Richard J. Leon)裁定，川普对 WilmerHale 律所的行政令违宪，“必须全部推翻”，并补充说，川普似乎有意通过实施让人无处可逃或求助无门的严厉制裁，将公司逼到谈判桌前。
3 月初，川普政府突然撤销了对哥伦比亚大学的 4 亿美元联邦资助，政府同时分发了一份名单，其中包括另外九所大学，指责它们未能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这给整个高等教育界蒙上了一层阴影，都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首当其冲的哥大反复权衡后决定跪了，而这还只是换来有望恢复 4 亿美元联邦资助的可能！
继哥大之后，川普又瞄准了哈佛，不仅条件更苛刻，而且因为哈佛选择不跪，川普就层层加码，可以看出川普要杀一儆百。川普政府不仅已冻结了哈佛约 32 亿美元的拨款和合同，威胁取消其免税资格，还试图阻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政府最新的行为是，于本周二（5 月 27 日）致函包括 NIH （National Institure of Healt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各联邦机构，指示它们终止总额约为 1 亿美元的与哈佛的合同——这等于切断政府与哈佛大学最后的一点联系。所有这些都是釜底抽薪，旨在不让哈佛生存。
上述这些还只限于经济层面。川普政府对哈佛的胁迫还包括很多涉及如何办学等方面的内容，比如政府要干预如何招生，如何审查教学内容，甚至包括审查师生的政治意识形态等，还要学校向政府提供超出法律要求范围的学生数据。这些都是哈佛认为不可能妥协的东西。
哈佛将这场斗争归结于维护其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并指责川普政府试图控制其人事、课程和招生。哈佛分别对川普政府提起了两项诉讼，一项是要求恢复 30 多亿美元的联邦拨款，另一项要求联邦法院恢复其招收国际学生的权利。上周，巴勒斯法官暂时恢复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权利，今天的判决保证了临时限制令继续有效。
哈佛官司的前景不容乐观
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为私人拥有，所以政府对媒体的报复范围比较有限。惩罚律所的行政令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立脚点，所以就打赢官司来说不是太难。也许最困难的是大学。
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博(Alan Garber)就哈佛告政府案接受 NBC 新闻的独家专访时说：“他们想直接审查我们的教职员工。这会直接影响到在校园里可以表达什么样的观点。他们还想告诉我们需要解雇谁，干预我们的招生程序。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在捍卫我认为是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们的大学。”
加博校长还特别指出，尽管他认为学校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存在改进的空间，但研究经费和反犹太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说，政府以反犹太主义为理由取消学校经费，这里面没有逻辑联系。
采访中的几个问答特别能让人感受到气氛的凝重：
问：在提起诉讼之前，你做了个深呼吸吧？这是重要的一步。
答：这是很大的一步。好多个深呼吸。这很艰难。
问：哈佛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答：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承受多少。但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基本原则上妥协，比如捍卫我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问：事到如今，这已经超出了哈佛的范围吗？
答：这当然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看看这里的风险是什么，岌岌可危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卓越性，尤其是许多大学的研究任务，这对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问：你们能赢得这场斗争吗？
答：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
可以说，哈佛的选择既是无奈，也是决绝。这让我想起几乎是整整 54 年前，《纽约时报》以同样的决绝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
《纽约时报》豁出一切揭露美国越战的丑陋秘密
在美国，媒体透露政府机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1971 年《纽约时报》系统性大规模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个重头绝密文件，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份文件总共 47 卷，其中 3000 多页历史分析资料，4000 多页政府原始资料，揭露了美国政府在越战初期就采取蒙蔽、欺骗公众的行径以获取人们对越战的支持，随着战争的继续，这些手段更是成了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
为《纽约时报》提供这份文件的是曾在国防部工作，后来成了反战人物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他走出这一步时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时报知道，如果发表，出版人很可能会坐牢。时报也警告所有参与这个报道的人，他们都有坐牢的可能。就是这样，所有人都选择参与。所有人的核心理念都是美国民众有知情权。
时报同时还面临一个如何发的问题。是仅仅写报道呢，还是在报道的同时也登部分文件原件？单单讲故事，风险小很多，但新闻的力度也大减。最后编辑同仁达成共识：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这份文件早晚是会见天日的。等哪一天别家报纸登了，时报如何向自己的读者交代！要发，就必须报道加原件，为避风险降低新闻的质量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1971 年 6 月 13 日，星期天，《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连载将持续十天。
其实当时的白宫是乐见媒体批评前面两任总统的。尼克松的第一反应是，“这都是关于民主党人所做的可怕事情。我为什么要在意？”但是基辛格说服他必须动作，允许一个泄露，以后就什么都泄漏了。而尼克松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惩罚媒体。结果就是，连载两日，白宫没动静。在第三日发稿前的最后一刻，司法部长来了电报，蛮横要求报社立即停止这个连载，并设法收回已经发出的报纸。
时报原来的打算是，如果政府以法律手段阻止发表，时报必须服从，然后打官司。但现在是一份来自司法部长的电报，该不该服从呢？时报内部律师詹姆斯·C·古德尔(James C. Goodale)了解了所有信息后对出版人说：“你不能服从一份电报。如果你服从这个，你知道新闻业在这个国家的命运将是什么吗？你不能这样做。”出版人最后说：“好吧，发一份电报回去，告诉政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
白宫暴怒了，采取了最强硬的动作：不仅以《间谍罪》一状告到法院，而且通过法院传令，命令报社在诉讼期间不能继续连载。这是美国新闻史上第一次新闻在报社发文之前被强行阻止发行。
接下来的就是一场惊心动魄、关系新闻自由的官司。内行人都知道，不同于以往只需要担心罚款的官司，这次时报是把所有家当都押上了，如果输了，就是出版商坐牢，报纸声誉尽毁。而声誉是报纸的生命线！
时报的胜诉为整个新闻界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时报不仅赢了这场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而且美国法律尊重先例，有了这个高院判决，后人轻易不敢再来挑战。纽约时报和许多别家媒体后来多次刊登过美国政府的“机密”资料、文件，白宫官员只是在幕后与报社合作，争取同情，希望能够删除某部分内容，却再也没有走法律程序这条路。
我特别想为时报的内部律师古德尔点个赞。我曾听过古德尔的一本自传体录音书，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时报的律师从来不对记者或编辑说你不能发表。他说，时报的律师就是为记者和编辑服务的，为他们发表的权利辩护。
古德尔事后说，在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心里一直认为，他们不只是代表时报。他们是代表所有的记者，代表所有的媒体。他说：“而且我们必须在此案中形成一个良好的第一修正案标准。这将是一列政府无法阻止的火车。”
我曾作文介绍过整个《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前前后后的各种惊心动魄（见长文“50年前的那一夜，《纽约时报》差点被毁灭|细说美国”）。写到时报赢下最高法院判决时，我忍不住感慨：“这是一个《纽约时报》以惊人的决绝将自己置死地而后生的官司；这是一个自由派律师以天才般的大智大勇为新闻自由擎起一片永不塌陷的天的官司；这是一个把美国的新闻自由暴露到极端的官司；这是一个真正体现了美国是一个法制社会的官司。”
今天的哈佛，难道不是正处于当初时报的境地吗？哈佛校长加博说不知道能不能赢这场官司，“但事关重大，我们别无选择。”54 年前时报面临的选择不也是“发此新闻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但不发的后果是无法承受的”？
我一直说，有资源的要照顾资源较贫乏的。不说撑起一片天，至少也给打一把伞。今天的哈佛，任重而道远。
几点反思
1）团结起来才可能赢
当年的官司，时报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其它媒体也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看过电影 The Post 的都会记得，《华盛顿邮报》在时报被迫停止这个系列报道后，成为第二家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媒体。法院停止了华邮的出版后，其它媒体又接力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在高院的判决前，总共有 19 家报纸参与。（只有 19 家，不是其余媒体不敢加入，而是吹哨人艾尔斯伯格只来得及给这 19 家。）
所有的新闻人都关注着这个案子，所有的新闻人也都在做自己能够做的。没有人因为时报吃了官司而退缩。相反，大家像跑接力一样，一家一家在努力完成这个赛跑。一个又一个媒体的泄密如决堤的洪水，不可阻挡。这次官司是时报的胜利，同时，所有媒体人也都是赢家。
反观今天，在川普政府只是惩罚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别的大学站出来为其助阵。等到哈佛也成为受害者时，才开始有一个联合阵营的出现，包括全国很多大学校长联名签署声明，谴责川普政府试图控制大学的作为等。这份声明从最初的 200 多校长签名到现在的 658 个签名，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克服恐惧的路。人们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了，一旦妥协，川普政府的要求是没有底线的，也是没有任何逻辑和道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团结的作用在律所、律师的抗争中特别有道理。律所最害怕的就是被政府制裁后，明星律师选择带着客户离开。这样律所就难以生存了。
但是，如果律所和律师以及客户都团结起来，就不会发生律师带着客户离开的情况。事实上，这时候律师、律所和客户的利益还真的都是一致的，必须团结。试想，如果不团结的话，只能一个个律所跪下，那么等到那些客户需要敢于与政府博弈的律师、律所时，谁还能做他们的律师呢？
2）拥抱正义、守住价值观永远是正道
还是拿律所来说话。当初有些律所选择跪下是因为害怕失去明星律师和大客户。我当时就想，你不跪就一定会失去吗？为什么我倒是认为你跪了也会失去呢？
果然！最近这些日子的相关新闻包括这两个：微软放弃了一家与政府达成和解的律师事务所，转而选择了一家与政府对抗的律师事务所（见上图）；与川普达成协议的律所 Paul Weiss 的四个明星律师宣布，他们将离开该律师事务所（见下图）。
看见这些消息时，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德不孤必有邻。
有一个消息很鼓舞人：哈佛选择不跪后，学校获得的捐款忽然激增。不少从来没给母校捐过款的校友，选择在这个时候慷慨解囊。
3）现在是放下一切为民主而战的时候
正如哈佛校长加博所说，哈佛的官司是比哈佛更大的事情，关系到美国高等教育是否还能维持其卓越性，甚至直接关系到美国经济、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所以，哈佛“别无选择”。
就好像当初《纽约时报》是为整个媒体界争取生存一样，今天哈佛也是在为美国的整体高等教育而战，为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而战。打赢这场官司，也是让美国卓越的高等教育成为“一列政府无法阻止的火车”。
就好像纽约时报远不够完美一样，哈佛也很不完美。我以前就经常批评哈佛。但是，现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所有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支持哈佛。昨天看见一篇报道，说川普对哈佛的攻击，让校园内一些曾因巴以冲突和言论自由问题而产生分歧的人，找到了团结起来的理由。周二傍晚，一名支持巴勒斯坦的主要学生示威者带领聚集在 Harvard Yard 大门前的数百名群众高呼“哈佛万岁”；一位曾经批评过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活动的前犹太领袖则首先在这个活动中发表了讲话；随后，哈佛大学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一位教授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呼吁人们捍卫哈佛大学。
这就体现了顾大局的胸襟，也说明大家都看明白了哈佛和美国面临的危机。
最后，我想用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一审法官的部分判词来结束此文，因为我觉得这段判词既适合媒体的情况，也适合大学的情况，既适合当年，也适合现在。
审理该案的法官是纽约南区地区法院刚被尼克松任命的默里·古尔芬(Murray Gurfein)，这是他走马上任后受理的第一个案子。古尔芬二战期间在军方担任情报工作，故他在案前是同情原告的。鉴于原告缺乏证据，古尔芬还一再启发原告，可以用文件原件来证明重要军事机密被泄露。遗憾的是，原告自始自终无法提供哪怕一个这样的例子。这彻底改变了古尔芬的立场。古尔芬只有一个晚上来写他的观点，但他写得如此之好：
国家的安全并不仅仅取决于城墙堡垒。它还依赖于我们自由制度的价值。为了维护具更高价值的言论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当权者必须承受一个暴躁易怒、固执、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
我们正处在乱世。要保持我们对政府事务表示不满及嘲讽的权力，各种形式的言论自由是最高形式的保障。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制度中最天才的一部分。
国家的安全不仅仅在于城墙。安全还在于我们自由制度的价值。为了维护言论自由和人民了解……的权利等更崇高的价值，当权者必须容忍顽固不化的新闻媒体和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没有比任何形式的言论自由更能消除对政府事务的不满和嘲讽的安全阀了。在历史上，这一直是我们制度的天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