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针对中国人的诈骗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不仅反映出一些邻国“治理失败效应”的外溢，让中国成为受害者，也折射出我们内在治理的一些漏洞和不足，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受害生态闭环。
针对中国人有组织、大规模的绑架、诈骗活动，越来越猖獗，人神共愤，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29日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之多，我们相信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又是被绑架或者强迫从事这样活动的。另据，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被绑架卖往缅甸。
总之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22万，还是每年7万，都已经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损失的人口，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社会，尤其是国家的重视，应该刻不容缓采取行动，来解救这些受害者。
不过在提出对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这种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态到底是因何产生？我们只有按照目前暴露的一些线索溯本求源，方能找出合理对策。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普罗大众沦为诈骗恐怖的鱼肉，第一道防火墙的崩塌是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诈骗恐怖团伙远在海外就可以对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了如指掌，甚至对我们的商业购物、旅游行程也洞察秋毫，他们对我们日常信息的掌握，使得我们太容易陷入诈骗情景，一下子陷入他们的话术圈套。
笔者一向自诩警惕性很高，有一次也竟然陷入这种诈骗话术。前年某快递公司遗失了笔者的一份包裹，笔者在投诉处理，隔了两三天后收到区号025的客服电话，自称是理赔员，然后让笔者人脸识别，确认退赔转账，恰好这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短信提示，这是一个海外诈骗电话。笔者当时就纳闷，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些信息的呢？
我们作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场景，不仅仅体现在海外诈骗上，数不清的国内诈骗也正是寄生在这个土壤上。如果你去银行咨询过房贷，那么会有数不清小贷公司来骚扰，如果你的办理过工商注册，会有数不清财务记账公司来骚扰……可见我们的泄露我们信息的不仅仅是商业平台公司，还有国有企业、国家机关，这方面是否应该追责呢？
第二， 电信、金融管理的漏洞。
电信诈骗的所寄生的第二层土壤是中国的电信网络和金融网络。正像笔者所遭遇的那样，从境外打来的诈骗电话，都是用了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虚拟号，才使得我们放松了警惕，如果它给你打来的是一个美国、印度的电话号，你自然很可能就不会接听，这反映了我们电信企业虚拟号运营管理的问题。甚至新闻上屡次有大批国内SIM卡被成批走私到东南亚的新闻，我们的SIM卡开户都是实名制，为何能够一下子开几万张卡？是不是电信公司有内鬼？另外诈骗资金的储存、流通、洗白用的也都是人民币通道，言外之意也是我国银行的境内外网络，这也反映出我们金融监管的问题。
（云南海关查获大量走私缅甸的电话卡）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诈骗集团和电信、金融网络其实是毛和皮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存在完全寄生在国内的电信和金融网络这张皮上，如果这种皮不存在了，他们的诈骗活动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那么，国内电信和金融机构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呢？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对此不清楚，还要请教各位读者。
第三，青年就业和生存的困境。
我们通过媒体所曝光的受害案例还可以发现，诈骗园区的工作人员，多数以高薪工作为诱饵欺骗过去的。并且这些拐骗发生频率在2019年以后骤然升高，受害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即便是疫情期间，边境封控非常严密，仍有人大量偷渡出去寻求财富的，这反映出青年人就业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好。尤其是，最近一两年缅甸诈骗绑架恶闻充分铺天盖地曝光后，丝毫也没有减少，继续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寻找机会，就连小有名气的艺人王星也在内，我们除了要谴责他们愚笨之外，是否也说明社会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呢？
第四，海外投资管理的困境。
除了缅北那些本地武装割据势力经营的诈骗园区，像缅东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宾帕赛等等这些诈骗园区的兴起，无一不是搭了中国海外投资扩张便车。它们的创始人都是土生土长中国内地人，他们熟悉国内的政治、经济路数，利用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漏洞，充分借用国内数量庞大惊人的资源，来达到个人不法的商业目的。
我们以目前最大的诈骗园区妙瓦底亚太新城为例，这个项目创始人佘伦凯（又叫佘智江）生于湖南邵阳，年轻时曾经到广东、广西打工，后来流窜到菲律宾、柬埔寨进行电信诈骗，被2014年山东烟台地方法院认定诈骗涉案金额达2.98亿美元。2017年，佘伦凯发起亚太新城投资项目，并且包装成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计划的利国利民工程，先后获得多家中资公司（甚至是央企）的实际支持。亚太国际集团官方网站自称缅甸项目已经累计投资200多亿美元，那么这些钱怎么来的呢？最终不还是来自国内的冤大头吗？
（国内企业对妙瓦底亚太新城的投资，以及佘伦凯获得的国内荣誉）
亚太新城甚至还获得某中央级经济智库的背书站台，佘伦凯本人也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副会长。虽然2022年他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榜单，并且被泰国警方抓捕，但是关于他的亚太新城项目的赞美性报道，至今仍存在于多家中央新闻网站。
笔者这些年在北京也目睹了太多政治骗子、商业骗子兜售类似的海外项目，它们多数坐落在柬埔寨、所罗门群岛、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乌干达这些国家，每个都是投资上千亿，被吹嘘有多么重大的商业和政治价值，真有不少退休高官或国企领导信以为真，为之站台，这些项目真的实施了？谁能保证不是下一个戕害国人的妙瓦底呢？
所以，我们务必建立海外投资审核和追责机制，提高事前的警惕和防范意识，以免我们是好心却最终做了不利于人民利益的事情。
第五，对公民海外保护的缺失。
中国公民遭遇成规模的恐怖行为持续这么多年，没有缓解，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的缺失。虽然我们外交部门一直在很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对公民在海外权益的保护力度，一定要与国土、国家尊严一样重要，人民才是国家之本，国籍、护照都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份契约，公民有义务热爱国家、纳税，国家也有义务保护公民在全球各地的安危。我们需要像应对日本在钓鱼岛，印度在藏南寻衅滋事一样，动用一切力量去保卫公民的安全，绝不容忍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笔者近年在北方一些邻国游历中就发生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的历史书写，不管是官方史还是民间史，都一直强调丢失国土多么让人心痛，可是这些国土丢失的同时，大量汉族同胞被驱逐、杀戮，死亡累计数量估计在20万左右，也堪比一场南京大屠杀，但是这些事情在我们中文历史记载上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倒是俄国、蒙古历史书里有一些反省，这反映出我们民族潜意识里面对“国家”的构建想象，国土重于国民，这是与现代公民契约国家背道而驰的。
第六，对于失败型国家的外交战略需要更新。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年发生大规模危害中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地方，并不发生在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日本、欧盟或美加澳新），而是那些失败型国家，尤其是距离我们近的东南亚失败型国家。
这些国家不仅长久无法构建一个能够维持社会基本安定和发展需求的秩序，反而成为包罗了贩毒、诈骗、恐怖主义为一体的藏污纳垢之地，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累的财富，成为这些邪恶势力的觊觎对象。这俨然是近代加勒比地区与欧洲关系的翻版，这些国家治理失败效应已经明显溢出，中国成了最直接和最大受害者。
所以，我们是时候该反思是否应该继续奉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干预政策了。这种政策在我们弱小的时候，海外利益很少的时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当他们的治理失败已经影响中国人的安危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坐视不管呢？就像邻居在自家院墙里养鹰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时飞到我们家里去偷鸡吃，我们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呢？
当然这种干预并不是侵略，强占领土或者攫取商业利益。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对治理失败国家，有督促、引导重建秩序的“公共责任”。对于他们在保护中国公民权益上的无为，甚至是助纣为虐，中国是否应该单独采取行动，来解救中国的公民？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多先例的。
综上，针对中国公民的大规模绑架、诈骗行为，是以上漏洞、困境或疏忽共同造成的一种“合成谬误”，只要在某一环节做好防范，都会避免成千上万人受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从外交上下功夫，更要从内政治理上下功夫（中国公民的境外遭遇某种程度是上述监管问题在海外的投射），破解中国公民作为“完美受害者”的困境。
海外针对中国人的诈骗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不仅反映出一些邻国“治理失败效应”的外溢，让中国成为受害者，也折射出我们内在治理的一些漏洞和不足，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受害生态闭环。
针对中国人有组织、大规模的绑架、诈骗活动，越来越猖獗，人神共愤，根据联合国人权办公室2023年8月29日发布的报告，东南亚有数十万诈骗员工，仅缅甸、柬埔寨两国就有22万之多，我们相信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公民或者华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又是被绑架或者强迫从事这样活动的。另据，泰国警方发布的报告，每年约有7万中国公民或东南亚华人，被各种人口买卖渠道，被绑架卖往缅甸。
总之这个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22万，还是每年7万，都已经相当于现代社会中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损失的人口，中国公民已经成为非战争恐怖行为的最大受害群体，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社会，尤其是国家的重视，应该刻不容缓采取行动，来解救这些受害者。
不过在提出对策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种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我们需要反思：为何全球第二强国的公民成为最大受害对象，而不是韩国人、日本人、希腊人、阿根廷人？这种为中国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态到底是因何产生？我们只有按照目前暴露的一些线索溯本求源，方能找出合理对策。
第一，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
普罗大众沦为诈骗恐怖的鱼肉，第一道防火墙的崩塌是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诈骗恐怖团伙远在海外就可以对我们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户了如指掌，甚至对我们的商业购物、旅游行程也洞察秋毫，他们对我们日常信息的掌握，使得我们太容易陷入诈骗情景，一下子陷入他们的话术圈套。
笔者一向自诩警惕性很高，有一次也竟然陷入这种诈骗话术。前年某快递公司遗失了笔者的一份包裹，笔者在投诉处理，隔了两三天后收到区号025的客服电话，自称是理赔员，然后让笔者人脸识别，确认退赔转账，恰好这时候北京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来短信提示，这是一个海外诈骗电话。笔者当时就纳闷，他们是如何掌握这些信息的呢？
我们作为个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场景，不仅仅体现在海外诈骗上，数不清的国内诈骗也正是寄生在这个土壤上。如果你去银行咨询过房贷，那么会有数不清小贷公司来骚扰，如果你的办理过工商注册，会有数不清财务记账公司来骚扰……可见我们的泄露我们信息的不仅仅是商业平台公司，还有国有企业、国家机关，这方面是否应该追责呢？
第二， 电信、金融管理的漏洞。
电信诈骗的所寄生的第二层土壤是中国的电信网络和金融网络。正像笔者所遭遇的那样，从境外打来的诈骗电话，都是用了国内电信运营商的虚拟号，才使得我们放松了警惕，如果它给你打来的是一个美国、印度的电话号，你自然很可能就不会接听，这反映了我们电信企业虚拟号运营管理的问题。甚至新闻上屡次有大批国内SIM卡被成批走私到东南亚的新闻，我们的SIM卡开户都是实名制，为何能够一下子开几万张卡？是不是电信公司有内鬼？另外诈骗资金的储存、流通、洗白用的也都是人民币通道，言外之意也是我国银行的境内外网络，这也反映出我们金融监管的问题。
（云南海关查获大量走私缅甸的电话卡）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诈骗集团和电信、金融网络其实是毛和皮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存在完全寄生在国内的电信和金融网络这张皮上，如果这种皮不存在了，他们的诈骗活动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了。那么，国内电信和金融机构解决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呢？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对此不清楚，还要请教各位读者。
第三，青年就业和生存的困境。
我们通过媒体所曝光的受害案例还可以发现，诈骗园区的工作人员，多数以高薪工作为诱饵欺骗过去的。并且这些拐骗发生频率在2019年以后骤然升高，受害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即便是疫情期间，边境封控非常严密，仍有人大量偷渡出去寻求财富的，这反映出青年人就业生存环境越来越不友好。尤其是，最近一两年缅甸诈骗绑架恶闻充分铺天盖地曝光后，丝毫也没有减少，继续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去寻找机会，就连小有名气的艺人王星也在内，我们除了要谴责他们愚笨之外，是否也说明社会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呢？
第四，海外投资管理的困境。
除了缅北那些本地武装割据势力经营的诈骗园区，像缅东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宾帕赛等等这些诈骗园区的兴起，无一不是搭了中国海外投资扩张便车。它们的创始人都是土生土长中国内地人，他们熟悉国内的政治、经济路数，利用我们政策上的一些漏洞，充分借用国内数量庞大惊人的资源，来达到个人不法的商业目的。
我们以目前最大的诈骗园区妙瓦底亚太新城为例，这个项目创始人佘伦凯（又叫佘智江）生于湖南邵阳，年轻时曾经到广东、广西打工，后来流窜到菲律宾、柬埔寨进行电信诈骗，被2014年山东烟台地方法院认定诈骗涉案金额达2.98亿美元。2017年，佘伦凯发起亚太新城投资项目，并且包装成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计划的利国利民工程，先后获得多家中资公司（甚至是央企）的实际支持。亚太国际集团官方网站自称缅甸项目已经累计投资200多亿美元，那么这些钱怎么来的呢？最终不还是来自国内的冤大头吗？
（国内企业对妙瓦底亚太新城的投资，以及佘伦凯获得的国内荣誉）
亚太新城甚至还获得某中央级经济智库的背书站台，佘伦凯本人也当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副会长。虽然2022年他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榜单，并且被泰国警方抓捕，但是关于他的亚太新城项目的赞美性报道，至今仍存在于多家中央新闻网站。
笔者这些年在北京也目睹了太多政治骗子、商业骗子兜售类似的海外项目，它们多数坐落在柬埔寨、所罗门群岛、缅甸、巴布亚新几内亚、乌干达这些国家，每个都是投资上千亿，被吹嘘有多么重大的商业和政治价值，真有不少退休高官或国企领导信以为真，为之站台，这些项目真的实施了？谁能保证不是下一个戕害国人的妙瓦底呢？
所以，我们务必建立海外投资审核和追责机制，提高事前的警惕和防范意识，以免我们是好心却最终做了不利于人民利益的事情。
第五，对公民海外保护的缺失。
中国公民遭遇成规模的恐怖行为持续这么多年，没有缓解，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的缺失。虽然我们外交部门一直在很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对公民在海外权益的保护力度，一定要与国土、国家尊严一样重要，人民才是国家之本，国籍、护照都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份契约，公民有义务热爱国家、纳税，国家也有义务保护公民在全球各地的安危。我们需要像应对日本在钓鱼岛，印度在藏南寻衅滋事一样，动用一切力量去保卫公民的安全，绝不容忍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笔者近年在北方一些邻国游历中就发生过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的历史书写，不管是官方史还是民间史，都一直强调丢失国土多么让人心痛，可是这些国土丢失的同时，大量汉族同胞被驱逐、杀戮，死亡累计数量估计在20万左右，也堪比一场南京大屠杀，但是这些事情在我们中文历史记载上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反倒是俄国、蒙古历史书里有一些反省，这反映出我们民族潜意识里面对“国家”的构建想象，国土重于国民，这是与现代公民契约国家背道而驰的。
第六，对于失败型国家的外交战略需要更新。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年发生大规模危害中国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地方，并不发生在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日本、欧盟或美加澳新），而是那些失败型国家，尤其是距离我们近的东南亚失败型国家。
这些国家不仅长久无法构建一个能够维持社会基本安定和发展需求的秩序，反而成为包罗了贩毒、诈骗、恐怖主义为一体的藏污纳垢之地，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累的财富，成为这些邪恶势力的觊觎对象。这俨然是近代加勒比地区与欧洲关系的翻版，这些国家治理失败效应已经明显溢出，中国成了最直接和最大受害者。
所以，我们是时候该反思是否应该继续奉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干预政策了。这种政策在我们弱小的时候，海外利益很少的时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当他们的治理失败已经影响中国人的安危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坐视不管呢？就像邻居在自家院墙里养鹰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时飞到我们家里去偷鸡吃，我们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呢？
当然这种干预并不是侵略，强占领土或者攫取商业利益。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对治理失败国家，有督促、引导重建秩序的“公共责任”。对于他们在保护中国公民权益上的无为，甚至是助纣为虐，中国是否应该单独采取行动，来解救中国的公民？这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多先例的。
综上，针对中国公民的大规模绑架、诈骗行为，是以上漏洞、困境或疏忽共同造成的一种“合成谬误”，只要在某一环节做好防范，都会避免成千上万人受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要从外交上下功夫，更要从内政治理上下功夫（中国公民的境外遭遇某种程度是上述监管问题在海外的投射），破解中国公民作为“完美受害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