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沉默和失忆的国民是怎样教育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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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iao
最新回复:2020年7月16日 10点4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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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20世纪70年代,苏联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 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年龄差不多,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两百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两千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一万人。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1963年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阴暗历史事实的文章。可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遗忘: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书?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密尔(J. S.Mill)曾说过: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是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不被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就此被武断地从国家历史中剔除,也从族群记忆中排斥出去了。因此,对历史真实保持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记住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强权迫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事件和时刻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使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机会。这样的自我反省能使记忆成为一种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一种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的反抗。集体失忆总是与权力制造和强加正统记忆同时发生。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是用来加强集体失忆,代替集体记忆的伪记忆。

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GCD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它是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的。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体沉沦。

里里外外的一致营造沉默的假面

绝大多数人一下子都被沉默,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一个权力能够对所有人拥有绝对掌控力的国家社会之中,拥有这种绝对掌控力的政权就是极权。哈维尔在指出极权是对每个生活领域的全面控制和影响的时候,特别强调极权是一种极其善于变化、适应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非常严密、细致、条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种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纠错不是改变极权的目的,而是不断改变为维护统治而采取的手段和途径。

极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宗教观念体系,它可以借用外来资源,包括与它敌对的意识形态(如市场经济、资本运作),显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纠正能力。但是,任何外来资源都必须为极权统治目的服务,因此也一定会被这个统治目的所同化,并转变为它自身的有机部分。因此,哈维尔指出,对极权要么是全部接受,要么是全部摒弃,不可能部分采用,即便是部分接受极权,也会彻底地影响人的生命,这包括因接受极权所制造的正统记忆,而丧失对真实历史的记忆。

极权统治并不能把正统记忆一一放进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可能把真实事件的经验记忆一一从每个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组织化的手段来对所有人一起进行大规模统一处理的,这种处理的规模和强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才有实施的可能。被处理的人开始也许是被动的,但不久就变得能够并且愿意积极配合。对于这样一个过程,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比较纳粹和东德这两种不同的极权统治来作了揭示。纳粹和东德都是通过极权国家的组织力量,营造全体人民一致的景象,并通过形成天罗地网式的组织环境,来强迫和维持绝大多数民众的沉默,其他极权国家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一直就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亲自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纳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D内指示中提醒D的领导们:元首反复强调,D领导之间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对外保密。希特勒的反复强调说明内斗在不断发生,正因如此,对外保密才格外要紧。一个自称代表绝对真理的D当然不能让群众看到,D的高层其实并未被这个绝对真理所统一。但是,再极权的D国也不可能单靠那些只忠诚而不能干的人来运转,它必须起用一些能干的人。然而,他们虽然忠诚,但却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D内高层领导中,那些最能干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D的弱点的。但是,这些人却又总是在加倍小心地与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运。

希特勒不可能消除D内争论,他只能命令争论不外泄。与纳粹相比,苏联式极权专制的高层内斗更隐秘,对全体一致的外观门面维护得更严实。1980年,契尔年科在会议上发言说:去年(1979年)中央全会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佩尔则(ArvīdsPele)补充道:决议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说中央秘书处51次会议召开,通过1327项规定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一起说:就像政治局会议一样,秘书处也是完全一致通过的。一致通过也是东德政治局开会的常态,至少是对外的一致口径,1989年10月政治局罢免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自己投的也是赞成票。

一致通过和完全一致贯彻在D的宣传语言套话中,在这种套话中,不仅D中央完全一致,全体D员完全一致,而且连D领导下的人民也是全体一致的。但是,极权宣传越是不遗余力,越是显示全体一致并不是像说的那么完美。

对D员,D有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可以确保完全一致,但D对普通民众就远不能那么放心。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D组织的成员和追随者作了区分,追随者是那些有别于一般群众的觉悟群众。D员或D徒是忠于D的事业,为之斗争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追随者是投纳粹D的票的群众,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在所有紧要关头都靠得住的,更不用说还有那些不投纳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对纳粹的。

在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希特勒说,他展望有一天,每一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即使到那个时候,也还是只有最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成为D员。1933年3月戈培尔对无线电台从业者发表讲话,提出了把德国人百分之百争取到纳粹这一边的目标:无线电台必须帮助我们巩固和捍卫这一目标。无线电台必须让我们时代的精神充溢在人民心中,让他们再也离不开这个精神。极权展现和证明人民对它全体一致的拥护,不光要用宣传所说的,还要用公共活动所做的。人民全体一致拥护纳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动表演之一便是选举。

纳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权前的国民议会(Reichstag)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在1933年3月虽有操纵但还算相当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44%的选票。纳粹取得了政权8个月后,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跃升至92%,可见纳粹宣传的力量,当然这是在纳粹很得民望时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纳粹意外的不快时刻。1934年,兴登堡总理去世后的全民公投,纳粹得票率为88%,有的区得票率甚至不到70%。纳粹的宣传刊物《我们的意志和道路》评论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还有10%的德国人在观望,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争取到国社D国家一边。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纳粹的得票率都是99%。

东德曾经是最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它的宣传同样极端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

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GCD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很难相信,在纳粹德国或东德,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曾经是一样的想法,同样都支持纳粹或GCD。但是,在当时,谁也无法确定是否真的还会有人与所有其他人想法不一样。一望无际的全体一致让每个人都无法确定,他所不能看到的异议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对自己的怀疑和孤单的无力感,足以让绝大多数还心存怀疑和犹豫不决的人闭紧嘴巴,绝对不敢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并努力作出与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样子。

层层叠叠的组织制造沉默的牢笼

为了确保群众能够全体一致地与D发出同一个声音,极权统治使用的是贿赂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D的指示办事,按D的旨意选先进人物、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要求入D、入团或者至少向组织靠拢。

极权统治下的各种组织对控制群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极权统治必须把每个人从自然和传统的群体中孤立出来,使他无法在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这种人际关系包括朋友、同学、职业和公共团体等。孤独的人只能从D的宣传那里得到信息并将之接受为当然真理。孤独的人被安置在各种政治性组织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组织都处在极权统治的全面、彻底控制之下。除了作为权力基础的D、军队、警察,还有许多看起来是民间和非政D、非政治的组织,如工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会、作家协会、残疾人协会、居民会等。对群众的正确言论(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和正确行为(该不该开口说话)的教育,就是在这些组织里进行的,沉默就是这两种正确的集中体现。

纳粹D和德国GCD(社会统一D)都是成员众多的庞大组织。希特勒的目标是让10%的德国人成为纳粹D员,这个目标一直没能达到。东德GCD的组织力比纳粹还要强,到1988年为止,德国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GCDD员,D员自己宣誓绝对服从D的纪律,他们也是最容易全体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D外群众也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

纳粹时期,最大的组织是德国劳工阵线(DAF),90%的德国工人都是会员,这就和中国工人、教师等几乎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工会会员一样。冲锋队(SA)、D卫军(SS),以及希特勒青年团、妇女会和其他附属于D的群众组织让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甚至参加不止一个组织。

东德的情况也很类似,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团(FDJ),1989年德苏友好协会有620万成员,占总人口半数以上。另一个名叫自由德国商贸联盟(FDGB)的群众组织也有众多的会员。而且每个人还不止是一个组织的成员。1979年,东德的一个化工企业1.9万名雇员中有97%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会员,84%已参加了德苏友好协会,71%的青年雇员还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成员,24%是东德GCDD员。许多人还是这些组织中的各级干部,光是自由德国商贸联盟的成员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种头衔。哪怕是在群众组织中,各种头衔,如小组长、某某委员、干事,也给人一种权力的感觉。取得某种职位后,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视的机会,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宠的感觉。先进、模范这一类称号也能起到类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仅让当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让其他人羡慕、学习,照他们的做法有样学样。

群众加入组织,成为组织成员,被放置在一个正确政治的环境之中,相互监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开会、谈体会、说空话、机械重复,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效果,但其实是发挥着重要作用。1952年,东德GCD发起一个百万人写信的运动,要求东德人给在西德的亲朋好友写信,告诉他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D印发了一本题为在统一与和平斗争中,你的信是启蒙利器的小册子,为写信提供指导,这次运动是由群众活动协调组织国家阵线发起的。写信的人未必真能写出什么打动收信人的作品来,对于他们,做写信这件事,比做这件事有什么效果更重要,因为这表示写信人响应了D和国家的号召,是一个爱D爱国的公民。写信因此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效忠行动。当一个不情愿写信的人看到别人个个都在写信时,他知道自己不写是不行的,这件事对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会让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更积极地与他人保持一致。

组织感和组织行动,包括适应和积极参与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没有实效的集体活动,不只用于成人,而且也用于儿童和青少年。事实上,只有那些从小在这种组织环境中培养教育起来的人,成年后才会更适应于完全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宣传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宣传,而前宣传正是从幼年起就在学校教育中贯彻执行的。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按D的要求编写的,老师也是这么教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是该说的,他们在班上争先进,当班干部,依照的也都是这样的标准。

1959年,东德学校给家长去信,要求他们支持子女参加少年先锋队组织:你的孩子开始受教育,这是他人生的重要阶段,接受系统的准备,预备为社会主义群体服务。孩子的群众组织,台尔曼少先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帮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参加少先队,那是对孩子成功发展的最大帮助。学校把这样的事告知家长,征求家长同意,家长当然不会不同意。

参加青年团(在东德是自由德国青年团)是青少年政治成长的下一步,20世纪50年代,东德有35%的适龄者是青年团员,到了60年代,几乎所有的适龄者都是青年团员了。少先队和青年团的不断扩大,乃至GCD组织本身的不断扩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种由同伴压力维持的牢笼式管制环境之中,牢笼越大,锁链越长。在这样的组织牢笼中,组织内的人觉得自己比在笼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笼子里甚至成为一种优秀和荣誉的身份标志。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D叫干啥就干啥,D叫咋想就咋想成为一件光荣的,比组织外人先进的行为,也是一件能够引起许多组织外人羡慕和渴望仿效的事情。组织所起的作用是把群众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级圈子,迫使那些内部的人更加顺从,而同时诱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顺从。即使在这种光荣诱惑已经失效的情况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团和入D,入了会有好处,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显的好处,总比不入要强,因为不入差不多肯定会有害处。别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

德国政治学家诺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而这种沉默升级效应在青年团和GCD这样的组织环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那些不便说的也就是危险的看法,因为人们躲避它,以后还会就此消失,无影无踪。

在群体中要是有谁不小心说了不该说的,别人就会侧目相视,生怕危害连累到自己,说的人马上就能感觉到别人的不快,并避免再犯。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藏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想法时,会变本加厉,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这种现象在D内更是十分普遍。原德国GCD人雷昂哈特(WolfgangLeonhard)曾是东德GCD的创始人之一,后来逃到西方。他曾经写道:我常常看到,有些东德官员越是对D有疑惑,在同西方访客交谈时就越是做出立场坚定的样子,坚决捍卫D的路线。跟这些人谈话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们是150%的斯大林分子。层层叠叠的组织为无数的加入者制造了一个相互钳制的人际关系牢笼,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必须时刻谨言慎行,并在需要的时候随时以谎言加码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做谨慎升级。

互相监督维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监督的组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好的表现,不光自己要有正确行为,而且还要揭发别人的不正确行为,告密和打小报告于是成为一种以揭发别人不正确行为来证明自己正确行为的正确行为。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谨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为说正确的话乃是最根本的正确行为。

在纳粹德国,正确行为是以对犹太人的态度为标准的。在东德,则以对D的忠诚服从为标准。东德的国家安全部(Stasi)的线报网要比纳粹严密得多。纳粹新闻主管人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在他发行的周刊《袭击者》(DerSturmer)上,刊登过大约6500名在1935年至1939年反犹不力者的名单,有的是对犹太人太客气(相当于立场不坚定),有的是与犹太人有生意往来,这些名单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东德告密者的规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与国安部有某种联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邻居揭发邻居的网络。不要说是公开表示不满,就是私下里说的话,也会有人检举揭发,成为罪证。一直到1989年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D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活动分子和60个死硬异见者。

异见是以公开表示异见为标准的,至于一个人心里怎么想,那是看不出来的。后来发现,1989年前许多东德人就已经在不满D和政府,但由于没有公开表现,所以谁都以为别人都很满意D和政府。对此,一位莱比锡的异见者后来写道:没有人知道别的地方的人们也不满,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别人怎么想,情况就不同了,那会很令人鼓舞的。严格防范不满言论的公开出现和传播,控制公共媒体和集会,让所有的人陷入一种孤独的境地,这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按照东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会,人数超过3个人,就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例如1983年,莱比锡教会人士得到通知,有3个人以上手持蜡烛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得到批准。任何群体行为都受到严密监控。1988年莱比锡有150人在教堂做过礼拜后,步行上街,国家安全警察严阵以待,事后的报告是,参加者没有带旗帜、象征物品或其他明显标志没有影响公共安全和秩序,几乎没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国家安全部门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为了正确目的举行的群众集会也会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恐慌。1983年,一个来自魏玛的团体要在东柏林举行一次反对北约的抗议集会。即便这一集会的目的与国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确,但却具有自发、独立的性质。集会那天,有大约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参加者说:国家对于独立组织的集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无论集会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行。这令人想起了一些灾难后的自发纪念集会,仅仅因为不是官方组织的,就遭到了取缔和禁止的命运。

没有人确切知道极权宣传到底有多少效果,从极权对任何公开异见和群体聚合的恐惧来看,就连宣传当局对自己经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没有信心的。强行禁止,逮捕不规行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维护宣传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尔说,任何有效宣传后面,一定得有利剑的支撑,东德国家安全部誓言要当好D的盾和剑。人们有公开的正确行为是因为深知不正确行为的严重后果,几乎没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剑的。对1936年德国工人状况,有人这么说:稍微需要一点勇气的事情,他们也是不会去做的。东德民主人士、政治异见者纽伯特(EhrhartNeubert)问道:在那时候的东德,谁会承认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数人,而且是在私下会承认。这个制度就是靠恐惧来维持的。

生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许多人并不感觉到恐惧,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恐惧已经麻痹,已经习惯于恐怖生活,或者已经失去了对恐惧的感觉,而且也是因为极权经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惧,并不总是在滥用恐惧。合理的恐惧可以让人的恐惧显得不那么恐惧。而且,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错误,遇到麻烦,会觉得自己理亏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该明知故犯或鸡蛋碰石头。他们看到别人触犯禁忌,遇到麻烦,吃到苦头,就会庆幸自己幸亏没有那么做,也会责怪遇到麻烦的人自讨苦吃。

一般人渴望过太平日子,不喜欢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喜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坏事(被逮捕、惩罚)发生时,总是先责怪不识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统治权力,无端多事,不自量力。这种普遍的责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极权统治精心培植、鼓励和利用的一种大众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顺从成为交换安全无事的代价,每个人都变得能够接受统治权力的合理要求:别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闲事,他倒霉是因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样,就自然能平安无事。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聪明和理性的社会里,即便出现一些异见思想,极权统治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政治异见思想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威尔(MalclomGladwell)对此有过论述。

他认为,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们接受了极权统治的合理惩罚和合理暴力逻辑,他们会觉得极权并不是那么极权,甚至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与混混沌沌、无知无觉地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觉得自己并不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是一种清醒的生活状态,自以为自己的沉默和服从不是出于恐惧,不是由于自己胆小、懦弱,而是因为自己识大体、不死板、聪明。用这类的说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可以让人比较体面地面对自己的沉默和顺从。这些人并不是从来未曾想过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经过思量后决定还是不做为妙。想做而最后决定不做,看起来是一时的自我约束作用,其实会对他们今后的行为有长远的定向作用。因为,想做而决定不做的事情,以后就连想也不想了。

人并不是一下子从不沉默变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从不顺从变成顺从的,人是一步一步变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变得更容易一些。察觉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顺从是一件令人沮丧、没有尊严、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数人也就选择干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说它,就这样,通往彻底沉默和顺从的路也就越走越顺畅无阻。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不归之路,他就已经丧失了保存思想自觉的意志,也丧失了表达自觉思想的能力。

文章转载于徐贲《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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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3000
1 楼
暴政之下必有沉默和失忆。
泰傻
2 楼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谁若乱开腔 让他去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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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_东岸01
3 楼
人会学习,所以有了历史,有了以史为鉴 但猪不会,猪只有生存本能 饿了叫一下,猪圈透水往干地上挪一下,同伴被屠,哼一下都多余 有一头猪发出了不满,他就成了怪物,成了祸害猪圈安宁的怪物 所有猪会群起攻之,猪场的秩序得到了自觉的维护 没错,谁想改变我们做猪的权利,谁想颠覆农场主-猪圈-猪的生态,它就是猪
槟榔冰狼
4 楼
纳粹德国,失败了;共产苏联,失败了。ccp不信邪,觉得只要集二者之大成,就一定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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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sony
5 楼
为了推反中共,作者借用苏联影射中共。历史要全面看,不能只射一点。
洋知青
6 楼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2:27:46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谁若乱开腔 让他去嫖娼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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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Limit
7 楼
你还是在井里呆着吧。站高了就会看见,共产D不过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毒瘤。 ============ fonsony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3:27:23 为了推反中共,作者借用苏联影射中共。历史要全面看,不能只射一点。
洋知青
8 楼
初心是个啥,提那个人不好意思说,你却说不出来。说穿了,初心就是封建复辟,就是皇家千秋万代,就是朕即天下。别和我说初心是马列主义,那东西全世界淘汰了不说,共产党官员里面哪个信它?如果说马列主义里面有万岁,有万寿无疆,有一尊,有一锤定音,那还叫马列主义吗?
m
mark999_2020
9 楼
作者就算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最终还是要贴近国际现实才行。
T
To_Me
10 楼
中共和苏共是一个祖宗, 靠给猪民洗脑和独裁统治完成这个的
S
Swedenbo
11 楼
不知道文学城发表这种苏俄时代的‘伤痕文学’有什么用意。
吃货2001
12 楼
小粉红相信,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人,文革十年中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是让中国走了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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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pu01
13 楼
中国人的劣根性更加适应爆政。全国人民为了讨好集权统治者纷纷不甘寂寞,人人现身说法对党们表忠心! 牛莉自发在家对党旗敬礼,夫妻新婚之夜读党章, 赵本山连夜召集徒弟们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讲话。本来你在家里的事,人们不会知道,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搞得全世界都知道来向党表忠心。
G
GGG_95
14 楼
纳粹 苏共 封建帝王 墙内五毛猪=伟大事业
也发表一点看法
15 楼
不用哼哼唧唧。就现在的国情,只能中共治中共。其他的方式想都不要想。
中国梦姑
16 楼
华春莹——人类应留下正确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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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pnemesis
17 楼
裆告诉你的? ~~~~~~~~~ 也发表一点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6:27:21 不用哼哼唧唧。就现在的国情,只能中共治中共。其他的方式想都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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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miao
18 楼
军队在D的手里,D允许军队各种福利和腐败,谁能怎么办?人民手里什么都没有。
慢慢想想
19 楼
作者阐述的观点的基本原则是对的,这些在当年的苏共,纳粹时代,毛时代都有,而且是显而易见,简单粗暴。但是作者忘了民粹主义同样会形成这种沉默和失忆,台湾的反共反中,美国现在的反中,美国当年的排华,麦卡锡注意,沙特肉刑异见者等等,许多人沉默了,许多人也选择失忆。这种鼓励独立思考当然是对的,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人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知识,大家都说A,有一些人说B, 我们也不能绝对说B就是独立思考的产物。独立思考不是简单的不同意见,而是根据事实数据,道理逻辑,经过认真思考后的结果。楼下的一开口骂别人是猪的,就是一种让人沉默的做法,这些人已经是他们自己口中的猪,就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慢慢想想
20 楼
huangpu01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6:08:25中国人的劣根性更加适应爆政。全国人民为了讨好集权统治者纷纷不甘寂寞,人人现身说法对党们表忠心! 牛莉自发在家对党旗敬礼,夫妻新婚之夜读党章, 赵本山连夜召集徒弟们学习习近平文艺工作讲话。本来你在家里的事,人们不会知道,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搞得全世界都知道来向党表忠心。 ======你说的愚民哪儿都有,德州开新冠派对,阿拉巴马州大学兄弟会凑份子,奖励先得新冠的人。李光耀就说过,民主要在有一定规模的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下才有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也就是西欧北欧几个小国到现在为止证明了他们有资格实行全民投票直选这一机制。
慢慢想想
21 楼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2:27:46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谁若乱开腔 让他去嫖娼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说阿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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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2
22 楼
但这也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猪食必须要有,特别是经过多年从开始被强迫到后来自觉做猪,猪们忽然发现,原来做猪也有一定的好处,只要猪安安静静,按部就班,老老实实地做猪,其猪的地位竟然能有所提高,猪饭来张口的权利似乎更有保障,但猪们常年服用洗脑丸后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你这头猪嘴里的猪食,是用另一头猪的牺牲(被屠宰)来保证的,当所有的猪都想饭来张口,不愿被屠宰成为其他猪嘴里的口粮时,猪食也会短缺,也会断粮,试想一下,一群嗷嗷待哺的猪突然被断了猪食,会有怎样的反应? 狗急了会跳墙,到了无食可吃的生死关头,猪急了也会造反的! ####### Science_东岸01 发表评论于 2020-07-16 02:41:03 人会学习,所以有了历史,有了以史为鉴 但猪不会,猪只有生存本能 饿了叫一下,猪圈透水往干地上挪一下,同伴被屠,哼一下都多余 有一头猪发出了不满,他就成了怪物,成了祸害猪圈安宁的怪物 所有猪会群起攻之,猪场的秩序得到了自觉的维护 没错,谁想改变我们做猪的权利,谁想颠覆农场主-猪圈-猪的生态,它就是猪
树没皮怎办
23 楼
怎样教育成的?这个很好理解,纳粹和前苏联都有专门的宣传部。宣传部的使命就是封锁言论,洗脑。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
湾区范儿
24 楼
沉默的大多数,很多场合就是在助纣为虐。
我是谁都不是
25 楼
这种人总把别人当傻瓜低能者。自己高人一等。高谈阔论却不知所云。先掂量掂量自己自己。当全民教师爷够不够资格。
紧衣卫
26 楼
动辄把别人说出猪,你以为你挪个地儿、就变成猴子了吗? 若别人是黑猪、瘦猪、土猪、自己岂不是成了白ZHU, 肥ZHU、喷了香水的臭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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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fei
27 楼
主要是王丹,柴玲,鲍彤这样的人太多,人们不愿意去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