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促进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方式，但耐克努力将生产从亚洲转移到美国的过程，却是一个警示故事。 特朗普希望，对亚洲及其他地区低成本国家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将迫使美国企业把制造业和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美国的高人工成本意味着企业必须想办法用机器取代工人。对一些行业来说，这出乎意料的难。 事实上，耐克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将部分制造从中国、印尼和越南转移到北美，却只是证明了美国品牌要摆脱灵活、低成本、依赖大量工人的合同制造商有多难。这些制造商为美国消费者生产各类产品。 从2015年开始，耐克在雄心勃勃的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在这个高度依赖人工的行业实现部分自动化。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3D打印等制造技术取得进展，让人们看到用更少工人来制鞋的可能。 这家运动鞋巨头选择了Flex公司，这是一家美国制造商，曾帮助苹果在德克萨斯建起生产Mac Pro的复杂工厂。公司的目标是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市建设一个高科技制造基地，到2023年每年生产数千万双耐克运动鞋。 这个工厂依然需要数千名工人，但比起亚洲制造同样数量鞋子的工人数量要少得多。一些参与者表示，如果成功，这个项目或许能成为在美国进行生产的模板。 耐克的竞争对手们也看到了重新思考制造模式的机会，传统模式完全依赖于亚洲大型工厂和大量廉价、熟练的工人手工缝制布料、粘合鞋底。 “这看起来不像现代生产，更像是福特T型车的流水线和中世纪鞋匠的工作台结合体。”2015年，服装制造商Under Armour时任创新执行副总裁凯文·海利说。 他当时表示要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利用自动化技术制鞋，这个项目被称为“荣耀计划”。 差不多同一时间，阿迪达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德国安斯巴赫启动了“快速工厂”计划，利用高科技设备快速生产鞋子，宣称这是“鞋类制造的新纪元”。 2016年，Flex时任总裁迈克·丹尼森表示，“如果他们想从中国和越南撤出，就必须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来实现。” 耐克的尝试是最激进的。公司目标是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实现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据称这样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并更快将新款鞋交付给美国消费者。 汤姆·弗莱彻负责Flex公司的这个项目，他最初信心十足，因为自己刚为苹果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建成了一座复杂的Mac Pro工厂。 当时，苹果正寻求将部分制造业务带回美国。Flex努力重构生产线，利用自动化手段尽可能减少人工操作，这一经验当时派上了用场。 耐克与Flex建立了新的生产线，采用了许多电子制造中常见、而在制鞋中罕见的设备，比如“拾放机”——原本用于将电子元件安装到电路板上。这些机器计划用于制造鞋面、编织布料、添加标志以及粘合鞋底。 但很快麻烦就来了。 机器人难以处理制鞋中柔软、有弹性、可拉伸的材料。鞋子的布料会随温度变化而伸缩，而且没有两双鞋的鞋底完全一样。 人工可以灵活应对这些挑战，但机器却很难做到。 “你在试图做非常精确的工作，但气温一冷或一热，材料的状态就变了，”弗莱彻说，“我们当初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结果，这家工厂的生产从未实现原先设想的自动化水平。随着制鞋量增加，工厂员工人数增至5000人，大约是最初计划的两倍，人工成本也高于越南同样规模的劳动力。 许多任务都难以实现自动化，例如将鞋底精确地粘合到鞋面这种细致工作。 “如果你粘得不对，鞋子就会明显扭曲，对不齐，这种外观问题会导致产品无法通过质量检测。”弗莱彻说。 一个核心问题是，耐克的鞋型种类极为繁多。几十年来，美国的消费品牌几乎给予设计师无限自由去打造最酷的产品，再由亚洲制造商实现这些设计。 与汽车或iPhone不同，鞋子的款式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在变化。 但实现自动化制造的前提是产品设计必须简单，让机器能够反复完成同样的操作。而电子制造中使用的是坚硬、标准化的材料，使得机器可以重复数百万次同一个步骤。 “从设计方式到所用材料和鞋型的复杂程度，你都得有所取舍，”前耐克高管迈克尔·牛顿说，他曾负责这个项目。“但这与消费者的需求背道而驰。他们希望产品有非常多样的选择。” 有一次，Flex的团队花了8个月时间开发自动化方式，把耐克的标志“钩子”印到鞋上。结果耐克很快就换了新款鞋，Flex研发出的技术不再适用。 牛顿表示，如果量产的是结构简单的鞋，比如机织鞋面配合模制鞋底，难度会小很多。但耐克不愿对设计设限，他们期望制造商能生产出设计团队所想出的任何新款鞋子。 “制造部门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弗莱彻说。 到2017年，Flex公司的投资者开始对不断上升的成本感到不满，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家电子制造公司要涉足制鞋业务。Flex和耐克最终在2019年初结束了这个项目。 同年，Under Armour也不再向投资者提及其“荣耀计划”中在美国制鞋的目标。那一年，阿迪达斯因在用机器人制造复杂鞋型方面遇到困难，宣布关闭在亚特兰大和德国的生产工厂，并将其“快速工厂”技术转移给亚洲的供应商。 三家运动品牌最终还是坚持或者说不得不留在越南、中国和印尼这些海外生产地，尽管疫情期间的工厂停工已经暴露出生产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风险。 现在，中国、越南和印尼成为特朗普的重点对象。本月早些时候，他对越南和印尼分别加征了46%和32%的关税，随后下调至10%，并给予90天宽限期。美国还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 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政府希望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美国。 “将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在拧一个个小螺丝来组装iPhone。”他最近在接受CBS采访时说。 目前，苹果几乎所有的iPhone都是在中国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生产的。 新一轮关税威胁，正让一些人重新思考，耐克等品牌是否最终还是要再次尝试自动化制造并把制鞋业带回美国。牛顿和弗莱彻都认为，这仍有可能实现，尽管过程不会轻松。 “你需要充足的资金和耐心，因为这不可能很快完成。”弗莱彻说。上一次的经历“确实让人清醒”。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将关税视为促进美国制造业的一种方式，但耐克努力将生产从亚洲转移到美国的过程，却是一个警示故事。
特朗普希望，对亚洲及其他地区低成本国家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将迫使美国企业把制造业和就业岗位带回美国。但美国的高人工成本意味着企业必须想办法用机器取代工人。对一些行业来说，这出乎意料的难。
事实上，耐克多年来一直在尝试将部分制造从中国、印尼和越南转移到北美，却只是证明了美国品牌要摆脱灵活、低成本、依赖大量工人的合同制造商有多难。这些制造商为美国消费者生产各类产品。
从2015年开始，耐克在雄心勃勃的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在这个高度依赖人工的行业实现部分自动化。当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上3D打印等制造技术取得进展，让人们看到用更少工人来制鞋的可能。
这家运动鞋巨头选择了Flex公司，这是一家美国制造商，曾帮助苹果在德克萨斯建起生产Mac Pro的复杂工厂。公司的目标是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市建设一个高科技制造基地，到2023年每年生产数千万双耐克运动鞋。
这个工厂依然需要数千名工人，但比起亚洲制造同样数量鞋子的工人数量要少得多。一些参与者表示，如果成功，这个项目或许能成为在美国进行生产的模板。
耐克的竞争对手们也看到了重新思考制造模式的机会，传统模式完全依赖于亚洲大型工厂和大量廉价、熟练的工人手工缝制布料、粘合鞋底。
“这看起来不像现代生产，更像是福特T型车的流水线和中世纪鞋匠的工作台结合体。”2015年，服装制造商Under Armour时任创新执行副总裁凯文·海利说。
他当时表示要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利用自动化技术制鞋，这个项目被称为“荣耀计划”。
差不多同一时间，阿迪达斯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和德国安斯巴赫启动了“快速工厂”计划，利用高科技设备快速生产鞋子，宣称这是“鞋类制造的新纪元”。
2016年，Flex时任总裁迈克·丹尼森表示，“如果他们想从中国和越南撤出，就必须用不同的技术手段来实现。”
耐克的尝试是最激进的。公司目标是在不到十年时间内实现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据称这样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并更快将新款鞋交付给美国消费者。
汤姆·弗莱彻负责Flex公司的这个项目，他最初信心十足，因为自己刚为苹果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建成了一座复杂的Mac Pro工厂。
当时，苹果正寻求将部分制造业务带回美国。Flex努力重构生产线，利用自动化手段尽可能减少人工操作，这一经验当时派上了用场。
耐克与Flex建立了新的生产线，采用了许多电子制造中常见、而在制鞋中罕见的设备，比如“拾放机”——原本用于将电子元件安装到电路板上。这些机器计划用于制造鞋面、编织布料、添加标志以及粘合鞋底。
但很快麻烦就来了。
机器人难以处理制鞋中柔软、有弹性、可拉伸的材料。鞋子的布料会随温度变化而伸缩，而且没有两双鞋的鞋底完全一样。
人工可以灵活应对这些挑战，但机器却很难做到。
“你在试图做非常精确的工作，但气温一冷或一热，材料的状态就变了，”弗莱彻说，“我们当初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结果，这家工厂的生产从未实现原先设想的自动化水平。随着制鞋量增加，工厂员工人数增至5000人，大约是最初计划的两倍，人工成本也高于越南同样规模的劳动力。
许多任务都难以实现自动化，例如将鞋底精确地粘合到鞋面这种细致工作。
“如果你粘得不对，鞋子就会明显扭曲，对不齐，这种外观问题会导致产品无法通过质量检测。”弗莱彻说。
一个核心问题是，耐克的鞋型种类极为繁多。几十年来，美国的消费品牌几乎给予设计师无限自由去打造最酷的产品，再由亚洲制造商实现这些设计。
与汽车或iPhone不同，鞋子的款式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在变化。
但实现自动化制造的前提是产品设计必须简单，让机器能够反复完成同样的操作。而电子制造中使用的是坚硬、标准化的材料，使得机器可以重复数百万次同一个步骤。
“从设计方式到所用材料和鞋型的复杂程度，你都得有所取舍，”前耐克高管迈克尔·牛顿说，他曾负责这个项目。“但这与消费者的需求背道而驰。他们希望产品有非常多样的选择。”
有一次，Flex的团队花了8个月时间开发自动化方式，把耐克的标志“钩子”印到鞋上。结果耐克很快就换了新款鞋，Flex研发出的技术不再适用。
牛顿表示，如果量产的是结构简单的鞋，比如机织鞋面配合模制鞋底，难度会小很多。但耐克不愿对设计设限，他们期望制造商能生产出设计团队所想出的任何新款鞋子。
“制造部门在很多时候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弗莱彻说。
到2017年，Flex公司的投资者开始对不断上升的成本感到不满，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家电子制造公司要涉足制鞋业务。Flex和耐克最终在2019年初结束了这个项目。
同年，Under Armour也不再向投资者提及其“荣耀计划”中在美国制鞋的目标。那一年，阿迪达斯因在用机器人制造复杂鞋型方面遇到困难，宣布关闭在亚特兰大和德国的生产工厂，并将其“快速工厂”技术转移给亚洲的供应商。
三家运动品牌最终还是坚持或者说不得不留在越南、中国和印尼这些海外生产地，尽管疫情期间的工厂停工已经暴露出生产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风险。
现在，中国、越南和印尼成为特朗普的重点对象。本月早些时候，他对越南和印尼分别加征了46%和32%的关税，随后下调至10%，并给予90天宽限期。美国还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
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政府希望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美国。
“将会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在拧一个个小螺丝来组装iPhone。”他最近在接受CBS采访时说。
目前，苹果几乎所有的iPhone都是在中国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生产的。
新一轮关税威胁，正让一些人重新思考，耐克等品牌是否最终还是要再次尝试自动化制造并把制鞋业带回美国。牛顿和弗莱彻都认为，这仍有可能实现，尽管过程不会轻松。
“你需要充足的资金和耐心，因为这不可能很快完成。”弗莱彻说。上一次的经历“确实让人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