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2023年以来的经济低迷，与其说是经济不好，还不如说是经济到了瓶颈期。
因为很多人都在困惑：科技产业还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制造业也还是冠绝全球，但为什么总感觉经济发展不动了？就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停滞感和无力感，好像看不到未来了？
其实这实属正常。没有哪个国家能保持狂飙式的发展超过三四十年，无论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美国、二战后的日韩，这种“光速”发展，“跑步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都持续不过三四十年。
经济是有规律的，人类无法超越规律。中国人一向不信邪，认为中国模式举世无双，可以创造奇迹，但现实告诉我们，规律还是起作用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红利，已经耗尽了。
接下来，必须找到新的发展动力和模式，而不是依靠以前的旧思路。
现在这种红利耗尽的表现有很多：经济增长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的债务全都高企。再叠加外资撤离、内需低迷，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经济进入了我们所看到的瓶颈期。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有几个关键动力。
首先，是人口红利。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享受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年轻、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了制造业的崛起。但如今，人口老龄化已成现实，年轻劳动力不足，抬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也降低了经济活力。
其次，是房地产红利——本质上是政府卖地所释放的资本红利、融资红利。过去几十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城市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投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然而，如今房地产市场饱和，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激增，房地产已经从增长引擎变成了负担。
第三，是全球化红利。中国加入WTO后，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强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工厂，享受了全球市场的扩张红利。但这几年来，全球产业链正在调整，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动制造业回流，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正在被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蚕食。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这些红利曾是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但现在，燃料消耗殆尽，列车的速度开始减慢。
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过“刘易斯拐点”理论，指出当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过剩”进入“劳动力短缺”阶段，工资上涨、投资回报下降，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而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阶段。
过去，中国靠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但如今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在早期确实带动了经济，然而现在，很多城市的高铁站荒无人烟、鬼城遍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投资回报远不如从前。
企业端也一样，以前制造业企业享受低成本扩张，如现在不仅成本上升，海外订单减少，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成本优势也在边际递减。
另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过去几十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轴之一，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居民将财富押注在房子上，银行向房地产企业大量放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循环。
但现在，这个循环正在断裂。房价下跌，消费者信心不足，企业融资困难，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整个经济进入了“去杠杆”的痛苦阶段。
房地产，导致居民财富、政府财政都在直接缩水。
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
首先，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战以来，西方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受挫。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纷纷调整供应链，苹果、三星、富士康等科技巨头已开始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
其次，中国的营商环境不如过去。早期，外资进入中国时，享受低税收、土地优惠、宽松的市场监管。但如今，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加剧，许多外资企业感觉“水土不服”。
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创下新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减少在华投资。外资的撤离，不仅意味着技术和资本的流失，也影响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融合。
如果说外资撤离是“外患”，那么消费疲软则是“内忧”。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最终要靠消费支撑。但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市场呈现出疲软的态势。
首先，居民收入增长放缓。过去几十年，中国家庭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但近年来，收入增速放缓，而物价、房贷等支出却在上升，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
其次，消费信心不足。疫情、房地产危机、就业压力等多重因素，使得很多人不敢花钱，储蓄率上升，消费降级成为趋势。年轻人更倾向于节省开支，“特种兵旅游”、“九块九外卖”、“躺平式消费”成为新潮流，这与十年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
从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如果消费动力不足，企业销售下降，投资意愿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那么，中国经济还有出路吗？当然有，但关键在于如何调整方向。
首先，必须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让市场化成为一句行政命令式的口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逐渐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停滞。要想突破当前困境，政府需要放松对市场的干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企业更稳定的预期。
其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中国过去依赖“模仿——改进”的模式，但未来需要真正依靠原创技术，提升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产业的竞争力。目前来看，这种原创虽然有但还不够多。
第三，推动消费升级。政府可以通过减税、增加社保保障、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方式，增强消费信心，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愿意花钱。
当然，这些改革并不容易，甚至会伴随着痛苦的调整期。但如果继续依赖旧的增长模式，最终只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中国的改革开放红利，确实已经消耗殆尽。人口红利不再，投资回报下降，外资撤离，消费疲软，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瓶颈期。
但危机也是转机。如果能够真正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激活消费市场，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关键是，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