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周刊《快报》电子版在5月7日登出这篇对卡尔·明兹纳的专访。周刊记者在访谈内容展开前写道，在其著作《时代的终结：中国威权主义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中，明兹纳指出，邓小平自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已经结束，如今中国进入了“反改革时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权主义回归、法治衰退和公民社会空间收紧。他认为，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关注，反而成为习近平政权的意外礼物：“特朗普的种种偏激和越轨行为，在对比之下美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开始让西方忽视了中国威权主义的现实。”
在与美国的贸易战正酣之际，中国毫不动摇地宣称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的这番话，顺应了近几个月流行的一种观点：在美国内向收缩、似乎失去活力的同时，中国则在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等各方面迅速崛起。相对地，包括中美法律学者章家敦在内的一些专家则认为，中国必然会面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另据纽约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法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尔·明兹纳（Carl Minzner）对《快报》周刊观点栏目记者Baptiste Gauthey提出了更为细致和中间的看法。他认为，现实介于衰落论和盲目乐观之间的中间地带。
法国周刊《快报》电子版在5月7日登出这篇对卡尔·明兹纳的专访。周刊记者在访谈内容展开前写道，在其著作《时代的终结：中国威权主义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End of an Era,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Revival is Undermining Its Rise）中，明兹纳指出，邓小平自19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增长已经结束，如今中国进入了“反改革时代”，其特征是政治威权主义回归、法治衰退和公民社会空间收紧。他认为，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关注，反而成为习近平政权的意外礼物：“特朗普的种种偏激和越轨行为，在对比之下美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开始让西方忽视了中国威权主义的现实。”
《快报》：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繁荣期，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您的分析却更为谨慎，反而认为中国增长正在失速……
卡尔·明兹纳：19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改革、自由化与开放。从那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延续着这段改革时期的轨迹。
但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看法。中国自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大多数成就都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自200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一些严重问题被过于低估了。我在研究中指出了这些问题，并认为它们正在恶化。
不过，我也不同意章家敦那种极端悲观、灾难性的观点，即中国即将崩溃。我持更温和的立场。我认为，过去十五年来中国所走的政治道路令人担忧。习近平正在系统性地摧毁改革开放期间取得的所有进步。
有些专家强调，不应高估那段改革开放时期的成就……
说得很对。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并没有真正改变，依然是一个一党制的共产党国家。他们并非全错，但我认为他们严重低估改革时代的影响。
要理解1978年转折的深远意义，必须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年至1976年，中国极度贫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惨遭失败，经济后果灾难性。举例来说，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如阿富汗、印度或扎伊尔。
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与世界隔绝，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社会主义都被视为敌对。中共甚至抛弃了数百年的传统，只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国人几乎与世隔绝，外部信息难以传入。
政治上，毛时代的中国极度不稳定。毛泽东实行个人独裁，个人崇拜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他毫不犹豫地发起极端残酷的政治清洗，政策方向经常随毛个人意志剧变。1978年的转折，只有放在与毛时代的巨大断裂中才能理解。邓小平执政后，中国释放出明显的变革信号。
体制本身真的变了吗？
1978年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大幅开放。邓小平抛弃了社会主义正统，转而采取务实路线。他赋予地方官员更大自由，允许他们引进国外理念、咨询外国专家，甚至恢复前共产党时代的思想。这种新的思想灵活性，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使中国实现了快速扩张。
政治上，毛的个人集权被一党制的制度化所取代。党代会更为定期召开，决策也不再只由最高层拍板，而是通过更符合法治的程序制定。经济上，人民公社的终结和私有财产保护的加强，极大促进了经济活力。此后中国实现了长达三十年、年均约10%的经济增长！
改革时代的终结和衰退的开始是什么时候？
很难精确界定，因为这是渐进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是关键转折点。当时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内部都存在强烈的民主诉求。中国政府选择镇压，断绝了政治自由化的可能。
2000年代初，情况出现明显变化。中国领导层担心“颜色革命”在东欧和中亚蔓延，于是加强了国内安全措施：外企受到更多监管，经济权力回归国企……此时，改革时代实际上结束。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彻底埋葬了改革开放。
是否高估了习近平的作用？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习近平在中国近年变化中的责任程度，是区域专家争论的焦点。我不同意认为习近平是中国当前经济困境唯一责任人的观点。例如房地产泡沫破裂，早在2012年之前就已埋下隐患。此外，还有一些结构性趋势，东亚其他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
但也不能低估他的责任。2012年，很多人曾寄望于转型：习近平比前任更年轻，女儿曾在哈佛留学……他们以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不可能被逆转。事实证明这是巨大的误判：习近平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手腕，中国也由此彻底进入“反改革”时代。
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改革时代的中国比现在更为开放和灵活。十五年前，中共虽是一党制，但治理方式更具弹性。许多公益律师利用现有法律体系揭露地方腐败，存在一定程度的独立媒体，也有学者能就部分议题发表意见。
但随着改革的终结，“安全化”进程加速。政府认为律师是威胁，有的被吊销执照、逮捕或流亡。独立媒体被封杀，学者因被视为“外来思想”的传递者而被噤声。社会逐渐封闭，公共空间大幅收紧，大多数中国人甚至自觉自愿地自我审查。
这种“安全化”氛围也影响到国家机器。改革年代，文革的记忆犹新，80-90年代的精英们深知缺乏内部讨论的危害，鼓励一定程度的内部辩论。如今，权力高度集中于习近平一人，讨论空间被彻底冻结。比如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即便许多人明知其效果有限，仍因无人敢反对习近平而形成共识。
仅用十年时间，习近平就巩固了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控制，通过大规模“反腐运动”清除异己，并修改宪法，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权力再度高度集中，完全围绕个人展开。在意识形态上，政权试图通过动员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来填补空虚，对抗西方价值观。
中产阶级和年轻人对经济放缓极为焦虑，越来越怀疑自己能否达到父辈的生活水平。这标志着习近平上台时所承诺的“中国梦”已不可能了。
您如何看待中国政权未来几年的演变？
有几种可能。最不可能的是：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这一观点在美国流行了二十年。我已完全不再相信了。过去十年，中国当局系统性地瓦解了所有可能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律师、工会分子、记者、学者和主张改革的政治人物。
第二种是政权突然崩溃，比如章家敦的观点。但除非发生极端事件，比如战争惨败或中共高层出现剧变，否则我看不到中国会突然崩溃。习近平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极为牢固。即便经济放缓让许多中国人忧虑，他们依然倾向于与过去或其他国家对比，认为现在比1960年代或其他国家好得多。就算经济大幅恶化，我也不认为会导致政权垮台。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形是渐进式的衰退。随着治理难题不断加剧，国家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精力去应对各种问题。与其说会有一场大危机引发革命，不如说政权会因自身僵化和低效而陷入缓慢衰退。
北京宣称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特朗普的极端和越轨行为，在对比之下美化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让西方忽视了中国威权主义的现实。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让许多国家感到担忧，不仅仅是中国。在加拿大，最近几个月全国凝聚力增强，部分原因就是对邻国美国局势的担忧。
在中国，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好斗为中国提供了绝佳的宣传工具。对习近平来说，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在经济放缓、政权脆弱的背景下，他正好可以用“外部敌人”来转移国内矛盾，把中国面临的困难归咎于外国，尤其是美国，从而为自己的政策开脱，并强化民族主义叙事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间接有利于中国政权。
欧洲有人认为欧盟可能不得不向中国靠拢……
我首先希望法国继续捍卫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美国曾身为长期代表。我希望法国、欧洲、加拿大、日本以及所有认同这些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即便面对特朗普的“特殊时期”，也能高举自由主义旗帜。
至于您的问题，在美国被视为不可靠的背景下，习近平自然将目光投向欧洲。经济上，中国显然希望加强与欧盟的贸易联系。自美国加征关税、贸易战升级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找新的出口市场。制造业，尤其是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等领域产能过剩，欧洲在发展绿色能源领域进度迅速，这对中国来说自是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