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人口变动是关键一环。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自科与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左学金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大概率持续到下个世纪，为应对人口变化对经济带来的挑战，中国要加快需求结构转型，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在11月4日召开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暨《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的新书首发分享活动上，该书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章玉贵邀请左学金等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在当下，尤其是中美博弈背景下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
人口负增长大概率持续到下个世纪
左学金认为，中国人口变动面临的不确定性，首先在于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开启了人口负增长的进程。中国人口变动的主要风险，已经从人口数量过大和增长过快，转向持续负增长、极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
其次，生育率也面临不确定性，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如何变动。左学金和一些学者根据稳定人口模型的模拟结果发现，假定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1.55线性增长到2040年的更替水平2.1，并在此后保持不变，那么要等到2097年，即在达到更替水平近60年后，人口负增长趋势才能逆转。而由于中国实际生育率已经远低于研究假设，中国生育率在2040年回升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人口负增长大概率将持续到下个世纪。
随着人口趋势的不断变化，人口迁移也在重塑全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在成渝城市群的带动下微升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全国330多个地级行政区共有149个地市的人口减少，占比达44.7%，部分农村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其他人口流出地区人口下降甚至无人化。
左学金认为，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少数大城市集聚是全球性趋势。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将继续向沿海三大城市群、沿江两大城市群和部分沿线（交通干线）城市群集聚。人口总量缩减不会改变这种集聚趋势，反而会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加强这一趋势。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还会有更多的地市人口出现减少。因此城市在规划房地产投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有充分的前瞻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让公共财政支出转型引领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认为，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
供给侧的冲击表现在：劳动力稀缺性与成本上升；储蓄率与投资率下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转向创新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需求侧方面，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冲击。造成三重冲击的内部因素中，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左学金认为，人口质量与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此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但人力资本投资与传统的产能与基础设施投资有显著不同。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为政府与住户用于教育、医疗保健、体育与文化娱乐等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均纳入消费统计。所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实现需求侧的转型，将部分投资转为国内消费。
那么如何加快需求结构转型，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认为，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中之重。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所以提高居民消费率就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要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与劳动收入，减轻劳动者的税费负担。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则要进一步改革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消除或减少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要让公共财政的支出转型引领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例举数据显示，假定我们的目标是在长期内将消费率提升18个百分点，投资率降低18个百分点，同时假定这种调整的20%~30%由财政来实现，那么相当于3.6%~5.4%的GDP的财政支出从投资转向民生。按2022年121万亿元GDP估算，相当于4.36万亿~6.53万亿元。如果说中国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投入4万亿元来扩大投资需求，现在我们促进发展新格局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用4.36万亿~6.53万亿的公共投入来带动增加20多万亿的国内消费。将原来用于（硬件）投资的部分公共支出逐步转向用于民生消费，尤其是与提高人口质量相关的营养保健、教育、医疗、体育文化活动的相关支出。
以教育为例，目前我国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为GDP的4%左右，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小学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投入较低，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均等化水平较低。因此要加大对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的均等化程度，尤其要确保农村家庭与移民（进城农民工与其他迁移者）家庭的孩子获得均等化的生均经费投入。
此外，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使得基本养老保险有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左学金建议，促进基本社会保险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除了基于劳动报酬的社保缴费外，还要增加一般税收在基本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中的比例；同时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实现保基本与广覆盖，建设多层次或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制。
左学金说，不确定性是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美关系的走向也举足轻重，中美两国合作对应对全球人口面临的挑战至为关键。正如章玉贵新书所言：“全球经济治理目标的实现内生性要求中美两国在合作性博弈的过程中，必须展现出应有的国际责任感与大国担当，全球经济与贸易以及金融稳定呼唤富有国际责任感的两国决策者以及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在对话与交流中逐渐消除分歧，在竞争与合作中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早日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告别零和博弈，追求繁荣共生是中国与世界的使命。”
中国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人口变动是关键一环。上海社科院原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自科与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左学金认为，中国人口负增长大概率持续到下个世纪，为应对人口变化对经济带来的挑战，中国要加快需求结构转型，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在11月4日召开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学术研讨会暨《求解不确定：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的新书首发分享活动上，该书作者、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章玉贵邀请左学金等嘉宾，共同探讨了中国在当下，尤其是中美博弈背景下的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
人口负增长大概率持续到下个世纪
左学金认为，中国人口变动面临的不确定性，首先在于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趋势。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开启了人口负增长的进程。中国人口变动的主要风险，已经从人口数量过大和增长过快，转向持续负增长、极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
其次，生育率也面临不确定性，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将如何变动。左学金和一些学者根据稳定人口模型的模拟结果发现，假定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2015年的1.55线性增长到2040年的更替水平2.1，并在此后保持不变，那么要等到2097年，即在达到更替水平近60年后，人口负增长趋势才能逆转。而由于中国实际生育率已经远低于研究假设，中国生育率在2040年回升到更替水平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人口负增长大概率将持续到下个世纪。
随着人口趋势的不断变化，人口迁移也在重塑全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在成渝城市群的带动下微升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下降1.20个百分点。全国330多个地级行政区共有149个地市的人口减少，占比达44.7%，部分农村地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其他人口流出地区人口下降甚至无人化。
左学金认为，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少数大城市集聚是全球性趋势。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活动将继续向沿海三大城市群、沿江两大城市群和部分沿线（交通干线）城市群集聚。人口总量缩减不会改变这种集聚趋势，反而会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加强这一趋势。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还会有更多的地市人口出现减少。因此城市在规划房地产投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有充分的前瞻性，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让公共财政支出转型引领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认为，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冲击主要表现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
供给侧的冲击表现在：劳动力稀缺性与成本上升；储蓄率与投资率下降；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转向创新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需求侧方面，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冲击。造成三重冲击的内部因素中，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就是重要因素之一。
左学金认为，人口质量与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此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但人力资本投资与传统的产能与基础设施投资有显著不同。中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包括为政府与住户用于教育、医疗保健、体育与文化娱乐等的货物和服务支出，均纳入消费统计。所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需要实现需求侧的转型，将部分投资转为国内消费。
那么如何加快需求结构转型，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认为，扩大居民消费是扩大国内消费的重中之重。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居民可支配收入/GDP），所以提高居民消费率就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要提高居民家庭收入与劳动收入，减轻劳动者的税费负担。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则要进一步改革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消除或减少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还要让公共财政的支出转型引领扩大国内消费。
左学金例举数据显示，假定我们的目标是在长期内将消费率提升18个百分点，投资率降低18个百分点，同时假定这种调整的20%~30%由财政来实现，那么相当于3.6%~5.4%的GDP的财政支出从投资转向民生。按2022年121万亿元GDP估算，相当于4.36万亿~6.53万亿元。如果说中国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思路是投入4万亿元来扩大投资需求，现在我们促进发展新格局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用4.36万亿~6.53万亿的公共投入来带动增加20多万亿的国内消费。将原来用于（硬件）投资的部分公共支出逐步转向用于民生消费，尤其是与提高人口质量相关的营养保健、教育、医疗、体育文化活动的相关支出。
以教育为例，目前我国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为GDP的4%左右，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小学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投入较低，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均等化水平较低。因此要加大对义务教育财政性投入的均等化程度，尤其要确保农村家庭与移民（进城农民工与其他迁移者）家庭的孩子获得均等化的生均经费投入。
此外，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使得基本养老保险有巨大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左学金建议，促进基本社会保险收入来源的多元化，除了基于劳动报酬的社保缴费外，还要增加一般税收在基本社会保险资金来源中的比例；同时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实现保基本与广覆盖，建设多层次或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制。
左学金说，不确定性是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中美关系的走向也举足轻重，中美两国合作对应对全球人口面临的挑战至为关键。正如章玉贵新书所言：“全球经济治理目标的实现内生性要求中美两国在合作性博弈的过程中，必须展现出应有的国际责任感与大国担当，全球经济与贸易以及金融稳定呼唤富有国际责任感的两国决策者以及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在对话与交流中逐渐消除分歧，在竞争与合作中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早日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告别零和博弈，追求繁荣共生是中国与世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