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贲:暴政之下,何以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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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tiao
最新回复:2020年10月30日 11点35分 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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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站在2020年深秋回想2008年,大多数人脑海中闪现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北京奥运。正如鸟巢作为地标一样,那场盛会也作为一个历史标记被人铭记。而当鸟巢上空的璀璨烟花燃尽,高光时刻过去,烟尘与阴霾悄然袭来。短短十二年后,尘霾席卷全球。

然而从个人层面而言,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面向公众的学术写作,却正从2008年爆发:从那一年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开始,他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2009)、《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2012)、《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2013)、《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2014)、《经典之外的阅读》(2018)、《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2018)相继出版。在这十余年里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尺度越发收紧的背景下,这些文字成为面向两岸三地华语读者(尤其大陆)为数不多既有厚重感、又有锐度的当代作品。

这十余年来,徐贲的学术写作一直围绕着“人与权力”这一主题。到了2020年,他推出迄今为止“硬核”色彩最为鲜明的一部作品——《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从古希腊先哲的《理想国》和《政治学》,到塔西佗的《编年史》,再经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抵达二十世纪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批判作品,《暴政史》仍然延续了徐贲此前以个人阅读体验为框架的叙述风格。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全面分析暴政的通史,正如副题所框定的,更多地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那时,传统暴政演化为现代极权主义,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直到今天仍然余波未息。即便“后极权”统治一度引发东欧、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热议,但究其实质,仍然不脱暴政底色。

书中四大组成部分——贯穿于古代暴政和现代极权的专制统治原则;20世纪的极权暴政和领袖崇拜(尤其是共产意识形态国家的领袖个人崇拜);领袖崇拜与民众感恩、膜拜和盲从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面临的诱惑、幻灭和反抗——体现出从古至今、从上层到下层、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它尤其和《统治与教育》《明亮的对话》《犬儒与玩笑》等作品一样,体现出作者不同于杂文写作的体系性建构努力,并且构成了华语学界对相关历史最严肃反思的组成。

在2020年以“暴政”为主题进行写作(尤其辗转数地之后在香港出版),无疑会触及很多人心中的痛点。但是当《暴政史》面世后,或许又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够尽兴。的确,这并不是一部面向当下的作品(虽然并不避谈),但它也绝不是在故纸堆里梳理掌故。正确的打开方式,或许正是和作者一样,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回顾历史,并在史海中找到联结今日的那根锚缆。

《暴政史》在当下的面世,其最大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暴政并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产物,它源远流长、由来有自。更重要的是,作者上升到“人之存在”这一本体层面,指出:“要了解暴政,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暴君,而且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专制独裁向极权的转变)既是一种政体的延续,也是一种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的延续,它是包含在人类自身的延续之中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破除暴政,也绝不是凭着一腔血气之勇能够做到的,除了外部时空限定条件,它需要行动者的决心、策略,以及对自身的深刻认知和反省。

虽说“极权就像暴政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的细菌”(阿伦特语),但束手坐待天明,当然不是作者的本意。通过揭示古今暴政下的苟且与抗争,“如何安身立命”(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题也就呼之欲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以奥威尔写在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旁注的悲怆之语——“即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作为标题,而在后记中,同样沉郁而不失希望地表明心迹:

“当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新的认知便会发生,并促使新的行为。在等待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耐心等待它的发生,直到耐心耗尽,彻底放弃。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让它早点发生,我希望这本书代表的就是后面这种选择。”

端:您的这部新著,关键词无疑是“暴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特指二十世纪的现代暴政。那么在您眼中,现代暴政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0世纪最邪恶、危害最大的暴政就是极权主义。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部分里对20世纪极权主义做了经典的描述和分析。她用的理论模型来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简单地说,极权主义统治有四到五个特征:第一是宣传洗脑,包括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媒体、教育、文化活动等等;第二是组织: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第三是秘密警察;第四是全面统治,所谓的党领导一切,什么都姓党。这四个是常态的,还有第五个,就是搞运动,这是间息性的。它也可以常态化,那就是以各种名目发动的全面动员。

端:作为暴政理论的源头,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对比,似乎更加偏爱柏拉图,而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权力性质持中立立场的理论可能会给暴政开路。但学界(尤其自由主义)对柏拉图的理性设计有很多质疑,他的蓝图中是否反过来也有暴政的影子?例如对“哲人王”的期待、或掌权者作为“船长”或“医生”的定位?

:这是一个如何阐释柏拉图的问题。我认为,他的政治观是精英主义的,但不是专制主义的。

他不信任民众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所以他希望有“哲人王”来带领民众。他所说的“哲人王”,扮演的就是既德性出众又能力超越的“船长”或“医生”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城邦的利益放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之上、依法治国,并带头遵守法律。这同古典共和关于立法者和领导者的理念是一致的。

这样的船长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伟大舵手”,这样的医生也不是专门给人剖心洗脑的骗子。

端:您在书中有一段对塔西佗的评述,或许会让人非常强烈地产生共鸣:“塔西佗活着的时代,专制权力的元首制已经是罗马的现实,政制前途灰暗又不可确定,可能变得更糟,也可能有所改善。共和早就已经死了,回到共和已经不再可能,以怀旧之情将共和理想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且,对共和的理想本身就问题多多。不管怎么说,罗马的精英们都需要找到在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在面对暴政的问题上,存在所谓的“精英的安身之道”吗?他们是否与大众奉行不同的道德准则?

:塔西佗是罗马元老院的一员,是罗马的政治精英,他面对暴君提比略的无力感不代表普通罗马人的日常感受。他的“安身立命”问题与普通老百姓的安身立命问题是不同性质的。这是精英与大众的分野。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塔西佗所关心的安身立命者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永远只是在专制的摆布和操纵下随波逐流——而是罗马的精英:元老院里的元老、贵族、军事统帅、行政长官”。用蒙田的话来说,是那些在“政府里混的人们”。那些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不是绝对的,大学教授是精英,但作为在大学里“讨生活”的读书人未必真的就是精英。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你说他是精英还是大众?每个人的无力感或安身立命也都是具体的,如果政治上没有要求,也不觉得有什么冤屈,所谓“安身立命”,无非也就是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

端:近年来有一句话非常流行(甚至被官方和民间各自做不同解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面对暴政时,凡人该如何挺身而出,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什么是挺身而出呢?上大街抗议游行?还是去丢石块、砸路灯?还是公民不合作,公民抗命?还是关掉铺子不营业?因为不喜欢某种课程或教科书拒绝进课堂?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没有资格说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

精英有更大的道德罪责,因为他们本应该担负更多的道德责任。精英当缩头乌龟,却要凡人挺身而出,这就像家里进了强盗,有力气的大人躲在一边,却要没力气的小孩勇敢抵抗,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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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3000
1 楼
驾空无良政客,暴政倒台才能安身立命。
百家争鸣2012
2 楼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出国了就好,可以离开你自己不喜欢的所谓“暴政”。至于国内的人,如果像你这样不喜欢,也可以移民,没有必要骂。 留在国内的,甚至留学了也回去中国,就是喜欢中国的社会环境。不要以你自己的浅薄的认知去诋毁中国。
小方子
3 楼
又有人偷换概念,“暴政”不是“国家”,谴责“暴政”不是诋毁“国家”。 这就是中国现在执政者的手段。对于异见者一是打压、二是让你离国,国内留下的都是“顺民”,从而当政者听不到“异议”,顺民听不到异声,从而成就了“愚民”。一段时间之后,国也将退了。
即将入段
4 楼
这书卖出去几本?
羿
羿射九日
5 楼
估计没有“平安经”销路好。。。
g
gHermione
6 楼
土共及其伍毛走狗总是宣扬中国特殊论,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一大堆歪理。暴政五要素其他国家适用也是单单中国不适用,伍毛能说说这其中的歪理吗?
东方明珠中国风
7 楼
反中的绝大部分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在思维,打着为民众伸张正义的旗号。自以为在美国享受所谓的民主自由,睁眼看看老百姓能参啥政,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什么。穷人越来越穷,生病不敢看病,银行没存款,疫情来了就打砸抢。不是那些人素质低,是被贫穷逼的。被政客忽悠来忽悠去,参政却一点政治头脑多没有,金钱选举不是老百姓能企及的。
m
mate20pro
8 楼
又一个中国崩溃论? 等到2060年大概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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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bb-bzbz
9 楼
在美国的徐贲的确应该担忧,每天有3-4人死于警察枪口下,身上弹孔不下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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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007
10 楼
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如果兜里没钱,身边缺女人,那就叫被抱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