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做饭的这位大嫂，只见她起身擀面，伏身翻饼，伸手续火。在几起几伏之间，十几张大饼分给了十几个麦收人。他们就着特制的花花菜，吃得心满意足。由于锡族饼好吃易学，也是我家在新疆时的主食。我猜想，这种饼可能是他们在迁徙的途中，受条件限制才发明出来的吧。
吃完晚饭，累极了的收麦人就到里间热呼呼的大炕上，不分男女，头里脚外，一字排开，沉沉地睡去。
我还跟他们学会腌制花花菜。秋天，把韭菜、白菜、辣椒、萝卜、芹菜、黄萝卜等洗好晾干，切丝加盐搅拌，摁在缸里或坛子里密封，二十几天后就可以开封食用。只见红白黄绿相间，吃起来清脆可口。就是这种腌菜，帮我们家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严冬苦春。
锡伯族中有些家庭的称谓也很奇怪，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小男孩叫他妈妈为姐，问其原因，说是他们的祖先受人迫害，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这样不按辈份叫，久而久之就成了习俗。现在，恐怕这种习俗已没有了吧。
锡伯族人行的是一种屈膝礼。两手按着膝盖，身子微微下蹲。学生曾给我行过这种礼。
如果一个锡伯族姑娘嫁给外族青年，不问是姑娘的家人还是族人，都感到脸上无光，心情不畅。如果一个锡伯族青年娶了个外族姑娘做新娘，就像英雄归来一样引起轰动。他们就用这种本能方式壮大自己的族群。
人生一段，历史一瞬。每当想起和锡伯族人相处的日子，总会暖意泛上心头，笑意飞上嘴角。
八乡学校是个小型学校。总共六个班。最高的班级是初一，而且只有一个班，其余都是小学。学校没有食堂，没有宿舍。我带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开始住在别人家里，很不方便。后来借钱买了一处二手房，三间。
房子不多，院子不小。有一亩多地，家家都是这样。原房主开了两分地的菜园，其余种的是玉米。我又在园子四周种上向日葵。
如果家里有老人，如果祝能在八乡工作，我就会永远留在八乡，可就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孩子。
奶牛场离八乡较远，如果走大路，有两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走小路要过一大片沼泽地，还要趟过一条河。
祝不常来。为归还买房子的欠款，祝又买了头小猪让我喂。为了安全，我又养了条大黑狗。
我要备课、上课，还要批改作业。两个孩子，一头猪，一条狗，还有一亩多地的园子。别提我有多难。
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两个片段：每天早晨，我抱着作业夹着课本，边吃边跑。两个孩子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大黑狗摇着尾巴跟在孩子的后边。我踩着铃声进了教室，两个孩子来到教室门口，一边一个坐在地上玩。而那条黑狗径直的跟我进了教室，在课桌间来回串一圈，就跑走了。
同学们对狗习以为常，影响不了他们的注意力。有的同学只是伸手抚摸一下，又专心听讲了。
辣椒开花了，茄子打杻了，西红柿垂了下来，豆角爬上架，都需要水的滋润，每隔一天就要浇一次水。
那儿没有集市，吃菜全是自给自足。
傍晚下课后，带着孩子急急回家。抱柴草，做锡族饼，烧奶茶，捞点腌制的花花菜，让孩子们先吃。我要烀猪食。烀的差不多了，把余下的柴草打扫干净，把炉门堵上（怕失火），拿上一张饼，包上点咸菜，找着手电筒，扛上铁锨，嘱咐孩子们看好家，顺着灌溉沟向上游走去。
大约两里路的路程，就到了灌溉渠，在灌溉沟和灌溉渠相连处扒开一个小口子，水就顺着水沟淌过来。我扛着铁锨跟着水走。
天黑了，用手电筒照着，随时准备堵住通往别人家的灌水口。
水来了，还得在自家园子里折腾一阵子。不知三岁多的儿子是渴了还是困了，坐在门槛上哭。我根本顾不上他。他哭着哭着，没声音了，我以为他睡着了。抬头望去，原来他用一只手拿着电筒照着，用另一只手去捏趴在他大腿上，已喝得涨鼓鼓的蚊子。我又心疼又好笑。可顾不了他。
园子浇好了，我还要去上游堵上水源口，还要去喂早就饿得“嗷嗷”叫的猪。锅没刷，碗没洗，还有一大摞作业没有改。女儿已经趴在凳子上睡着了。
这样的生活如果再坚持两年，我准会累得爬不起来。
以前浑浑噩噩的不觉什么，现在回忆回忆，就恨起祝来。他从没浇过园，从没把孩子带走让我轻松一天。他半月才来一次，来后还要我端茶送水服持着他。
在八乡工作了一年多，我调回奶牛场。虽说恋恋不舍，可没办法，我太难了。
回奶牛场后，我到连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 至5年级，每班20多个学生。桌子是木板搭建的，凳子是水泥和石头垒砌的，同学们都很用功。
我们共有7个老师，开了五门课程。我还是教语文。我的拼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八乡，身累心也累，回奶牛场后，身体不累了，心累。
王义酝酿的那块乌云还没散尽，流言蜚语还在蔓延，无意中得罪了谁，谁就会旁敲侧击，含沙射影。这样的事你又不能去解释，不然会越描越黑。
忍，极力地忍。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上，都用在学生身上。
我也曾反抗过，和一个说我不要脸的人狠狠地闹了一场。结果失败了，很惨。
1976年9月9日这一天，我去场部寄信，太阳已偏西。新疆时间大约三点钟，广播喇叭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响了，传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低沉、悲痛，是乎还有点慌乱的声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治丧委员会名单……”
说实在的，听到广播时，既不悲伤也不难过，只是震惊。可笑的是，当时还有点杞人忧天：中国怎么办？会不会乱？不过，这想法一瞬而过，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能管的事。
第二天召开全场追悼大会。场部连夜扎了无数花圈。来场部开会的各连队也带来不少，花圈占了会场的三分之一。
会议的程序已忘了，只记得在低头哀悼时，我们连那个好装疯卖傻的老太婆突然躺下身子，一边打滚一边哭嚎起来：“毛主席呀，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那些毛选积极分子们也随之嚎啕。虽说有做戏的成分，但，哭声还是传染给了别人，和我并排站着的是个年轻人，家庭成份不好，刚打扫完厕所回来，我低着头，看见他的泪把他脚下的浮土都砸出一个坑。当默哀完毕抬起头来，发现站在我前边的那个右派耸动着双肩还在哭。
出身不好的人哭，我理解，他们既不是演戏也不是表忠心，而是借此机会发泄下平时连哭都不敢的委屈。
当时，我也想哭，我想我的母亲。我遏制着哭声，堵得我好难受，开完会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痛哭了一场，心里才好受些。
听说花圈不让烧，要“集中保管，等候处理”我们场集中放在场部的一间库房里，锁上门等候通知。
在伊犁地区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城，农垦61团场的所在地，大年初一的晚上，在电影院里，却发生了因小孩玩鞭炮点着了堆放在电影院里花圈而使694人丧生的惨剧。
这一惨剧直到现在各大媒体都没公开报导过。
负责做饭的这位大嫂，只见她起身擀面，伏身翻饼，伸手续火。在几起几伏之间，十几张大饼分给了十几个麦收人。他们就着特制的花花菜，吃得心满意足。由于锡族饼好吃易学，也是我家在新疆时的主食。我猜想，这种饼可能是他们在迁徙的途中，受条件限制才发明出来的吧。
吃完晚饭，累极了的收麦人就到里间热呼呼的大炕上，不分男女，头里脚外，一字排开，沉沉地睡去。
我还跟他们学会腌制花花菜。秋天，把韭菜、白菜、辣椒、萝卜、芹菜、黄萝卜等洗好晾干，切丝加盐搅拌，摁在缸里或坛子里密封，二十几天后就可以开封食用。只见红白黄绿相间，吃起来清脆可口。就是这种腌菜，帮我们家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严冬苦春。
锡伯族中有些家庭的称谓也很奇怪，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小男孩叫他妈妈为姐，问其原因，说是他们的祖先受人迫害，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这样不按辈份叫，久而久之就成了习俗。现在，恐怕这种习俗已没有了吧。
锡伯族人行的是一种屈膝礼。两手按着膝盖，身子微微下蹲。学生曾给我行过这种礼。
如果一个锡伯族姑娘嫁给外族青年，不问是姑娘的家人还是族人，都感到脸上无光，心情不畅。如果一个锡伯族青年娶了个外族姑娘做新娘，就像英雄归来一样引起轰动。他们就用这种本能方式壮大自己的族群。
人生一段，历史一瞬。每当想起和锡伯族人相处的日子，总会暖意泛上心头，笑意飞上嘴角。
八乡学校是个小型学校。总共六个班。最高的班级是初一，而且只有一个班，其余都是小学。学校没有食堂，没有宿舍。我带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开始住在别人家里，很不方便。后来借钱买了一处二手房，三间。
房子不多，院子不小。有一亩多地，家家都是这样。原房主开了两分地的菜园，其余种的是玉米。我又在园子四周种上向日葵。
如果家里有老人，如果祝能在八乡工作，我就会永远留在八乡，可就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孩子。
奶牛场离八乡较远，如果走大路，有两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走小路要过一大片沼泽地，还要趟过一条河。
祝不常来。为归还买房子的欠款，祝又买了头小猪让我喂。为了安全，我又养了条大黑狗。
我要备课、上课，还要批改作业。两个孩子，一头猪，一条狗，还有一亩多地的园子。别提我有多难。
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两个片段：每天早晨，我抱着作业夹着课本，边吃边跑。两个孩子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大黑狗摇着尾巴跟在孩子的后边。我踩着铃声进了教室，两个孩子来到教室门口，一边一个坐在地上玩。而那条黑狗径直的跟我进了教室，在课桌间来回串一圈，就跑走了。
同学们对狗习以为常，影响不了他们的注意力。有的同学只是伸手抚摸一下，又专心听讲了。
辣椒开花了，茄子打杻了，西红柿垂了下来，豆角爬上架，都需要水的滋润，每隔一天就要浇一次水。
那儿没有集市，吃菜全是自给自足。
傍晚下课后，带着孩子急急回家。抱柴草，做锡族饼，烧奶茶，捞点腌制的花花菜，让孩子们先吃。我要烀猪食。烀的差不多了，把余下的柴草打扫干净，把炉门堵上（怕失火），拿上一张饼，包上点咸菜，找着手电筒，扛上铁锨，嘱咐孩子们看好家，顺着灌溉沟向上游走去。
大约两里路的路程，就到了灌溉渠，在灌溉沟和灌溉渠相连处扒开一个小口子，水就顺着水沟淌过来。我扛着铁锨跟着水走。
天黑了，用手电筒照着，随时准备堵住通往别人家的灌水口。
水来了，还得在自家园子里折腾一阵子。不知三岁多的儿子是渴了还是困了，坐在门槛上哭。我根本顾不上他。他哭着哭着，没声音了，我以为他睡着了。抬头望去，原来他用一只手拿着电筒照着，用另一只手去捏趴在他大腿上，已喝得涨鼓鼓的蚊子。我又心疼又好笑。可顾不了他。
园子浇好了，我还要去上游堵上水源口，还要去喂早就饿得“嗷嗷”叫的猪。锅没刷，碗没洗，还有一大摞作业没有改。女儿已经趴在凳子上睡着了。
这样的生活如果再坚持两年，我准会累得爬不起来。
以前浑浑噩噩的不觉什么，现在回忆回忆，就恨起祝来。他从没浇过园，从没把孩子带走让我轻松一天。他半月才来一次，来后还要我端茶送水服持着他。
第三十四章 调回奶牛场在八乡工作了一年多，我调回奶牛场。虽说恋恋不舍，可没办法，我太难了。
回奶牛场后，我到连队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 至5年级，每班20多个学生。桌子是木板搭建的，凳子是水泥和石头垒砌的，同学们都很用功。
我们共有7个老师，开了五门课程。我还是教语文。我的拼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在八乡，身累心也累，回奶牛场后，身体不累了，心累。
王义酝酿的那块乌云还没散尽，流言蜚语还在蔓延，无意中得罪了谁，谁就会旁敲侧击，含沙射影。这样的事你又不能去解释，不然会越描越黑。
忍，极力地忍。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学上，都用在学生身上。
我也曾反抗过，和一个说我不要脸的人狠狠地闹了一场。结果失败了，很惨。
1976年9月9日这一天，我去场部寄信，太阳已偏西。新疆时间大约三点钟，广播喇叭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响了，传来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的低沉、悲痛，是乎还有点慌乱的声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治丧委员会名单……”
说实在的，听到广播时，既不悲伤也不难过，只是震惊。可笑的是，当时还有点杞人忧天：中国怎么办？会不会乱？不过，这想法一瞬而过，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能管的事。
第二天召开全场追悼大会。场部连夜扎了无数花圈。来场部开会的各连队也带来不少，花圈占了会场的三分之一。
会议的程序已忘了，只记得在低头哀悼时，我们连那个好装疯卖傻的老太婆突然躺下身子，一边打滚一边哭嚎起来：“毛主席呀，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呀。……”那些毛选积极分子们也随之嚎啕。虽说有做戏的成分，但，哭声还是传染给了别人，和我并排站着的是个年轻人，家庭成份不好，刚打扫完厕所回来，我低着头，看见他的泪把他脚下的浮土都砸出一个坑。当默哀完毕抬起头来，发现站在我前边的那个右派耸动着双肩还在哭。
出身不好的人哭，我理解，他们既不是演戏也不是表忠心，而是借此机会发泄下平时连哭都不敢的委屈。
当时，我也想哭，我想我的母亲。我遏制着哭声，堵得我好难受，开完会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痛哭了一场，心里才好受些。
听说花圈不让烧，要“集中保管，等候处理”我们场集中放在场部的一间库房里，锁上门等候通知。
在伊犁地区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城，农垦61团场的所在地，大年初一的晚上，在电影院里，却发生了因小孩玩鞭炮点着了堆放在电影院里花圈而使694人丧生的惨剧。
这一惨剧直到现在各大媒体都没公开报导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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