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伤员抬进来了，是个女的，只见头上的血把头发黏成一片，大腿上还插着一把水果刀。她在担架上伸拳踢腿，嘴里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样的场景，我在桃园工人村也见过一回。
前后两人，一付担架，急匆匆的脚步，抬着一个壮汉，是从武斗现场上撤下来受伤男人。
经过我家门口时，受伤人的血透过担架一滴一滴地向下滴落。他在担架上也是不老实，翻身打滚，嘴里乱嚎。没走多远，就从担架上滚了下来。听说，他身上的血流完以后，就从伤口处向外淌黄水，抬到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
现在这个女的，听说和丈夫不是一个派别，被丈夫打的。
我听母亲说，父亲和我的弟弟也不是一个观点。父亲是保派，弟弟是踢派。
有一次吃饭，爷俩又辩论起来。老子说不过儿子，父亲就拿出做老子的威风，把一碗正吃着的面条狠狠的向我弟弟头上砸去，弟弟一偏头，连碗带面条全砸在墙壁上。
从此，弟弟再也不和父亲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是什么深仇大恨，让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为壑？
两派都说自己方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都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都是最革命的一派。
既然目标一致，所捍卫的人也相同，可为什么打起来了呢，而且往死里打。
难道人的大脑，真的是天使和魔鬼组成？
放下疑惑，还是回到医院里来吧。
两瓶点滴打完，儿子终于转危为安，在医院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母亲把我们娘俩直接接回家，也顾不上风俗忌讳了。
儿子刚满月，祝禅仁来徐接我们返疆。有祝在，回疆的路就不那么辛苦。
祝还是保管员，我们还是住在库房的院子里。
1970年左右吧。军宣队进驻奶牛场，斗批改运动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工宣队组织我们听《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告会。
演讲人就是我们一列火车来的、我曾想和她交朋友的秦丽。她演讲的题目是《家庭中也有阶级斗争》。
二百瓦的灯泡照着一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她做着手势，义愤填膺：“······作为一个国家职工，他偷牛奶，每天带一瓶回家，我怀孕的时候，他用牛奶换猪肉。尤其可恨的是，孩子生下来奶水不足，他为了他的儿子，竟敢用卖牛奶的钱去买鱼给我投奶。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么做。他就是埋在我身旁的一颗定时炸弹。虽说他是孩子的爸爸，可他已变成我身边的阶级敌人······我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和他做最坚决的斗争。······” 我深深地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人，更不敢去看秦丽的脸。我听到身后有人悄悄地说：“这个是徐州支边青年，兰的老乡。”
我感到羞耻，羞耻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报告会在“不忘阶级苦，牢记阶级仇”“家庭里也有阶级斗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我快步走出会场，逃也似地跑回自己的家。我不知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听说，她已经带着孩子住进场部女生宿舍，要和丈夫离婚，军宣队不同意。
奶牛场的军宣队是明智的，只是利用一下，不能当真。不仅奶牛场的军宣队，就是全国的工宣队、军宣队，都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去揭发、去深挖、去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能上纲上线的，绝不手软。像秦丽丈夫这种经济犯罪，数量且不大的，拘留几日也就算了，不能闹得妻离子散。
一天，军宣队长找我谈话。
他摆出一付温和的面孔，问我认不认识王义，我点点头。他让我揭发王义的罪行。我沉默不语。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王义没有说反动的话，也没干反动的事。至于刺杀主席像，那是无意的，再有恨，也不能无中生有呀。
队长看我不做声，又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到一页，说：“王义在日记里是这样描写你的：人人都夸好秋月，我曾用“秋月”做过笔名，我说秋月是黑锅…… 我用力咬着嘴唇，眼泪不听话的向外涌。
队长又启发我：“他是不是……他有没有……”
听到这里，一股恨意涌向心头。我想到王义的不义，想到王义对我的污蔑，想到由他而起我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和委屈，不禁悲恨交加。然而我咬紧嘴唇 ，强忍泪水，沉默不语。
我看不起他，他把社会对他的不公平发泄到一个弱女子身上，和当初揭发他的人称兄道弟，一起夺权，最后当上了奶牛场的革委会主任。
在他飞黄腾达期间，他以革委会主任身份曾带着几个手下人到我家隔壁邻居家去喝酒，从我家门口路过时，故意吵吵嚷嚷大声说笑，愤怒之极的我把一盆水狠狠地泼了出去。
他还算男人吗！
从伊犁河自杀未遂起，我就像一只挨了一刀的羔羊，躲在祝的屋檐下，流着泪添着自己的血，不再和外人打交道。
虽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从没说过反党动言论，我也不能诬陷呀。
我沉默着，沉默着，尽管心中翻江倒海。
无奈的工宣队挥挥手让我回去了。
第三天，从场部开完审判大会的人回来说，王义判了八年，罪名是：一 ，打砸抢。二 ，刺杀毛主席像。
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
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报应。一个人，在倍受折磨之时，想守住良心的底线，真得咬牙坚持。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声中，知青光领工资，不去劳动的时代结束了。除五大员，教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食堂管理员，还保留原工资外，其余的和老职工一样，以挣的工分多少领工资。
我除过草，割过麦，挖过水渠种过菜。什么杂活都干过。最让我焦心的是我的一双儿女。
各连队都没有托儿所，孩子的问题自己解决。想在家照顾孩子，就无法下地干活，不干活又没有收入。
妇女们各显神通。
四川妇女用特制的背篓把孩子背在背上干活，有的妇女把孩子抱到地头，让其自玩，还有的妇女把不满周岁的孩子用长布条捆绑在自家的背上去锄地。
我孩子多，儿子一岁时，女儿两岁。背也背不了，带也无法带。没办法，我只好把儿子像祝的姐姐的做法一样，找个合适无盖木箱，里边放些尿布，把孩子放在里边坐好，再用尿布把四周塞实。这样孩子就不会乱动，只有头能转来转去，小手臂能拍拍打打。
女儿的安置我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我把方凳翻过来，把女儿放进去站着，女儿和方凳一般高，方凳下边的四个横木正好到女儿的胳肢窝。这样，女儿出不来就不会乱跑。
我反锁房门去干活。
如果工地离家近，我会借口去厕所，跑回家看看孩子。如果工地远，一上午我心焦得发慌，频频看表，要求班长让我早走会儿。
写到这儿，我不禁疑惑，当时祝干什么去了，我怎么不让他照看一下孩子？他工作在库房，我们家就住在库房，他发完料以后完全可以照看孩子。可在我的记忆里，早上孩子是什么样子，中午回家孩子还是什么样子。孩子哭哑了喉咙，奶瓶里的奶或碗里的水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动都没动下。
现在回忆起孩子们的幼年，心疼得直打颤。 我受罪我活该，可孩子们有什么过错，也跟着我受那么大的折磨？。
孩子们逐渐长大。用翻过来的方凳困住女儿的做法不行了。她为了自由不怕摔。她站在凳子里向前扑，她倒了，凳子也倒了。她从凳子里爬出来在屋子里乱翻。屋子里有火炉、菜刀、保温瓶……也有剩饭、剩菜、牛奶、凉水、干馍馍……
有一天中午，我锄地回来，打开锁进门后，惊呆了，
一岁多的儿子在木箱里一只手摆动着，另一只手填在嘴里吸吮得吱吱响。女儿的方凳倾倒在地，两岁多的孩子把屋子翻个底朝天。小被子拖到地上，炉灰铲到锅里，她正把一个围嘴放到水盆里撅着屁股洗。听到门响，抬起头来对我笑。我哭笑不得，急忙抱起女儿，让她自己到院子里去玩。把儿子抱出来放到院子里的地上，喊女儿来看弟弟，我急忙收拾房间，刷锅做饭。下午上班前，我用一条长围巾，一头系在女儿的腰上，一头系在大桌子的横橕上。
我不怕她翻东西，我怕她去捅火炉。
真的不知道，读完小花的这篇文章后，是否还会有人试图为文革翻案？
又一个伤员抬进来了，是个女的，只见头上的血把头发黏成一片，大腿上还插着一把水果刀。她在担架上伸拳踢腿，嘴里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同样的场景，我在桃园工人村也见过一回。
前后两人，一付担架，急匆匆的脚步，抬着一个壮汉，是从武斗现场上撤下来受伤男人。
经过我家门口时，受伤人的血透过担架一滴一滴地向下滴落。他在担架上也是不老实，翻身打滚，嘴里乱嚎。没走多远，就从担架上滚了下来。听说，他身上的血流完以后，就从伤口处向外淌黄水，抬到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
现在这个女的，听说和丈夫不是一个派别，被丈夫打的。
我听母亲说，父亲和我的弟弟也不是一个观点。父亲是保派，弟弟是踢派。
有一次吃饭，爷俩又辩论起来。老子说不过儿子，父亲就拿出做老子的威风，把一碗正吃着的面条狠狠的向我弟弟头上砸去，弟弟一偏头，连碗带面条全砸在墙壁上。
从此，弟弟再也不和父亲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
现在想想，那时的中国人真是不可理喻。是什么深仇大恨，让父子反目、夫妻成仇、邻里为壑？
两派都说自己方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都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都是最革命的一派。
既然目标一致，所捍卫的人也相同，可为什么打起来了呢，而且往死里打。
难道人的大脑，真的是天使和魔鬼组成？
放下疑惑，还是回到医院里来吧。
两瓶点滴打完，儿子终于转危为安，在医院里呆了一夜。第二天，母亲把我们娘俩直接接回家，也顾不上风俗忌讳了。
第三十章 军宣队进驻奶牛场儿子刚满月，祝禅仁来徐接我们返疆。有祝在，回疆的路就不那么辛苦。
祝还是保管员，我们还是住在库房的院子里。
1970年左右吧。军宣队进驻奶牛场，斗批改运动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工宣队组织我们听《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报告会。
演讲人就是我们一列火车来的、我曾想和她交朋友的秦丽。她演讲的题目是《家庭中也有阶级斗争》。
二百瓦的灯泡照着一张因激动而扭曲的脸，她做着手势，义愤填膺：“······作为一个国家职工，他偷牛奶，每天带一瓶回家，我怀孕的时候，他用牛奶换猪肉。尤其可恨的是，孩子生下来奶水不足，他为了他的儿子，竟敢用卖牛奶的钱去买鱼给我投奶。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只有阶级敌人才会这么做。他就是埋在我身旁的一颗定时炸弹。虽说他是孩子的爸爸，可他已变成我身边的阶级敌人······我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和他做最坚决的斗争。······” 我深深地低下头，不敢抬头看人，更不敢去看秦丽的脸。我听到身后有人悄悄地说：“这个是徐州支边青年，兰的老乡。”
我感到羞耻，羞耻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报告会在“不忘阶级苦，牢记阶级仇”“家庭里也有阶级斗争”“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我快步走出会场，逃也似地跑回自己的家。我不知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听说，她已经带着孩子住进场部女生宿舍，要和丈夫离婚，军宣队不同意。
奶牛场的军宣队是明智的，只是利用一下，不能当真。不仅奶牛场的军宣队，就是全国的工宣队、军宣队，都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去揭发、去深挖、去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在政治上能上纲上线的，绝不手软。像秦丽丈夫这种经济犯罪，数量且不大的，拘留几日也就算了，不能闹得妻离子散。
一天，军宣队长找我谈话。
他摆出一付温和的面孔，问我认不认识王义，我点点头。他让我揭发王义的罪行。我沉默不语。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王义没有说反动的话，也没干反动的事。至于刺杀主席像，那是无意的，再有恨，也不能无中生有呀。
队长看我不做声，又拿出一个小本本，翻到一页，说：“王义在日记里是这样描写你的：人人都夸好秋月，我曾用“秋月”做过笔名，我说秋月是黑锅…… 我用力咬着嘴唇，眼泪不听话的向外涌。
队长又启发我：“他是不是……他有没有……”
听到这里，一股恨意涌向心头。我想到王义的不义，想到王义对我的污蔑，想到由他而起我所受到的种种磨难和委屈，不禁悲恨交加。然而我咬紧嘴唇 ，强忍泪水，沉默不语。
我看不起他，他把社会对他的不公平发泄到一个弱女子身上，和当初揭发他的人称兄道弟，一起夺权，最后当上了奶牛场的革委会主任。
在他飞黄腾达期间，他以革委会主任身份曾带着几个手下人到我家隔壁邻居家去喝酒，从我家门口路过时，故意吵吵嚷嚷大声说笑，愤怒之极的我把一盆水狠狠地泼了出去。
他还算男人吗！
从伊犁河自杀未遂起，我就像一只挨了一刀的羔羊，躲在祝的屋檐下，流着泪添着自己的血，不再和外人打交道。
虽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从没说过反党动言论，我也不能诬陷呀。
我沉默着，沉默着，尽管心中翻江倒海。
无奈的工宣队挥挥手让我回去了。
第三天，从场部开完审判大会的人回来说，王义判了八年，罪名是：一 ，打砸抢。二 ，刺杀毛主席像。
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
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有这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报应。一个人，在倍受折磨之时，想守住良心的底线，真得咬牙坚持。
第三十一章 在大田劳动的日子里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声中，知青光领工资，不去劳动的时代结束了。除五大员，教员、会计员、出纳员、统计员、食堂管理员，还保留原工资外，其余的和老职工一样，以挣的工分多少领工资。
我除过草，割过麦，挖过水渠种过菜。什么杂活都干过。最让我焦心的是我的一双儿女。
各连队都没有托儿所，孩子的问题自己解决。想在家照顾孩子，就无法下地干活，不干活又没有收入。
妇女们各显神通。
四川妇女用特制的背篓把孩子背在背上干活，有的妇女把孩子抱到地头，让其自玩，还有的妇女把不满周岁的孩子用长布条捆绑在自家的背上去锄地。
我孩子多，儿子一岁时，女儿两岁。背也背不了，带也无法带。没办法，我只好把儿子像祝的姐姐的做法一样，找个合适无盖木箱，里边放些尿布，把孩子放在里边坐好，再用尿布把四周塞实。这样孩子就不会乱动，只有头能转来转去，小手臂能拍拍打打。
女儿的安置我动了一番脑子。最后，我把方凳翻过来，把女儿放进去站着，女儿和方凳一般高，方凳下边的四个横木正好到女儿的胳肢窝。这样，女儿出不来就不会乱跑。
我反锁房门去干活。
如果工地离家近，我会借口去厕所，跑回家看看孩子。如果工地远，一上午我心焦得发慌，频频看表，要求班长让我早走会儿。
写到这儿，我不禁疑惑，当时祝干什么去了，我怎么不让他照看一下孩子？他工作在库房，我们家就住在库房，他发完料以后完全可以照看孩子。可在我的记忆里，早上孩子是什么样子，中午回家孩子还是什么样子。孩子哭哑了喉咙，奶瓶里的奶或碗里的水还放在原来的地方，动都没动下。
现在回忆起孩子们的幼年，心疼得直打颤。 我受罪我活该，可孩子们有什么过错，也跟着我受那么大的折磨？。
孩子们逐渐长大。用翻过来的方凳困住女儿的做法不行了。她为了自由不怕摔。她站在凳子里向前扑，她倒了，凳子也倒了。她从凳子里爬出来在屋子里乱翻。屋子里有火炉、菜刀、保温瓶……也有剩饭、剩菜、牛奶、凉水、干馍馍……
有一天中午，我锄地回来，打开锁进门后，惊呆了，
一岁多的儿子在木箱里一只手摆动着，另一只手填在嘴里吸吮得吱吱响。女儿的方凳倾倒在地，两岁多的孩子把屋子翻个底朝天。小被子拖到地上，炉灰铲到锅里，她正把一个围嘴放到水盆里撅着屁股洗。听到门响，抬起头来对我笑。我哭笑不得，急忙抱起女儿，让她自己到院子里去玩。把儿子抱出来放到院子里的地上，喊女儿来看弟弟，我急忙收拾房间，刷锅做饭。下午上班前，我用一条长围巾，一头系在女儿的腰上，一头系在大桌子的横橕上。
我不怕她翻东西，我怕她去捅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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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不知道，读完小花的这篇文章后，是否还会有人试图为文革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