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去探访外婆的妹妹（我称呼为姨婆），她退休后在海外定居。外婆家有兄弟姐妹七个，分布在天南海北，但几十年来一直经常通信，关系比较紧密。
姨婆给我一件毛大衣。我一看是玫红色，这么鲜艳的颜色我从没穿过，再说现在为了环保基本没人穿毛大衣了，于是摇头婉拒。
姨婆却说，这是你外婆的大衣，六十年前她送给了我，现在我再给回她的外孙女，留个纪念。我听了后比较惊讶，因为这毛大衣看起来颜色生动不算旧，竟然是六十多年前的衣服（到现在已有八十年了）。
关键是这件大衣经过了49年的解放以及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抄家，这么大件的物品还能保存完好，而且姨婆从国内到海外竟然也带着，真有点不可思议。
姨婆看到了我的讶异，告诉我：“你外婆当年做这件大衣时，可是一两黄金一两毛，用了不少金子呢。”
大衣后面的故事一波三折：
外婆出身于大富之家，父亲曾经到日本留学，家里的兄弟姊妹在三四十年代全部接受大学教育。外婆跟着几个堂姐表姐一起就读广州的中山大学，在那认识了外公，后来随外公去了当时的两广重镇桂林。外婆年轻时又时髦又能花钱，一两黄金一两毛的料子能做件长大衣。
桂林解放的时候，外婆的表姐作为接收工作队的一员进驻桂林，外婆就穿着这件大衣去城门口迎接表姐。外婆的这位表姐出身豪富，却是地下党，在中山大学时领导学生运动是风云人物。表姐和工作队一起骑马进入桂林城，一眼看到欢迎人群中穿着玫红色大衣的外婆，赶快下马把外婆拉到一边责备道：“表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穿着这么贵的毛大衣，这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快点脱下来，以后别再穿了，朴素为妙。”
外婆胆子小，也知道表姐是为她好，自然不敢再穿这件大衣。但毕竟这件大衣曾花了不少金子，压箱底实在可惜，于是她想到了在南京金陵女大读书的妹妹，那是教会学校，妹妹又是英文系的，穿这件大衣应该没问题。
于是外婆把大衣寄给了在南京的姨婆。姨婆那时是年轻小姐，觉得长大衣累赘，就改成了短大衣，剪下来的毛料做了个手筒。
姨婆大学毕业后，刚成立不久的政府缺少外文人才，于是进入市政府工作。那时政治气候还比较宽松，不太讲家庭成分，姨婆有时穿着这件大衣去上班，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后来办公室里就出现了闲话，来自几个同事，她们是进城干部的夫人，看不惯姨婆的衣服首饰，特别是这件大衣。可姨婆觉得大衣是姐姐所赠，仍然照穿不误。单位组织于是找到姨婆谈话，要她注意影响，抛弃资产阶级那一套，在这之后姨婆也不再穿这件大衣。
但这件大衣并没有被忘记。后来单位开展忆苦思甜、揭露剥削阶级罪行的大会，这件大衣被点名参加展览，受到了批判。展览结束后大衣差点被当作罪证没收，姨婆据理力争，以这是姐姐的衣服要归还为由，才把大衣保下来。
姨婆家后来在特殊年代经过了抄家，不知这件大衣怎么没被波及。八十年代开放后，姨婆又把这件大衣找出来穿上，当时物资匮乏，像这样的毛大衣市面上已很难看到。后来姨婆出国，这件大衣又随着她漂洋过海。
现在大衣被传送到我的手上，外婆也已经仙去。虽然我从未穿过这件大衣，但它背后蕴含着姐妹情、祖孙情，见证过历史的边角，是传家的收藏，要保留一百年。
在电脑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大衣的照片。大衣到现在已有快八十年，但看着一点都不旧，颜色鲜艳，具体是什么毛我也说不清楚。难以想象在我印象里一直古板像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外婆，会在年轻时穿着这样的大衣。
十多年前，我去探访外婆的妹妹（我称呼为姨婆），她退休后在海外定居。外婆家有兄弟姐妹七个，分布在天南海北，但几十年来一直经常通信，关系比较紧密。
姨婆给我一件毛大衣。我一看是玫红色，这么鲜艳的颜色我从没穿过，再说现在为了环保基本没人穿毛大衣了，于是摇头婉拒。
姨婆却说，这是你外婆的大衣，六十年前她送给了我，现在我再给回她的外孙女，留个纪念。我听了后比较惊讶，因为这毛大衣看起来颜色生动不算旧，竟然是六十多年前的衣服（到现在已有八十年了）。
关键是这件大衣经过了49年的解放以及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抄家，这么大件的物品还能保存完好，而且姨婆从国内到海外竟然也带着，真有点不可思议。
姨婆看到了我的讶异，告诉我：“你外婆当年做这件大衣时，可是一两黄金一两毛，用了不少金子呢。”
大衣后面的故事一波三折：
外婆出身于大富之家，父亲曾经到日本留学，家里的兄弟姊妹在三四十年代全部接受大学教育。外婆跟着几个堂姐表姐一起就读广州的中山大学，在那认识了外公，后来随外公去了当时的两广重镇桂林。外婆年轻时又时髦又能花钱，一两黄金一两毛的料子能做件长大衣。
桂林解放的时候，外婆的表姐作为接收工作队的一员进驻桂林，外婆就穿着这件大衣去城门口迎接表姐。外婆的这位表姐出身豪富，却是地下党，在中山大学时领导学生运动是风云人物。表姐和工作队一起骑马进入桂林城，一眼看到欢迎人群中穿着玫红色大衣的外婆，赶快下马把外婆拉到一边责备道：“表妹，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穿着这么贵的毛大衣，这是剥削阶级的象征，快点脱下来，以后别再穿了，朴素为妙。”
外婆胆子小，也知道表姐是为她好，自然不敢再穿这件大衣。但毕竟这件大衣曾花了不少金子，压箱底实在可惜，于是她想到了在南京金陵女大读书的妹妹，那是教会学校，妹妹又是英文系的，穿这件大衣应该没问题。
于是外婆把大衣寄给了在南京的姨婆。姨婆那时是年轻小姐，觉得长大衣累赘，就改成了短大衣，剪下来的毛料做了个手筒。
姨婆大学毕业后，刚成立不久的政府缺少外文人才，于是进入市政府工作。那时政治气候还比较宽松，不太讲家庭成分，姨婆有时穿着这件大衣去上班，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但后来办公室里就出现了闲话，来自几个同事，她们是进城干部的夫人，看不惯姨婆的衣服首饰，特别是这件大衣。可姨婆觉得大衣是姐姐所赠，仍然照穿不误。单位组织于是找到姨婆谈话，要她注意影响，抛弃资产阶级那一套，在这之后姨婆也不再穿这件大衣。
但这件大衣并没有被忘记。后来单位开展忆苦思甜、揭露剥削阶级罪行的大会，这件大衣被点名参加展览，受到了批判。展览结束后大衣差点被当作罪证没收，姨婆据理力争，以这是姐姐的衣服要归还为由，才把大衣保下来。
姨婆家后来在特殊年代经过了抄家，不知这件大衣怎么没被波及。八十年代开放后，姨婆又把这件大衣找出来穿上，当时物资匮乏，像这样的毛大衣市面上已很难看到。后来姨婆出国，这件大衣又随着她漂洋过海。
现在大衣被传送到我的手上，外婆也已经仙去。虽然我从未穿过这件大衣，但它背后蕴含着姐妹情、祖孙情，见证过历史的边角，是传家的收藏，要保留一百年。
在电脑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大衣的照片。大衣到现在已有快八十年，但看着一点都不旧，颜色鲜艳，具体是什么毛我也说不清楚。难以想象在我印象里一直古板像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外婆，会在年轻时穿着这样的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