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孤儿的丢叔也想重操旧业去讨饭,可各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不让出去,说是讨饭丢了社会主义的脸。本家族及村民的家家户户都在抓挠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向嘴里填,无力去管他的死活。干部家倒没有断顿,但也是野菜地瓜干凑合着吃。丢叔原想和解放前一样,站在干部家门口,拿着碗,伸着手,低声乞求:“行行好,给点吃的吧。”想想不行,如果那样做,不但要不来吃的,反而会被民兵捆绑了送到派出所去,罪名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为了活下去,丢叔想到一个主意:每到吃饭时,他就到干部们的门口转,看谁家烟囱冒烟就到谁家去。进门就干活,不是扫院子,就是去挑水,看到盆里泡着衣服,蹲下就洗。干部家开饭了,一般都会叫他一起去吃。也有不叫他的,自家在屋里吃,不管他。丢叔会扔下手中的活,进屋找个凳子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干部蠕动着的嘴看,直看到给他半个窝头为止。他这一招令干部们头疼不止。
一年一度的招兵开始了,刚够年龄的丢叔立即报了名。由于从小就营养不良,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的丢叔被刷了下来。干部们慌了,上至公社领导,下至小队长,都给丢叔求情。他们说;“邱保丰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前靠讨饭为生,地没一垄房没一间,住在草庵里,是个血贫农。根正苗红,这样的人你们不要还想要什么样的人?”招兵首长被说服了,破例收下丢叔。
丢叔穿上肥大的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这名特殊的解放军随新兵连到了北京丰台区8770部队驻地。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连队首长看着矮小瘦弱的丢叔犯了愁,怎么安排他呢?最后研究决定,让丢叔去喂猪。丢叔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无以报答,只有用兢兢业业的工作来回报这份大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喂猪上。把猪喂得个个膘肥体壮。为了达到猪崽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十冬腊月,他把铺盖搬到猪圈,和一个即将生产的老母猪同住一处。半夜,母猪要生产了,他穿着肥大的棉大衣守在一旁。母猪生产一个,他就用旧软布擦洗一个,然后放在自己的怀里。。。。。他一直忙到天亮。连队文书来找他时,只见母猪躺在哪儿哼哼着,他挺着棉大衣里边还蠕动着的大肚子,靠着墙睡着了。文书很感动,就把此事汇报给连队领导。连队领导很重视,又汇报给上级部门。当时,全国正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结合丢叔解放前的讨饭史,一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产生了。
文书几乎是含着泪为他写好发言稿。丢叔大字不识一个,但记忆力特强,加之都是他自己的经历。文书念了两遍,他就一字不差的记了下来。
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他讲解放前所受的苦,说活着的难。他撸起裤脚让大家看他要饭时被狗咬去一块肉的小腿肚。丢叔的演讲很成功,总能引起一片共鸣。他也因此取得连队嘉奖两次,营嘉奖两次,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好成绩。
有一年回家探亲,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亲可探,只探望他的大爷,我的爷爷。
有一天晚上我们听他摆龙门阵,叙说他的丰功伟绩。他说,有一次营部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他是主讲人。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开始讲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家史,他讲狗咬的痛,讲发霉窝头的难咽,讲没有吃时的饿。
不知不觉讲到父亲。
他说,父亲是个瞎子,饿急了就蹲在地上乱摸,不问摸到什么都要填进嘴里咂摸一下,能吃的咽下去,不能吃的吐出来。哪怕是个土块,也用舌头搅拌一下咽下些再吐出些。他说父亲全身浮肿起不了床,让他找点吃的。他说他出去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找到,回家后发现父亲大张着嘴已经咽了气。他说,讲到这儿他已经泪流满面。突然,一个激灵,他清醒过来,父亲是1960年饿死的,这不成了控诉新社会的苦了吗,这还了得。他说,当时惊慌失措,满头大汗。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战士站立起来,举起愤怒的拳头,面对战友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礼堂里一阵轰鸣。
他说,他借机整理下思绪,按稿件上的顺序,讲他为了报恩,如何一心一意去工作。
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首长并没有追究,也算逃过一劫。
之所以说他小,因他没活到满月。
我父亲兄妹四人,父亲是老大,小姑已自杀,还有一个大姑和叔叔。大姑嫁给本村一个吴姓青年。婚后连生两子,第三个儿子出生在三年灾害晚期。姑父响应大修水利的号召,到很远的工地挖河去了。小表弟不愿在没有油水的子宫里待着,提前来到人间。
大姑在月子里别说红糖鸡蛋,就是面粉也没有。生孩子那天,骨瘦如柴的姑姑虚弱地起不了床,躺了一天,两个大孩子饿得直哭。傍晚,在姑姑的授意下,五岁的大儿子从他家的村北头跑到村南头我爷爷家求救,姑姑才喝上一碗面汤水。至于刚刚生下来的小表弟,哭声像猫,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
姑父从工地赶回来已是第三天,急忙拿着镢头去刨一种野菜的根,地面上的野菜已被挖光,只有根尚存。尤其是舒舒苗(牵牛花)的根,白白的又粗又长,煮熟后面面的很好吃。
姑姑有了力气,夜里就去偷队里的麦苗。把麦苗切碎,拌上一点点面,上锅蒸,就这样维持着全家人的生命。
大姑根本没奶,襁褓中的婴儿靠面汤水养活。还没满月,姑姑就到地里去干活。哪里是去干活,目的是为了抓挠点吃的。地里的一块烂红薯、烂玉米、几粒发芽豆子,都能让生命得以延续。
姑姑出工前,把新生儿放在芦苇编的粗席子上。一天傍晚,大姑收工回家,只见小儿子的两只脚后跟血肉模糊,已没有了皮,席子上满是血迹。这是小孩在啼哭时,两只脚后跟在席面上不停磨擦造成的。当时,孩子已没有力气哭,只有两条小腿偶尔动一下。第二天早上,小表弟不哭也不动了,摸摸,好像已没有呼吸,姑姑就让姑父抱了丢到乱葬岗去。
那天上午,孩子的奶奶,我姑姑的婆婆正好去乱葬岗附近挖野菜,听到有小孩微弱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孙子。只见眼角、嘴角、溃烂的脚后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蚂蚁,黑黑的一片。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把蚂蚁拨拉、拨拉,抱回自己的家。过了两天,这孩子到底还是死了,这回是真得死了。 我曾问过姑姑:“你咋这么狠心?”姑姑说:“在大人都快没命的时候,哪有精力顾他。”
从1959 年下半年开始到1962年上半年结束,这三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三年,是人们死里逃生的三年,心身都留下了灼人的烙印,留下恐惧的病根。
1964年上高一时候的一个傍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感到内急,就去路边厕所小便,可不知为什么,怎么用力就是尿不出来。
回到家,憋得难受,放下书包急忙向公共厕所跑。厕所里有七八个人,大多是住在附近,我熟悉或半熟悉的女人。她们蹲在那儿正聊得热闹。我急急找个蹲位,解开腰带蹲下,一用力,只听“卟”的一声,几个血块喷出落到地上,跟着就是“哗哗”的血尿。她们立即噤了声,惊悚疑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和血块之间来回看。
我也吓坏了,急忙跑回家,躺到床上用被单把自己裹个严严实实。那时我都十八九岁了,内向到不愿给母亲说尿血之事。后来又尿了两次,由于出血多,我脸色苍白,走路打晃。本来就弱不禁风的我更加消瘦,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再次出门时,邻居家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问我“你在家坐月子捂白脸啦?”我气得发抖,可无言以对。
想必母亲已从别处得知我尿血之事,可她一直不问我原因,只带我去看病,不去医院,而是到一位中医先生家里去求医。
这位先生背着眼,三个手指压在我的脉搏上号了半天脉,不知母亲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松开手,一边开药方一边说:“这个药是向下打的,服过药后,下身会出好多血,不要怕,血打净了就好了。”
虽说我不懂生孩子的事,但,只有和男人发生关系才会生小孩这个常识我还是懂得的。
可是,我没有男朋友,甚至连男孩子的手都没碰过,怎么会……向下打……把血打净……这不是也怀疑我……我性格内向,嘴笨,不会应对,只是心中有气。在回家的路上,我哭着把草药全撒了。气得母亲坐在地上大哭一场。
1995年退休体检,那是我第一次检查身体。当彩超的仪器在我腹部右侧腰间滑来滑去,寻找右肾寻找不着的时候,大夫问我:“你有几个肾?”
我茫然地回答:“人不都是两个肾吗?”
“你那个肾在哪?”
“我不知道。”
他叫来几个大夫帮着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大夫问我;“你得过什么大病没有?比如说尿血类的。”
我突然想起在上高一时的那场血尿。
又经过其他手段检查,最后结论是:当年由于饥饿体弱,染上结核病,导致右边肾脏钙化、坏死。
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终于还我一个清白。
那年清明节,我跑到母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不为别的,就为当年的冤枉,就因为此事而改变的别样人生。
成了孤儿的丢叔也想重操旧业去讨饭,可各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不让出去,说是讨饭丢了社会主义的脸。本家族及村民的家家户户都在抓挠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向嘴里填,无力去管他的死活。干部家倒没有断顿,但也是野菜地瓜干凑合着吃。丢叔原想和解放前一样,站在干部家门口,拿着碗,伸着手,低声乞求:“行行好,给点吃的吧。”想想不行,如果那样做,不但要不来吃的,反而会被民兵捆绑了送到派出所去,罪名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为了活下去,丢叔想到一个主意:每到吃饭时,他就到干部们的门口转,看谁家烟囱冒烟就到谁家去。进门就干活,不是扫院子,就是去挑水,看到盆里泡着衣服,蹲下就洗。干部家开饭了,一般都会叫他一起去吃。也有不叫他的,自家在屋里吃,不管他。丢叔会扔下手中的活,进屋找个凳子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干部蠕动着的嘴看,直看到给他半个窝头为止。他这一招令干部们头疼不止。
一年一度的招兵开始了,刚够年龄的丢叔立即报了名。由于从小就营养不良,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的丢叔被刷了下来。干部们慌了,上至公社领导,下至小队长,都给丢叔求情。他们说;“邱保丰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前靠讨饭为生,地没一垄房没一间,住在草庵里,是个血贫农。根正苗红,这样的人你们不要还想要什么样的人?”招兵首长被说服了,破例收下丢叔。
丢叔穿上肥大的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这名特殊的解放军随新兵连到了北京丰台区8770部队驻地。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连队首长看着矮小瘦弱的丢叔犯了愁,怎么安排他呢?最后研究决定,让丢叔去喂猪。丢叔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无以报答,只有用兢兢业业的工作来回报这份大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喂猪上。把猪喂得个个膘肥体壮。为了达到猪崽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十冬腊月,他把铺盖搬到猪圈,和一个即将生产的老母猪同住一处。半夜,母猪要生产了,他穿着肥大的棉大衣守在一旁。母猪生产一个,他就用旧软布擦洗一个,然后放在自己的怀里。。。。。他一直忙到天亮。连队文书来找他时,只见母猪躺在哪儿哼哼着,他挺着棉大衣里边还蠕动着的大肚子,靠着墙睡着了。文书很感动,就把此事汇报给连队领导。连队领导很重视,又汇报给上级部门。当时,全国正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结合丢叔解放前的讨饭史,一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产生了。
文书几乎是含着泪为他写好发言稿。丢叔大字不识一个,但记忆力特强,加之都是他自己的经历。文书念了两遍,他就一字不差的记了下来。
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他讲解放前所受的苦,说活着的难。他撸起裤脚让大家看他要饭时被狗咬去一块肉的小腿肚。丢叔的演讲很成功,总能引起一片共鸣。他也因此取得连队嘉奖两次,营嘉奖两次,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好成绩。
有一年回家探亲,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亲可探,只探望他的大爷,我的爷爷。
有一天晚上我们听他摆龙门阵,叙说他的丰功伟绩。他说,有一次营部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他是主讲人。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开始讲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家史,他讲狗咬的痛,讲发霉窝头的难咽,讲没有吃时的饿。
不知不觉讲到父亲。
他说,父亲是个瞎子,饿急了就蹲在地上乱摸,不问摸到什么都要填进嘴里咂摸一下,能吃的咽下去,不能吃的吐出来。哪怕是个土块,也用舌头搅拌一下咽下些再吐出些。他说父亲全身浮肿起不了床,让他找点吃的。他说他出去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找到,回家后发现父亲大张着嘴已经咽了气。他说,讲到这儿他已经泪流满面。突然,一个激灵,他清醒过来,父亲是1960年饿死的,这不成了控诉新社会的苦了吗,这还了得。他说,当时惊慌失措,满头大汗。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战士站立起来,举起愤怒的拳头,面对战友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礼堂里一阵轰鸣。
他说,他借机整理下思绪,按稿件上的顺序,讲他为了报恩,如何一心一意去工作。
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首长并没有追究,也算逃过一劫。
第十三章 可怜的小表弟之所以说他小,因他没活到满月。
我父亲兄妹四人,父亲是老大,小姑已自杀,还有一个大姑和叔叔。大姑嫁给本村一个吴姓青年。婚后连生两子,第三个儿子出生在三年灾害晚期。姑父响应大修水利的号召,到很远的工地挖河去了。小表弟不愿在没有油水的子宫里待着,提前来到人间。
大姑在月子里别说红糖鸡蛋,就是面粉也没有。生孩子那天,骨瘦如柴的姑姑虚弱地起不了床,躺了一天,两个大孩子饿得直哭。傍晚,在姑姑的授意下,五岁的大儿子从他家的村北头跑到村南头我爷爷家求救,姑姑才喝上一碗面汤水。至于刚刚生下来的小表弟,哭声像猫,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
姑父从工地赶回来已是第三天,急忙拿着镢头去刨一种野菜的根,地面上的野菜已被挖光,只有根尚存。尤其是舒舒苗(牵牛花)的根,白白的又粗又长,煮熟后面面的很好吃。
姑姑有了力气,夜里就去偷队里的麦苗。把麦苗切碎,拌上一点点面,上锅蒸,就这样维持着全家人的生命。
大姑根本没奶,襁褓中的婴儿靠面汤水养活。还没满月,姑姑就到地里去干活。哪里是去干活,目的是为了抓挠点吃的。地里的一块烂红薯、烂玉米、几粒发芽豆子,都能让生命得以延续。
姑姑出工前,把新生儿放在芦苇编的粗席子上。一天傍晚,大姑收工回家,只见小儿子的两只脚后跟血肉模糊,已没有了皮,席子上满是血迹。这是小孩在啼哭时,两只脚后跟在席面上不停磨擦造成的。当时,孩子已没有力气哭,只有两条小腿偶尔动一下。第二天早上,小表弟不哭也不动了,摸摸,好像已没有呼吸,姑姑就让姑父抱了丢到乱葬岗去。
那天上午,孩子的奶奶,我姑姑的婆婆正好去乱葬岗附近挖野菜,听到有小孩微弱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孙子。只见眼角、嘴角、溃烂的脚后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蚂蚁,黑黑的一片。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把蚂蚁拨拉、拨拉,抱回自己的家。过了两天,这孩子到底还是死了,这回是真得死了。
我曾问过姑姑:“你咋这么狠心?”姑姑说:“在大人都快没命的时候,哪有精力顾他。”
从1959 年下半年开始到1962年上半年结束,这三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三年,是人们死里逃生的三年,心身都留下了灼人的烙印,留下恐惧的病根。
第十四章 古怪的病1964年上高一时候的一个傍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感到内急,就去路边厕所小便,可不知为什么,怎么用力就是尿不出来。
回到家,憋得难受,放下书包急忙向公共厕所跑。厕所里有七八个人,大多是住在附近,我熟悉或半熟悉的女人。她们蹲在那儿正聊得热闹。我急急找个蹲位,解开腰带蹲下,一用力,只听“卟”的一声,几个血块喷出落到地上,跟着就是“哗哗”的血尿。她们立即噤了声,惊悚疑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和血块之间来回看。
我也吓坏了,急忙跑回家,躺到床上用被单把自己裹个严严实实。那时我都十八九岁了,内向到不愿给母亲说尿血之事。后来又尿了两次,由于出血多,我脸色苍白,走路打晃。本来就弱不禁风的我更加消瘦,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再次出门时,邻居家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问我“你在家坐月子捂白脸啦?”我气得发抖,可无言以对。
想必母亲已从别处得知我尿血之事,可她一直不问我原因,只带我去看病,不去医院,而是到一位中医先生家里去求医。
这位先生背着眼,三个手指压在我的脉搏上号了半天脉,不知母亲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松开手,一边开药方一边说:“这个药是向下打的,服过药后,下身会出好多血,不要怕,血打净了就好了。”
虽说我不懂生孩子的事,但,只有和男人发生关系才会生小孩这个常识我还是懂得的。
可是,我没有男朋友,甚至连男孩子的手都没碰过,怎么会……向下打……把血打净……这不是也怀疑我……我性格内向,嘴笨,不会应对,只是心中有气。在回家的路上,我哭着把草药全撒了。气得母亲坐在地上大哭一场。
第十五章 迟到的清白1995年退休体检,那是我第一次检查身体。当彩超的仪器在我腹部右侧腰间滑来滑去,寻找右肾寻找不着的时候,大夫问我:“你有几个肾?”
我茫然地回答:“人不都是两个肾吗?”
“你那个肾在哪?”
“我不知道。”
他叫来几个大夫帮着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大夫问我;“你得过什么大病没有?比如说尿血类的。”
我突然想起在上高一时的那场血尿。
又经过其他手段检查,最后结论是:当年由于饥饿体弱,染上结核病,导致右边肾脏钙化、坏死。
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终于还我一个清白。
那年清明节,我跑到母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不为别的,就为当年的冤枉,就因为此事而改变的别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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