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1958年过去了，报应随之而来。先是食堂的粮不多了，由管饱到定量，由两个馍馍改为一个馍馍，再由馍馍改为掺杂麸皮的窝头。后来连窝头都没有了，只有稀饭，而稀饭越来越稀，返销粮成了泡影。最后，坚持大半年的大锅饭终于熄火，人们回到连锅都没有的家，茫然四顾，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
人们开始到场上去翻找，到地里去寻觅。
1959年开春，饿极了的社员去地里扒已烂了的红薯、发芽的花生，一粒一粒地捡拾发霉的豆子、发黑的麦粒。接着就是野菜、树叶、树皮。最后，连观音土、玉米芯都向嘴里填。1954年颁发的《关于禁止农民盲目离开农村的规定》堵死了农村人出去逃荒要饭的路。为了不丢社会主义的脸，公社派民兵在各个路口把守，防止社员逃荒要饭。
人饿得打晃，浑身浮肿。妇女饿得断了经。老弱病残纷纷倒下，开始还有口棺材，还举行个殡葬仪式，后来，用席子一卷就下葬，连哭的力量都没有了。
离我们村不远有一个叫蔡庄子的小队，后来改名成羊屎蛋子村。说起来还是个笑话。
这个村的小队长叫广田。广田是个务实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各小队攀比报亩产量，越报越高。广田报的总是最低的一个。气得大队长都想换掉他。1958年秋收季节，在比进度的竞赛中，广田小队终于夺得一面红旗。可晚上，他又叫上几个亲近的人到地里进行复收。复收的粮食全部藏到食堂仓库里。这是很危险的。因当时有个政策，所有粮食必须上缴，私藏粮食就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
广田制止食堂浪费，孩子大人分别定量。也就是这些原因，蔡庄食堂一直坚持到59年的春耕春播。
春天一粒种，秋天万担粮。广田知道春种的重要性。
春耕春播开始后，广田的精力全部放在这项工作上，食堂的事不再过问。
一天，食堂管理员老王找到他，愁眉苦脸地说：“仓库里只有两袋麸皮和几筐地瓜干，还有几斗杂粮面。如果多掺些菜，还能多吃几个月，不掺菜光吃粮，几天就吃完了。”
“白菜帮子吃完了我知道，萝卜缨子、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吗？”广田问。
“没有了，一棵都没有了。”管理员答。
广田挠头了。
春耕大忙季节，抽不出人去挖野菜。炊事班就三四个人，百口人吃饭，整天忙地团团转，根本没时间去剜野菜。
挠着挠着，广田突然想起，不是有地瓜秧吗？让炊事员抱来，洗一洗，剁巴剁巴，不就可以下锅了吗。
原来去年秋收时，地瓜秧堆在地里没人要，广田想到队里有三四只老绵羊还要割草喂，不如喂地瓜秧。于是，就让饲养员老张头把地瓜秧全部拉到羊圈里，让羊随便吃。
羊在春节前被公社调走几只，剩下的一只春节打了牙祭。这地瓜秧肯定剩下不少。
想到这里，广田对老王说：“走，跟我去羊圈。”
羊圈里果然有不少地瓜秧，厚厚的一层。不过，最上边一层被羊糟蹋的不像样子。屎尿凃了一层。
广田和老张头把最上头那层用杈子挑到一边，让炊事员抱一些下面的去淘洗。经过一冬的地瓜秧有的还保持着嫩绿的颜色。
中午，收工回来的社员便吃上了剁碎的地瓜秧和上杂粮面而煮成的稠糊。
那时，十有八九的食堂都关了门，已有饿死人的传闻。
蔡庄社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知道蔡庄食堂还开伙，就来蔡庄走亲戚。
来的都是客，又不能拒绝，炊事员只好每人盛上一碗。人多了，炊事员的工作量加大。就有些不太高兴。淘洗地瓜秧时就有些马虎。晚上开火，稠糊变菜稀饭。
正吃着，一个小伙嚷了起来：“我碗里怎么有个羊屎蛋？”大家听说都用筷子划拉自己的碗，有人喊：“我碗里有半个。”说着夹起来给大家看。有人说是的，有人说不是的。哄笑声一片。不过没人生气，没人去找炊事员，大家把疑似物扔掉，一点不剩全喝光，还眼巴巴地望着锅。炊事员开始洗涮锅灶，这些人才慢慢散去。
临走，一个小伙子高声说：“你们别叫蔡庄村了，干脆就叫羊屎蛋村算了。”大家哄笑着拍手叫好。就这样，蔡庄的另一个名字，羊屎蛋村不胫而走。后来，大伙好像忘了蔡庄这个名字，只知道有个羊屎蛋村。
有媒婆给姑娘介绍对象，姑娘问那村的？媒婆说是蔡庄村的。姑娘有些犹豫，媒婆赶紧改口，就是那个羊屎蛋村。姑娘马上喜笑颜开，点头同意。姑娘解释说，有羊屎蛋饭吃，也比饿死强。
在三年灾害时期，虽说生活在城镇里的我们没被饿死，但也饿得够呛。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定量。弟弟每月10斤，母亲27斤，我27斤，父亲下井活重42斤，一个月共106斤。
现在的年轻人会说，一个月一百多斤还不够吃的？如果放在现在，四口之家可能还吃不了。现在是吃不了，可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在家做饭吃？外边有的是小饭店，想吃什么有什么，管个够。
可在消灭资产阶级时期，在“宁愿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声中，谁敢私自种庄稼种蔬菜？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国家给城市人口配发只能维持生命的必需。关键是副食品少得可怜。每人每月二两油，三两肉，二两糖，几斤青菜。根本没有菜市场，只有供销社。居民拿着各种票证去指定地点购买。就是说，肚子里没有油水，不抗饿，所以那时特别能吃。早上喝两大碗稀饭去上学，走不到学校就把午饭掺着野菜的饼子吃光了。中午就用开水充饥。下午的两节课最难受，肠胃翻江倒海，“咕咕”作响。等到放学回家反而没有什么感觉了。
母亲说，这是饿过劲了。
我家有三种饭：一种全粮煎饼是父亲下井带的饭，一种半粮半菜的窝窝头是弟弟的主食，而用少许面掺大量野菜、只能用双手捧着吃的饼子则是我和母亲维持生命的主食。
母亲带我去剜双双芽，用开水烫后还要在清水浸泡七天才能吃。后来双双芽让大伙剜完了，就去撸榆树叶、柳树叶。其中最难吃的要数杨树叶，不问浸泡多少天，都苦得难以下咽。
母亲是个孝敬儿媳，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公婆婆在乡下饿死，每月就让我给爷爷奶奶送些米面，也不过几斤的样子。
有一次送的是大米，走到半路，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抓了把生大米塞进嘴里，呀。真好吃。真香。我情不自禁地抓了一把又一把。
1960年的初夏，在爷爷家，我发现路旁一棵桃树下落了些只有指顶那么大小、被路人踩扁的毛桃，拾起来就向嘴里填，味道还不错，甜丝丝的很好吃。于是，我蹲在地上捡一个吃一个，连擦都不擦一下。地上的吃完了，就摘树上的。树上的不好吃，涩、苦。
下午，我胃疼得直打滚，奶奶抠我的喉咙，我呕吐出好多碎毛桃来才算好些。
我有一个瞎眼二爷爷，和我爷爷是堂兄弟。
二奶奶有些智障。他夫妻俩一辈子不知生了多少孩子，最后只活下一个男孩，比我大三岁，起名邱保丰。乳名小丢，我叫他丢叔。
解放前二爷爷一家以乞讨为生。
一般都是二奶奶手里拿着打狗棍走在前头，二爷爷一只手搭在二奶奶的肩上，另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家三口就这样走家串巷讨生活。保丰叔三岁时，二爷爷就不让二奶奶跟着出去讨饭了，他带着丢叔一起去。
他自己摸索着做了个打击乐器，把一根三尺多长、比箫粗一些的竹竿侧面挖五六个10厘米长的洞，再把穿上几枚铜钱的小细棍分别镶嵌在竹竿的洞里。
二爷爷把它叫莲花落。使用时，拿着竹竿的中间，用竹竿的两头击打自家身体的各部位。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不绝于耳，很好听。
二爷爷带着孩子挨家挨户去叫好。二爷爷一边击打莲花落一边唱：“吉星落到吉祥家。”三岁的叔叔就用稚嫩的声音高声接腔：好。二爷爷又唱：“六畜兴旺钱满匣!”孩子接口：好。就这样一直讨到解放。
解放了，他们家分了二亩地，在族人的帮助下，倒也能糊口。土地入了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幸福的就是二爷爷，他拿着从食堂领来的白面馍，激动地对我爷爷说：“哥，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可惜只好了一下，没过多久，食堂就关了门.
二爷爷想重抄旧业去乞讨，领导安排民兵把着路口不让走。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要饭。
二爷爷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二奶奶靠着搭在茅房墙上的一束地瓜秧活着。
三天后，几个人架着床，把二爷爷倒进一个土坑，算是入土为安了。
有点智障的二奶奶，吃完墙上的地瓜秧以后，就没有吃的了。饿极了就跑到麦地里揪了把刚灌浆的小麦在手里搓了搓，吹去麦芒就慌忙向嘴里塞。还没等咽下去，就被看护青苗的民兵发现，吓唬她说：“你吃吧。你这是破坏公共财物，明天就开大会批斗你，你听，大喇叭正叫你的名字呢。”谁知二奶奶经不住恐吓，回家后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丢叔成了孤儿。
轰轰烈烈的1958年过去了，报应随之而来。先是食堂的粮不多了，由管饱到定量，由两个馍馍改为一个馍馍，再由馍馍改为掺杂麸皮的窝头。后来连窝头都没有了，只有稀饭，而稀饭越来越稀，返销粮成了泡影。最后，坚持大半年的大锅饭终于熄火，人们回到连锅都没有的家，茫然四顾，连一点吃的都没有了。
人们开始到场上去翻找，到地里去寻觅。
1959年开春，饿极了的社员去地里扒已烂了的红薯、发芽的花生，一粒一粒地捡拾发霉的豆子、发黑的麦粒。接着就是野菜、树叶、树皮。最后，连观音土、玉米芯都向嘴里填。1954年颁发的《关于禁止农民盲目离开农村的规定》堵死了农村人出去逃荒要饭的路。为了不丢社会主义的脸，公社派民兵在各个路口把守，防止社员逃荒要饭。
人饿得打晃，浑身浮肿。妇女饿得断了经。老弱病残纷纷倒下，开始还有口棺材，还举行个殡葬仪式，后来，用席子一卷就下葬，连哭的力量都没有了。
离我们村不远有一个叫蔡庄子的小队，后来改名成羊屎蛋子村。说起来还是个笑话。
这个村的小队长叫广田。广田是个务实人，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各小队攀比报亩产量，越报越高。广田报的总是最低的一个。气得大队长都想换掉他。1958年秋收季节，在比进度的竞赛中，广田小队终于夺得一面红旗。可晚上，他又叫上几个亲近的人到地里进行复收。复收的粮食全部藏到食堂仓库里。这是很危险的。因当时有个政策，所有粮食必须上缴，私藏粮食就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
广田制止食堂浪费，孩子大人分别定量。也就是这些原因，蔡庄食堂一直坚持到59年的春耕春播。
春天一粒种，秋天万担粮。广田知道春种的重要性。
春耕春播开始后，广田的精力全部放在这项工作上，食堂的事不再过问。
一天，食堂管理员老王找到他，愁眉苦脸地说：“仓库里只有两袋麸皮和几筐地瓜干，还有几斗杂粮面。如果多掺些菜，还能多吃几个月，不掺菜光吃粮，几天就吃完了。”
“白菜帮子吃完了我知道，萝卜缨子、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吗？”广田问。
“没有了，一棵都没有了。”管理员答。
广田挠头了。
春耕大忙季节，抽不出人去挖野菜。炊事班就三四个人，百口人吃饭，整天忙地团团转，根本没时间去剜野菜。
挠着挠着，广田突然想起，不是有地瓜秧吗？让炊事员抱来，洗一洗，剁巴剁巴，不就可以下锅了吗。
原来去年秋收时，地瓜秧堆在地里没人要，广田想到队里有三四只老绵羊还要割草喂，不如喂地瓜秧。于是，就让饲养员老张头把地瓜秧全部拉到羊圈里，让羊随便吃。
羊在春节前被公社调走几只，剩下的一只春节打了牙祭。这地瓜秧肯定剩下不少。
想到这里，广田对老王说：“走，跟我去羊圈。”
羊圈里果然有不少地瓜秧，厚厚的一层。不过，最上边一层被羊糟蹋的不像样子。屎尿凃了一层。
广田和老张头把最上头那层用杈子挑到一边，让炊事员抱一些下面的去淘洗。经过一冬的地瓜秧有的还保持着嫩绿的颜色。
中午，收工回来的社员便吃上了剁碎的地瓜秧和上杂粮面而煮成的稠糊。
那时，十有八九的食堂都关了门，已有饿死人的传闻。
蔡庄社员的七大姑八大姨知道蔡庄食堂还开伙，就来蔡庄走亲戚。
来的都是客，又不能拒绝，炊事员只好每人盛上一碗。人多了，炊事员的工作量加大。就有些不太高兴。淘洗地瓜秧时就有些马虎。晚上开火，稠糊变菜稀饭。
正吃着，一个小伙嚷了起来：“我碗里怎么有个羊屎蛋？”大家听说都用筷子划拉自己的碗，有人喊：“我碗里有半个。”说着夹起来给大家看。有人说是的，有人说不是的。哄笑声一片。不过没人生气，没人去找炊事员，大家把疑似物扔掉，一点不剩全喝光，还眼巴巴地望着锅。炊事员开始洗涮锅灶，这些人才慢慢散去。
临走，一个小伙子高声说：“你们别叫蔡庄村了，干脆就叫羊屎蛋村算了。”大家哄笑着拍手叫好。就这样，蔡庄的另一个名字，羊屎蛋村不胫而走。后来，大伙好像忘了蔡庄这个名字，只知道有个羊屎蛋村。
有媒婆给姑娘介绍对象，姑娘问那村的？媒婆说是蔡庄村的。姑娘有些犹豫，媒婆赶紧改口，就是那个羊屎蛋村。姑娘马上喜笑颜开，点头同意。姑娘解释说，有羊屎蛋饭吃，也比饿死强。
在三年灾害时期，虽说生活在城镇里的我们没被饿死，但也饿得够呛。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定量。弟弟每月10斤，母亲27斤，我27斤，父亲下井活重42斤，一个月共106斤。
现在的年轻人会说，一个月一百多斤还不够吃的？如果放在现在，四口之家可能还吃不了。现在是吃不了，可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在家做饭吃？外边有的是小饭店，想吃什么有什么，管个够。
可在消灭资产阶级时期，在“宁愿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口号声中，谁敢私自种庄稼种蔬菜？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国家给城市人口配发只能维持生命的必需。关键是副食品少得可怜。每人每月二两油，三两肉，二两糖，几斤青菜。根本没有菜市场，只有供销社。居民拿着各种票证去指定地点购买。就是说，肚子里没有油水，不抗饿，所以那时特别能吃。早上喝两大碗稀饭去上学，走不到学校就把午饭掺着野菜的饼子吃光了。中午就用开水充饥。下午的两节课最难受，肠胃翻江倒海，“咕咕”作响。等到放学回家反而没有什么感觉了。
母亲说，这是饿过劲了。
我家有三种饭：一种全粮煎饼是父亲下井带的饭，一种半粮半菜的窝窝头是弟弟的主食，而用少许面掺大量野菜、只能用双手捧着吃的饼子则是我和母亲维持生命的主食。
母亲带我去剜双双芽，用开水烫后还要在清水浸泡七天才能吃。后来双双芽让大伙剜完了，就去撸榆树叶、柳树叶。其中最难吃的要数杨树叶，不问浸泡多少天，都苦得难以下咽。
母亲是个孝敬儿媳，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公婆婆在乡下饿死，每月就让我给爷爷奶奶送些米面，也不过几斤的样子。
有一次送的是大米，走到半路，我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就抓了把生大米塞进嘴里，呀。真好吃。真香。我情不自禁地抓了一把又一把。
1960年的初夏，在爷爷家，我发现路旁一棵桃树下落了些只有指顶那么大小、被路人踩扁的毛桃，拾起来就向嘴里填，味道还不错，甜丝丝的很好吃。于是，我蹲在地上捡一个吃一个，连擦都不擦一下。地上的吃完了，就摘树上的。树上的不好吃，涩、苦。
下午，我胃疼得直打滚，奶奶抠我的喉咙，我呕吐出好多碎毛桃来才算好些。
第十二章 本家叔叔的幸运路我有一个瞎眼二爷爷，和我爷爷是堂兄弟。
二奶奶有些智障。他夫妻俩一辈子不知生了多少孩子，最后只活下一个男孩，比我大三岁，起名邱保丰。乳名小丢，我叫他丢叔。
解放前二爷爷一家以乞讨为生。
一般都是二奶奶手里拿着打狗棍走在前头，二爷爷一只手搭在二奶奶的肩上，另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家三口就这样走家串巷讨生活。保丰叔三岁时，二爷爷就不让二奶奶跟着出去讨饭了，他带着丢叔一起去。
他自己摸索着做了个打击乐器，把一根三尺多长、比箫粗一些的竹竿侧面挖五六个10厘米长的洞，再把穿上几枚铜钱的小细棍分别镶嵌在竹竿的洞里。
二爷爷把它叫莲花落。使用时，拿着竹竿的中间，用竹竿的两头击打自家身体的各部位。有节奏的金属撞击声不绝于耳，很好听。
二爷爷带着孩子挨家挨户去叫好。二爷爷一边击打莲花落一边唱：“吉星落到吉祥家。”三岁的叔叔就用稚嫩的声音高声接腔：好。二爷爷又唱：“六畜兴旺钱满匣!”孩子接口：好。就这样一直讨到解放。
解放了，他们家分了二亩地，在族人的帮助下，倒也能糊口。土地入了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幸福的就是二爷爷，他拿着从食堂领来的白面馍，激动地对我爷爷说：“哥，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
可惜只好了一下，没过多久，食堂就关了门.
二爷爷想重抄旧业去乞讨，领导安排民兵把着路口不让走。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要饭。
二爷爷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二奶奶靠着搭在茅房墙上的一束地瓜秧活着。
三天后，几个人架着床，把二爷爷倒进一个土坑，算是入土为安了。
有点智障的二奶奶，吃完墙上的地瓜秧以后，就没有吃的了。饿极了就跑到麦地里揪了把刚灌浆的小麦在手里搓了搓，吹去麦芒就慌忙向嘴里塞。还没等咽下去，就被看护青苗的民兵发现，吓唬她说：“你吃吧。你这是破坏公共财物，明天就开大会批斗你，你听，大喇叭正叫你的名字呢。”谁知二奶奶经不住恐吓，回家后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丢叔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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