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突然间想把我从乡下接到镇上去上学。母亲说，她这个想法十分强烈，一刻都不能等。 那是1954年，我十岁。 父母住的房子很小，面南坐北，只有八九平方米。一张大床靠东墙放着。是父母亲和弟弟睡觉的地方。（我下面两个弟弟都夭折了，这是最小的弟弟）一张小抽屉桌靠北墙立着，桌子底下放着锅碗瓢盆，床南头有些盛粮食用的盆盆罐罐和其他一些杂物。床对面有一个两尺多宽，四尺长的箱子，那是母亲的陪嫁。母亲把箱子上的杂物移走，又找来一个和箱子一样宽，一样高的凳子，和箱子并排放好，铺上缩小了的褥子，就成了我的一亩三分地。
炉灶砌在门外的空地上，下雨时撑把伞。
母亲送我到矿工子弟学校上一年级。
一年后，父母在屋西墙外的空地上，借着墙搭盖了半间小屋，在西墙开个门，就成了我的闺房。
房子小的可怜，只有一张床的长度，除了单人床的宽度外，剩下的空隙，只能竖着放下我原来当床用的箱子。它现在变成了我的书桌。 可能因个子高，也可能我比同班同学年龄大，刚一入学，老师指定我为班长，这一当就是六年。直到小学毕业。 我不算聪明，记忆力也差，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全靠我的勤奋。
一道题，不弄明白不睡觉。躺在床上背课文，困得实在撑不住，课本向脸上一盖，呼呼睡去，半夜醒来，继续背。
我走着坐着手里都有一本书，有时是语文有时是数学，多数是小说。我现在能把句子写通顺，可能与我爱读书有关系吧。
我不仅学习好，还忒听话。从老辈继承来的感恩情结浸透我的骨髓。我认为老师就是党的化身，听老师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老师布置的任务超额完成，从不打折扣。
在除四害的日子里，我敲破脸盆，喊哑喉咙。拿着累死的麻雀，兴奋地又蹦又笑，跑到老师那儿去邀功。
大炼钢铁时，我还在上小学，小高炉旁没有小学生的位置，就让我们到山里去背铁矿石，我满满地装了一小筐。开始还可以，谁知越走越沉，最后压得直不起腰来。路两旁都是小学生背不动倾倒下来的铁矿石，我不倒，咬牙坚持。最后实在背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屁股向后移动一点，把筐子向怀里拉一下，再移屁股，再拉筐子，就这样一点点的倒退着“走”。
老师看到了，替我拿走了一半，我才勉强把另一半背到炼钢炉旁。
我们没见到钢铁，只见到一坨坨灰乎乎各种形状的东西扔在校围墙的一角，后来也不知哪儿去了。
我随爷爷奶奶生活了十年，对他们的感情很深，经常到二十多里外的乡下看望他们，对发生在农村里的事有所见闻。
1958年的初夏，城市里小高炉林立，炉火通红，人们倒着班地忙碌在高炉旁。高音喇叭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高呼着口号，不时激动地高喊，某某高炉出铁了，出了多少吨……
农村是另一番景象。
壮劳力一半去挖河，一半去炼铁。剩下的妇女老人分成两拨：年轻妇女去挖地，上了年纪的去积肥。
我去爷爷奶奶家的路上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拿着铁锨在地里嘻嘻哈哈挖地。她们可着地的长度挖一条三尺宽的深沟。站在沟底干活的姑娘只露出上半身，像挖河一样把土向上翻。有的已经挨着第一条在挖第二条了。她们把第二条沟上的熟土扔到第一条沟的沟底，把沟底的生土翻到最上边。
我不解，问叔叔。叔叔回答，上级领导说这样能增产。
有一次，我到奶奶家时，她正吐酸水，胃不舒服，我自报奋勇替奶奶去积肥。积肥是有任务的，为了高产，为了多打粮，定的任务很高，为了完成任务，各小队还展开了竞赛。
奶奶所在的小队已经落后了。
积肥队伍集合好后，队长讲话，她说“根据其他小队经验，把割下来青草堆到水坑里，再用锅灶土或旧墙头土搅拌搅拌，就是绿肥。今天咱们先割草，再回家把自家的炉灶扒了，重新垒个新的用，咱们抢不到红旗也不能插白旗，今天争取超过二队。”
最后是否超过二队？已记不清了。
反正当天晚上是用三块石头支个锅做的饭。
从1958开春年到1959年的春天 ，是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荒谬最不可思议的一年，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可以说天翻地覆，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那一年，中共中央提出工农业大跃进。钢铁要赶美超英，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
于是乎，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小高炉林立，炉火通红。年轻人手持长铁钩在炉前炉后忙碌，学生老师到山中背铁矿石。土法上马，砍树当燃料。红旗迎风招展，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歌曲，一片忙忙碌碌、干劲十足的景象。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人们到处寻找烂铁锅、旧铁铲，甚至铁门扣都拔下来投入小高炉。
树木砍伐的差不多了，有人发明了用麦草烧高炉的绝招。
这儿有人请功，那儿有人报喜。
人人兴奋，个个努力。整个城市都处于亢奋之中。
最后，一坨坨灰乎乎不成形的硬东西丢在路旁，扔在墙角，弃在荒郊野外。
那一年，中央发出了除四害号召。在消灭四害之一麻雀的运动中，又来个全民总动员，在统一时间里统一行动。
于是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工人走出工厂，学生走出校门，农民放下手中的镰刀锄头，人们举起系着红布条的长竹竿，或锣鼓，或鞭炮，凡是能敲响的东西都行，连小脚老太太也一手提着铜盆，一手拿着擀面杖走出家门。小伙子爬上屋顶，墙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森林里，小河旁，田间地头，拉开距离站满人。只听哨音一响，大伙一起挥杆吆喝，敲响手中的锣鼓家什，点燃炮仗，一时间嘈杂声惊天动地，吓得麻雀乱飞乱撞，最后累得直直摔到地上。
那一年中央提出成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于是乎，乡政府变公社，农民成社员，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牛羊骡子马集体管理。全体社员吃食堂。家中粮食全交小队。劳动军事化，吹哨集合出工下地，吹哨下班去食堂。劳动开展竞赛，先进插红旗，落后插白旗。
那一年，中央提出以粮为纲，粮食产量要达到高指标。实行三定，定亩产、定任务、定口粮。
于是乎，各小队在估产的大会上表决心，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你敢报亩产五百斤，我就敢报亩产八百斤。你想插红旗，我也不想扛白旗。就这样互相攀比，虚报产量。
夏收开始了，为了达到虚报的亩产量，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在试验田种植的小麦密不透风，为了高产，再用鼓风机向地里吹风。有的在试验田里铺满肥料，再撒上种子。有的在收割前，连夜把大田里的稻子移植到试验田中。更甚者，把几亩地的稻子移植到几分试验田里，稻子密到四个孩子上去嬉戏愣是掉不下来。（人民日报上有图为证）
这儿报高产，那儿放卫星，人们奔走相告，啧啧称叹。公社组织人员到处去参观学习，记者手拿照相机拍照发表，报纸天天刊登粮产破纪录的新闻......
终于在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 的天文数字。
为了完成预定目标，我们这儿还流传这样一个小故事。
李庄小队长李二娃在报亩产时，攀比中定的是亩产一千斤。既没扛红旗，也没插白旗。可要命的是，早稻上场了，公社领导带着报社记者来了。他们要实地验收。看着不大的稻堆，二娃犯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小队共有八亩稻地，就是八千斤，怎么也达不到啊。有高人出主意，一番耳语后，二娃拍着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把台秤拉到离仓库大院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抬来桌子，安排好座椅，请领导和记者坐下。会计夹着账本提着算盘来了，开始过称。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稻谷的社员从场边上几间房子的墙角拐出，排成队向大树下走来。过称、报数、记账一气呵成。过完称的社员挑起担子进了库房院子的大门，保管员迎上来，先把食指竖在唇边，再指指院墙的一个缺口，手一挥，社员挑着稻子从缺口中走出，进了一个小巷，绕了一圈，又排到队伍的后边。经过半天的忙碌，会计的算盘珠子终于上升到八千斤，而场上居然还有一堆稻谷没过称。
也难怪，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河北省徐水县调研时，发愁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了，建议除上交国库外，一天可以吃五顿。
小聪明终于招来大报应。那年的夏粮全缴了公粮还没达到应收的数。民兵到各家各户去搜查，只要是粮食，不问哪年的，统统拿走。
好在有大锅饭，社员们反应并不激烈。
那一年秋收，在食堂吃完饭的社员们，在上级领导提倡下，展开了秋收比进度的竞赛。
于是乎，嘻嘻哈哈声中，社员们快速拔出地瓜秧、花生秧，带出多少是多少，不再刨地，不再复收。玉米捡大穗掰，小的随着玉米棵压在大堆中。收割黄豆、绿豆更省力，不再一手抓住豆棵，另一手拿着镰刀贴着地皮割下，而是挥动镰刀一片片地砍，我们这儿叫打胡琏。豆粒从炸开的豆荚中跳出，黄黄的一地。
1958年的秋季是个丰收年，可惜丰产了没丰收。
秋收后的粮食也是全部上缴。领导说不够吃时，会给返销粮。
那一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人们没有思索的时间，没有考虑的余地，只是紧张地跟进，积极地表现。
（细腻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宝贵的年代记录；标题《人，在余晖中醒来》（4）“到镇上去上学”；来源：小花荣）
不知什么原因，母亲突然间想把我从乡下接到镇上去上学。母亲说，她这个想法十分强烈，一刻都不能等。
那是1954年，我十岁。
父母住的房子很小，面南坐北，只有八九平方米。一张大床靠东墙放着。是父母亲和弟弟睡觉的地方。（我下面两个弟弟都夭折了，这是最小的弟弟）一张小抽屉桌靠北墙立着，桌子底下放着锅碗瓢盆，床南头有些盛粮食用的盆盆罐罐和其他一些杂物。床对面有一个两尺多宽，四尺长的箱子，那是母亲的陪嫁。母亲把箱子上的杂物移走，又找来一个和箱子一样宽，一样高的凳子，和箱子并排放好，铺上缩小了的褥子，就成了我的一亩三分地。
炉灶砌在门外的空地上，下雨时撑把伞。
母亲送我到矿工子弟学校上一年级。
一年后，父母在屋西墙外的空地上，借着墙搭盖了半间小屋，在西墙开个门，就成了我的闺房。
房子小的可怜，只有一张床的长度，除了单人床的宽度外，剩下的空隙，只能竖着放下我原来当床用的箱子。它现在变成了我的书桌。
可能因个子高，也可能我比同班同学年龄大，刚一入学，老师指定我为班长，这一当就是六年。直到小学毕业。
我不算聪明，记忆力也差，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全靠我的勤奋。
一道题，不弄明白不睡觉。躺在床上背课文，困得实在撑不住，课本向脸上一盖，呼呼睡去，半夜醒来，继续背。
我走着坐着手里都有一本书，有时是语文有时是数学，多数是小说。我现在能把句子写通顺，可能与我爱读书有关系吧。
我不仅学习好，还忒听话。从老辈继承来的感恩情结浸透我的骨髓。我认为老师就是党的化身，听老师的话就是听党的话。老师布置的任务超额完成，从不打折扣。
在除四害的日子里，我敲破脸盆，喊哑喉咙。拿着累死的麻雀，兴奋地又蹦又笑，跑到老师那儿去邀功。
大炼钢铁时，我还在上小学，小高炉旁没有小学生的位置，就让我们到山里去背铁矿石，我满满地装了一小筐。开始还可以，谁知越走越沉，最后压得直不起腰来。路两旁都是小学生背不动倾倒下来的铁矿石，我不倒，咬牙坚持。最后实在背不动了，就坐在地上，屁股向后移动一点，把筐子向怀里拉一下，再移屁股，再拉筐子，就这样一点点的倒退着“走”。
老师看到了，替我拿走了一半，我才勉强把另一半背到炼钢炉旁。
我们没见到钢铁，只见到一坨坨灰乎乎各种形状的东西扔在校围墙的一角，后来也不知哪儿去了。
第九章 大跃进中的农村我随爷爷奶奶生活了十年，对他们的感情很深，经常到二十多里外的乡下看望他们，对发生在农村里的事有所见闻。
1958年的初夏，城市里小高炉林立，炉火通红，人们倒着班地忙碌在高炉旁。高音喇叭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着歌曲、高呼着口号，不时激动地高喊，某某高炉出铁了，出了多少吨……
农村是另一番景象。
壮劳力一半去挖河，一半去炼铁。剩下的妇女老人分成两拨：年轻妇女去挖地，上了年纪的去积肥。
我去爷爷奶奶家的路上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拿着铁锨在地里嘻嘻哈哈挖地。她们可着地的长度挖一条三尺宽的深沟。站在沟底干活的姑娘只露出上半身，像挖河一样把土向上翻。有的已经挨着第一条在挖第二条了。她们把第二条沟上的熟土扔到第一条沟的沟底，把沟底的生土翻到最上边。
我不解，问叔叔。叔叔回答，上级领导说这样能增产。
有一次，我到奶奶家时，她正吐酸水，胃不舒服，我自报奋勇替奶奶去积肥。积肥是有任务的，为了高产，为了多打粮，定的任务很高，为了完成任务，各小队还展开了竞赛。
奶奶所在的小队已经落后了。
积肥队伍集合好后，队长讲话，她说“根据其他小队经验，把割下来青草堆到水坑里，再用锅灶土或旧墙头土搅拌搅拌，就是绿肥。今天咱们先割草，再回家把自家的炉灶扒了，重新垒个新的用，咱们抢不到红旗也不能插白旗，今天争取超过二队。”
最后是否超过二队？已记不清了。
反正当天晚上是用三块石头支个锅做的饭。
第十章 难忘的1958-1959年从1958开春年到1959年的春天 ，是中国历史上最离谱最荒谬最不可思议的一年，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可以说天翻地覆，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
那一年，中共中央提出工农业大跃进。钢铁要赶美超英，年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
于是乎，工人停产，学生停课。小高炉林立，炉火通红。年轻人手持长铁钩在炉前炉后忙碌，学生老师到山中背铁矿石。土法上马，砍树当燃料。红旗迎风招展，高音喇叭唱着革命歌曲，一片忙忙碌碌、干劲十足的景象。
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炼钢任务，人们到处寻找烂铁锅、旧铁铲，甚至铁门扣都拔下来投入小高炉。
树木砍伐的差不多了，有人发明了用麦草烧高炉的绝招。
这儿有人请功，那儿有人报喜。
人人兴奋，个个努力。整个城市都处于亢奋之中。
最后，一坨坨灰乎乎不成形的硬东西丢在路旁，扔在墙角，弃在荒郊野外。
那一年，中央发出了除四害号召。在消灭四害之一麻雀的运动中，又来个全民总动员，在统一时间里统一行动。
于是乎，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工人走出工厂，学生走出校门，农民放下手中的镰刀锄头，人们举起系着红布条的长竹竿，或锣鼓，或鞭炮，凡是能敲响的东西都行，连小脚老太太也一手提着铜盆，一手拿着擀面杖走出家门。小伙子爬上屋顶，墙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森林里，小河旁，田间地头，拉开距离站满人。只听哨音一响，大伙一起挥杆吆喝，敲响手中的锣鼓家什，点燃炮仗，一时间嘈杂声惊天动地，吓得麻雀乱飞乱撞，最后累得直直摔到地上。
那一年中央提出成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于是乎，乡政府变公社，农民成社员，土地全部归集体所有，牛羊骡子马集体管理。全体社员吃食堂。家中粮食全交小队。劳动军事化，吹哨集合出工下地，吹哨下班去食堂。劳动开展竞赛，先进插红旗，落后插白旗。
那一年，中央提出以粮为纲，粮食产量要达到高指标。实行三定，定亩产、定任务、定口粮。
于是乎，各小队在估产的大会上表决心，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声中，你敢报亩产五百斤，我就敢报亩产八百斤。你想插红旗，我也不想扛白旗。就这样互相攀比，虚报产量。
夏收开始了，为了达到虚报的亩产量，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在试验田种植的小麦密不透风，为了高产，再用鼓风机向地里吹风。有的在试验田里铺满肥料，再撒上种子。有的在收割前，连夜把大田里的稻子移植到试验田中。更甚者，把几亩地的稻子移植到几分试验田里，稻子密到四个孩子上去嬉戏愣是掉不下来。（人民日报上有图为证）
这儿报高产，那儿放卫星，人们奔走相告，啧啧称叹。公社组织人员到处去参观学习，记者手拿照相机拍照发表，报纸天天刊登粮产破纪录的新闻......
终于在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 的天文数字。
为了完成预定目标，我们这儿还流传这样一个小故事。
李庄小队长李二娃在报亩产时，攀比中定的是亩产一千斤。既没扛红旗，也没插白旗。可要命的是，早稻上场了，公社领导带着报社记者来了。他们要实地验收。看着不大的稻堆，二娃犯愁，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们小队共有八亩稻地，就是八千斤，怎么也达不到啊。有高人出主意，一番耳语后，二娃拍着大腿说：“好。就这么干。”
他把台秤拉到离仓库大院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抬来桌子，安排好座椅，请领导和记者坐下。会计夹着账本提着算盘来了，开始过称。挑着两箩筐沉甸甸稻谷的社员从场边上几间房子的墙角拐出，排成队向大树下走来。过称、报数、记账一气呵成。过完称的社员挑起担子进了库房院子的大门，保管员迎上来，先把食指竖在唇边，再指指院墙的一个缺口，手一挥，社员挑着稻子从缺口中走出，进了一个小巷，绕了一圈，又排到队伍的后边。经过半天的忙碌，会计的算盘珠子终于上升到八千斤，而场上居然还有一堆稻谷没过称。
也难怪，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河北省徐水县调研时，发愁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了，建议除上交国库外，一天可以吃五顿。
小聪明终于招来大报应。那年的夏粮全缴了公粮还没达到应收的数。民兵到各家各户去搜查，只要是粮食，不问哪年的，统统拿走。
好在有大锅饭，社员们反应并不激烈。
那一年秋收，在食堂吃完饭的社员们，在上级领导提倡下，展开了秋收比进度的竞赛。
于是乎，嘻嘻哈哈声中，社员们快速拔出地瓜秧、花生秧，带出多少是多少，不再刨地，不再复收。玉米捡大穗掰，小的随着玉米棵压在大堆中。收割黄豆、绿豆更省力，不再一手抓住豆棵，另一手拿着镰刀贴着地皮割下，而是挥动镰刀一片片地砍，我们这儿叫打胡琏。豆粒从炸开的豆荚中跳出，黄黄的一地。
1958年的秋季是个丰收年，可惜丰产了没丰收。
秋收后的粮食也是全部上缴。领导说不够吃时，会给返销粮。
那一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连着一个高潮，人们没有思索的时间，没有考虑的余地，只是紧张地跟进，积极地表现。
（细腻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宝贵的年代记录；标题《人，在余晖中醒来》（4）“到镇上去上学”；来源：小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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