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先生讲《中共党史外语史料》。他首先作为掌门人，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本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学术性，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各种不同的流派——原原本本地介绍进来，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发人所未发，属于学人的事业。而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学术；领袖建立理论，学者加以阐释，人民学习拥护，以期实现全社会的思想统一——不允许流派，不允许分歧——从理论到实践，都属于政治领袖的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就进入化境——中国化，中国特色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党史是史。既然是史，就要遵循史学原则，从挖掘整理史料做起，先还原真相，再探求真理。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何涂脂抹粉，我们留给化妆师去做。我们这门课的任务，是找到那个小姑娘。最好是出生不久、没来得及装扮的小姑娘。
对于中共党史，外语史料不仅是汉语史料的重要补充，而且有时是唯一史源：相对于汉语史料，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史料。举个例子，党成立的标志，是一大的召开。一大历史意义重大，但原始文件找不到了，陈独秀、李立三和董必武都说丢了。小姑娘失踪了，那故事不是可以瞎编？
还有这回事？二三十位双学位、硕士和博士生睁大了眼睛。老先生呡了口水。
1957年苏共向中国移交了俄文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共一大纲领和决议，中共中央编译局已经翻译。据说，北京图书馆有本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硕士论文，英语，里面有一大和二大的纲领和决议。你们英语好的，可以去瞅瞅。对，就是那个陈公博。北图新馆刚开张，你们需要办证的可以去院办开证明。
这只是一个例子，一大尚且如此，遑论其它？我们借鉴陈寅恪先生，实行三不政策，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所以我们这门课没有教材，史料要靠你们到外语文献中去发掘。材料多多讲，材料少少讲。你们有学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日语的，说起来也是八国联军。我们鼓励求新求异，不尚趋同一致——辛想起马德琳说的。没有另外的考试，每个人都可以及格，但是材料新、有意义，才能得优秀。
醍醐灌顶。大家风范。新鲜呐，党史课居然还可以这么鲜活。更多同学陷入沉思，不似一般课后的喧嚣。辛只觉惭愧，自己只图拿个学位，何曾想探求真相真理。
他没有等待。北图很近。但按作者姓名检索，并找不到这本书。一番周折，找到之后才发现，书上作者的姓是CH’EN，而不是简单的CHEN。新馆开张不久，图书概不外借。研究人员呢？“也不例外。”
他拿到书，先浏览一遍。一大是1921年召开的，陈公博的论文写于两年半之后的1924年。属于施先生说的出生不久的小姑娘、未施粉黛，是价值高的史料。其时陈氏还没入国民党，更不是汉奸。这本书有着双重的讽刺意义。记录中共最早党史的，居然是后来作为汉奸被处死的陈公博。而保存、出版这段历史的，竟然是中共长期批判的美帝。
他抄完一大纲领和决议。二大文件长篇累牍，抄不完的，他只翻了一翻。二大宣言党的任务一章提出党的奋斗目标，包括：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和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他注意到其中中华联邦共和国和绝对自由的概念，想起政治课反复强调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一大两份文件很简短，他很快译完。跟官方的俄语汉译版对照，差别很小。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差异，而是高度相似、包括细节。英语版跟俄语版的一大纲领，都有十五条。俄语版注明第十一条遗漏。英语版从第十条直接跳到第十二条，不见第十一条，却未加说明。第十四条事关党员是否出任公职，俄语版注明“这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英语版注明“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不一致。
共产国际档案里，还有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跟纲领英文版原注一致，俄语版原注有误。
“有点意思，”小伙子，这样子，你去把这本英文书复印回来，所里报销。下一堂课，把你的发现给我们说道说道。
报告会上，前面的同学都像打机关枪一样，照本宣科，完全没有眼神交流。辛能够做到顾盼自如，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他着重分析了一大纲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关系。一种可能，它们都是由汉语原件翻译的。但是董老——“董必武，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对，董必武回忆，一大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大纲领和决议从何而来呢？不能排除，它是由英文转译而来。陈公博的论文写于1924年，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是公开的信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有渠道可以获取。
老先生将他留下。把你今天讲的，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季刊》上。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不能一味依赖官方译文，你还得看俄语原文。误译甚至因为政治原因而做手脚的事情，也是有的。“小伙子一表人才，有女朋友了吗？”他起身离开的时候问，“那么这样儿吧，今儿星期三，星期五下午你上我家，我有这份文件的俄文版。”
政大校园，被军队挤占多年，秀才遇到兵呐。就连施先生这样的名教授，也只能挤在家里办公，是名副其实的名家。
有同学私下夸他台风好，“镇了！”他只好说，我是稀饭大学毕业的，受过专门训练。自己出身卑微，家庭和学业上都是如此，在政大并不多见。半年过去了，到这个时候，暗地里他才重建自信，跟旁人平起平坐。人类的忧惧，大多与差别有关。个人如此，社会亦然。个人担心不入流，政府担心人民有异见，连国际纠纷一般也由差别引起。
四月，这座一直灰暗的城市，光秃了接近半年的树开始吐翠。仔细看，灰色的地面上，落了一层嫩绿的粉。对新来者，这新起的亮色，甭提有多么珍贵、让人欣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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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讲《中共党史外语史料》。他首先作为掌门人，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本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学术性，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各种不同的流派——原原本本地介绍进来，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发人所未发，属于学人的事业。而中国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政治，其次才是学术；领袖建立理论，学者加以阐释，人民学习拥护，以期实现全社会的思想统一——不允许流派，不允许分歧——从理论到实践，都属于政治领袖的事业。可见，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就进入化境——中国化，中国特色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党史是史。既然是史，就要遵循史学原则，从挖掘整理史料做起，先还原真相，再探求真理。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何涂脂抹粉，我们留给化妆师去做。我们这门课的任务，是找到那个小姑娘。最好是出生不久、没来得及装扮的小姑娘。
对于中共党史，外语史料不仅是汉语史料的重要补充，而且有时是唯一史源：相对于汉语史料，较少受到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史料。举个例子，党成立的标志，是一大的召开。一大历史意义重大，但原始文件找不到了，陈独秀、李立三和董必武都说丢了。小姑娘失踪了，那故事不是可以瞎编？
还有这回事？二三十位双学位、硕士和博士生睁大了眼睛。老先生呡了口水。
1957年苏共向中国移交了俄文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共一大纲领和决议，中共中央编译局已经翻译。据说，北京图书馆有本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硕士论文，英语，里面有一大和二大的纲领和决议。你们英语好的，可以去瞅瞅。对，就是那个陈公博。北图新馆刚开张，你们需要办证的可以去院办开证明。
这只是一个例子，一大尚且如此，遑论其它？我们借鉴陈寅恪先生，实行三不政策，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所以我们这门课没有教材，史料要靠你们到外语文献中去发掘。材料多多讲，材料少少讲。你们有学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日语的，说起来也是八国联军。我们鼓励求新求异，不尚趋同一致——辛想起马德琳说的。没有另外的考试，每个人都可以及格，但是材料新、有意义，才能得优秀。
醍醐灌顶。大家风范。新鲜呐，党史课居然还可以这么鲜活。更多同学陷入沉思，不似一般课后的喧嚣。辛只觉惭愧，自己只图拿个学位，何曾想探求真相真理。
他没有等待。北图很近。但按作者姓名检索，并找不到这本书。一番周折，找到之后才发现，书上作者的姓是CH’EN，而不是简单的CHEN。新馆开张不久，图书概不外借。研究人员呢？“也不例外。”
他拿到书，先浏览一遍。一大是1921年召开的，陈公博的论文写于两年半之后的1924年。属于施先生说的出生不久的小姑娘、未施粉黛，是价值高的史料。其时陈氏还没入国民党，更不是汉奸。这本书有着双重的讽刺意义。记录中共最早党史的，居然是后来作为汉奸被处死的陈公博。而保存、出版这段历史的，竟然是中共长期批判的美帝。
他抄完一大纲领和决议。二大文件长篇累牍，抄不完的，他只翻了一翻。二大宣言党的任务一章提出党的奋斗目标，包括：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和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他注意到其中中华联邦共和国和绝对自由的概念，想起政治课反复强调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一大两份文件很简短，他很快译完。跟官方的俄语汉译版对照，差别很小。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差异，而是高度相似、包括细节。英语版跟俄语版的一大纲领，都有十五条。俄语版注明第十一条遗漏。英语版从第十条直接跳到第十二条，不见第十一条，却未加说明。第十四条事关党员是否出任公职，俄语版注明“这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英语版注明“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不一致。
共产国际档案里，还有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跟纲领英文版原注一致，俄语版原注有误。
“有点意思，”小伙子，这样子，你去把这本英文书复印回来，所里报销。下一堂课，把你的发现给我们说道说道。
报告会上，前面的同学都像打机关枪一样，照本宣科，完全没有眼神交流。辛能够做到顾盼自如，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他着重分析了一大纲领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关系。一种可能，它们都是由汉语原件翻译的。但是董老——“董必武，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对，董必武回忆，一大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那么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一大纲领和决议从何而来呢？不能排除，它是由英文转译而来。陈公博的论文写于1924年，存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是公开的信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有渠道可以获取。
老先生将他留下。把你今天讲的，整理成一篇文章，发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季刊》上。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不能一味依赖官方译文，你还得看俄语原文。误译甚至因为政治原因而做手脚的事情，也是有的。“小伙子一表人才，有女朋友了吗？”他起身离开的时候问，“那么这样儿吧，今儿星期三，星期五下午你上我家，我有这份文件的俄文版。”
政大校园，被军队挤占多年，秀才遇到兵呐。就连施先生这样的名教授，也只能挤在家里办公，是名副其实的名家。
有同学私下夸他台风好，“镇了！”他只好说，我是稀饭大学毕业的，受过专门训练。自己出身卑微，家庭和学业上都是如此，在政大并不多见。半年过去了，到这个时候，暗地里他才重建自信，跟旁人平起平坐。人类的忧惧，大多与差别有关。个人如此，社会亦然。个人担心不入流，政府担心人民有异见，连国际纠纷一般也由差别引起。
四月，这座一直灰暗的城市，光秃了接近半年的树开始吐翠。仔细看，灰色的地面上，落了一层嫩绿的粉。对新来者，这新起的亮色，甭提有多么珍贵、让人欣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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