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意见认为，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为防范大陆武力攻台及保卫台湾的不得已手段。这种意见的对错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台湾的“白色恐怖”，实与蒋介石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反思，有极大的关系。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丢失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
对国民党人而言，对内战失利的反省，是其退居台湾后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如王鼎钧所总结的那般，1950年代台湾朝野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反省，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共能够席卷天下，因为他彻底控制了人民”，所以今后之计，必须“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即所谓的“向敌人学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作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所以今后之计，“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于是遂有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大论战。
但无论外界论战得多么热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仍取决于蒋介石个人的反省。蒋氏的意见明显偏向于“向敌人学习”。在公开言论中，蒋氏曾多次毫无隐讳地表达自己对“民主宪政”的不以为然。譬如，1949年10月，蒋氏在台北草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中总结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谈及“政治上的失败”时，明确认为推行“民主政治”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蒋氏说：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此处所指，乃是对国民政府1948年迫于内外舆论压力“行宪”的不满。
蒋氏的这种认知由来已久。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4月24日，蒋氏即在日记中反省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9月17日，蒋氏目睹立法院乱象，又说：“此皆自讨苦痛，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而且党员应此民主口号，不知自爱自重，竟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
1950年1月31日《中央日报》刊发消息。林正亨后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
故而蒋氏痛定思痛，决心“增强组织力量”，强化政工组织；“白色恐怖”因之而生
为“免为民主国家所误会”，蒋氏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过：国民党在大陆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咎民主宪政”。但蒋氏同时又强调：“共产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之上生存和发展的”，国民党的失败，乃在于实行“民主宪政”给了共产党“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削弱了政府的控制力；更举例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有些人“竟走到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换言之，蒋氏似乎试图给出这样一种解释：“民主宪政”是好东西，但并不适合国民政府在大陆所面临的局势，更不适合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局势。所以，蒋氏为台湾开出的新药方是：
“要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更要研求增强组织力量，发挥民主政治的效能的途径。”
很显然，所谓“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不过是装点门面，“增强组织力量”才是重点——在草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中，蒋氏虽然承认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党、政、军的腐败非常严重，但他却把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缺乏有效的“军事监察制度”。蒋氏言辞间极度痛心于党内政工组织的失灵。他说：由于没有强大、高度有纪律的检查组织，卖国贼、通敌者、机会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猖獗，“他们（共产党人）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们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里的首脑部分”，“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而在更早一些时候，1949年1月22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内战失败，乃制度上的失败，今后当效法如战前日、德之军国主义模式，“惟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
综而言之，蒋氏的反省，否定“民主行宪”，肯定“军法之治”，且痛心于党内政工组织在军队内部的缺位及中共的渗透。这种反省是否符合史实、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台湾的“白色恐怖”由军队情治系统主导，“不论身份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与蒋氏这种反省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一目了然的。蒋经国之出任情治部门领袖，亦即“特务头子”，亦非甘愿——雷啸岑曾劝蒋经国“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将来在历史上是要留骂名的！”蒋经国“变了颜色”，冷场十秒钟左右，突然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个事情！”——蒋氏甘愿冒牺牲爱子政治前途的大风险，也要将特务系统重新抓起来，其践行反省的决心，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失业率高企，矛盾激化的社会里贸然实行民主自由，很容易让各种极端势力乘虚而入。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40年代的中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很多事情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有一种意见认为，台湾的“白色恐怖”，是国民党为防范大陆武力攻台及保卫台湾的不得已手段。这种意见的对错姑且不论，但至少可以说：台湾的“白色恐怖”，实与蒋介石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反思，有极大的关系。
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丢失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
对国民党人而言，对内战失利的反省，是其退居台湾后必须面对的政治命题。如王鼎钧所总结的那般，1950年代台湾朝野对国民党丢失大陆的反省，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共能够席卷天下，因为他彻底控制了人民”，所以今后之计，必须“要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组织对组织，以阴谋对阴谋，以残忍对残忍”，即所谓的“向敌人学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民政府失去大陆，惟一的原因是大陆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国民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虚伪的民主形式装点门面，只是把自由当作特惠笼络少数特定的人物”，所以今后之计，“惟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于是遂有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间的大论战。
但无论外界论战得多么热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仍取决于蒋介石个人的反省。蒋氏的意见明显偏向于“向敌人学习”。在公开言论中，蒋氏曾多次毫无隐讳地表达自己对“民主宪政”的不以为然。譬如，1949年10月，蒋氏在台北草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中总结国民党在大陆总崩溃的原因，谈及“政治上的失败”时，明确认为推行“民主政治”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蒋氏说：
“按照总理建国大纲规定，‘由训政到宪政，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我们也明知训政的程序没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识还没有到实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为内外环境关系，使得训政时期一切旧的制度完全破坏，而宪政时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简单地说，就是新的制度未曾建立，而旧的制度早已崩溃，所以在政治上形成这样混乱脱节的现象，这是我们政策的失败，以致整个政治濒于崩溃。”——此处所指，乃是对国民政府1948年迫于内外舆论压力“行宪”的不满。
蒋氏的这种认知由来已久。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民大会；4月24日，蒋氏即在日记中反省道：“本党组织低落，纪律废弛，既无统御党员把握，又在此匪乱民困，人心动荡，社会不安之时，尤其是本党竞选副总统之党员不守党的纪律，早已明了，即不应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国民大会也”；9月17日，蒋氏目睹立法院乱象，又说：“此皆自讨苦痛，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而且党员应此民主口号，不知自爱自重，竟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
1950年1月31日《中央日报》刊发消息。林正亨后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
故而蒋氏痛定思痛，决心“增强组织力量”，强化政工组织；“白色恐怖”因之而生
为“免为民主国家所误会”，蒋氏在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中说过：国民党在大陆政治上的失败“不能归咎民主宪政”。但蒋氏同时又强调：“共产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弱点之上生存和发展的”，国民党的失败，乃在于实行“民主宪政”给了共产党“分化的机会，渗透的空隙”，削弱了政府的控制力；更举例说：“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有些人“竟走到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就在这样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换言之，蒋氏似乎试图给出这样一种解释：“民主宪政”是好东西，但并不适合国民政府在大陆所面临的局势，更不适合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局势。所以，蒋氏为台湾开出的新药方是：
“要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更要研求增强组织力量，发挥民主政治的效能的途径。”
很显然，所谓“尊重民主宪政的体制”，不过是装点门面，“增强组织力量”才是重点——在草山“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演说中，蒋氏虽然承认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党、政、军的腐败非常严重，但他却把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缺乏有效的“军事监察制度”。蒋氏言辞间极度痛心于党内政工组织的失灵。他说：由于没有强大、高度有纪律的检查组织，卖国贼、通敌者、机会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猖獗，“他们（共产党人）到处渗透进来，尤其是他们多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组织里的首脑部分”，“以致我们几百万部队，并未经过剧烈的战斗，就为敌人所瓦解”。而在更早一些时候，1949年1月22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内战失败，乃制度上的失败，今后当效法如战前日、德之军国主义模式，“惟有军法之治，以军统政”。
综而言之，蒋氏的反省，否定“民主行宪”，肯定“军法之治”，且痛心于党内政工组织在军队内部的缺位及中共的渗透。这种反省是否符合史实、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但台湾的“白色恐怖”由军队情治系统主导，“不论身份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与蒋氏这种反省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一目了然的。蒋经国之出任情治部门领袖，亦即“特务头子”，亦非甘愿——雷啸岑曾劝蒋经国“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将来在历史上是要留骂名的！”蒋经国“变了颜色”，冷场十秒钟左右，突然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个事情！”——蒋氏甘愿冒牺牲爱子政治前途的大风险，也要将特务系统重新抓起来，其践行反省的决心，亦可见一斑。
在一个失业率高企，矛盾激化的社会里贸然实行民主自由，很容易让各种极端势力乘虚而入。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40年代的中国以及最近的阿拉伯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很多事情的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