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退休，还是永不退休？这是个问题。最近狠狠地思考了一把。
前一段时间，我撰文写过我的“永不退休老板”，介绍我到美国后的第三位老板。一位资深病毒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德高望重的教授。
教授最近联络我，说他要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开车路过我们州，想顺便见见我。
我们如约在高速公路旁的星巴克见了面。86岁的教授，依然头脑灵活，目光犀利，搀扶着小他十几岁的太太，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步履坚定地向我走来。
我们欢乐地一起咖啡午餐了一个半小时。教授如数家珍地例数了他55年的职业生涯中培养的15位博士，23位博士后，和不计其数的硕士本科生。他一脸自豪地说了一遍这些人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成就。还说他刚毕业了一位博士生，马上会再招一位。他说他在业界拥有最广泛的资源，他不能离开这半个世纪的积累，只要健康允许，他会一直干下去。
英明神武的教授，开车穿越大半个美国 ，回去和他60多年前的大学同学聚会。他已经不再打篮球了，改打网球。曾是他学生的太太，却两次摔断了脚踝，上不了楼，他们只好住在楼下餐厅里。太太瘟疫前买了一辆八个座位的车，想带着六个孙辈们出去浪。但是，可恶的瘟疫耽误了她实现理想。
该离开了，看着教授扶着太太走进车里，向我挥挥手绝尘而去，潇洒着继续前行，我在星巴克门口站了足有十分钟。心里五味杂陈，思绪波涛汹涌，任凭一直忍着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又被风吹干。
教授说回程的时候，约了一位退了休的教授，他曾经的学生一起咖啡。还说瘟疫前他去了台湾，讲了四场讲座，见了一位前学生。我当时心里紧了一下，隐隐约约意识到教授此行寓意不凡。他像串珠子一样，串着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回顾自己辉煌的过往。马上要招的博士生，也未必是他的封山之作。那么，他是有什么预感吗？
我心里开始祈祷，希望余生里，还有机会和教授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哪怕一次。
送完教授，回来打电话致谢我的第四任老板，“周扒皮”。感谢他把我的联络方式给了教授。另外教授还告诉我，五十多岁的周扒皮，居然宣布要提前退休了。我得问问他。
关于周扒皮，我也曾经撰文写过“我叫周扒皮”。介绍我这位长得像车行里卖二手车的dealer老板。当年离开教授后，阴差阳错，我来到了周扒皮手下。周扒皮那时候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教授，踌躇满志，工作极端努力，周六周日都上班，恨不能长在实验室。自己这么勤奋，就总嫌别人干的少，经常压榨手下人，由此得了个外号“周扒皮”。
那时候，我孩子还小，每天又忙又累，严重睡眠不足。周一一早还没上班，就已经积攒了一脑门子的官司了。如果走进办公室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周扒皮”，我就会拉长了脸，狠狠地白他一眼。暗示他，“烦着呢，离我远点儿”。
周扒皮看见我递过来的白眼儿，就会转身对着大家喊，“某人今天头发没梳好，心情一定不好，大家都小心点儿”。虽然嘴里这么说着，事实上他才是那个经常挑起战争的人。
周扒皮嘴巴大，思维和嘴巴同步，每天不停地说话。我们实验室那帮人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于是大家和他说话的方式基本是互怼。每天各种唇枪舌剑在空中交叉飞舞，就算你不参战，也会被暗器误伤，还不如撸起袖子选一边加入，然后直接怼。反正我这里有的是怼的理由。周扒皮已经成功地把他的环境，打造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
周扒皮生长在一个有六个男孩子的家庭，他最小，从小习惯了每天抵挡五个兄长来自五个不同方向的拳头。有一年他过生日，收到哥哥寄来的一盘录音带。放出来一听，是周扒皮稚嫩又悲伤的喊叫声。原来他嘴贱，招哥哥们胖揍一顿，扔他独自一人在地下室，他就哭天抢地地求饶。
最能惩罚周扒皮的事情不是吵赢他，而是不跟他吵。那样他会急得上蹿下跳，围着你团团转，求你跟他吵架。他会伸过头来，把笑脸举在你面前，诚恳地问，“还生气呢？别生气了，聊会儿天儿呗” 。我有时候也忘了，和和睦睦地跟他说了半天话，突然想起来还在生着气呢，赶紧又拉长脸，回去继续不理他。
一想起周扒皮，我就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觉得他那么热爱事业的一个人，怎么也得干到最后一滴血耗尽，干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才对？怎么能活蹦乱跳地就早早撂挑子呢？
一接通电话，我开口喊一声他的名字，周扒皮立马听出来是我，尽管之间隔了五年。我们家周扒皮蹦起来高兴，呜哩哇啦冲我喊了半天，说我这么久都不理他。我这边咯咯笑着，把话筒伸到离耳朵最远处。分开二十年了，我头一回意识到，周扒皮还是挺有情意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干仗太多，花了二十年消除了对彼此的恨。哈哈，小样儿，没想到哥们儿也有今天。
我劈头就问，“你怎么能退休呢？人家教授86岁了还要再招博士生呢”。周扒皮马上说，“那肯定是因为他太太不喜欢老看见他在眼前晃悠，不让他退休”。
看看，这就是我们家周扒皮的境界，以他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和人家教授之间，差的不止是三十多年的岁月，还有三十多年的进步空间。
在短时间内和两位老板的交集，让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震惊之余，也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努力思考了思考。如今，我的人生已经过半。在经历了两种文化，两种人生体验后，也算是赴过生命的盛筵。那么，今后呢？我面前活生生的榜样有这两位。一位该退休的说要永不退休，一位不该退休的却要提前退休。不退休倒是简单，顺着以前的日子一天一天滑下去，滑到滑不动为止。提前退休呢？用那大把大把的时间干嘛呢？
周扒皮说，他和日本太太已经在Georgia靠海的岛上买了房子，准备搬过去。除了每天盯着看海水潮起潮落，他会在岛上开个饭店，专卖烤鸭。我听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说，“你开饭店指定不行。饭店是服务行业，你没有服务意识。第一天下来，你就把顾客全得罪光了。要不就是，你鸭子卖完了钱没收上来，还倒贴二百五，那就把老婆得罪了”。
我和周扒皮的会谈，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他一个劲儿地说着“bye bye”，就是不肯收线。说不定，他也在怀念过去那一段怼天怼地的快乐日子。
其实，老人就是一群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人都年轻过，可是谁老过？
面对老之将至的迟暮之年，要怎样过好自己的余生？就像莎士比亚的灵魂拷问，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我是除了困惑，还没有答案。
也许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做出的决定会截然不同。也许等你完全参明白悟清楚了，等你领略了夕阳悲壮的美，等你了无遗憾地独自一人慢慢走向天际，气定神闲地随着时光老去，你就再也不会有面对老之将至的焦虑了。
提前退休，还是永不退休？这是个问题。最近狠狠地思考了一把。
前一段时间，我撰文写过我的“永不退休老板”，介绍我到美国后的第三位老板。一位资深病毒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德高望重的教授。
教授最近联络我，说他要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开车路过我们州，想顺便见见我。
我们如约在高速公路旁的星巴克见了面。86岁的教授，依然头脑灵活，目光犀利，搀扶着小他十几岁的太太，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步履坚定地向我走来。
我们欢乐地一起咖啡午餐了一个半小时。教授如数家珍地例数了他55年的职业生涯中培养的15位博士，23位博士后，和不计其数的硕士本科生。他一脸自豪地说了一遍这些人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成就。还说他刚毕业了一位博士生，马上会再招一位。他说他在业界拥有最广泛的资源，他不能离开这半个世纪的积累，只要健康允许，他会一直干下去。
英明神武的教授，开车穿越大半个美国 ，回去和他60多年前的大学同学聚会。他已经不再打篮球了，改打网球。曾是他学生的太太，却两次摔断了脚踝，上不了楼，他们只好住在楼下餐厅里。太太瘟疫前买了一辆八个座位的车，想带着六个孙辈们出去浪。但是，可恶的瘟疫耽误了她实现理想。
该离开了，看着教授扶着太太走进车里，向我挥挥手绝尘而去，潇洒着继续前行，我在星巴克门口站了足有十分钟。心里五味杂陈，思绪波涛汹涌，任凭一直忍着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又被风吹干。
教授说回程的时候，约了一位退了休的教授，他曾经的学生一起咖啡。还说瘟疫前他去了台湾，讲了四场讲座，见了一位前学生。我当时心里紧了一下，隐隐约约意识到教授此行寓意不凡。他像串珠子一样，串着自己人生的里程碑，回顾自己辉煌的过往。马上要招的博士生，也未必是他的封山之作。那么，他是有什么预感吗？
我心里开始祈祷，希望余生里，还有机会和教授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哪怕一次。
送完教授，回来打电话致谢我的第四任老板，“周扒皮”。感谢他把我的联络方式给了教授。另外教授还告诉我，五十多岁的周扒皮，居然宣布要提前退休了。我得问问他。
关于周扒皮，我也曾经撰文写过“我叫周扒皮”。介绍我这位长得像车行里卖二手车的dealer老板。当年离开教授后，阴差阳错，我来到了周扒皮手下。周扒皮那时候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教授，踌躇满志，工作极端努力，周六周日都上班，恨不能长在实验室。自己这么勤奋，就总嫌别人干的少，经常压榨手下人，由此得了个外号“周扒皮”。
那时候，我孩子还小，每天又忙又累，严重睡眠不足。周一一早还没上班，就已经积攒了一脑门子的官司了。如果走进办公室的第一眼看到的是“周扒皮”，我就会拉长了脸，狠狠地白他一眼。暗示他，“烦着呢，离我远点儿”。
周扒皮看见我递过来的白眼儿，就会转身对着大家喊，“某人今天头发没梳好，心情一定不好，大家都小心点儿”。虽然嘴里这么说着，事实上他才是那个经常挑起战争的人。
周扒皮嘴巴大，思维和嘴巴同步，每天不停地说话。我们实验室那帮人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于是大家和他说话的方式基本是互怼。每天各种唇枪舌剑在空中交叉飞舞，就算你不参战，也会被暗器误伤，还不如撸起袖子选一边加入，然后直接怼。反正我这里有的是怼的理由。周扒皮已经成功地把他的环境，打造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社会。
周扒皮生长在一个有六个男孩子的家庭，他最小，从小习惯了每天抵挡五个兄长来自五个不同方向的拳头。有一年他过生日，收到哥哥寄来的一盘录音带。放出来一听，是周扒皮稚嫩又悲伤的喊叫声。原来他嘴贱，招哥哥们胖揍一顿，扔他独自一人在地下室，他就哭天抢地地求饶。
最能惩罚周扒皮的事情不是吵赢他，而是不跟他吵。那样他会急得上蹿下跳，围着你团团转，求你跟他吵架。他会伸过头来，把笑脸举在你面前，诚恳地问，“还生气呢？别生气了，聊会儿天儿呗” 。我有时候也忘了，和和睦睦地跟他说了半天话，突然想起来还在生着气呢，赶紧又拉长脸，回去继续不理他。
一想起周扒皮，我就不由自主地嘴角上扬，觉得他那么热爱事业的一个人，怎么也得干到最后一滴血耗尽，干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才对？怎么能活蹦乱跳地就早早撂挑子呢？
一接通电话，我开口喊一声他的名字，周扒皮立马听出来是我，尽管之间隔了五年。我们家周扒皮蹦起来高兴，呜哩哇啦冲我喊了半天，说我这么久都不理他。我这边咯咯笑着，把话筒伸到离耳朵最远处。分开二十年了，我头一回意识到，周扒皮还是挺有情意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干仗太多，花了二十年消除了对彼此的恨。哈哈，小样儿，没想到哥们儿也有今天。
我劈头就问，“你怎么能退休呢？人家教授86岁了还要再招博士生呢”。周扒皮马上说，“那肯定是因为他太太不喜欢老看见他在眼前晃悠，不让他退休”。
看看，这就是我们家周扒皮的境界，以他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和人家教授之间，差的不止是三十多年的岁月，还有三十多年的进步空间。
在短时间内和两位老板的交集，让我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震惊之余，也静下心来审视自己，努力思考了思考。如今，我的人生已经过半。在经历了两种文化，两种人生体验后，也算是赴过生命的盛筵。那么，今后呢？我面前活生生的榜样有这两位。一位该退休的说要永不退休，一位不该退休的却要提前退休。不退休倒是简单，顺着以前的日子一天一天滑下去，滑到滑不动为止。提前退休呢？用那大把大把的时间干嘛呢？
周扒皮说，他和日本太太已经在Georgia靠海的岛上买了房子，准备搬过去。除了每天盯着看海水潮起潮落，他会在岛上开个饭店，专卖烤鸭。我听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说，“你开饭店指定不行。饭店是服务行业，你没有服务意识。第一天下来，你就把顾客全得罪光了。要不就是，你鸭子卖完了钱没收上来，还倒贴二百五，那就把老婆得罪了”。
我和周扒皮的会谈，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他一个劲儿地说着“bye bye”，就是不肯收线。说不定，他也在怀念过去那一段怼天怼地的快乐日子。
其实，老人就是一群对老年一无所知的孩子。人都年轻过，可是谁老过？
面对老之将至的迟暮之年，要怎样过好自己的余生？就像莎士比亚的灵魂拷问，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我是除了困惑，还没有答案。
也许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做出的决定会截然不同。也许等你完全参明白悟清楚了，等你领略了夕阳悲壮的美，等你了无遗憾地独自一人慢慢走向天际，气定神闲地随着时光老去，你就再也不会有面对老之将至的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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