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那首诗作背后的真相
1979年夏天，原工程兵政治部诗人叶文福的一首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公开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诗人也因此诗而名扬天下，奠定了自己“著名作家”的荣耀地位。诗人在诗中指责将军：“为了你的‘现代化’，幼儿园都拆掉了，后人都不管了! ”诗中刻薄地说：“孩子们都不要了，谁来捧你的骨灰盒? ”
诗中说的这位将军，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实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最近，不止一位朋友无意中提起或询问这件发生在30年前的事情。本人原打算在撰写这位将军的传记时再将这一段事实公布于众。但有朋友希望现在就知道，碍于博文的篇幅限制，为了简单明了，我还是依着诗人的思路和文字，有针对性地叙述吧。目的就是还当时的人与事一个本来面目。
这首诗的序文不算标点符号，全文仅79个字。其中具有实质性的是如下57个字：“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我”够简洁了吧？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在如此简洁的文字里，隐藏着多么大的危言耸听！
诗人一开头就说明，是“据说”。这等于承认他没有亲自调查研究，他只是听说，但怎么会仅凭道听途说，便生出这么一篇指向性明确的攻击文字呢？作家的责任、道德和良心难道都典当给了这“据说”吗？这一据说。其实就是一位在这个兵种机关工作的作家L某，是诗人的湖北老乡，添油加醋吹乎的结果，文人相聚，无话不聊，说者有心无心不知道，但诗人肯定是有心人，机会来了，“据说”拉开了大幕！（作者注：这位L姓作家在将军治下没有因此事受到任何为难。）
诗的序文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这是这个序文里唯一正确无误的信息。只是诗人的意图并非为该将军歌功颂德，而是要用下面的文字告诉人们，其实这些受过迫害的人也不咋的。
诗的序文接着说：“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需要给作者纠正一下，不是将军下令，而是经过多次办公会、常委会研究酝酿后决定的，是一个机关建设整体规划。不是拆，而是搬。不是盖楼房而是原房（平房）改造，那儿始终就没有楼房。
事情是这样的：
1977年9月，这位将军到某兵种担任司令员职务。工作中，他发现，历年年终总结和民主生活会中，机关干部们给兵种领导提的意见中，有两条意见相当强烈。一是机关干部住房紧张，机关院子小，住房和办公都非常拥挤。很多干部都是两家合住在一个小单元里，有的甚至三代同室。许多够随军条件的干部，因为没有房子，无法办理随军家属的户口。二是幼儿园离机关太远，兵部大院在北京西郊（地铁一号线玉泉路站东南出口处），但幼儿园却设在了城里，就是现在西二环内金融街那儿的一个胡同里。每周六下午班车拉孩子们回家，周一早晨在兵部大楼前乘车回幼儿园，平时要是孩子得病了，或有什么事需要照顾时，家长放心不下，可要去接，来回乘车、倒车、步行至少1──2个小时，极不方便，还影响工作。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把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面对大家的意见，兵种领导和机关也决心把幼儿园搬迁作为为机关干部办的“实事”之一。
但是幼儿园搬往机关附近，改善干部住房，都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所以年年提，年年解决不了。将军到任后听闻，大院西边那60亩菜地原来已经划拨给了兵种机关，可当时的领导认为用不了，就又还给了北京市。他想，如果有这个过程，就可以据理力争，把地重新要回来。他令机关去查，结果翻遍北京市土地档案记载，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地从来就和部队没有任何关系。
原想据理力争，现在“理”不存在了，怎么办？将军是个有特殊性格的人，想办的事，一定要办到。据理力争不成，就据力而争。他请当时海淀区书记、革委会主任张还吾同志和另一位领导来办公室商谈。张书记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同志，一参加革命就在将军领导创建的根据地工作。见到久仰大名的老首长，张书记很高兴，一再说“我是你的兵！”。
但感情归感情，原则是原则，当将军提出要地时，张书记明确地表示，部队的困难他理解，但事关土地这样的大事，必须报市领导。将军说，那好，你现在就给你们书记、市长打电话，就说我说的，请他们到我这里来一趟。张书记一听，笑了，他知道将军，在全国全军都是有名的火爆脾气直肠子。他看抬出市长、书记也“压”不住将军，便说：“司令员，你的指示我们一定认真考虑，但也要回去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个会，研究如何落实你的指示呀。”将军听了，大笑：“好呀，不就是开会吗？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他们都来我这里开会。现场办公嘛！”张书记这时候意识到，自己今天来容易，想走不容易。没有个眉目，恐怕是出不了这个屋了。他和一起来的另一位领导同志在外屋悄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对将军说，同意将这块地给部队。但人员安置，钱、物资补偿问题，也提了很多条件。都知道这个兵种财大气粗，敲点“竹杠”也不过分。将军听了很痛快地说，行啊，你给地就行。具体叫机关负责同志和你们谈。
就这样，困扰这个兵种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被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这在北京西郊所有军兵种领导机关中，恐怕算是“独一份”。
这就是该兵种西院的来历，在这块地上除修建了几栋宿舍楼以外，还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2亩，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各种设备均达到一级水平的幼儿园。
估计诗人应该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能否摸着良心对世人说句实话：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好不好？让孩子离父母近一些好不好？领导应不应该关注并解决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如果诗人反对，那我们也不得不引用诗人诗中的句子提醒诗人：“后人都不管了
! 孩子们都不要了，谁来捧你的骨灰盒?”连让孩子离父母近一些的权利都要剥夺，在那么火热滚烫的诗句中，怎么会包裹着如此冷酷的心？！需要提到的一个小细节是，将军的外孙子当时也在这所幼儿园里，难道他连自己的外孙子也不要了吗？撒谎造谣能否多少也讲究点逻辑和常理？
将军自到北京工作后，一直住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盖房子本无可厚非。后来在老幼儿园的地皮上先后盖了五位首长的房子。其中罗洪标将军还曾是诗人所在的工程兵的老首长，他还是北京市优秀校外辅导员，是孩子们十分喜爱的老爷爷。估计诗人没有兴趣写这位在幼儿园盖“豪宅”，但孩子们却很喜欢的老将军，因为包括罗将军在内的那四位将军的名望和地位较那位名将还是低了点，无法给诗人带来“震惊世界”的荣耀。
后来因为建金融街，这个胡同和这些将军们的住宅于2004年底已经被拆毁，永远地消失了。
诗的序文还说：将军这座“豪宅”，“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全部现代化设备，不知诗人是怎样界定“现代化设备”的？你诗人住的房子有电灯电话吗？烧暖气吗？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吗？这也是全部现代化设备，我们能否也说，诗人，不能这样做？
修建这些将军们的“豪宅”，一分钱外汇没有花。大白墙，连壁纸都没有，就是立邦漆，地毯也是化纤的。当时有传说，说这座豪宅连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其实所有的厨卫用具都是北京大街商店买的。进口？有点常识好不好？进口都是批量货，你想单买，谁给你？想动用外汇，几十万，谁有权批？谁敢批？将军曾给广州军区吴克华司令员打招呼，帮助给兵种机关买几辆中巴，要上百万人民币，终因意见不统一而未办成。那时候，连百十来万人民币，身为开国上将的他，一个人说了都不算，何况几十万外汇！那么多外汇，能盖多少房子啊！当然，诗人指的外汇如果是津巴布韦币，那我们无话可说。
当年，诗人的大作不啻是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惊动了最高层。党中央、军委、三总部和纪委都介入了解调查此事，很多人还去参观。而看过的人要么无语，要么愤怒，因为事实和诗人的“据说”相差太远。将军本人也要求上级调查，并欢迎大家参观，他说，如果你们看了，谁认为这个房子好，谁来住，把你的房子给我住就行了。将军坚决拒绝入住，要求另找房子，经组织做工作，才搬了进去。事实真相面前，很多人都有一种被文人欺骗和耍弄了的感觉。中央愤怒了，军委总部愤怒了，邓小平说，诗人，不能这样写。的确，歪曲事实能行吗？
2010年5月，这位诗人在武汉一个公众场合宣称，当时有23个将军要枪毙他，他受了6年批判。这不准确。当时了解了事实真相的人，对诗人的人品表示鄙夷的难以计数，何止23个！批判6年不冤枉，毕竟诗人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终身红利──名扬天下。
无独有偶，2010年5月8号，这位66岁的诗人，在武汉签名售书时大爆粗口，说：“网，是文盲的群体。” 此言一出，即遭到无数网民的唾骂。当年以幼儿园孩子为武器，狙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可能还意犹未尽，虽已是奔古稀之年，且身患绝症，仍不甘寂寞，要与数以亿计的网络爱好者为敌。总书记、总理、科学家、文学家、工农兵学商直至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这些网络爱好者都是文盲，唯有我们的诗人是这个地球上的一枝独秀。哎呀呀，我们这些文盲们真应该五体投地，俯身膜拜呀。看来一个人要改变是很难的。搞不明白，安静平和地做人，很难吗？靠诋毁践踏别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很有快感吗？我们的大诗人，你不认为，你欠幼儿园那些被你当枪使的天真孩子们一个道歉？欠那位疼爱孩子，在80岁生日时还特意将外地一群小学生寄赠给他的红领巾与名人字画共同挂在会客室里的老将军一个道歉？
事情过去30多年了，但人们依然没有忘却。这使我懂得，笔杆子能杀人，而且杀得更彻底，那疤痕永在，那伤痛永存，那鲜血永远无法褪色。同时也提醒人们──那些在公众面前激昂慷慨的表白和倾诉，未必与事实相符；说者的内心世界未必像他展示给世人的那样坦荡干净。
诗的序文最后是一个带着省略号的字：“我”。那就让我们用诗人这首诗中的句子结束吧：“我说什么? 我怎么说?”
更倾向叶文福先生的诗，而不相信这篇辩解文章。
读到陈将军对地方领导那种趾高气扬，蛮横无理提要求的段落，更相信叶先生批评的事是真的
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逢中必反的造反派我一直是痛深恶极的
这将军的心有多么大哇。
当时的外汇政策我就不了解了
, 这首诗我早就听过，我妈在总政工作，当年也和叶文福打过交道。
转这个贴纯属信息交流，基本没有预设立场，稍倾向一点叶先生，因为这几年耳闻目睹部队里面的贪腐行为，很痛心，焦心。
这位将军再大，能大过邓小平？
1977年9月， 这位将军到某兵种担任司令员职务。工作中，他发现，历年年终总结和民主生活会中，机关干部们给兵种领导提的意见中，有两条意见相当强烈。一是机关干部住房 紧张，机关院子小，住房和办公都非常拥挤。很多干部都是两家合住在一个小单元里，有的甚至三代同室。许多够随军条件的干部，因为没有房子，无法办理随军家 属的户口。二是幼儿园离机关太远，兵部大院在北京西郊（地铁一号线玉泉路站东南出口处），但幼儿园却设在了城里，就是现在西二环内金融街那儿的一个胡同 里。每周六下午班车拉孩子们回家，周一早晨在兵部大楼前乘车回幼儿园，平时要是孩子得病了，或有什么事需要照顾时，家长放心不下，可要去接，来回乘车、倒 车、步行至少1──2个小时，极不方便，还影响工作。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把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面对大家的意见，兵种领导和机关也决心把幼儿园搬迁作为为机关干部办的“实事”之一。
这部分是解释当年的动机.....和和, [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的说法说明这些动机是后人罗列出来的.
因为原诗发表于1979年夏. 而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9才开始. 1979前, 中国大体实行的是生育两胎的计划生育. [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说法, 至少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
这些应该有文件可查.....wiki也未必就准确....
早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表示“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4]。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从此，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5]
1979年起，各地在中央要求下陆续出台了计划生育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除个别省份农村实行两孩政策外，全国城乡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1982年，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这种强制上环、强制绝育的政策在一些地区沿用至今，对人民健康尤其是強制墮胎對妇女健康造成很大伤害，也涉嫌侵犯人权，特別是女权。
1984年起，计划生育政策又有多次调整。最近的调整是2013年启动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6][7]，即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育两个孩子。目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生育一名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常见情况有：农村夫妻第一胎为女孩（一孩半），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两孩），第一胎为无法成为劳动力的残疾儿，以及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夫妻。再婚夫妇总计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所以我无兄弟姐妹。
隐藏在那首诗作背后的真相
1979年夏天，原工程兵政治部诗人叶文福的一首长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公开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诗人也因此诗而名扬天下，奠定了自己“著名作家”的荣耀地位。诗人在诗中指责将军：“为了你的‘现代化’，幼儿园都拆掉了，后人都不管了! ”诗中刻薄地说：“孩子们都不要了，谁来捧你的骨灰盒? ”
诗中说的这位将军，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实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最近，不止一位朋友无意中提起或询问这件发生在30年前的事情。本人原打算在撰写这位将军的传记时再将这一段事实公布于众。但有朋友希望现在就知道，碍于博文的篇幅限制，为了简单明了，我还是依着诗人的思路和文字，有针对性地叙述吧。目的就是还当时的人与事一个本来面目。
这首诗的序文不算标点符号，全文仅79个字。其中具有实质性的是如下57个字：“据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我”够简洁了吧？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在如此简洁的文字里，隐藏着多么大的危言耸听！
诗人一开头就说明，是“据说”。这等于承认他没有亲自调查研究，他只是听说，但怎么会仅凭道听途说，便生出这么一篇指向性明确的攻击文字呢？作家的责任、道德和良心难道都典当给了这“据说”吗？这一据说。其实就是一位在这个兵种机关工作的作家L某，是诗人的湖北老乡，添油加醋吹乎的结果，文人相聚，无话不聊，说者有心无心不知道，但诗人肯定是有心人，机会来了，“据说”拉开了大幕！（作者注：这位L姓作家在将军治下没有因此事受到任何为难。）
诗的序文说：“一位遭‘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将领，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这是这个序文里唯一正确无误的信息。只是诗人的意图并非为该将军歌功颂德，而是要用下面的文字告诉人们，其实这些受过迫害的人也不咋的。
诗的序文接着说：“竟下令拆掉幼儿园，为自己盖楼房”。需要给作者纠正一下，不是将军下令，而是经过多次办公会、常委会研究酝酿后决定的，是一个机关建设整体规划。不是拆，而是搬。不是盖楼房而是原房（平房）改造，那儿始终就没有楼房。
事情是这样的：
1977年9月，这位将军到某兵种担任司令员职务。工作中，他发现，历年年终总结和民主生活会中，机关干部们给兵种领导提的意见中，有两条意见相当强烈。一是机关干部住房紧张，机关院子小，住房和办公都非常拥挤。很多干部都是两家合住在一个小单元里，有的甚至三代同室。许多够随军条件的干部，因为没有房子，无法办理随军家属的户口。二是幼儿园离机关太远，兵部大院在北京西郊（地铁一号线玉泉路站东南出口处），但幼儿园却设在了城里，就是现在西二环内金融街那儿的一个胡同里。每周六下午班车拉孩子们回家，周一早晨在兵部大楼前乘车回幼儿园，平时要是孩子得病了，或有什么事需要照顾时，家长放心不下，可要去接，来回乘车、倒车、步行至少1──2个小时，极不方便，还影响工作。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把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面对大家的意见，兵种领导和机关也决心把幼儿园搬迁作为为机关干部办的“实事”之一。
但是幼儿园搬往机关附近，改善干部住房，都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没有地。所以年年提，年年解决不了。将军到任后听闻，大院西边那60亩菜地原来已经划拨给了兵种机关，可当时的领导认为用不了，就又还给了北京市。他想，如果有这个过程，就可以据理力争，把地重新要回来。他令机关去查，结果翻遍北京市土地档案记载，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地从来就和部队没有任何关系。
原想据理力争，现在“理”不存在了，怎么办？将军是个有特殊性格的人，想办的事，一定要办到。据理力争不成，就据力而争。他请当时海淀区书记、革委会主任张还吾同志和另一位领导来办公室商谈。张书记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同志，一参加革命就在将军领导创建的根据地工作。见到久仰大名的老首长，张书记很高兴，一再说“我是你的兵！”。
但感情归感情，原则是原则，当将军提出要地时，张书记明确地表示，部队的困难他理解，但事关土地这样的大事，必须报市领导。将军说，那好，你现在就给你们书记、市长打电话，就说我说的，请他们到我这里来一趟。张书记一听，笑了，他知道将军，在全国全军都是有名的火爆脾气直肠子。他看抬出市长、书记也“压”不住将军，便说：“司令员，你的指示我们一定认真考虑，但也要回去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个会，研究如何落实你的指示呀。”将军听了，大笑：“好呀，不就是开会吗？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他们都来我这里开会。现场办公嘛！”张书记这时候意识到，自己今天来容易，想走不容易。没有个眉目，恐怕是出不了这个屋了。他和一起来的另一位领导同志在外屋悄声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对将军说，同意将这块地给部队。但人员安置，钱、物资补偿问题，也提了很多条件。都知道这个兵种财大气粗，敲点“竹杠”也不过分。将军听了很痛快地说，行啊，你给地就行。具体叫机关负责同志和你们谈。
就这样，困扰这个兵种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被干脆利索地解决了。这在北京西郊所有军兵种领导机关中，恐怕算是“独一份”。
这就是该兵种西院的来历，在这块地上除修建了几栋宿舍楼以外，还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2亩，建筑面积3400平方米，各种设备均达到一级水平的幼儿园。
估计诗人应该也是一个当父亲的人，能否摸着良心对世人说句实话：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好不好？让孩子离父母近一些好不好？领导应不应该关注并解决这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如果诗人反对，那我们也不得不引用诗人诗中的句子提醒诗人：“后人都不管了
! 孩子们都不要了，谁来捧你的骨灰盒?”连让孩子离父母近一些的权利都要剥夺，在那么火热滚烫的诗句中，怎么会包裹着如此冷酷的心？！需要提到的一个小细节是，将军的外孙子当时也在这所幼儿园里，难道他连自己的外孙子也不要了吗？撒谎造谣能否多少也讲究点逻辑和常理？
将军自到北京工作后，一直住在总参翠微路招待所，盖房子本无可厚非。后来在老幼儿园的地皮上先后盖了五位首长的房子。其中罗洪标将军还曾是诗人所在的工程兵的老首长，他还是北京市优秀校外辅导员，是孩子们十分喜爱的老爷爷。估计诗人没有兴趣写这位在幼儿园盖“豪宅”，但孩子们却很喜欢的老将军，因为包括罗将军在内的那四位将军的名望和地位较那位名将还是低了点，无法给诗人带来“震惊世界”的荣耀。
后来因为建金融街，这个胡同和这些将军们的住宅于2004年底已经被拆毁，永远地消失了。
诗的序文还说：将军这座“豪宅”，“全部现代化设备，耗用了几十万元外汇。”全部现代化设备，不知诗人是怎样界定“现代化设备”的？你诗人住的房子有电灯电话吗？烧暖气吗？用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吗？这也是全部现代化设备，我们能否也说，诗人，不能这样做？
修建这些将军们的“豪宅”，一分钱外汇没有花。大白墙，连壁纸都没有，就是立邦漆，地毯也是化纤的。当时有传说，说这座豪宅连水龙头都是镀金的。其实所有的厨卫用具都是北京大街商店买的。进口？有点常识好不好？进口都是批量货，你想单买，谁给你？想动用外汇，几十万，谁有权批？谁敢批？将军曾给广州军区吴克华司令员打招呼，帮助给兵种机关买几辆中巴，要上百万人民币，终因意见不统一而未办成。那时候，连百十来万人民币，身为开国上将的他，一个人说了都不算，何况几十万外汇！那么多外汇，能盖多少房子啊！当然，诗人指的外汇如果是津巴布韦币，那我们无话可说。
当年，诗人的大作不啻是扔下一枚重磅炸弹，惊动了最高层。党中央、军委、三总部和纪委都介入了解调查此事，很多人还去参观。而看过的人要么无语，要么愤怒，因为事实和诗人的“据说”相差太远。将军本人也要求上级调查，并欢迎大家参观，他说，如果你们看了，谁认为这个房子好，谁来住，把你的房子给我住就行了。将军坚决拒绝入住，要求另找房子，经组织做工作，才搬了进去。事实真相面前，很多人都有一种被文人欺骗和耍弄了的感觉。中央愤怒了，军委总部愤怒了，邓小平说，诗人，不能这样写。的确，歪曲事实能行吗？
2010年5月，这位诗人在武汉一个公众场合宣称，当时有23个将军要枪毙他，他受了6年批判。这不准确。当时了解了事实真相的人，对诗人的人品表示鄙夷的难以计数，何止23个！批判6年不冤枉，毕竟诗人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终身红利──名扬天下。
无独有偶，2010年5月8号，这位66岁的诗人，在武汉签名售书时大爆粗口，说：“网，是文盲的群体。” 此言一出，即遭到无数网民的唾骂。当年以幼儿园孩子为武器，狙击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可能还意犹未尽，虽已是奔古稀之年，且身患绝症，仍不甘寂寞，要与数以亿计的网络爱好者为敌。总书记、总理、科学家、文学家、工农兵学商直至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这些网络爱好者都是文盲，唯有我们的诗人是这个地球上的一枝独秀。哎呀呀，我们这些文盲们真应该五体投地，俯身膜拜呀。看来一个人要改变是很难的。搞不明白，安静平和地做人，很难吗？靠诋毁践踏别人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很有快感吗？我们的大诗人，你不认为，你欠幼儿园那些被你当枪使的天真孩子们一个道歉？欠那位疼爱孩子，在80岁生日时还特意将外地一群小学生寄赠给他的红领巾与名人字画共同挂在会客室里的老将军一个道歉？
事情过去30多年了，但人们依然没有忘却。这使我懂得，笔杆子能杀人，而且杀得更彻底，那疤痕永在，那伤痛永存，那鲜血永远无法褪色。同时也提醒人们──那些在公众面前激昂慷慨的表白和倾诉，未必与事实相符；说者的内心世界未必像他展示给世人的那样坦荡干净。
诗的序文最后是一个带着省略号的字：“我”。那就让我们用诗人这首诗中的句子结束吧：“我说什么? 我怎么说?”
更倾向叶文福先生的诗，而不相信这篇辩解文章。
读到陈将军对地方领导那种趾高气扬，蛮横无理提要求的段落，更相信叶先生批评的事是真的
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逢中必反的造反派我一直是痛深恶极的
这将军的心有多么大哇。
当时的外汇政策我就不了解了
, 这首诗我早就听过，我妈在总政工作，当年也和叶文福打过交道。
转这个贴纯属信息交流，基本没有预设立场，稍倾向一点叶先生，因为这几年耳闻目睹部队里面的贪腐行为，很痛心，焦心。
这位将军再大，能大过邓小平？
1977年9月， 这位将军到某兵种担任司令员职务。工作中，他发现，历年年终总结和民主生活会中，机关干部们给兵种领导提的意见中，有两条意见相当强烈。一是机关干部住房 紧张，机关院子小，住房和办公都非常拥挤。很多干部都是两家合住在一个小单元里，有的甚至三代同室。许多够随军条件的干部，因为没有房子，无法办理随军家 属的户口。二是幼儿园离机关太远，兵部大院在北京西郊（地铁一号线玉泉路站东南出口处），但幼儿园却设在了城里，就是现在西二环内金融街那儿的一个胡同 里。每周六下午班车拉孩子们回家，周一早晨在兵部大楼前乘车回幼儿园，平时要是孩子得病了，或有什么事需要照顾时，家长放心不下，可要去接，来回乘车、倒 车、步行至少1──2个小时，极不方便，还影响工作。因此大家强烈要求把幼儿园搬到机关附近。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面对大家的意见，兵种领导和机关也决心把幼儿园搬迁作为为机关干部办的“实事”之一。
这部分是解释当年的动机.....和和, [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这个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的说法说明这些动机是后人罗列出来的.
因为原诗发表于1979年夏. 而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79才开始. 1979前, 中国大体实行的是生育两胎的计划生育. [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说法, 至少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从此，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
这些应该有文件可查.....wiki也未必就准确....
中国大陆 主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早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表示“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4]。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有间隔地生育两个孩子。从此，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5]
1979年起，各地在中央要求下陆续出台了计划生育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除个别省份农村实行两孩政策外，全国城乡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1982年，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这种强制上环、强制绝育的政策在一些地区沿用至今，对人民健康尤其是強制墮胎對妇女健康造成很大伤害，也涉嫌侵犯人权，特別是女权。
1984年起，计划生育政策又有多次调整。最近的调整是2013年启动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6][7]，即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育两个孩子。目前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生育一名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常见情况有：农村夫妻第一胎为女孩（一孩半），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单独两孩），第一胎为无法成为劳动力的残疾儿，以及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夫妻。再婚夫妇总计只有一个子女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所以我无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