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还 12/14/2023
《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提到“奥伏赫变“（Aufheben）” 这个词， 说：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钱钟书此言感叹，黑格尔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化，无知乱讲，“无足怪也”。然而钱“为承学之士惜之”，大概没什么人会领情。“奥伏赫变”有矛盾的两义，在中文中先是音译，后来又意译为“扬弃”。“扬弃”可算信达雅了，但仍不见得有多么精妙，也不见得中国人翻译、理解了之后，就能“宜思辩”。
黑格尔在中国人心中的份量，似乎比在欧美人心中要重得多，其实这只是凭个马克思主义。佛家有随眠之说，讲的就是这个隐微的心理过程。即便在那些口头推崇黑格尔的国人的心中，概念清晰才是好语言：黑格尔吹捧“奥伏赫变”，他们大概不太感冒；而对钱的“惜之”，不嗤之以鼻就算好的了。（此处省略对此类人的批评一大段）
黑格尔对中国学问虽糊涂，但他的德语和拉丁语还是过关的，他认为“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遂导致德语比拉丁语更“义蕴深富”。这是不错的：世界上有包蕴“相反两意”这样的东西存在，就派给它这样一个名，不能以辞害义——因为要求语言清晰，合乎语法，就去否定这类东西的存在。
但这样一来，就能“冥契道妙”吗？恐怕不是。钱钟书在上引这段话之后，立刻就提到一个词可以有“三、四、五义”。以老子的“无为”为例，“无为”就包括了“相反两意”，至于“为无为”，就包含了三意，而“无不为”，包含更多。这些层次意义都搞明白了，就“冥契道妙”吗？未必。但是连这些都不能搞懂，就离任何理解都太远了。
一个人的思维，能处理清晰概念，或者逻辑二分法范围之内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小儿科，当然，大概至少要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水平，有志于此道的人，可以去玩美国小学的“Academic Games，Propaganda部分”。但处理“奥伏赫变“，能够在思维中“持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还能进行思辨和论证，却是连哲学家都可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思维中“持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概念的二义持有，却很重要。比如说历史、传统、学术……几乎任何还在发展中的东西，都需要类似地二义、多义持有，才能理解。将其简化为两个或若干个一义，互相凿枘不入，就只会得到狭隘的偏见。这就有个很麻烦的事情，既然说“奥伏赫变”，就很容易导致言人人殊：都有些什么？扬什么？弃什么？分寸和时机是什么？谁为评判？
以国学为例，国学都有些什么？如果没认真读上个几年，就猛地一盖，说都是糟粕，那么他的“奥伏赫变“，就只是无知者无畏，“免而无耻”的“赫变”了。对这样的人，交流没有任何意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很容易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里需要一个二义持有的能力。争论能否有意义，在于对二义持有的掌握程度；思维能否有意义，就在于这个基础的坚实度——能在上面建立个什么东西。对于不需“奥伏赫变”的话题或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aspectively。孔子讲，对不可与言的人言，君子以其为己之过，“患不知人也“。
历史进程，就是个“奥伏赫变“的过程。如余英时讲，现代化是传统的现代化。（大意如此，原文不记得了。）简单讲，历史有实然，也有应然。人文意义上的历史总是发生在实然与应然叠合的部分，没有应然，就成生物史；完全脱离实然，只能是白日梦。这并不意味着，“奥伏赫变”或扬弃是对正确和错误照单全收，那是认为历史只有黑白分明的幼稚想法。
这里所谓实然，指的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不管这个史实是否能用实证证明。这里应该提一句，现代人讲究“孤证不立”，即便孤证林立，但因各不相同，如历史事件相似而永无重复，这类的实证也算不得科学。所以历史可以讲用科学方法，但本质上历史不属于科学范畴，不是科学下的一个分支。
历史上的人，并不都是像个机器人，只被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所驱动。有些人，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人，有个“应然”的想法，不要做“物于物”的奴隶，而要按照心里的应然去干涉实然，使之向自己认为的“应该如何”发展；或者退一步，拒绝实然而独善其身。但也有时，很多人、大多数人有“应然”的想法，却仍扳不动那个实然。历史最终由这两者角力想从而成。
历史的应然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钱穆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亲涉历史事件的古人的应然观，他称之为历史意见；一种是后人，包括历史学家的意见，称为时代意见。历史意见在历史事件发生后是确定的。时代意见却随时代变化，时代意见对历史意见的诠释，也是如此。比如说，民国反军阀，就有某“历史学家”讲岳飞是军阀该杀；四九之后，讲民族，岳飞又成英雄，不该杀；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某“历史学家”，认为岳飞阻碍民族融合，杀也不冤。又如，秦桧是该站还是跪，是个令现代国人头脑发胀的硕大问题。
历史的这些方面需要人有一定的多义持有力，才不会导致大脑涨停，荷尔蒙做主。有人可能认为，这正是需要批判和消灭黑格尔的“奥伏赫变”一类邪说的原因。为避重就轻起见，这里举日本为例，来说明二义并存这种“尴尬”的不可避免性。
如二战中天皇裕仁的罪，据网友考证，历史意见的应然是，大多数人认为该杀；即便是在变化中的时代意见的应然里，这个意见大概也不会变到哪去。所以这是个简单的情形。然而，在历史实然中，却是最大的战犯安然无恙。这就令人很难接受了。是唯物呢？历史既然如此发生，就一定是正义。还是唯心呢？永不同意。那么该怎么办？历史读到此处，思维就此中断，大骂麦克阿瑟了事？显然，这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在读历史，不是在读历史教训。
每个人读历史，不仅仅是读史，也是在读自己，在两方面不断地“扬弃”。我无意阐述具体一事，如何应该如何“扬弃”，那是宣传机器的工作。这里只是讲一点儿对“扬弃”本身的性质和功用的思考。如果思维不中断，跳出来，从世界史，殖民扩张史，人类学，如影响美国人对日决策的《菊与刀》，去看，就会知道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存在，是多么地侥幸，那么，一个小丑的侥幸，就容易应付过来。
一个日本朋友与我谈论二战，说，日本社会仍然不能反思日本人二战的罪恶（他没提到日本天皇），这个像不谈屋子里的大象一样的巨大思想空洞，使年青一代中，即便严肃的日本人也怀疑权威和正义，以至于愤怒、空虚和颓废。他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认为他所讲的没办法，包括了如何使日本人反思，应该如何反思，和不反思的后果。
他是个二义持有者，他不怀疑权威和正义的存在，也不愤怒、空虚和颓废，他想从中找出意义来。在这类问题里，是和正确是难以得到的，但非和错误是不容含糊的。他所讲的情形，类似于成吉思汗之于蒙古。蒙古人不反思，道歉也找不到人，但只要一天他们在崇拜成吉思汗，他们就一天衰落。这是个历史实然。有网友在严厉批判成吉思汗之后，又有一点儿怀疑，即成吉思汗所为，是否具有生物上的意义，即尽管蒙古民族衰落，但实际上使得蒙古人基因有了更广泛地传播。我对他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在有和没有成吉思汗的情形下，哪个会使蒙古人的基因在历史跨度上有更广泛地传播。所以这样的一个假设，形同拿民族的命运孤注一掷，意图侥幸，也是罪恶，即便对蒙古这个民族来说。至于这个赌博胜面有多少，在笃信中国古人所讲的天道循环的人看来，一点也没有。如果日本没有完全成为另一个蒙古，是原子弹的所赐。
南京大屠杀是另一类问题，此中日本人的罪恶无可开脱，对于一个有着良知和常识的人来说。但其意义，却不那么容易理解，甚至有纷争。此类纷争，多是理解上的，不是关于事件本身。比如说在人性和人类的层面上，这说明了什么？政治和文化似乎也尚未给这一事件清算的时机。对历史学家来说，计量史学、叙述史学、或某种主义下的史学，也需对此有一回应，这也引起纷争。
单从实然，或者单从应然，是不能理解历史的。计量史学追求历史的彻底实然，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信息学家克劳德·香农讲，“过去不可知，未来不可控”。如蝴蝶效应，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大气混沌系统，也不可能从风暴一步步地推演回到蝴蝶翅膀。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单单从某个主义的应然看历史，就有“何不食肉糜”的困惑，或古人都是无知傻瓜（除了西方）的优越感。这类人是不需评论的，后世与他们类似的人自会评论。所以西方在上世纪后期，有了叙述史学的重新兴起，这实际上是容纳、持有多义的要求。
从一般性的实然与应然来看，能黑白彻底分开的东西，是极少数的。很多人已经知道，坚持一切都要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仅仅是思维简单，而且是有害的。
魔鬼在细节里，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二义及多义，才是普遍的。二义（或多义）持有，实际上，很多人“日用而不知”。然而因为不知，也不能尽其用。
那么，二义（或多义）持有，只是糊涂不清的，痛苦的，应被消除的？基督教讲，万物互相效力，使爱神者得福。仿此，二义（或多义）并不是个负面的东西，而且几乎是神圣的，是实然而应然的——曲折而晦涩（elusive）。
那么，如何能持？如钱钟书所讲，“奥伏赫变”这类的东西，在国学里，几乎俯拾皆是，持的方法也就在其中了。白话文将古文截断时，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也就被截断了。从这一角度，可以知道为什么现代的国人觉得国学难理解。从二义（或多义）持有，所能得到的东西，也与“奥伏赫变”类似：不是什么必然或逻辑正误，如果是这些东西，那么AI和百科就是最智慧的了；而是“必不”和“或有”，这不是个答案，而是个空间。如“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名言所讲，必然和正确不可得，但坏可知。
这个空间是为良知、常识、自觉、想象、和创造等留下的，即，为“人而实现一个人”，留下了空间。所谓独立思考，不是二义或多义取一而将思考依傍过去，那太轻松了；不是二三其德，那也过于轻松了；而是持多而得一自立，因而有自由、有选择。持有不是轻松的，独立思考也不是，独立思考是沉重的，需要能持的人。庄子云：且有真人，然后有真知。 也就是说，得到真知对每个人或者可能——应然；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真知——实然。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能立者，终坍塌为尘埃。
历史实然不可得，但良心可以选择应然。
大約可類比物理学的守恒律和數學的對稱性。這跟佛法説的業力也相通。
以南京大屠杀為例，日本同时為自己種下祸根。其戰敗被美國駐軍，而選冲绳，又使未來(也许就不久)中國助冲绳獨立更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以色列現在的行為亦然，雖然它盲目於此。耀武扬威一時，其實是可憐憫者。
无门关有两义有了解，
请问无为的两义
太丢人了!
ein und das 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
他不会理会什麽南京鬼魂的。
杨道还 12/14/2023
《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提到“奥伏赫变“（Aufheben）” 这个词， 说：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钱钟书此言感叹，黑格尔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文化，无知乱讲，“无足怪也”。然而钱“为承学之士惜之”，大概没什么人会领情。“奥伏赫变”有矛盾的两义，在中文中先是音译，后来又意译为“扬弃”。“扬弃”可算信达雅了，但仍不见得有多么精妙，也不见得中国人翻译、理解了之后，就能“宜思辩”。
黑格尔在中国人心中的份量，似乎比在欧美人心中要重得多，其实这只是凭个马克思主义。佛家有随眠之说，讲的就是这个隐微的心理过程。即便在那些口头推崇黑格尔的国人的心中，概念清晰才是好语言：黑格尔吹捧“奥伏赫变”，他们大概不太感冒；而对钱的“惜之”，不嗤之以鼻就算好的了。（此处省略对此类人的批评一大段）
黑格尔对中国学问虽糊涂，但他的德语和拉丁语还是过关的，他认为“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遂导致德语比拉丁语更“义蕴深富”。这是不错的：世界上有包蕴“相反两意”这样的东西存在，就派给它这样一个名，不能以辞害义——因为要求语言清晰，合乎语法，就去否定这类东西的存在。
但这样一来，就能“冥契道妙”吗？恐怕不是。钱钟书在上引这段话之后，立刻就提到一个词可以有“三、四、五义”。以老子的“无为”为例，“无为”就包括了“相反两意”，至于“为无为”，就包含了三意，而“无不为”，包含更多。这些层次意义都搞明白了，就“冥契道妙”吗？未必。但是连这些都不能搞懂，就离任何理解都太远了。
一个人的思维，能处理清晰概念，或者逻辑二分法范围之内的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小儿科，当然，大概至少要小学高年级学生的水平，有志于此道的人，可以去玩美国小学的“Academic Games，Propaganda部分”。但处理“奥伏赫变“，能够在思维中“持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还能进行思辨和论证，却是连哲学家都可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思维中“持有”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概念的二义持有，却很重要。比如说历史、传统、学术……几乎任何还在发展中的东西，都需要类似地二义、多义持有，才能理解。将其简化为两个或若干个一义，互相凿枘不入，就只会得到狭隘的偏见。这就有个很麻烦的事情，既然说“奥伏赫变”，就很容易导致言人人殊：都有些什么？扬什么？弃什么？分寸和时机是什么？谁为评判？
以国学为例，国学都有些什么？如果没认真读上个几年，就猛地一盖，说都是糟粕，那么他的“奥伏赫变“，就只是无知者无畏，“免而无耻”的“赫变”了。对这样的人，交流没有任何意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很容易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这里需要一个二义持有的能力。争论能否有意义，在于对二义持有的掌握程度；思维能否有意义，就在于这个基础的坚实度——能在上面建立个什么东西。对于不需“奥伏赫变”的话题或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aspectively。孔子讲，对不可与言的人言，君子以其为己之过，“患不知人也“。
历史进程，就是个“奥伏赫变“的过程。如余英时讲，现代化是传统的现代化。（大意如此，原文不记得了。）简单讲，历史有实然，也有应然。人文意义上的历史总是发生在实然与应然叠合的部分，没有应然，就成生物史；完全脱离实然，只能是白日梦。这并不意味着，“奥伏赫变”或扬弃是对正确和错误照单全收，那是认为历史只有黑白分明的幼稚想法。
这里所谓实然，指的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不管这个史实是否能用实证证明。这里应该提一句，现代人讲究“孤证不立”，即便孤证林立，但因各不相同，如历史事件相似而永无重复，这类的实证也算不得科学。所以历史可以讲用科学方法，但本质上历史不属于科学范畴，不是科学下的一个分支。
历史上的人，并不都是像个机器人，只被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所驱动。有些人，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人，有个“应然”的想法，不要做“物于物”的奴隶，而要按照心里的应然去干涉实然，使之向自己认为的“应该如何”发展；或者退一步，拒绝实然而独善其身。但也有时，很多人、大多数人有“应然”的想法，却仍扳不动那个实然。历史最终由这两者角力想从而成。
历史的应然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钱穆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亲涉历史事件的古人的应然观，他称之为历史意见；一种是后人，包括历史学家的意见，称为时代意见。历史意见在历史事件发生后是确定的。时代意见却随时代变化，时代意见对历史意见的诠释，也是如此。比如说，民国反军阀，就有某“历史学家”讲岳飞是军阀该杀；四九之后，讲民族，岳飞又成英雄，不该杀；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有某“历史学家”，认为岳飞阻碍民族融合，杀也不冤。又如，秦桧是该站还是跪，是个令现代国人头脑发胀的硕大问题。
历史的这些方面需要人有一定的多义持有力，才不会导致大脑涨停，荷尔蒙做主。有人可能认为，这正是需要批判和消灭黑格尔的“奥伏赫变”一类邪说的原因。为避重就轻起见，这里举日本为例，来说明二义并存这种“尴尬”的不可避免性。
如二战中天皇裕仁的罪，据网友考证，历史意见的应然是，大多数人认为该杀；即便是在变化中的时代意见的应然里，这个意见大概也不会变到哪去。所以这是个简单的情形。然而，在历史实然中，却是最大的战犯安然无恙。这就令人很难接受了。是唯物呢？历史既然如此发生，就一定是正义。还是唯心呢？永不同意。那么该怎么办？历史读到此处，思维就此中断，大骂麦克阿瑟了事？显然，这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在读历史，不是在读历史教训。
每个人读历史，不仅仅是读史，也是在读自己，在两方面不断地“扬弃”。我无意阐述具体一事，如何应该如何“扬弃”，那是宣传机器的工作。这里只是讲一点儿对“扬弃”本身的性质和功用的思考。如果思维不中断，跳出来，从世界史，殖民扩张史，人类学，如影响美国人对日决策的《菊与刀》，去看，就会知道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的存在，是多么地侥幸，那么，一个小丑的侥幸，就容易应付过来。
一个日本朋友与我谈论二战，说，日本社会仍然不能反思日本人二战的罪恶（他没提到日本天皇），这个像不谈屋子里的大象一样的巨大思想空洞，使年青一代中，即便严肃的日本人也怀疑权威和正义，以至于愤怒、空虚和颓废。他看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认为他所讲的没办法，包括了如何使日本人反思，应该如何反思，和不反思的后果。
他是个二义持有者，他不怀疑权威和正义的存在，也不愤怒、空虚和颓废，他想从中找出意义来。在这类问题里，是和正确是难以得到的，但非和错误是不容含糊的。他所讲的情形，类似于成吉思汗之于蒙古。蒙古人不反思，道歉也找不到人，但只要一天他们在崇拜成吉思汗，他们就一天衰落。这是个历史实然。有网友在严厉批判成吉思汗之后，又有一点儿怀疑，即成吉思汗所为，是否具有生物上的意义，即尽管蒙古民族衰落，但实际上使得蒙古人基因有了更广泛地传播。我对他的回答是，没有人知道，在有和没有成吉思汗的情形下，哪个会使蒙古人的基因在历史跨度上有更广泛地传播。所以这样的一个假设，形同拿民族的命运孤注一掷，意图侥幸，也是罪恶，即便对蒙古这个民族来说。至于这个赌博胜面有多少，在笃信中国古人所讲的天道循环的人看来，一点也没有。如果日本没有完全成为另一个蒙古，是原子弹的所赐。
南京大屠杀是另一类问题，此中日本人的罪恶无可开脱，对于一个有着良知和常识的人来说。但其意义，却不那么容易理解，甚至有纷争。此类纷争，多是理解上的，不是关于事件本身。比如说在人性和人类的层面上，这说明了什么？政治和文化似乎也尚未给这一事件清算的时机。对历史学家来说，计量史学、叙述史学、或某种主义下的史学，也需对此有一回应，这也引起纷争。
单从实然，或者单从应然，是不能理解历史的。计量史学追求历史的彻底实然，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信息学家克劳德·香农讲，“过去不可知，未来不可控”。如蝴蝶效应，即便是一个简单的大气混沌系统，也不可能从风暴一步步地推演回到蝴蝶翅膀。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单单从某个主义的应然看历史，就有“何不食肉糜”的困惑，或古人都是无知傻瓜（除了西方）的优越感。这类人是不需评论的，后世与他们类似的人自会评论。所以西方在上世纪后期，有了叙述史学的重新兴起，这实际上是容纳、持有多义的要求。
从一般性的实然与应然来看，能黑白彻底分开的东西，是极少数的。很多人已经知道，坚持一切都要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仅仅是思维简单，而且是有害的。
魔鬼在细节里，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二义及多义，才是普遍的。二义（或多义）持有，实际上，很多人“日用而不知”。然而因为不知，也不能尽其用。
那么，二义（或多义）持有，只是糊涂不清的，痛苦的，应被消除的？基督教讲，万物互相效力，使爱神者得福。仿此，二义（或多义）并不是个负面的东西，而且几乎是神圣的，是实然而应然的——曲折而晦涩（elusive）。
那么，如何能持？如钱钟书所讲，“奥伏赫变”这类的东西，在国学里，几乎俯拾皆是，持的方法也就在其中了。白话文将古文截断时，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也就被截断了。从这一角度，可以知道为什么现代的国人觉得国学难理解。从二义（或多义）持有，所能得到的东西，也与“奥伏赫变”类似：不是什么必然或逻辑正误，如果是这些东西，那么AI和百科就是最智慧的了；而是“必不”和“或有”，这不是个答案，而是个空间。如“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句名言所讲，必然和正确不可得，但坏可知。
这个空间是为良知、常识、自觉、想象、和创造等留下的，即，为“人而实现一个人”，留下了空间。所谓独立思考，不是二义或多义取一而将思考依傍过去，那太轻松了；不是二三其德，那也过于轻松了；而是持多而得一自立，因而有自由、有选择。持有不是轻松的，独立思考也不是，独立思考是沉重的，需要能持的人。庄子云：且有真人，然后有真知。 也就是说，得到真知对每个人或者可能——应然；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真知——实然。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能立者，终坍塌为尘埃。
历史实然不可得，但良心可以选择应然。
大約可類比物理学的守恒律和數學的對稱性。這跟佛法説的業力也相通。
以南京大屠杀為例，日本同时為自己種下祸根。其戰敗被美國駐軍，而選冲绳，又使未來(也许就不久)中國助冲绳獨立更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以色列現在的行為亦然，雖然它盲目於此。耀武扬威一時，其實是可憐憫者。
无门关有两义有了解，
请问无为的两义
太丢人了!
ein und das 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
他不会理会什麽南京鬼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