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道还 8/31/2023
（一）
《庄子》杂篇里的《寓言》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
寓言这个词是《庄子》最先用的，词源、终极解释权在《庄子》原文。重言，一般认为是重复前人的名言。卮言就是自然而然，随几而发，随缘而讲，如“卮言日出”之意。“倪”，是边际的意思。“和以天倪”大概是讲，卮言是天然地微中、契合于微妙的边际的那些话。
（二）
这里的十九和十七，历来认为是十分之九、十分之七，然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集释》说（大意）：亲父说儿子好，顶多十分之一的人信；非其父者说好，就有九成人信了。《集解》却认为，《庄子》书中：“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按照《集解》这个观点，十九和十七重叠，寓言里有大部分是前人话语，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这两种观点显然在量化上都有问题。现代有人善于用字眼出现频率的统计读古书，这种量化的具体分析，这里不越俎代庖了。
杨宪益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说：“多以为十九的意义是十分之九……。这未免太小看了古人的数学知识。……十九与十七当皆为实数。”（杨宪益《译余偶拾》，“《庄子》的原来篇目”）杨宪益是近现代的著名翻译家，他与他的英国夫人合译的《红楼梦》，大概有人听说过。
杨宪益认为，《寓言》篇，像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原序”。这个看法可以商榷。但《寓言》篇这段话的所指，是《庄子》原书，是总览原书的概括，迨无疑义。十九是“实数”，就是19。杨宪益作了个加法，19+17=36。由此他推论，《庄子》中，如只有《内篇》是庄子亲笔，那么《内篇》当有三十六则。
今本《庄子》中只有《内篇》是庄子所作，其余都是门徒、弟子、和其他人所增益。这一认识，古已有之。比如说王夫之多有议论，也就有人去议论王夫之的议论，没完没了。但杨宪益此说，是个实打实的数学问题，可以靠数数来验证。
杨宪益有古风，不肯扔下问题，哗众就跑。他将《内篇》分为三十六则，试图将其与19和17对应起来。举例来说，他将《逍遥游》分成四则，鲲与鹏、尧与许由、肩吾闻言于接舆、惠子问庄生。通过这样的分法，他得出了“计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庄子三篇，南伯子綦三篇，许由二篇，子輿二篇，王倪二篇，老聃二篇，接輿二篇。这样看起来，假借相同的古人姓名的寓言共有十七篇，此外的寓言共有十九篇……完全相符，这如果都是巧合着未免太巧了。”注意，这里的重言，是指对一个人引了又引的部分，第一次引用不算，比如说“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重言就是八篇。所以8+2+2+1+1+1+1+1=17。
这样的分则，似乎有某种程度上不确定性。如惠子问庄生，先问大瓠，后问大树，却被归为一则。但《寓言》的作者如何分，或许也是一样有此类的不确定性，或可相抵。
（三）
杨宪益此说，如能成立，那么寓言和重言需重新诠释。按照上引杨宪益的这段话，十七重言，同时也全为寓言，即寓言三十六，其中人名重了的有十七，其余全为卮言。这样解释的重言与“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似乎不合。
按照重言在原文中的解释，这些引用里，有典故的是十七；其余只是假借他人人名的寓言故事。《寓言》的作者说，“耆艾”的话也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重言，需要排除那些老而不死是为贼的陈人的话。已，本意为止、成、毕；这样的话，又要“先”他人而言之，然后是重言。所以重言，当是“立言”的性质：在考之于经纬本末，有所达到、屹立存照而颠扑不破、意义完整，而又是言前人之所未言。立言，大概略同于天然石峰、巨石、石柱、石拱等的立；不过是人作而存在于语言文字中。
寓言是“藉外论之”。按照《寓言》里的解释，亲父说和非其父者说的内容并无不同，然而非其父者，那个局外人说的，带有寓言的局外而超然的性质，因而能够更好地传达。有人认为，语言能清晰描述事物，才是好的。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清晰不等同于传达，不清晰不等同于不能传达。而传达，如观花，不在于远看，不在于近看，而在于恍然那一刻，“应于化而解于物”。
《庄子·杂篇》有：“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世界上的事物，能被清晰描述的少。譬如说，情就是无法用语言清晰描述的；因而一切有情、可寄情的事物，都无法尽述。对于那些无法清晰描述的抽象的东西，圣哲们不得不动用种种方法去传达，陈述、白描、比喻、象征、寓言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逞才情，而是支离其德以传达、接引。
而这些里，“以寓言为广”。寓言有超出比喻和象征的部分，不能用这两者涵盖。即，寓言指向的对象可以完全脱离相像、类似、和文字，完全存在于言外之意，而又存在于意有所随的那个所随。
汪曾祺有个短篇名为《鉴赏家》，里面有段画家季陶民和一个普通果贩、但具慧眼的鉴赏家叶三的对话：“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风耶？乱耶？寓言、重言、卮言？
杨道还 8/31/2023
（一）
《庄子》杂篇里的《寓言》有：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
寓言这个词是《庄子》最先用的，词源、终极解释权在《庄子》原文。重言，一般认为是重复前人的名言。卮言就是自然而然，随几而发，随缘而讲，如“卮言日出”之意。“倪”，是边际的意思。“和以天倪”大概是讲，卮言是天然地微中、契合于微妙的边际的那些话。
（二）
这里的十九和十七，历来认为是十分之九、十分之七，然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集释》说（大意）：亲父说儿子好，顶多十分之一的人信；非其父者说好，就有九成人信了。《集解》却认为，《庄子》书中：“寄寓之言，十居其九……引重之言，十居其七”，“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按照《集解》这个观点，十九和十七重叠，寓言里有大部分是前人话语，其中一小部分不重要。这两种观点显然在量化上都有问题。现代有人善于用字眼出现频率的统计读古书，这种量化的具体分析，这里不越俎代庖了。
杨宪益提出了另外的观点，他说：“多以为十九的意义是十分之九……。这未免太小看了古人的数学知识。……十九与十七当皆为实数。”（杨宪益《译余偶拾》，“《庄子》的原来篇目”）杨宪益是近现代的著名翻译家，他与他的英国夫人合译的《红楼梦》，大概有人听说过。
杨宪益认为，《寓言》篇，像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原序”。这个看法可以商榷。但《寓言》篇这段话的所指，是《庄子》原书，是总览原书的概括，迨无疑义。十九是“实数”，就是19。杨宪益作了个加法，19+17=36。由此他推论，《庄子》中，如只有《内篇》是庄子亲笔，那么《内篇》当有三十六则。
今本《庄子》中只有《内篇》是庄子所作，其余都是门徒、弟子、和其他人所增益。这一认识，古已有之。比如说王夫之多有议论，也就有人去议论王夫之的议论，没完没了。但杨宪益此说，是个实打实的数学问题，可以靠数数来验证。
杨宪益有古风，不肯扔下问题，哗众就跑。他将《内篇》分为三十六则，试图将其与19和17对应起来。举例来说，他将《逍遥游》分成四则，鲲与鹏、尧与许由、肩吾闻言于接舆、惠子问庄生。通过这样的分法，他得出了“计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庄子三篇，南伯子綦三篇，许由二篇，子輿二篇，王倪二篇，老聃二篇，接輿二篇。这样看起来，假借相同的古人姓名的寓言共有十七篇，此外的寓言共有十九篇……完全相符，这如果都是巧合着未免太巧了。”注意，这里的重言，是指对一个人引了又引的部分，第一次引用不算，比如说“假借孔子的寓言有九篇”，重言就是八篇。所以8+2+2+1+1+1+1+1=17。
这样的分则，似乎有某种程度上不确定性。如惠子问庄生，先问大瓠，后问大树，却被归为一则。但《寓言》的作者如何分，或许也是一样有此类的不确定性，或可相抵。
（三）
杨宪益此说，如能成立，那么寓言和重言需重新诠释。按照上引杨宪益的这段话，十七重言，同时也全为寓言，即寓言三十六，其中人名重了的有十七，其余全为卮言。这样解释的重言与“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似乎不合。
按照重言在原文中的解释，这些引用里，有典故的是十七；其余只是假借他人人名的寓言故事。《寓言》的作者说，“耆艾”的话也不是所有的都属于重言，需要排除那些老而不死是为贼的陈人的话。已，本意为止、成、毕；这样的话，又要“先”他人而言之，然后是重言。所以重言，当是“立言”的性质：在考之于经纬本末，有所达到、屹立存照而颠扑不破、意义完整，而又是言前人之所未言。立言，大概略同于天然石峰、巨石、石柱、石拱等的立；不过是人作而存在于语言文字中。
寓言是“藉外论之”。按照《寓言》里的解释，亲父说和非其父者说的内容并无不同，然而非其父者，那个局外人说的，带有寓言的局外而超然的性质，因而能够更好地传达。有人认为，语言能清晰描述事物，才是好的。这是一种肤浅的认识，清晰不等同于传达，不清晰不等同于不能传达。而传达，如观花，不在于远看，不在于近看，而在于恍然那一刻，“应于化而解于物”。
《庄子·杂篇》有：“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世界上的事物，能被清晰描述的少。譬如说，情就是无法用语言清晰描述的；因而一切有情、可寄情的事物，都无法尽述。对于那些无法清晰描述的抽象的东西，圣哲们不得不动用种种方法去传达，陈述、白描、比喻、象征、寓言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逞才情，而是支离其德以传达、接引。
而这些里，“以寓言为广”。寓言有超出比喻和象征的部分，不能用这两者涵盖。即，寓言指向的对象可以完全脱离相像、类似、和文字，完全存在于言外之意，而又存在于意有所随的那个所随。
汪曾祺有个短篇名为《鉴赏家》，里面有段画家季陶民和一个普通果贩、但具慧眼的鉴赏家叶三的对话：“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叶三说：‘紫藤里有风。’‘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风耶？乱耶？寓言、重言、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