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对科学认知的影响
人类的认知活动不是从“一块白板”开始的,人们总是根据已有的认知图式,根据现存的语言系统来描述自然界的复杂现象。
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二人共创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的人应该具有相应不同的认知模式。“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定。”①“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②
尽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其不尽合理的一面,他将某一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绝对化,最终走向了语言决定论。但其语言与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之间密切联系且相互制约的观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客体的中介在认知活动中必将内化到主体的思维过程中,成为主体更深入地认识客体的主体性条件。主体通过语言而内化的知识结构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主体关于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乃至主体的思维方式。德国浪漫主义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谈到语言的这一重要特点时把它比作“魔圈”。他说:“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③
首先,由语言构成的理论体系制约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语言在认知活动中内化为主体的知识体系,它是主体选择客体、考察客体特征的前提。海森伯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物理学的历史不仅是一连串试验发现和观察,再继之以它们的数学描述的序列,它也是一部概念的历史。为了理解现象,第一个条件就是引入适当的概念。只有借助于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知道观察到了些什么。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通常需要有新的概念。”④在此所说的概念,无疑是通过语词表达出来的,没有语词这一物质外壳,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托。显然,人类科学理论发展的水平,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通过语词表达出来的概念实质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定了主体所可能认识的对象的范围。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的客体由于未纳入主体的认知领域而往往致使主体视而不见。洪堡特概括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外在的对象只有通过概念才会获得真实的存在。”⑤虽然他的观点有把对象看作是借助概念而存在的错误倾向,但是他却道出了语言在主体选择认识客体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其次,语言作为相对独立的中介系统影响着主体关于世界的现实图景。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指主体运用语言所建构的世界图景),并指出:“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⑥的确,主体的语言体系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感性材料的整理和处理,从而影响主体关于外部世界的现实图景。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最初的感知能力以及对经验材料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主体所掌握的特定的语言。如果让学习同一种语言的儿童中一部分多学习一点关于颜色的词汇,那么这些儿童辨明颜色的能力显然高于其他儿童。从主体的认知过程来看,语言是认知活动中主体整理感性材料以及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工具,因而它也是主体建构外部世界图景的立足点。如果主体所掌握的语言系统不同,那么主体抽象和概括认识客体的感性材料的方式也会不同,因而,主体以之建构的关于世界的现实图景也会不同。
再次,语言通过它所建构的文化体系影响着主体的思维方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依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民族文化和一种民族精神。一个人一旦通过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发生联系,那么主体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该文化形式所具有的种种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接受又可能是不知不觉的。洪堡特在谈到这一点时也指出:“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世纪来所经验的一切,对该民族的每一代人起着塑造成型的影响……面对语言的威力,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⑦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所接受的文化传统无疑对主体认知活动发生影响。
最后,前人在认知活动中所受到的影响必定会通过语言的形式影响后人的认知活动。正如洪堡特指出的那样:“由于语言同时存在于历代人类的讲话行为和所讲的话之中,它可以一代一代不间断地传递下去,所以使语言本身对我起着限制作用。”⑧我们的认识活动始终是以前人的科学成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一旦我们与这些语言形式出现的知识体系发生联系,我们实际上就在自己周围建起了认知构架。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思维方式,我们所认识的对象都受它们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世界作为一种“先见”制约着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
基于语言对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影响,研究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特点,无疑可以为提高人类的科学认知水平提供一种新视野。
二、中西方语言的差异
语言自身的构造方式一般包括音、形、义、法四部分,音指涉声音,形指涉形状,义关涉意义,法意味着词法、句法,即语言本身运行的规则。我们可以从这几类要素中尝试比较中西语言各具的特质,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科学认知上的差异。
一是语音。语音指一种语言的发音形式,它包括语音、语调和轻重音节等等。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汉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单音节形式,它一音一字,或一字一音,而且绝大部分汉字都是开音节;每字都有音调,并被划分为四声。对于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来说,以英语为例,虽然也有许多单音节词但同时有更多的多音节词,它并非一字一音,而是一字多音,用轻重音来表语调。卡西尔有这样一段关于中西方语音差异的表述,“在任何音调的众多声学特性中,有某些特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总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差别,而其他特性则无辨义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素系统,即辨义系统。在汉语中,音的抑扬顿挫是改变语词意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其他语言中,这样的变化则并无意义。”⑨这说明,汉语的单音节形式和音调的抑扬顿挫等特征使得汉语的语义有较强的变化性,而西方语言的这种变化则较严格。
二是语形。中西方语言在语形上的差异比较突出,汉语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而西方语言是字母文字。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就像是两种文化机体的细胞,其基元的性状决定了整个语言系统生长和延续的模式。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顾名思义,象形文字就是借字形来描写字所指之物,以形达意,这就是说汉字在造字之初与它们所描写的物在形上是统一的。简而言之,就是取物象为字象。对此,我国语言学家申小龙曾指出“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料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⑩所以从最初开始,汉字就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如:日、月、山、水、火、田等都是对大自然的直观反映。而西方字母文字,是从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字母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单词,并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但与它们所指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因而,相对于它们所指的物而言,与汉字相比,字母文字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这与汉字的直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汉字的直观性特点使使用汉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在其认知方法中包含了许多视觉的成分,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的认知方式。而这种直观的认知方式又使认知主体倾向于将主体隐藏于客体之中,形成“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相反,西方拼音文字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模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与所指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因而相对于所指事物而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这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法上表现出一种对科学的逻辑的、理性的探索。他们把主客体严格区分,以人为中心,拉开物我距离,冷静地分析事物。
三是语义。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义上的差别,源于语音和语形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导致了中西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李幼蒸先生在《中国哲学和符号学》一文中曾对中国的语义特点做了细致的探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的和语义的组织上,这就是其‘字中心’的一种书写系统。这样,在中文中,书写形式可以先于声音和意义形式。一个单一书写单位——汉字,可以对应若干或众多声音及相关的意义。此外,具有象形字根源的单字由于其基本笔画结构的稳定性而保持着一种视觉形象性常量。这样一种历经数千年延存下来的独立书写单位渐渐成为一种‘记号’,它可在不同语境中和选定不同声音后(一个单字的全体可能声音,包括四声部分,组成一个字音集合,其中每一元素均为备选项),承载着不同的意义。”(11)可见,以“字”为中心的汉语书写系统不同于西方语言中以“句”为中心的书写系统,“字”的结构清楚,界限明确而封闭。但“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同一个“字”的功能有时候相当于西方语言的名词,有时候又相当于动词。“字”的这种结构封闭而功能开放、模糊的特点与西方语言严格遵守语法变化,具有精准性的特点截然相反。“字”作为多重解释的复合体,可以以极其灵活和联想的方式来指称不同的对象和指示不同的意义。
汉语言这种灵活圆通、模糊性强的特点使中国的科学概念往往缺乏周密的界定,一个概念通常由多个判断来决定。如《周易》中的核心概念——“易”就有三个判断来定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此外,如“道”、“气”、“神”等关键概念都缺乏精确界定,显得深奥而模糊不清,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和多义性很大。这就使使用汉语的认知主体,较倾向于使用模糊简约的认知方式去认识,描述客体。而西方语言语音系统的严格性决定了其辨义系统的严格性,其概念有周密的界定,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明确。每增加一个新的概念通常都需要严格的定义引入。这就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倾向于使用精确周密的认知方式认识客体。
四是语法。正是上述音、形、义的差别,使得中西方语法上的差别也比较突出。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有一套严格的语法规则,从古希腊开始,其发展方向就是从语言的形式中获得真理;而汉语的语法规则,相较于西方语言来说,则要宽松得多。
我国学者陈保亚在《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一文中,曾指出,“在印欧语言中,有很多严式语法范畴,如‘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等,而汉语中严式语法范畴很少,大多是宽式语法范畴。”由于汉语宽式语法范畴的特征,很多语法形式可以省略,语义的理解可以通过上下文展开,强化了对语境依赖的程度。这使得认知主体倾向于在更大的环境中理解一个客体,对于AB这样一个客体来说,其价值要通过XABY和WABY来理解,通过不同的环境来理解,而事件和环境的关系很复杂,往往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这就使认知主体倾向于形成整体领悟的认知方式。
而西方的严式语法特征,使得词与词的关系比较严格,语法形式大多不可以省略,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依赖于语句的内在结构,这使得认知主体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认知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认知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到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既然是从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到整体,那么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必须数量化、逻辑化才能控制住整体。对于AB这样一个对象来说,严式认知模式者首先分解出A和B,再理解A和B的严格关系,最后才能控制AB,这就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倾向于形成构造分析的认知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中西方科学认知方式之间的差异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当然,其实无所谓哪种语言是纯直观体验、整体领悟、模糊含蓄的;也没有哪一种是纯逻辑抽象、构造分析、精准直露的。提取差异以及分类全在于找出偏向、取其宏旨。以此来促进不同认知模式的交叉使用与融合,提高我们的科学认知水平。
三、中西方不同语言带来的科学认知方式的差异
由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导致了中西科学认知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直观体验与逻辑抽象、整体领悟与构造分析、模糊含蓄与精准直露等一系列相左的科学认知倾向。而中西迥然异趣的科学认知方式也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科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直观体验与逻辑抽象
起源于象形文字,具有直观性特征的汉字带来了中国直观体验式的,即古人所说的“制器尚象”的科学认知传统,“制器尚象”即古人通过效仿自然之象,创制器物以利天下。《易传》上讲:“易有圣人四道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传·系辞上》)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很多发明是在“制器尚象”这种直观体验的科学认知方式的指导下发生的结果。如鲁班发明“锯”,是受到有锯齿状边缘的草叶的启发。张衡制作浑天仪,被称作“技术穷究天地,制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冯如从老鹰和鸽子的飞行中“心有所悟”,造出了各方面性能都超过西方的新型飞机。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学者和工匠的“绝艺”,也是靠直观体验的认知方式获得的。
但是,在直观体验的认知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严格、精确的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不容易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科学研究往往不够深入、不够细致。北魏贾思勰的农业名著《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明朝宋应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名著《天工开物》等都是中国的科技名著,但这些都是在直观体验的科学认知方式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编纂、总结、归纳实用性科技的经验、体会和方法。它们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直观体验式的科学认识方式使得中国古代取得许多举世闻名的发明,保持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但同时,这种科学认知方式的弱点也阻碍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字母文字,字母本身一般说来没有专门的意义。这样就比较容易表示出非常抽象的一般性关系。这使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的科学认知主体逐渐地形成了逻辑抽象的科学认知方式。这使西方认知主体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解析的过程中,试图从客体的类别中抽象出该类客体的共相,再递级上升做纯思的抽象概括,将各类客体的共相归在一起,形成科学理论体系,进而再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西方的这种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逻辑性使得他们尽管对哈雷彗星的观测晚于中国,但哈雷和牛顿却早于中国精确推出了彗星的周期、轨迹。大大推进了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整体领悟与构造分析
中西语言的差异也带来了中国整体领悟式与西方构造分析式这两种科学认知方式上的分野。中国整体领悟式的科学认知方式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对客体整体上的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强调内在的矛盾、对立和统一。西方构造分析式的科学认知方式注重对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
整体领悟的科学认知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这种认知方式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例如:张载的“元气说”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载:《正蒙·太和》)“元气说”论证了宇宙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不可计量,但没有说明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它从宏观整体上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寻其发展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原子论”,它深入探讨万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构造,直至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质和形状。以此来论证万物生成、演化的过程。到了15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认知主体更是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分析解剖。这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诚如恩格斯所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1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12)
但发展到了现代,西方构造分析型科学认知方式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这种科学认知方式将复杂的客体和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但为此,它就必须把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因而构造分析型科学认知方式具有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特征。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
为克服这个局限性,认知主体必须以整体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复杂的世界。这就需要中西方两种科学认知传统的融合和交叉使用。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方法、控制论方法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两种科学认知方式的融合。
(三)模糊含蓄与精准直露
中西语言的不同特点,及中国直观体验和整体领悟的科学认知方式易使中国的认知主体思维带有模糊性特征。而西方逻辑抽象和构造分析的科学认知方式使西方的认知主体思维带有精准性特征。
古代中国先人倾向于从整体出发,综合地把握客体的总体特征,缺乏对客体本质的准确认识,注重对客体作质的判断,忽视对客体作量的分析,讲究“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逻辑推理,疏于分析实证,重视直觉体悟,描述事物重求其似、其“神”,不甚求其真、其实,不甚求其精确、清晰。很多自然规律是用模糊的定性语言叙述的,因而难以在量上作普遍的推导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浮力定律的思想萌芽在《墨经》中已有体现。《墨经》中讲:“荆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衡)。”(《墨经·经下》)其意是说,形体大的东西在水中下沉较浅,因为有平衡的力量。这种表述因为没有精确的定量表达式,它与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明显差别的。与此类似,由于中国历代中医不重视生理解剖,中国古代绘画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结果使医学所绘脏器图解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尽管中国古代有过微积分学的思想萌芽,《梦溪笔谈》里有过关于凹面镜成像和小孔成像的研究,北京天坛回音壁的设计很符合声学原理,中国古代对色散、共鸣、电磁等现象都有过解释,但多属模糊的定性描述,其机理多附会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发展成精确、严密、系统的科学理论。
相反,精确性是西方认知主体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然而,现代西方人又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由此便出现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等学科。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模糊性。这使中国的模糊性思维呈现出一定的价值。现在,精确与模糊并重,精确中有模糊,模糊中有精确,成为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原载《东华大学学报》2009年1期
“汉字的直观性特点使使用汉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在其认知方法中包含了许多视觉的成分,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的认知方式。”
混淆语言与文字,这是个普通人易犯的毛病,学者学者不该犯。汉语产生远早于汉字。汉字只是反映汉语思维,而不是“汉字使汉语如何”。
易符的创造法象天地。这当然不是文字书写方式塑造思维,而是思维决定文字形式。
理性的思维很难用象形文字来表达,这是导致科学没有在亚洲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不厚道啊。直白敞亮就显得你学问不好了吗?
证据在此: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727825.html
具有抽象性。抽象文字促使西语拉开物我距离,有利于逻辑的、理性的思维。
Sanskrit is a very sophisticated language, yet traditional India didn't develop much science either.
Why?
技术等最基本的概念词都是外来语,而且还是借道日本呢?
日本给了我们:
抽象名词
生命/自由/自然/真相/真实/理论/理想/基础/原则/水准/概念/内容/健康/状况/背景/时代/世纪/年度/体系/目标/情报/资料/基准/规模/环境/效率/责任/场面/创意/关系/恋爱/感觉/感情/爱情/友情/意识/传奇/遗传/辐射/进化/进度/潮流/现代/焦点/透明/腐败/典型/项目/对象/意见/立场/可爱/福祉/先进/先端/协议/言语/特征/范围/系统
抽象动词
认识/成立/发生/发明/发展/创造/构造/实现/实践/解决/解释/解剖/改善/检讨/对应/申请/支持/支援/信赖/着手/监视/诞生/保障/保存/追究/开发/裁判/适应/辩护/反对/说明/证明/比较/分析/假设/存在/肯定/否定/否决/否认/质疑/反映/创作/制作/操作/修正/发挥/达成/担当/掌握/管理/处理/混合/淘汰/翻译/影响/批判/计算/调查/禁止
政治
政治/政府/政策/行政/自治/方针/司法/制度/主权/宪法/改革/革命/解放/干部/政党/左翼/右翼/选举/内阁/(政治上的)运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共和/阶级
经济
经济/企业/团体/组织/工业/商业/金融/财政/财务/财产/收支/均衡/计画/劳动/生产/保险/银行/会计/物价/市场/证券/纳税/消费/竞争/景气
社会
社会/民族/民生/公众/人口/人权/国籍/家庭/公共/纪律/法律/诉讼/义务/权利/秩序/服务/事业/议论/交通/委员/医疗/手术/警察/污染
教育
教育/学校/学生/教师/教授/课程/教科书/图书/地图/实验/研究/科学/文学/医学/化学/物理/哲学/历史/地理/心理学/美术/宗教/技术/美学/艺术/文化/文艺/文法/文献/知识/常识/见习/素材/版权/出版社
生活
生活/新闻/广告/电子/电话/电灯/电报/住所/列车/电器/机器/设备/报社/经理/顾客/漫画/动画/绘画/作家/记者/日记/邮政/备忘录/食物/脂肪/色彩/公园/风景/旅行/季节/气候/天气/模型/工具/世界/宇宙/地球/银河/时间/空间
这是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If you don't wan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r if you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 it is OK. Either way you shouldn't pretend an answer.
看到没有?明白不明白?
作者的意思:汉字的直观性使人在认知上表现出对世界的直观。在作者看来,中国人对世界的直观是使用汉字的结果。
那么,是不是不用汉字,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就不是直观的?
直观的汉字又是怎么产生的?
汉字能不能反过来影响中国人的思维?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面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的直观方式,是汉字决定的吗?
句义关还没过,不可能理解高于句义的思辨层面的问题。这种不理解,完全是解读者素质问题,不是表达问题。
估计你还是分不清
一、语言对科学认知的影响
人类的认知活动不是从“一块白板”开始的,人们总是根据已有的认知图式,根据现存的语言系统来描述自然界的复杂现象。
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二人共创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的人应该具有相应不同的认知模式。“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法互相校定。”①“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②
尽管“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有其不尽合理的一面,他将某一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绝对化,最终走向了语言决定论。但其语言与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之间密切联系且相互制约的观点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这是因为,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客体的中介在认知活动中必将内化到主体的思维过程中,成为主体更深入地认识客体的主体性条件。主体通过语言而内化的知识结构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主体关于整个世界的现实图景乃至主体的思维方式。德国浪漫主义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谈到语言的这一重要特点时把它比作“魔圈”。他说:“每一种语言都在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道魔圈,他只能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③
首先,由语言构成的理论体系制约着主体对客体的选择,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语言在认知活动中内化为主体的知识体系,它是主体选择客体、考察客体特征的前提。海森伯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物理学的历史不仅是一连串试验发现和观察,再继之以它们的数学描述的序列,它也是一部概念的历史。为了理解现象,第一个条件就是引入适当的概念。只有借助于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知道观察到了些什么。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通常需要有新的概念。”④在此所说的概念,无疑是通过语词表达出来的,没有语词这一物质外壳,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托。显然,人类科学理论发展的水平,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通过语词表达出来的概念实质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规定了主体所可能认识的对象的范围。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的客体由于未纳入主体的认知领域而往往致使主体视而不见。洪堡特概括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外在的对象只有通过概念才会获得真实的存在。”⑤虽然他的观点有把对象看作是借助概念而存在的错误倾向,但是他却道出了语言在主体选择认识客体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其次,语言作为相对独立的中介系统影响着主体关于世界的现实图景。洪堡特认为,“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即指主体运用语言所建构的世界图景),并指出:“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⑥的确,主体的语言体系影响着主体对客体的感性材料的整理和处理,从而影响主体关于外部世界的现实图景。当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最初的感知能力以及对经验材料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主体所掌握的特定的语言。如果让学习同一种语言的儿童中一部分多学习一点关于颜色的词汇,那么这些儿童辨明颜色的能力显然高于其他儿童。从主体的认知过程来看,语言是认知活动中主体整理感性材料以及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工具,因而它也是主体建构外部世界图景的立足点。如果主体所掌握的语言系统不同,那么主体抽象和概括认识客体的感性材料的方式也会不同,因而,主体以之建构的关于世界的现实图景也会不同。
再次,语言通过它所建构的文化体系影响着主体的思维方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依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民族文化和一种民族精神。一个人一旦通过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发生联系,那么主体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该文化形式所具有的种种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接受又可能是不知不觉的。洪堡特在谈到这一点时也指出:“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世纪来所经验的一切,对该民族的每一代人起着塑造成型的影响……面对语言的威力,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⑦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所接受的文化传统无疑对主体认知活动发生影响。
最后,前人在认知活动中所受到的影响必定会通过语言的形式影响后人的认知活动。正如洪堡特指出的那样:“由于语言同时存在于历代人类的讲话行为和所讲的话之中,它可以一代一代不间断地传递下去,所以使语言本身对我起着限制作用。”⑧我们的认识活动始终是以前人的科学成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一旦我们与这些语言形式出现的知识体系发生联系,我们实际上就在自己周围建起了认知构架。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图景、思维方式,我们所认识的对象都受它们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语言世界作为一种“先见”制约着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
基于语言对人类认知活动的重要影响,研究中西方语言的不同特点,无疑可以为提高人类的科学认知水平提供一种新视野。
二、中西方语言的差异
语言自身的构造方式一般包括音、形、义、法四部分,音指涉声音,形指涉形状,义关涉意义,法意味着词法、句法,即语言本身运行的规则。我们可以从这几类要素中尝试比较中西语言各具的特质,以及由它们所带来的科学认知上的差异。
一是语音。语音指一种语言的发音形式,它包括语音、语调和轻重音节等等。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发音方式。汉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它的单音节形式,它一音一字,或一字一音,而且绝大部分汉字都是开音节;每字都有音调,并被划分为四声。对于属于印欧语系的西方语言来说,以英语为例,虽然也有许多单音节词但同时有更多的多音节词,它并非一字一音,而是一字多音,用轻重音来表语调。卡西尔有这样一段关于中西方语音差异的表述,“在任何音调的众多声学特性中,有某些特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总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差别,而其他特性则无辨义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音素系统,即辨义系统。在汉语中,音的抑扬顿挫是改变语词意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其他语言中,这样的变化则并无意义。”⑨这说明,汉语的单音节形式和音调的抑扬顿挫等特征使得汉语的语义有较强的变化性,而西方语言的这种变化则较严格。
二是语形。中西方语言在语形上的差异比较突出,汉语是典型的象形文字,而西方语言是字母文字。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就像是两种文化机体的细胞,其基元的性状决定了整个语言系统生长和延续的模式。
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顾名思义,象形文字就是借字形来描写字所指之物,以形达意,这就是说汉字在造字之初与它们所描写的物在形上是统一的。简而言之,就是取物象为字象。对此,我国语言学家申小龙曾指出“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料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⑩所以从最初开始,汉字就具有直观性的特点,如:日、月、山、水、火、田等都是对大自然的直观反映。而西方字母文字,是从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字母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不同的单词,并代表着不同的意义,但与它们所指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因而,相对于它们所指的物而言,与汉字相比,字母文字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这与汉字的直观性形成鲜明的对照。
汉字的直观性特点使使用汉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在其认知方法中包含了许多视觉的成分,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的认知方式。而这种直观的认知方式又使认知主体倾向于将主体隐藏于客体之中,形成“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相反,西方拼音文字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模拟,而是人为规定的信号,信号以理性的规则建立象征符号,以声音组合决定意义,与所指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因而相对于所指事物而言,具有很大的抽象性。这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法上表现出一种对科学的逻辑的、理性的探索。他们把主客体严格区分,以人为中心,拉开物我距离,冷静地分析事物。
三是语义。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义上的差别,源于语音和语形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导致了中西认知方式上的差异。李幼蒸先生在《中国哲学和符号学》一文中曾对中国的语义特点做了细致的探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的和语义的组织上,这就是其‘字中心’的一种书写系统。这样,在中文中,书写形式可以先于声音和意义形式。一个单一书写单位——汉字,可以对应若干或众多声音及相关的意义。此外,具有象形字根源的单字由于其基本笔画结构的稳定性而保持着一种视觉形象性常量。这样一种历经数千年延存下来的独立书写单位渐渐成为一种‘记号’,它可在不同语境中和选定不同声音后(一个单字的全体可能声音,包括四声部分,组成一个字音集合,其中每一元素均为备选项),承载着不同的意义。”(11)可见,以“字”为中心的汉语书写系统不同于西方语言中以“句”为中心的书写系统,“字”的结构清楚,界限明确而封闭。但“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同一个“字”的功能有时候相当于西方语言的名词,有时候又相当于动词。“字”的这种结构封闭而功能开放、模糊的特点与西方语言严格遵守语法变化,具有精准性的特点截然相反。“字”作为多重解释的复合体,可以以极其灵活和联想的方式来指称不同的对象和指示不同的意义。
汉语言这种灵活圆通、模糊性强的特点使中国的科学概念往往缺乏周密的界定,一个概念通常由多个判断来决定。如《周易》中的核心概念——“易”就有三个判断来定义,“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周易·正义》)此外,如“道”、“气”、“神”等关键概念都缺乏精确界定,显得深奥而模糊不清,其内涵与外延的伸缩性和多义性很大。这就使使用汉语的认知主体,较倾向于使用模糊简约的认知方式去认识,描述客体。而西方语言语音系统的严格性决定了其辨义系统的严格性,其概念有周密的界定,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明确。每增加一个新的概念通常都需要严格的定义引入。这就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倾向于使用精确周密的认知方式认识客体。
四是语法。正是上述音、形、义的差别,使得中西方语法上的差别也比较突出。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有一套严格的语法规则,从古希腊开始,其发展方向就是从语言的形式中获得真理;而汉语的语法规则,相较于西方语言来说,则要宽松得多。
我国学者陈保亚在《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一文中,曾指出,“在印欧语言中,有很多严式语法范畴,如‘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等,而汉语中严式语法范畴很少,大多是宽式语法范畴。”由于汉语宽式语法范畴的特征,很多语法形式可以省略,语义的理解可以通过上下文展开,强化了对语境依赖的程度。这使得认知主体倾向于在更大的环境中理解一个客体,对于AB这样一个客体来说,其价值要通过XABY和WABY来理解,通过不同的环境来理解,而事件和环境的关系很复杂,往往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和数量关系,而是多元的,多层面的,这就使认知主体倾向于形成整体领悟的认知方式。
而西方的严式语法特征,使得词与词的关系比较严格,语法形式大多不可以省略,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依赖于语句的内在结构,这使得认知主体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认知模式。从局部到整体的认知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到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既然是从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到整体,那么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必须数量化、逻辑化才能控制住整体。对于AB这样一个对象来说,严式认知模式者首先分解出A和B,再理解A和B的严格关系,最后才能控制AB,这就使使用西方语言的认知主体倾向于形成构造分析的认知方式。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与中西方科学认知方式之间的差异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当然,其实无所谓哪种语言是纯直观体验、整体领悟、模糊含蓄的;也没有哪一种是纯逻辑抽象、构造分析、精准直露的。提取差异以及分类全在于找出偏向、取其宏旨。以此来促进不同认知模式的交叉使用与融合,提高我们的科学认知水平。
三、中西方不同语言带来的科学认知方式的差异
由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导致了中西科学认知方式上出现了一系列诸如:直观体验与逻辑抽象、整体领悟与构造分析、模糊含蓄与精准直露等一系列相左的科学认知倾向。而中西迥然异趣的科学认知方式也最终导致了中西方科学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直观体验与逻辑抽象
起源于象形文字,具有直观性特征的汉字带来了中国直观体验式的,即古人所说的“制器尚象”的科学认知传统,“制器尚象”即古人通过效仿自然之象,创制器物以利天下。《易传》上讲:“易有圣人四道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传·系辞上》)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很多发明是在“制器尚象”这种直观体验的科学认知方式的指导下发生的结果。如鲁班发明“锯”,是受到有锯齿状边缘的草叶的启发。张衡制作浑天仪,被称作“技术穷究天地,制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冯如从老鹰和鸽子的飞行中“心有所悟”,造出了各方面性能都超过西方的新型飞机。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学者和工匠的“绝艺”,也是靠直观体验的认知方式获得的。
但是,在直观体验的认知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就是缺乏严格、精确的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不容易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科学研究往往不够深入、不够细致。北魏贾思勰的农业名著《齐民要术》、北宋沈括的科技名著《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药学名著《本草纲目》、明朝宋应星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名著《天工开物》等都是中国的科技名著,但这些都是在直观体验的科学认知方式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编纂、总结、归纳实用性科技的经验、体会和方法。它们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直观体验式的科学认识方式使得中国古代取得许多举世闻名的发明,保持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但同时,这种科学认知方式的弱点也阻碍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向近代科学技术的转化。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字母文字,字母本身一般说来没有专门的意义。这样就比较容易表示出非常抽象的一般性关系。这使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的科学认知主体逐渐地形成了逻辑抽象的科学认知方式。这使西方认知主体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解析的过程中,试图从客体的类别中抽象出该类客体的共相,再递级上升做纯思的抽象概括,将各类客体的共相归在一起,形成科学理论体系,进而再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西方的这种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逻辑性使得他们尽管对哈雷彗星的观测晚于中国,但哈雷和牛顿却早于中国精确推出了彗星的周期、轨迹。大大推进了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整体领悟与构造分析
中西语言的差异也带来了中国整体领悟式与西方构造分析式这两种科学认知方式上的分野。中国整体领悟式的科学认知方式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对客体整体上的把握,注重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强调内在的矛盾、对立和统一。西方构造分析式的科学认知方式注重对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
整体领悟的科学认知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这种认知方式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例如:张载的“元气说”以“气”作为万物的本原或本体去解释万物的派生,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是由混沌的无形之“气”生化而成的,是运动的、和谐的、平衡的,认为“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张载:《正蒙·太和》)“元气说”论证了宇宙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不可计量,但没有说明其内在结构要素和构成途径,它从宏观整体上把握,在“相生相克”的矛盾运动中寻其发展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原子论”,它深入探讨万物的本原、分析宇宙的生成、构造,直至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和原子,甚至原子的性质和形状。以此来论证万物生成、演化的过程。到了15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认知主体更是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分析解剖。这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巨大的进展。诚如恩格斯所说,“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各种各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1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12)
但发展到了现代,西方构造分析型科学认知方式也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这种科学认知方式将复杂的客体和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依据。但为此,它就必须把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割裂开来、抽取出来、孤立起来,因而构造分析型科学认知方式具有孤立、静止、片面即形而上学的特征。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
为克服这个局限性,认知主体必须以整体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全面而非片面、相对而非绝对的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去分析复杂的世界。这就需要中西方两种科学认知传统的融合和交叉使用。当代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系统方法、控制论方法等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两种科学认知方式的融合。
(三)模糊含蓄与精准直露
中西语言的不同特点,及中国直观体验和整体领悟的科学认知方式易使中国的认知主体思维带有模糊性特征。而西方逻辑抽象和构造分析的科学认知方式使西方的认知主体思维带有精准性特征。
古代中国先人倾向于从整体出发,综合地把握客体的总体特征,缺乏对客体本质的准确认识,注重对客体作质的判断,忽视对客体作量的分析,讲究“刻意神似”、“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缺乏逻辑推理,疏于分析实证,重视直觉体悟,描述事物重求其似、其“神”,不甚求其真、其实,不甚求其精确、清晰。很多自然规律是用模糊的定性语言叙述的,因而难以在量上作普遍的推导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浮力定律的思想萌芽在《墨经》中已有体现。《墨经》中讲:“荆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衡)。”(《墨经·经下》)其意是说,形体大的东西在水中下沉较浅,因为有平衡的力量。这种表述因为没有精确的定量表达式,它与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所起的历史作用是有明显差别的。与此类似,由于中国历代中医不重视生理解剖,中国古代绘画重神似而不求形似,结果使医学所绘脏器图解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尽管中国古代有过微积分学的思想萌芽,《梦溪笔谈》里有过关于凹面镜成像和小孔成像的研究,北京天坛回音壁的设计很符合声学原理,中国古代对色散、共鸣、电磁等现象都有过解释,但多属模糊的定性描述,其机理多附会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发展成精确、严密、系统的科学理论。
相反,精确性是西方认知主体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西方科学注重对事物分门别类、分析解剖,重视定量分析和精确计算,因而促使数学、力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然而,现代西方人又发现复杂的世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现象和事实,如在程度、真值、关系等方面,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有精确的结论,由此便出现了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模糊语言等学科。现代思维的模糊性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精确把握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客观地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模糊性。这使中国的模糊性思维呈现出一定的价值。现在,精确与模糊并重,精确中有模糊,模糊中有精确,成为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注释】 ①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②同上书,第107页。 ③转引自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7页。 ④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4页。 ⑤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45页。 ⑥同上书,第46页。 ⑦同上书,第47页。 ⑧同上书,第48页。 ⑨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6页。 ⑩申小龙,汉语思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11)李幼蒸,《历史符号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页。 (1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德]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三联书店,1988. [3][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王前.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李幼蒸.历史符号学[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王晓升.语言与认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8]李志岭.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J].外语教学,2002,(3).(原载《东华大学学报》2009年1期
“汉字的直观性特点使使用汉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在其认知方法中包含了许多视觉的成分,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的认知方式。”
混淆语言与文字,这是个普通人易犯的毛病,学者学者不该犯。汉语产生远早于汉字。汉字只是反映汉语思维,而不是“汉字使汉语如何”。
易符的创造法象天地。这当然不是文字书写方式塑造思维,而是思维决定文字形式。
理性的思维很难用象形文字来表达,这是导致科学没有在亚洲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不厚道啊。直白敞亮就显得你学问不好了吗?
证据在此:
https://bbs.wenxuecity.com/teatime/727825.html
具有抽象性。抽象文字促使西语拉开物我距离,有利于逻辑的、理性的思维。
Sanskrit is a very sophisticated language, yet traditional India didn't develop much science either.
Why?
技术等最基本的概念词都是外来语,而且还是借道日本呢?
日本给了我们:
抽象名词
生命/自由/自然/真相/真实/理论/理想/基础/原则/水准/概念/内容/健康/状况/背景/时代/世纪/年度/体系/目标/情报/资料/基准/规模/环境/效率/责任/场面/创意/关系/恋爱/感觉/感情/爱情/友情/意识/传奇/遗传/辐射/进化/进度/潮流/现代/焦点/透明/腐败/典型/项目/对象/意见/立场/可爱/福祉/先进/先端/协议/言语/特征/范围/系统
抽象动词
认识/成立/发生/发明/发展/创造/构造/实现/实践/解决/解释/解剖/改善/检讨/对应/申请/支持/支援/信赖/着手/监视/诞生/保障/保存/追究/开发/裁判/适应/辩护/反对/说明/证明/比较/分析/假设/存在/肯定/否定/否决/否认/质疑/反映/创作/制作/操作/修正/发挥/达成/担当/掌握/管理/处理/混合/淘汰/翻译/影响/批判/计算/调查/禁止
政治
政治/政府/政策/行政/自治/方针/司法/制度/主权/宪法/改革/革命/解放/干部/政党/左翼/右翼/选举/内阁/(政治上的)运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共和/阶级
经济
经济/企业/团体/组织/工业/商业/金融/财政/财务/财产/收支/均衡/计画/劳动/生产/保险/银行/会计/物价/市场/证券/纳税/消费/竞争/景气
社会
社会/民族/民生/公众/人口/人权/国籍/家庭/公共/纪律/法律/诉讼/义务/权利/秩序/服务/事业/议论/交通/委员/医疗/手术/警察/污染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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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新闻/广告/电子/电话/电灯/电报/住所/列车/电器/机器/设备/报社/经理/顾客/漫画/动画/绘画/作家/记者/日记/邮政/备忘录/食物/脂肪/色彩/公园/风景/旅行/季节/气候/天气/模型/工具/世界/宇宙/地球/银河/时间/空间
这是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If you don't wan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r if you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 it is OK. Either way you shouldn't pretend an answer.
“汉字的直观性特点使使用汉语言的认知主体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直观,在其认知方法中包含了许多视觉的成分,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传》)的认知方式。”
看到没有?明白不明白?
作者的意思:汉字的直观性使人在认知上表现出对世界的直观。在作者看来,中国人对世界的直观是使用汉字的结果。
那么,是不是不用汉字,中国人认知世界的方式就不是直观的?
直观的汉字又是怎么产生的?
汉字能不能反过来影响中国人的思维?这是另一个问题。
这篇文章面对的问题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的直观方式,是汉字决定的吗?
句义关还没过,不可能理解高于句义的思辨层面的问题。这种不理解,完全是解读者素质问题,不是表达问题。
估计你还是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