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年困难时期的末期我出生了，营养不良的母亲生我时难产，所以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我母亲连一张照片都不曾留下，不过那时候家里人都说母亲和嬢嬢——就是母亲的妹妹我的阿姨，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想我母亲应该是和嬢嬢一样的美人，而我的样貌随母亲更多一些。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再娶，有了我弟弟。父亲一直都更喜欢弟弟一些，大多数时候对我总是一副严父的样子。记忆中，我不曾和父亲像我弟弟和他一样玩闹、亲近过。我一直以为父亲不甚喜欢我是因为我母亲的死。还好有疼我的奶奶，我和奶奶住在后院，他们一家住前院。每次经过他们的院子出去玩或上学，我都是轻手轻脚的。
我祖上曾经殷实富有过但都被后面几代败光了，到我爷爷这一辈只剩下一个宅院，和几亩地。我父亲早年上过私塾，所以他识文断字，而且是个象棋高手。爷爷去世后他不得不开始务农，但因为人极为聪明和正直，所以在乡亲中是个颇为有声望的智者。谁家有了难题，需要做个决定什么的，总会找我父亲商量。他还是个沪剧票友，我母亲唱山歌剧在当地也是颇为出名的，和我父亲可以算是夫唱妇随了。听奶奶偷偷唠叨说父亲曾经对人民公社，和吃集体食堂极为不理解，让他想重新振兴这个家族成为一代庄园主的理想化为泡影。
我父亲经常找些农业、养鱼方面的书来读，脑筋也活络，那时候不让有自留地，他就在院子里开垦出一块地方，四周种上花草掩人耳目，中间种他实验的水稻苗和菜苗。大饥荒过去之后，日子过得依然贫苦，但我们家在我爸的带领下也还过得去。不论父亲如何辛苦，他对我和弟弟在读书方面却从没怠慢过，我们谁要不好好读书是要被打手板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逃学把他气坏了，让我在堂屋里罚跪还不让吃晚饭。他们还有我两个堂哥在吃饭，大概吃得高兴了，我父亲就教我弟弟和两个堂哥唱戏。这三个是左也教不会，又也教不会，不是跑调就是忘词。我跪在那里饿着肚子都听会了，也听烦了，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唱了起来，一字不差、字正腔圆、韵调十足。我父亲听到最后，一拍大腿：“灵得唔得了！”。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夸我，之后考上大学都没听见他夸过我。
我们村有一个养猪的右派，带着一副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眼镜，我们小孩都叫他“老噶梁”，其实他当时年龄并不老。我父亲跟他很是说得来，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过去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教物理，据说还当过优秀教师。本来家庭成分就不好，反右的时候，不知说了什么话，被打成右派。我们这当时的一位县长想方设法把他弄到我们村里来劳改——养猪，算是救了他一命。这里穷是穷了点，苦是苦了点，但至少不会被侮辱和关押。他爱看书，爱干净，不管衣服如何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去翻他那些书，刚开始是给他捣乱，后来不知不觉就爱上了阅读。记忆中他把猪圈总是收拾得异常清洁，我甚至都不记得有过什么异味。他经常爱怜地看着他的猪对我们说：“这猪啊，不仅爱干净，还很聪明哩。” 他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收音机里出来的声音一样好听。有小孩打趣他不会讲上海话，他就会慈爱地刮刮小孩的鼻子，来一段：落雨咯，打烊咯，小巴辣子开会咯……。他可以说上一车的童谣，还会给我们讲很多好听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草船借箭，武松打虎，那正宗的的上海闲话和普通话让我们这些乡下小巴辣子羡慕不已。再往后，另外一个人更好听的普通话和上海话超越了他，那个人就是向华——“老嘎梁”的女儿。
突然有一天，村里锣鼓喧天地住进来很多哥哥、姐姐，他们看上去是那么漂亮，朝气蓬勃，说起话来都是城里人的口音。他们笑着、唱着，那歌声和笑声，还有广播站一遍一遍的宣传声，让整个村庄都燃烧着青春的激扬和迎接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的亢奋热情。我父亲他们一家从前院搬到了后院，把前院让给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一天，我父亲找“老噶梁”下完棋回来就唉声叹气不止，抽着闷烟，嘴里一个劲地重复：“造孽啊。” 在继母一个劲地追问下，他说“老嘎梁”城里的老婆跳楼死了，一个知青把他的独生女儿从城里带到这里来了。本来这女儿是跟着妈的，妈一死，这女儿差点就被送孤儿院，后来有个“老嘎梁”曾经的学生知道小囡的爸爸还活着，硬是托一个知青把她给带过来了。我本来在帮奶奶干活，听着父亲长吁短叹地絮叨着，不由得支起耳朵听了下去。父亲说他从来没见一个男人那么悲恸地哭过，尤其没见过乐天派“老嘎梁”如此伤心欲绝。我听见继母追问为什么小囡的娘要跳楼。父亲讲他今天才晓得“老嘎梁”有个老婆还有个女儿，之前以为他就是光棍一条呢。“老嘎梁”反反复复地说是他害死了小囡的娘。他老婆是个跳舞的，因为不跟他这个右派丈夫离婚就被单位剥夺了跳舞演出的机会。说是她一个带人着囡过得很辛苦，一个跳舞的什么粗活都干过，再苦也不肯离婚。可是这运动来了，被红卫兵抓去批斗，还把她的头剪成了个阴阳头。顶爱漂亮的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屈辱，竟然疯掉了。经常跑出去到街上乱喊乱闹，连娘家人都嫌弃她。就在不久前，有人发现她衣衫不整地跳楼摔死掉了。亲戚中没人愿意领养这个右派的女儿。“小姑娘瘦的嘞，可怜啊。” 父亲越说越生气竟然骂起人来。我继母连忙一边冲他摆手，叫他小声点，一边忙把门和窗关紧。
自从“老嘎梁”死了老婆，变得闷了许多，人也邋遢起来了，好像一下就老了十几岁，也不大跟村里的小孩说笑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女儿，是他去求我们村办小学的校长收他女儿入学。老嘎梁似乎把过去给自己拾掇的劲儿又用到了拾掇女儿上面去了。小姑娘虽然瘦，穿着一尘不染的半新不旧的衣服，静静地低着头站在他父亲身后，看不见她的正脸却一点不觉她卑微和弱小，很奇怪的感觉，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气场。她那时也就八、九岁，可她天生腿长、胳膊长、似乎连脖子都比别人长，和我们这里的乡下人比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之前曾在“老嘎梁”一堆藏书中囫囵吞枣过《青春之歌》，也看过电影，突然就觉得这小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林道静小时候该有的样子。求了半天，最后校长还是没有收她。我父亲吩咐我每天去“老嘎梁”家去做作业，目的就是把书借给小姑娘看。等我去了才觉得这是多此一举，“老嘎梁”自己已经教起女儿来了，而且还制定了一套教学大纲和计划——算数，语文，自然科学，历史，甚至把英文都排进去了。我那时候连英文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是帝国主义的语言，学帝国主义的语言就是坏的。我还和“老嘎梁”争辩，阻止他教他女儿英语。老嘎梁嘿嘿一笑说：“听亚叔讲啊，你看，我们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可是帝国主义总要搞阴谋诡计，我们要是听不懂他们的阴谋诡计，怎么识破他们的诡计，怎么保护得了毛主席呢？所以你说不学习帝国主义的语言怎么可以呢？你可知道他们也学我们的语言，有很多外国人中文好的不得了呢！”（我爸说到这，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雾，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泪水。他对我说，又像是喃喃自语：“这些话就好像他刚刚在我耳边说过。”）我还是坚决反对他们讲英文，每次碰到他们说英文，我就把耳朵捂住——不听。（当他们离开我以后，我才发觉这对右派父女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一生都无法报答的好人。）
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嘎梁”的女儿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也不大搭理她的父亲，还总是用头发遮住面孔，我甚至怀疑过她是不是个哑巴。因为经常去“老嘎梁”家做功课，帮他们干点话儿，渐渐地她不再对我设防。小孩子很容易就玩儿到了一起，她偷偷告诉我说她的原名叫“微隼”，是她外公给起的名字，因为她五行缺金所以用了这个“隼”字。后来人家说她这个名字怪，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一定要换一个无产阶级的名字，于是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向华”。我说，改的好，“微隼”是什么名字嘛，我都不认识那个字，还是“向华”好听。她嘴一撇不以为然的样子。自从她开始开口讲话，那声音就是是我听到最动听的声音，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沪语都是极为标准的，柔软轻盈，这是真正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很自然地她经常会教我普通话和上海话，我很乐意她做我的老师。她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有她那样精细整洁的眉目，眉角、眼角、鼻梁、嘴角、脸的轮廓都是像用笔特意画过，或者更确切地说仿佛是特意修改过一样的有头有尾，配在白皙的皮肤上，让人不禁感叹这原来就叫“眉目如画”。我们去河里挖菱角，我看着她就说，我以后叫你菱角好伐？你的眼睛，嘴巴都像菱角一样的形状！她拿着一只菱角架在嘴巴上面当胡须，找了片大荷叶戴在头上当帽子，记得那天她穿了一条背带裤，然后一手扣在前面的背带上，一手做吸香烟状，两只脚撇成很大的“八”字像鸭子一样走路，嘴里还哼着不知是什么的旋律，时不时回下头，或假装香烟烧到手的样子，逗得我和其他小孩大笑不已。她说她学的是一个叫“查理·卓别林”的人，还给我们活灵活现地模仿卓别林滑稽的表演，从此我知道了卓别林这个名字。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向华模仿的是《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里面的片段。
时间长了发觉其实向华是个很好相处的女孩，帮他爸打扫猪圈，喂猪，做家务，一点不含糊，不像我想象中上海娇滴滴的小姑娘的样子。后来我想是那几年她母亲带着她做了很多体力活的原因吧。她唯一的忌讳是提起和她母亲有关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做完功课，都比较累了，她垫着脚尖，伸伸胳膊，就地转了一个圈。我不知道那是芭蕾动作，只觉得她跳的很美，就随口一说：“你应该去文工团跳舞”，她立刻僵在那儿，长长的睫毛一扑闪，像变戏法一样，大眼睛里立马就噙满了泪水，我吓坏了。后来她父亲悄悄告诉我以后最好不要在她面前提跳舞，那会让她想起她娘。我说囡天生就是跳舞的，“老嘎梁”摆了摆手，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她母亲的死在她心里是多大的一道伤疤，我不敢想象。就连我从来没见过我自己的亲妈都时常会梦到想象中的母亲。那年月，多少遗憾和心酸也只能付诸于一声长叹。
记忆中我们村的红卫兵应该算是很温和的，不像听说的城里的那么凶悍。有限的几次，他们会开个批斗会，“老嘎梁”总会在其中。我有一次碰到那些红卫兵去揪斗“老嘎梁”，正好是个早晨，我像个英雄一样把向华护在身后。“老嘎梁”看看那些红卫兵，转身对着我俩笑笑说：“不要怕，他们人蛮好的，我就是去讲讲故事。” 然后对那些红卫兵说他要洗把脸再跟他们走。
有个小子讪笑着：“真以为上台讲故事去啊，心黑掉了，还不如洗洗心。”
“出门怎么能不洗脸呢？” “老嘎梁” 慢悠悠地坚持着。
那些红卫兵没再说什么，安静地等他洗完脸才一起走了。真正让“老嘎梁”生气和痛惜不已的是那些红卫兵把他藏在床底下的书都抄走了。现在想想也替他可惜，好多的书啊，有中国的，苏修的，还有其它外国名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攒下的。唯一幸存的书是被向华用塑料布包好藏到猪圈里的一套线装《红楼梦》。（“哝”，说到这，父亲指了指书柜，“就是我们家里那套。”）我带领向华和其他几个死党曾经策划着到村里的文革办公室把那些书都偷回来，后来被“老嘎梁”发现，提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承认错误，发誓再也不想着去偷东西了。“你们晓不晓得，偷是最可耻的行为！我怎么教过你们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书白读了吗？” 他指指自己的脑袋，继续说：“书要读到脑子里，啥人能拿走？！” 我嘟囔了一句：“阿拉勿是偷，是窃！窃书不算偷。” 旁边的几个孩子“扑哧”笑了起来。“老嘎梁”没听到，据说他的耳朵被打坏了，不大灵。他回过头来，敲了敲我的脑门儿：“侬刚刚讲啥么子？都站好了，不认识错误就一直站着！”
我感觉我的小学就是稀里糊涂混过来的，在学校的日子远没有和“老嘎梁”父女在一起有趣。他们讲的英文潜移默化地钻进我的耳朵，耳闻目染，时不时的我也能说几个词和句子，惹得他们大笑不止。当然，我们学英文的事是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的。时间长了，他们讲的数学题也渐渐难不倒我了，有时候我比向华做的快多了。每到这个时候，“老嘎梁”就会摸摸我的头说：“是块读书的好材料！” 我听见过他对我父亲说一定要供我读大学，不要浪费了这么灵光的头脑。我父亲说哪还有大学啊，都停了。“老嘎梁”信心满满地说，别急，不会总是这样的，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父亲说大学就别想了，能读个初中我就满意了。可是父亲大概是上心了，经常去红卫兵那里去打听上面的政策。
我们在贫穷又快乐的时光中迈入了70年代，应该是在72年以后运动就不像之前那么激进和如火如荼了，政治的气氛淡了许多。我们县的重点中学（现在已经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之一）招生考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学生去赶考，我和向华也在其中。
或者是我已经、大概、差不多理解不了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了 有点枯燥哈
你用了“三年困难时期”一词。记得我在零四或者零五年第一次在“文化走廊”坛用这词时（而不是官方的“三年自然灾害”），还被人专门写帖子骂呢。
上一次看你贴没敢说的是，我去过上海郊区，包括农场三年，还有以前的学农，加上走亲戚，我就从来没有觉得上海郊区有你描述的美人。这次算你解答了。
不过，那个女孩应该比你父亲大几岁吧。你父亲是六一或者六二年出生的。一九五七年反右，向华最迟应该是五八年出生？
文笔很好，可以让人耐心读下去。谢谢分享。
这是书接上回 我爸在切入正题之前忆苦思甜了一下 因为是我爸给我讲的往事 所以干脆就以我爸的口气写了
想着之后还会以我妈的口吻讲她的心理历程 不过估计到那时候就没多少人感兴趣了
Thank you for sharing.
农村的红卫兵不像城里的那么左，都是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你应该把上贴最后一句放到这贴的最前面就好了。故事讲的很流畅，可读性强，赞。
请问是哪个县？-：）
二
三年困难时期的末期我出生了，营养不良的母亲生我时难产，所以我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忌日。我母亲连一张照片都不曾留下，不过那时候家里人都说母亲和嬢嬢——就是母亲的妹妹我的阿姨，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想我母亲应该是和嬢嬢一样的美人，而我的样貌随母亲更多一些。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再娶，有了我弟弟。父亲一直都更喜欢弟弟一些，大多数时候对我总是一副严父的样子。记忆中，我不曾和父亲像我弟弟和他一样玩闹、亲近过。我一直以为父亲不甚喜欢我是因为我母亲的死。还好有疼我的奶奶，我和奶奶住在后院，他们一家住前院。每次经过他们的院子出去玩或上学，我都是轻手轻脚的。
我祖上曾经殷实富有过但都被后面几代败光了，到我爷爷这一辈只剩下一个宅院，和几亩地。我父亲早年上过私塾，所以他识文断字，而且是个象棋高手。爷爷去世后他不得不开始务农，但因为人极为聪明和正直，所以在乡亲中是个颇为有声望的智者。谁家有了难题，需要做个决定什么的，总会找我父亲商量。他还是个沪剧票友，我母亲唱山歌剧在当地也是颇为出名的，和我父亲可以算是夫唱妇随了。听奶奶偷偷唠叨说父亲曾经对人民公社，和吃集体食堂极为不理解，让他想重新振兴这个家族成为一代庄园主的理想化为泡影。
我父亲经常找些农业、养鱼方面的书来读，脑筋也活络，那时候不让有自留地，他就在院子里开垦出一块地方，四周种上花草掩人耳目，中间种他实验的水稻苗和菜苗。大饥荒过去之后，日子过得依然贫苦，但我们家在我爸的带领下也还过得去。不论父亲如何辛苦，他对我和弟弟在读书方面却从没怠慢过，我们谁要不好好读书是要被打手板的。我记得有一次我逃学把他气坏了，让我在堂屋里罚跪还不让吃晚饭。他们还有我两个堂哥在吃饭，大概吃得高兴了，我父亲就教我弟弟和两个堂哥唱戏。这三个是左也教不会，又也教不会，不是跑调就是忘词。我跪在那里饿着肚子都听会了，也听烦了，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唱了起来，一字不差、字正腔圆、韵调十足。我父亲听到最后，一拍大腿：“灵得唔得了！”。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夸我，之后考上大学都没听见他夸过我。
我们村有一个养猪的右派，带着一副总是擦得干干净净的眼镜，我们小孩都叫他“老噶梁”，其实他当时年龄并不老。我父亲跟他很是说得来，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过去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教物理，据说还当过优秀教师。本来家庭成分就不好，反右的时候，不知说了什么话，被打成右派。我们这当时的一位县长想方设法把他弄到我们村里来劳改——养猪，算是救了他一命。这里穷是穷了点，苦是苦了点，但至少不会被侮辱和关押。他爱看书，爱干净，不管衣服如何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去翻他那些书，刚开始是给他捣乱，后来不知不觉就爱上了阅读。记忆中他把猪圈总是收拾得异常清洁，我甚至都不记得有过什么异味。他经常爱怜地看着他的猪对我们说：“这猪啊，不仅爱干净，还很聪明哩。” 他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收音机里出来的声音一样好听。有小孩打趣他不会讲上海话，他就会慈爱地刮刮小孩的鼻子，来一段：落雨咯，打烊咯，小巴辣子开会咯……。他可以说上一车的童谣，还会给我们讲很多好听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草船借箭，武松打虎，那正宗的的上海闲话和普通话让我们这些乡下小巴辣子羡慕不已。再往后，另外一个人更好听的普通话和上海话超越了他，那个人就是向华——“老嘎梁”的女儿。
突然有一天，村里锣鼓喧天地住进来很多哥哥、姐姐，他们看上去是那么漂亮，朝气蓬勃，说起话来都是城里人的口音。他们笑着、唱着，那歌声和笑声，还有广播站一遍一遍的宣传声，让整个村庄都燃烧着青春的激扬和迎接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的亢奋热情。我父亲他们一家从前院搬到了后院，把前院让给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有一天，我父亲找“老噶梁”下完棋回来就唉声叹气不止，抽着闷烟，嘴里一个劲地重复：“造孽啊。” 在继母一个劲地追问下，他说“老嘎梁”城里的老婆跳楼死了，一个知青把他的独生女儿从城里带到这里来了。本来这女儿是跟着妈的，妈一死，这女儿差点就被送孤儿院，后来有个“老嘎梁”曾经的学生知道小囡的爸爸还活着，硬是托一个知青把她给带过来了。我本来在帮奶奶干活，听着父亲长吁短叹地絮叨着，不由得支起耳朵听了下去。父亲说他从来没见一个男人那么悲恸地哭过，尤其没见过乐天派“老嘎梁”如此伤心欲绝。我听见继母追问为什么小囡的娘要跳楼。父亲讲他今天才晓得“老嘎梁”有个老婆还有个女儿，之前以为他就是光棍一条呢。“老嘎梁”反反复复地说是他害死了小囡的娘。他老婆是个跳舞的，因为不跟他这个右派丈夫离婚就被单位剥夺了跳舞演出的机会。说是她一个带人着囡过得很辛苦，一个跳舞的什么粗活都干过，再苦也不肯离婚。可是这运动来了，被红卫兵抓去批斗，还把她的头剪成了个阴阳头。顶爱漂亮的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屈辱，竟然疯掉了。经常跑出去到街上乱喊乱闹，连娘家人都嫌弃她。就在不久前，有人发现她衣衫不整地跳楼摔死掉了。亲戚中没人愿意领养这个右派的女儿。“小姑娘瘦的嘞，可怜啊。” 父亲越说越生气竟然骂起人来。我继母连忙一边冲他摆手，叫他小声点，一边忙把门和窗关紧。
自从“老嘎梁”死了老婆，变得闷了许多，人也邋遢起来了，好像一下就老了十几岁，也不大跟村里的小孩说笑了。我第一次见到他女儿，是他去求我们村办小学的校长收他女儿入学。老嘎梁似乎把过去给自己拾掇的劲儿又用到了拾掇女儿上面去了。小姑娘虽然瘦，穿着一尘不染的半新不旧的衣服，静静地低着头站在他父亲身后，看不见她的正脸却一点不觉她卑微和弱小，很奇怪的感觉，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气场。她那时也就八、九岁，可她天生腿长、胳膊长、似乎连脖子都比别人长，和我们这里的乡下人比总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我之前曾在“老嘎梁”一堆藏书中囫囵吞枣过《青春之歌》，也看过电影，突然就觉得这小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林道静小时候该有的样子。求了半天，最后校长还是没有收她。我父亲吩咐我每天去“老嘎梁”家去做作业，目的就是把书借给小姑娘看。等我去了才觉得这是多此一举，“老嘎梁”自己已经教起女儿来了，而且还制定了一套教学大纲和计划——算数，语文，自然科学，历史，甚至把英文都排进去了。我那时候连英文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是帝国主义的语言，学帝国主义的语言就是坏的。我还和“老嘎梁”争辩，阻止他教他女儿英语。老嘎梁嘿嘿一笑说：“听亚叔讲啊，你看，我们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可是帝国主义总要搞阴谋诡计，我们要是听不懂他们的阴谋诡计，怎么识破他们的诡计，怎么保护得了毛主席呢？所以你说不学习帝国主义的语言怎么可以呢？你可知道他们也学我们的语言，有很多外国人中文好的不得了呢！”（我爸说到这，眼睛突然蒙上了一层雾，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泪水。他对我说，又像是喃喃自语：“这些话就好像他刚刚在我耳边说过。”）我还是坚决反对他们讲英文，每次碰到他们说英文，我就把耳朵捂住——不听。（当他们离开我以后，我才发觉这对右派父女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一生都无法报答的好人。）
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老嘎梁”的女儿不跟任何人说话，甚至也不大搭理她的父亲，还总是用头发遮住面孔，我甚至怀疑过她是不是个哑巴。因为经常去“老嘎梁”家做功课，帮他们干点话儿，渐渐地她不再对我设防。小孩子很容易就玩儿到了一起，她偷偷告诉我说她的原名叫“微隼”，是她外公给起的名字，因为她五行缺金所以用了这个“隼”字。后来人家说她这个名字怪，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一定要换一个无产阶级的名字，于是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向华”。我说，改的好，“微隼”是什么名字嘛，我都不认识那个字，还是“向华”好听。她嘴一撇不以为然的样子。自从她开始开口讲话，那声音就是是我听到最动听的声音，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沪语都是极为标准的，柔软轻盈，这是真正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很自然地她经常会教我普通话和上海话，我很乐意她做我的老师。她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有她那样精细整洁的眉目，眉角、眼角、鼻梁、嘴角、脸的轮廓都是像用笔特意画过，或者更确切地说仿佛是特意修改过一样的有头有尾，配在白皙的皮肤上，让人不禁感叹这原来就叫“眉目如画”。我们去河里挖菱角，我看着她就说，我以后叫你菱角好伐？你的眼睛，嘴巴都像菱角一样的形状！她拿着一只菱角架在嘴巴上面当胡须，找了片大荷叶戴在头上当帽子，记得那天她穿了一条背带裤，然后一手扣在前面的背带上，一手做吸香烟状，两只脚撇成很大的“八”字像鸭子一样走路，嘴里还哼着不知是什么的旋律，时不时回下头，或假装香烟烧到手的样子，逗得我和其他小孩大笑不已。她说她学的是一个叫“查理·卓别林”的人，还给我们活灵活现地模仿卓别林滑稽的表演，从此我知道了卓别林这个名字。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向华模仿的是《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里面的片段。
时间长了发觉其实向华是个很好相处的女孩，帮他爸打扫猪圈，喂猪，做家务，一点不含糊，不像我想象中上海娇滴滴的小姑娘的样子。后来我想是那几年她母亲带着她做了很多体力活的原因吧。她唯一的忌讳是提起和她母亲有关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做完功课，都比较累了，她垫着脚尖，伸伸胳膊，就地转了一个圈。我不知道那是芭蕾动作，只觉得她跳的很美，就随口一说：“你应该去文工团跳舞”，她立刻僵在那儿，长长的睫毛一扑闪，像变戏法一样，大眼睛里立马就噙满了泪水，我吓坏了。后来她父亲悄悄告诉我以后最好不要在她面前提跳舞，那会让她想起她娘。我说囡天生就是跳舞的，“老嘎梁”摆了摆手，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她母亲的死在她心里是多大的一道伤疤，我不敢想象。就连我从来没见过我自己的亲妈都时常会梦到想象中的母亲。那年月，多少遗憾和心酸也只能付诸于一声长叹。
记忆中我们村的红卫兵应该算是很温和的，不像听说的城里的那么凶悍。有限的几次，他们会开个批斗会，“老嘎梁”总会在其中。我有一次碰到那些红卫兵去揪斗“老嘎梁”，正好是个早晨，我像个英雄一样把向华护在身后。“老嘎梁”看看那些红卫兵，转身对着我俩笑笑说：“不要怕，他们人蛮好的，我就是去讲讲故事。” 然后对那些红卫兵说他要洗把脸再跟他们走。
有个小子讪笑着：“真以为上台讲故事去啊，心黑掉了，还不如洗洗心。”
“出门怎么能不洗脸呢？” “老嘎梁” 慢悠悠地坚持着。
那些红卫兵没再说什么，安静地等他洗完脸才一起走了。真正让“老嘎梁”生气和痛惜不已的是那些红卫兵把他藏在床底下的书都抄走了。现在想想也替他可惜，好多的书啊，有中国的，苏修的，还有其它外国名著，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攒下的。唯一幸存的书是被向华用塑料布包好藏到猪圈里的一套线装《红楼梦》。（“哝”，说到这，父亲指了指书柜，“就是我们家里那套。”）我带领向华和其他几个死党曾经策划着到村里的文革办公室把那些书都偷回来，后来被“老嘎梁”发现，提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承认错误，发誓再也不想着去偷东西了。“你们晓不晓得，偷是最可耻的行为！我怎么教过你们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书白读了吗？” 他指指自己的脑袋，继续说：“书要读到脑子里，啥人能拿走？！” 我嘟囔了一句：“阿拉勿是偷，是窃！窃书不算偷。” 旁边的几个孩子“扑哧”笑了起来。“老嘎梁”没听到，据说他的耳朵被打坏了，不大灵。他回过头来，敲了敲我的脑门儿：“侬刚刚讲啥么子？都站好了，不认识错误就一直站着！”
我感觉我的小学就是稀里糊涂混过来的，在学校的日子远没有和“老嘎梁”父女在一起有趣。他们讲的英文潜移默化地钻进我的耳朵，耳闻目染，时不时的我也能说几个词和句子，惹得他们大笑不止。当然，我们学英文的事是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的。时间长了，他们讲的数学题也渐渐难不倒我了，有时候我比向华做的快多了。每到这个时候，“老嘎梁”就会摸摸我的头说：“是块读书的好材料！” 我听见过他对我父亲说一定要供我读大学，不要浪费了这么灵光的头脑。我父亲说哪还有大学啊，都停了。“老嘎梁”信心满满地说，别急，不会总是这样的，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父亲说大学就别想了，能读个初中我就满意了。可是父亲大概是上心了，经常去红卫兵那里去打听上面的政策。
我们在贫穷又快乐的时光中迈入了70年代，应该是在72年以后运动就不像之前那么激进和如火如荼了，政治的气氛淡了许多。我们县的重点中学（现在已经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之一）招生考试，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学生去赶考，我和向华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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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我已经、大概、差不多理解不了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了 有点枯燥哈
你用了“三年困难时期”一词。记得我在零四或者零五年第一次在“文化走廊”坛用这词时（而不是官方的“三年自然灾害”），还被人专门写帖子骂呢。
上一次看你贴没敢说的是，我去过上海郊区，包括农场三年，还有以前的学农，加上走亲戚，我就从来没有觉得上海郊区有你描述的美人。这次算你解答了。
不过，那个女孩应该比你父亲大几岁吧。你父亲是六一或者六二年出生的。一九五七年反右，向华最迟应该是五八年出生？
文笔很好，可以让人耐心读下去。谢谢分享。
这是书接上回 我爸在切入正题之前忆苦思甜了一下 因为是我爸给我讲的往事 所以干脆就以我爸的口气写了
想着之后还会以我妈的口吻讲她的心理历程 不过估计到那时候就没多少人感兴趣了
Thank you for sharing.
农村的红卫兵不像城里的那么左，都是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你应该把上贴最后一句放到这贴的最前面就好了。故事讲的很流畅，可读性强，赞。
请问是哪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