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雁
发表于2005年2月3日《新京报》，本文有删节
关于奥斯威辛，大家都记得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
但“奥斯威辛以后”60年，类似的大屠杀悲剧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正如安南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联大会议上指出的：“自纳粹大屠杀以来，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等地的种族大屠杀就没有及时得到预防或制止。在今天的世界就有许多类似的丧失人性的可怕事件正在发生，国际社会不应对此漠不关心，甚至予以否认。”
这是为什么？是否可以说，原因之一是“诗”仍然太多，而反思太少。就是对奥斯威辛的纪念，除了对暴行的愤怒和对遇难者的哀悼，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何以发生的深层原因，人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反思呢？
新华社记者提到：根据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在集中营存在的4年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丧生。但是这则报道没有述及这个数字背后的复杂故事。事实上，在1990年笔者初访奥斯威辛时，这里的铭牌上写的遇难者数字是“约410万人”。1992年，这块铭牌被上述记者提到的“最新”结果所更换。
410万或“至少400万”的数字，初见于1945年5月12日苏联专门成立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当时奥斯威辛解放才3个多月，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集中营内杀人设施的“工作效率”推断出来的。此后40年，在苏联体制的各国，这个数字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任何试图重新考证这个数字的人都被说成“替纳粹辩护”乃至是“新纳粹”而受到严惩。
而在西方，人们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对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国人大都承认这一数字，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著述一般都说是100-250万。他们的依据多种多样：战后审判庭上的证言、各种记录中来到奥斯威辛的人数与幸存者数之差，以及战前战后人口调查的推算等等。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则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把奥斯威辛灾难，乃至整个纳粹暴行说成是“谎言”。
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波兰犹太学者、奥斯威辛遇难者亲属，佩帕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从1965年起，40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关于欧洲犹太人、纳粹运动、大屠杀与集中营问题的大量证据。
1980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集中营存在期间来到奥斯威辛的不幸者总共约13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这130万囚徒中，先后有212，820人被转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释放，约500人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后获得解放，其余1，077，180，即约110万人都在集中营遇难，其中犹太人约占96万。
1991年，佩帕的著作《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囚徒与遇难者人数估计》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评，标志着纳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犹太人对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铭牌正式据此更换。
佩帕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客观、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对苏联数字的更正，曾经使一些新纳粹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故意歪曲、乃至编造佩帕“戳穿了奥斯威辛谎言”的说法。佩帕为此非常愤怒。
佩帕在1993年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份公开信中声明：“我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已经28年：保存对于无数纳粹暴行牺牲者的记忆，以警告人们不能漠视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动者，他们毁灭正义，制造苦难并屠杀无辜人民。”
佩帕还指出，被押解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只有约20万被役使为奴工的人进行了登记。因此遇难者远比囚徒登记数为多毫不足怪。客观的研究者不能只从杀人者一方获得证据，奥斯威辛档案中的登记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该集中营的遇难者不会少于20万，但从逻辑与事实上它都不能用来证明遇难者不会多于此数。苏联当年的数字虽有很大水分，但一个集中营就杀死一百多万人，还不够丧尽天良吗？
苏联打败纳粹解放奥斯威辛的伟大贡献，是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的，在1945年的条件下作出仓卒估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为宣传目的禁止人们加以研究更正则不可取，而且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恰恰给新纳粹抓住数字破绽，为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口实。
这场“数字官司”的确发人深省。其实，从杀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数字，与奥斯威辛档案中留下的20万囚徒登记数一样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它只能说明死亡数的下限而不能当做死亡数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间接推算法的价值。
对别人发生的事都这样文过饰非，甚至别人已经反思而自己还在替人家掩盖，对自己的历史还怎么能有反思态度？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持这种态度，我们又怎么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真心忏悔？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正是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现在，他们可以shut up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300000这个数字严谨客观的梳理一下？
好像他们是夫妻，非常严谨认真的学者，希望他们安好
苏联的不可信，所以“中国人的不可信”。
是这个逻辑吗？
您看到的30万证据是什么呢？
贴到《宋老师真冤贴》里了。
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获取客观、真实信息的能力，她显然不具备。另外她强调以有名有姓作为有效的数字证据，这个，当时以清点尸体得到的数据难到就随风飘去了吗？她不知道什么叫屠城。
本想搜她讲话的原文去驳，正好搜到了这篇，我以为够客观，请大圣看看。另外，我同意从客观学术的角度认真查出尽可能准的数字，包括投到江里的，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字。等下要忙别的，就不回复了：）
《宋姓教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https://mp.weixin.qq.com/s/SmT5UXjBkad4-_FvMtjdaQ
thx.
(发自我的文学城离线浏览器)
作者：金雁
发表于2005年2月3日《新京报》，本文有删节
关于奥斯威辛，大家都记得阿多尔诺的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复存在。”诗已不复存在，而永存的是关于奥斯威辛的反思。
但“奥斯威辛以后”60年，类似的大屠杀悲剧并没有从人类历史中消失。正如安南在纪念奥斯威辛解放60周年联大会议上指出的：“自纳粹大屠杀以来，发生在柬埔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等地的种族大屠杀就没有及时得到预防或制止。在今天的世界就有许多类似的丧失人性的可怕事件正在发生，国际社会不应对此漠不关心，甚至予以否认。”
这是为什么？是否可以说，原因之一是“诗”仍然太多，而反思太少。就是对奥斯威辛的纪念，除了对暴行的愤怒和对遇难者的哀悼，对于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何以发生的深层原因，人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反思呢？
新华社记者提到：根据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结果，在集中营存在的4年间，共有110万人在这里丧生。但是这则报道没有述及这个数字背后的复杂故事。事实上，在1990年笔者初访奥斯威辛时，这里的铭牌上写的遇难者数字是“约410万人”。1992年，这块铭牌被上述记者提到的“最新”结果所更换。
410万或“至少400万”的数字，初见于1945年5月12日苏联专门成立的一个国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当时奥斯威辛解放才3个多月，这个报告主要是根据集中营内杀人设施的“工作效率”推断出来的。此后40年，在苏联体制的各国，这个数字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任何试图重新考证这个数字的人都被说成“替纳粹辩护”乃至是“新纳粹”而受到严惩。
而在西方，人们对这个数字半信半疑。对本民族罪孽深刻反省的德国人大都承认这一数字，而其他西方国家的著述一般都说是100-250万。他们的依据多种多样：战后审判庭上的证言、各种记录中来到奥斯威辛的人数与幸存者数之差，以及战前战后人口调查的推算等等。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则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把奥斯威辛灾难，乃至整个纳粹暴行说成是“谎言”。
严肃的学者有责任澄清历史的真相。在这方面，奥斯威辛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弗朗西塞克·佩帕博士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波兰犹太学者、奥斯威辛遇难者亲属，佩帕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从1965年起，40年来他在世界各地搜集了关于欧洲犹太人、纳粹运动、大屠杀与集中营问题的大量证据。
1980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在集中营存在期间来到奥斯威辛的不幸者总共约130万人，其中犹太人约110万。这130万囚徒中，先后有212，820人被转移到别的囚禁地，有1，500人被释放，约500人侥幸逃亡成功，8000人活到最后获得解放，其余1，077，180，即约110万人都在集中营遇难，其中犹太人约占96万。
1991年，佩帕的著作《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囚徒与遇难者人数估计》在耶路撒冷出版并受到好评，标志着纳粹暴行的主要受害群体犹太人对佩帕研究的肯定。次年，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的铭牌正式据此更换。
佩帕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学者的严谨、客观、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对苏联数字的更正，曾经使一些新纳粹分子以为有机可乘，他们故意歪曲、乃至编造佩帕“戳穿了奥斯威辛谎言”的说法。佩帕为此非常愤怒。
佩帕在1993年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份公开信中声明：“我献身于这样的事业已经28年：保存对于无数纳粹暴行牺牲者的记忆，以警告人们不能漠视一切形式的种族、宗教和民族仇恨煽动者，他们毁灭正义，制造苦难并屠杀无辜人民。”
佩帕还指出，被押解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到集中营就被杀害，只有约20万被役使为奴工的人进行了登记。因此遇难者远比囚徒登记数为多毫不足怪。客观的研究者不能只从杀人者一方获得证据，奥斯威辛档案中的登记数的价值在于：它证明该集中营的遇难者不会少于20万，但从逻辑与事实上它都不能用来证明遇难者不会多于此数。苏联当年的数字虽有很大水分，但一个集中营就杀死一百多万人，还不够丧尽天良吗？
苏联打败纳粹解放奥斯威辛的伟大贡献，是波兰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的，在1945年的条件下作出仓卒估计也完全可以理解。但后来为宣传目的禁止人们加以研究更正则不可取，而且这种不严肃的做法恰恰给新纳粹抓住数字破绽，为否定大屠杀的存在提供了口实。
这场“数字官司”的确发人深省。其实，从杀人者留下的案卷中算出的数字，与奥斯威辛档案中留下的20万囚徒登记数一样是有研究价值的，但它只能说明死亡数的下限而不能当做死亡数本身，更不能以此否定间接推算法的价值。
对别人发生的事都这样文过饰非，甚至别人已经反思而自己还在替人家掩盖，对自己的历史还怎么能有反思态度？如果对自己的历史持这种态度，我们又怎么有能力让别人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真心忏悔？
欧洲的一些极右翼、种族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正是抓住400万数字缺乏实证依据一事大做文章，现在，他们可以shut up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300000这个数字严谨客观的梳理一下？
好像他们是夫妻，非常严谨认真的学者，希望他们安好
苏联的不可信，所以“中国人的不可信”。
是这个逻辑吗？
您看到的30万证据是什么呢？
贴到《宋老师真冤贴》里了。
新闻工作者应当具备获取客观、真实信息的能力，她显然不具备。另外她强调以有名有姓作为有效的数字证据，这个，当时以清点尸体得到的数据难到就随风飘去了吗？她不知道什么叫屠城。
本想搜她讲话的原文去驳，正好搜到了这篇，我以为够客观，请大圣看看。另外，我同意从客观学术的角度认真查出尽可能准的数字，包括投到江里的，那肯定也不是个小数字。等下要忙别的，就不回复了：）
《宋姓教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https://mp.weixin.qq.com/s/SmT5UXjBkad4-_FvMtj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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