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ok.163.com/10/0211/14/5V8G2OLH009244K2.html 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据刘道玉回忆，查全性用大约1刻钟时间讲了回复高考问题，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但这短短20分钟改变了当时数百万计青年的命运。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纵横》杂志 曹景行（主持人）：这期节目对我自己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因为我是1978级的中国大学生。30年前，我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下乡已快10年，我在那边结了婚，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以为我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然而，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今天，我有幸请到了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先生，他要给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个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出炉的前前后后。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人心大快。同时大家也盼望，能够拨乱反正，澄清文化大革命在教育战线上的许多的是非问题。如果不经过这个拨乱反正，教育要想大干快上是无从做起。我也正是在这个背景情况下，被借调到北京来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1977年4月初，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12日，他突然接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刻返回总校，说有要事商量。刘道玉马不停蹄从襄阳坐火车赶了回来。 刘道玉：回来以后，纪辉告诉我说，教育部来电话，要借你到北京去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听了以后（我）很希望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顾虑，这会不会是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所以，我当时就跟纪辉书记说，不去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去了以后你负责要把我要回来。他说，那当然。他说我也舍不得你去，但是你这一去对武大工作有好处，至少可以及时地得到教育部的一些信息，一些指示。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这是一个大局，全国教育战线眼巴巴地盼望开这个会，我希望你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一定把你要回来。 曹景行：就你自己判断，为什么当时教育部要借调您？ 刘道玉：这个问题我估计跟教育部没有关系。虽然（教育部长）刘西尧是我们的校友，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那么怎么会借到我了？这个事情我也很蹊跷。中央组织部后来就把这问题说白了，为什么要你来？这是我们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各大学挑选出来的，考虑到你有苏联留学的背景，经历了国际风云的锻炼，立场坚定。这是当时非常强调的。第二，你在大学做党委副书记，做过基层工作，对教育比较熟悉。现在教育是百废待兴，需要懂行的人来参与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他就给我交了这个底。 1977年4月15日，刘道玉到教育部报到。他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这个简陋的房间成了他日后的会客室和卧室，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在教育部两年的“临时工”生涯。不过，刘道玉并没有意识到他很快将参与到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重大决策。一个多月以后，刘道玉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随即他前往北京郊县、天津、江苏等地学校调研。 刘道玉：调研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四人帮”对全国教育战线，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战线的破坏。大家都说教育是重灾区，重灾区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育战线上有哪些是非需要划清？拨乱反正嘛，什么是乱？什么是正？你必须在乱和正之间划清界限。第三，当前教育战线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第四，今后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如何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这次调研的结果给刘道玉很大的震动。调研归来，6月份教育部党组开会，作为教育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刘道玉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刘道玉提到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 刘道玉：党组会议研究拨乱反正，我说拨乱反正绝对是要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的，但是拨乱反正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两个基本估计”。如果这个“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高等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是无法进行的。为什么说这“两个估计”是一个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呢？这“两个基本估计”是谁做出的？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这个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整整108天。当时参加会议的全部是各地的军代表。 曹景行：工、军宣团，工、军宣团的代表。 刘道玉：都是他们。都住到北京前门饭店里开神仙会。从这108天会议来看就说明了教育战线上思想分歧很大，思想斗争很激烈，认识很难统一，不然怎么开了108天呢？最后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也就是说，17年教育是一条黑线，是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17年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个《纪要》是周总理亲自审定、毛主席圈阅的，那可以作为最高指示，是权威文件。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纪要》，所以，“两个基本估计”就成了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条精神枷锁，不能动弹，什么解放思想，什么教育战线大干快上都谈不上。所以，我在会上说，我是从基层来的，基层的教育状况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我清楚。正是这“两个基本估计”束缚了大家，所以就必须推翻。不推翻没有办法拨乱反正，没有办法解放思想，也没有办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大干快上。当时刘西尧下来以后，他说我听了你这个话以后吓了一跳，刘道玉怎么是个冒失鬼？竟敢在会上提出来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他说这是毛主席签阅的文件。就这么一回事。 曹景行：那你提出来以后会上有人讨论吗？有人发表看法吗？ 刘道玉：没有，大家沉默不语，因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既不敢赞同，也不敢反对。 刘道玉向来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因此，当他在党组会议上提到只有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才能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里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超前的敏感的议题，这也是其他人都避而不谈的原因。让刘道玉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邓小平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这一年7月底，教育部接到中央通知召开科教座谈会，请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选拔15名代表来参加座谈会。 曹景行：在筹备这个座谈会的时候，要开成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 刘道玉：我们不知道，那时只有邓小平心中有数，没给我们交底，只要求选人，就是要我们选人，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什么时候开会。 曹景行：邓小平当时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刘道玉：当时还没有职务，好像。仅仅是中央要他出来，就所谓解放吧，我们都是称小平同志嘛。他受中央的委托来召开这个会议。虽然小平同志当时没有身份，但是反映了教育界、科学界，甚至是全国民众的一种期盼。 曹景行：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您，有没有一点担心呢？对这个政治局面。 刘道玉：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从我本人，依据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来看，没有这个情绪。大家一直是很高兴的，希望小平同志复出，希望小平同志用他的威望和魄力来抓教育和科学，这是我知道的。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有，在教师当中，在全国教育战线当中，担心邓小平又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在教育部，我就收到了武汉大学的一个党总支书记给我写的一封信，他就说：“走资派又在走，当年的刘邓，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现在又出来了。”当然，这个人后来我们没有采取过去“四人帮”戴帽子、打棒子的那个态度，我把这事情告诉了武大党委书记，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给他个别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干部后来转变了。 曹景行：教育部呢？教育部里边？ 刘道玉：教育部里也可能有，但是我没听到有。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从那个十年动乱下出来的，包括我都是九死一生，你说没点儿这个顾虑呀，没有心有余悸呀，那不符合实际。 1977年8月2日，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来自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的3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曹景行：整个会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 刘道玉：都是沙发围起来的，一圈都围着沙发的。中间也都是沙发，摆得稍微比较集中一点。有些工作人员，随行的秘书，大概都坐在后边，沙发的后边。 曹景行：那谁主持会议呢？ 刘道玉：主持会议？就是小平自己主持。他一开始就说了，我好多年不工作了，中央让我管一管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重灾区，怎么管？我想找大家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出出主意，看教育科学工作怎么抓。 曹景行：那比如说哪一位，周培源发言，谁要发言是他点名呢？还是大家就自己…… 刘道玉：据我记忆，不存在冷场的问题，他一开了头以后大家都踊跃发言，争先恐后。有的时候一个人讲，别人插话，小平自己也插话。因为小平同志开始说了，他说，大家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的苦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都被打倒了。现在你们不要有顾虑了，“四人帮”粉碎了，不要再心有余悸了，你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曹景行：我比较好奇，他（邓小平）抽烟吗？整个会场上，您还记得吗？ 刘道玉：抽烟，抽烟。 曹景行：他耳朵是不是不好？ 刘道玉：不好，是的。 曹景行：听得清大家讲吗？ 刘道玉：他有时候是需要邓榕跟他咬咬耳朵，大部分时间，他还能听得清，从他插话的反应来看，他都能够听见大家的意见。 1977年8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而对于刘道玉来说，这也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参与的一个别开生面、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与会代表大多是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比如说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是，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心系国家的千秋大业。各抒己见的情景十分令人感动。而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大家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刘道玉：周培源先生首先讲话，因为他的地位和学校的地位，他都是老大哥了。周培源先生讲的最集中的就是迟群对北大的破坏，特别是提到了“四人帮”时期北大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俞大絪的丈夫是我的老师曾昭抡先生，后来打成右派，把曾昭抡从北京下放到武汉大学，我就是他的助手。这都是“文革”迫害致死的，而且北大教授很多的文物、书稿、古玩全都被查抄了。所以周培源先生就讲，希望中央尽快地作出决定，归还被查抄的书稿、文物、古董，尽快地为含冤去世的这些知识分子平反昭雪。讲到这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来落实这件事情。又比如说，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先生提到了，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就仅仅有一个科教组，怎么能够领导国家的教育和科学？应当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部队强占的国家科委的大楼。讲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尽快恢复国家科委，部队要腾出被占的国家科委房子。他说马上解决。他的作风就是干脆，说一不二。 曹景行：关于“两个估计”在会上是谁提出来的？ 刘道玉：苏步青先生他就讲到黑线专政嘛。苏步青先生就说，这个17年“两个估计”，说17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黑线专了政，我们想不通，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怎么估计？我们所做的都算什么？到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得很尖锐。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17年不是黑线，是红线，是党的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说黑线讲不通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嘛。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我们当时还是臭老九啊，那个时候还是工人领导一切啊，毛主席指出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个时候还处在这个时代，所以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所以，有代表提出来，这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怎么是臭老九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也是劳动者嘛，脑力劳动者嘛，是分工的不同嘛，怎么是臭老九呢？所以他都留意，都有插话。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学制、修订教学计划等都进行了讨论。会议气氛之热烈、大家发言之踊跃让刘道玉受到很大启发和震动。不过，他还注意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谈及，那就是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联想到一个多月前自己在一些地方所做的调查，刘道玉感觉到说话的机会来了。 刘道玉：我不是到了天津、辽宁、江苏、北京？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当时北京顺义县，那时候还是革命委员会。当时顺义县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姓姜的，姜子牙的姜。我就是调查，你们这个教育拨乱反正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给我明确提出来要恢复高考，说现在这个“十六字”方针，说起来十六字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就这四个字，学校也没有复审权，基层推不推荐是个过场，你报不报名没关系。所以他说，必须要改，恢复统一高考。他说也可能（有人）以为恢复统一高考又会重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老路，其实不然，我们工农兵不怕考。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们工农兵不怕考，不服气。你调查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弟占多数，是的。 曹景行：文化大革命以前？ 刘道玉：文化大革命以前统考的时候，还是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占多数。所以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震动很大，也引起了共鸣。这个时候在我思想上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十六字”方针要推翻，但是我没有想到怎么推翻。 曹景行：在会前，座谈会之前，这个话题在教育部里面没有议论过？任何会议没有？ 刘道玉：没有议论过。在教育系统，在其他大学，比如在大学里边有议论，议论不是说要恢复统一高考，是说这样招生。在大学里面老师们都议论纷纷说，没办法教，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你说怎么教？所以，用当时的话来说嘛，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所以教师很为难，觉得这个不行。但是，是不是要明确提出来要恢复统一高考呢，还没有人提，就感觉这个招进来的学生不行，保证不了质量，有这些议论。 刘道玉说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给他震动很大，他当时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教育界要拨乱反正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他脑子里也没有形成一个想法。 刘道玉：如果说我进一步受到了震撼，那是在小平同志这个座谈会上，在听了其他专家代表讲话以后，我又一次受到了启发，受到了震动。我又想起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意见，何尝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可就是通天了嘛。 1977年8月4日，科教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再过一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在会下刘道玉遇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 刘道玉：因为查全性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授过课，但是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人嘛，他是爱思考，平常不爱讲话，话不多，讲话的时候也有一些口吃，但是他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一点新意。 但是在这三天的会议当中，查全性一直都没有发言，刘道玉在和查全性的闲聊中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这个话题。 刘道玉：我就跟查先生建议，我说其他的代表提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提到，就是恢复高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搞不好就成了重蹈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老路（的问题），所以比较敏感。我跟查先生说，这个问题既是个敏感问题，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的人没提到，不知道你怎么样？他说我也觉得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办法保证质量。他说我可以讲。所以我们看法完全一致。 8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首先发言，一言甫出，举座哗然。 刘道玉：他讲得非常好，讲得也很动情，很激动。他说，解放以前，上大学靠钱，你拿钱（就能上学）。17年靠分（数），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只要你爸爸有权，你就可以上大学。（他说）我有个典型的例子，全国有个知名作家叫熊召政（2006年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居正》的作者），也是我的学生，是武大作家班的学生。本来1976年他是英山县文化馆的一个文化员，被基层推荐上大学，上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愿意录取他，后来县革委会主任找他谈话，熊召政，你今年就不上了，明年我们推荐你上北大。县革委会主任的儿子顶了他。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例子，所以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曹景行：他后来还讲什么，他除了讲这个还有哪一个？是邓小平在当场？ 刘道玉：他讲嘛，当然也是讲学校实际情况。他说，现在从武汉大学实际来看，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群众议论很大，开后门，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的子女非常不满，这是一个。再就是学风的问题，就是工农兵们上大学以后提出个什么东西呢？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曹景行：“上、管、改。” 刘道玉：简称就是“上、管、改”。他说，那就是工农兵学员提出来的，他们自己上大学，而且要管大学，这个管大学倒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参与管理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他以掌权者自居，把教师都当作改造的对象，这就错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呢？因为，我亲身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工农子弟被退学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又把这些退学事宜的学生请回来，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年亲手处理退学事宜的这些人都要上台接受批判。所以一恢复高考，很多人不由得就想起来这个接受控诉、批判的情景，当然心有余悸。所以，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就在于“两个基本估计”把大家束缚了。 曹景行：那在查教授8月5日讲话之前，您说其他的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没有人把招生问题、学生质量问题提出来？ 刘道玉：在他发言之前，关于恢复高考的问题，关于“十六字”方针问题，基本上没有人提及，但是查全性发言以后，那是举座哗然、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大家都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要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大学没有办法办，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嘛，要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招生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出好人才？大家纷纷补充查全性先生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希望中央下决心推翻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恢复统一高考，当时没有不同的意见。 曹景行：邓小平的反应，当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刘道玉：查全性讲了以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刘西尧就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要恢复就从明年开始。这个时候小平第二次插话，就说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他的表情很严肃。 曹景行：小平作了表态之后对会议怎么样？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都很高兴，大家都说查全性同志你做了件好事，其实你讲了大家心里话，也反映了大学广大教师的愿望，这一下高等教育保证教学质量就有望了。总的来说都还是表示赞同的。 曹景行：会议之后在会场以外对恢复高考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刘道玉：没有，就包括这个会，当然，5日会后就散会了。 曹景行：5日是最后一天？ 刘道玉：最后一天。可以说，这个恢复高考的事是小平同志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是在高潮中结束的。 据刘道玉回忆，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刻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但这短短20分钟改变了当时数以百万计中国青年的命运，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一年冬天被很多人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 刘道玉：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入学，27万人荣幸地成了“77级”。到2007年，高考恢复30周年。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人才3600万。（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王劼）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纵横》-刘道玉)
http://book.163.com/10/0211/14/5V8G2OLH009244K2.html
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亲历：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
据刘道玉回忆，查全性用大约1刻钟时间讲了回复高考问题，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但这短短20分钟改变了当时数百万计青年的命运。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纵横》杂志
曹景行（主持人）：这期节目对我自己来说有特别的含义，因为我是1978级的中国大学生。30年前，我在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下乡已快10年，我在那边结了婚，成了家，生了孩子。我以为我的人生就将这样继续下去。然而，1977年10月21日，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那一天，中国决定恢复高考。
今天，我有幸请到了当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先生，他要给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个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出炉的前前后后。
刘道玉：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人心大快。同时大家也盼望，能够拨乱反正，澄清文化大革命在教育战线上的许多的是非问题。如果不经过这个拨乱反正，教育要想大干快上是无从做起。我也正是在这个背景情况下，被借调到北京来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1977年4月初，刘道玉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12日，他突然接到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纪辉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刻返回总校，说有要事商量。刘道玉马不停蹄从襄阳坐火车赶了回来。
刘道玉：回来以后，纪辉告诉我说，教育部来电话，要借你到北京去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听了以后（我）很希望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有顾虑，这会不会是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所以，我当时就跟纪辉书记说，不去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去了以后你负责要把我要回来。他说，那当然。他说我也舍不得你去，但是你这一去对武大工作有好处，至少可以及时地得到教育部的一些信息，一些指示。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这是一个大局，全国教育战线眼巴巴地盼望开这个会，我希望你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一定把你要回来。
曹景行：就你自己判断，为什么当时教育部要借调您？
刘道玉：这个问题我估计跟教育部没有关系。虽然（教育部长）刘西尧是我们的校友，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那么怎么会借到我了？这个事情我也很蹊跷。中央组织部后来就把这问题说白了，为什么要你来？这是我们中央组织部在全国各大学挑选出来的，考虑到你有苏联留学的背景，经历了国际风云的锻炼，立场坚定。这是当时非常强调的。第二，你在大学做党委副书记，做过基层工作，对教育比较熟悉。现在教育是百废待兴，需要懂行的人来参与教育部的领导工作。他就给我交了这个底。
1977年4月15日，刘道玉到教育部报到。他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这个简陋的房间成了他日后的会客室和卧室，也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在教育部两年的“临时工”生涯。不过，刘道玉并没有意识到他很快将参与到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重大决策。一个多月以后，刘道玉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随即他前往北京郊县、天津、江苏等地学校调研。
刘道玉：调研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四人帮”对全国教育战线，特别是对高等教育战线的破坏。大家都说教育是重灾区，重灾区重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教育战线上有哪些是非需要划清？拨乱反正嘛，什么是乱？什么是正？你必须在乱和正之间划清界限。第三，当前教育战线需要解决哪些问题？第四，今后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如何制订长远发展规划？
这次调研的结果给刘道玉很大的震动。调研归来，6月份教育部党组开会，作为教育部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刘道玉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刘道玉提到了一个当时很多人都不敢触及的敏感话题。
刘道玉：党组会议研究拨乱反正，我说拨乱反正绝对是要作为中心工作来抓的，但是拨乱反正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两个基本估计”。如果这个“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高等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是无法进行的。为什么说这“两个估计”是一个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广大知识分子、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呢？这“两个基本估计”是谁做出的？1971年4月15日到7月31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这个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整整108天。当时参加会议的全部是各地的军代表。
曹景行：工、军宣团，工、军宣团的代表。
刘道玉：都是他们。都住到北京前门饭店里开神仙会。从这108天会议来看就说明了教育战线上思想分歧很大，思想斗争很激烈，认识很难统一，不然怎么开了108天呢？最后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这个《纪要》的核心问题是“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个基本估计，17年培养的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也就是说，17年教育是一条黑线，是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17年就是从1949年到1966年。这个《纪要》是周总理亲自审定、毛主席圈阅的，那可以作为最高指示，是权威文件。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纪要》，所以，“两个基本估计”就成了束缚广大知识分子的一条精神枷锁，不能动弹，什么解放思想，什么教育战线大干快上都谈不上。所以，我在会上说，我是从基层来的，基层的教育状况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我清楚。正是这“两个基本估计”束缚了大家，所以就必须推翻。不推翻没有办法拨乱反正，没有办法解放思想，也没有办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实现教育大干快上。当时刘西尧下来以后，他说我听了你这个话以后吓了一跳，刘道玉怎么是个冒失鬼？竟敢在会上提出来要推翻“两个基本估计”？他说这是毛主席签阅的文件。就这么一回事。
曹景行：那你提出来以后会上有人讨论吗？有人发表看法吗？
刘道玉：没有，大家沉默不语，因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既不敢赞同，也不敢反对。
刘道玉向来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因此，当他在党组会议上提到只有推翻“两个基本估计”才能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讲了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里话，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超前的敏感的议题，这也是其他人都避而不谈的原因。让刘道玉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邓小平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这一年7月底，教育部接到中央通知召开科教座谈会，请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选拔15名代表来参加座谈会。
曹景行：在筹备这个座谈会的时候，要开成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个……
刘道玉：我们不知道，那时只有邓小平心中有数，没给我们交底，只要求选人，就是要我们选人，也没有说做什么、准备什么时候开会。
曹景行：邓小平当时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刘道玉：当时还没有职务，好像。仅仅是中央要他出来，就所谓解放吧，我们都是称小平同志嘛。他受中央的委托来召开这个会议。虽然小平同志当时没有身份，但是反映了教育界、科学界，甚至是全国民众的一种期盼。
曹景行：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您，有没有一点担心呢？对这个政治局面。
刘道玉：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从我本人，依据我们参加会议的代表来看，没有这个情绪。大家一直是很高兴的，希望小平同志复出，希望小平同志用他的威望和魄力来抓教育和科学，这是我知道的。但是，你说的那个问题确实存在，有，在教师当中，在全国教育战线当中，担心邓小平又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我在教育部，我就收到了武汉大学的一个党总支书记给我写的一封信，他就说：“走资派又在走，当年的刘邓，全国最大的走资派现在又出来了。”当然，这个人后来我们没有采取过去“四人帮”戴帽子、打棒子的那个态度，我把这事情告诉了武大党委书记，我们做了很好的工作，给他个别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干部后来转变了。
曹景行：教育部呢？教育部里边？
刘道玉：教育部里也可能有，但是我没听到有。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从那个十年动乱下出来的，包括我都是九死一生，你说没点儿这个顾虑呀，没有心有余悸呀，那不符合实际。
1977年8月2日，科教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召开，来自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的3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曹景行：整个会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气氛？
刘道玉：都是沙发围起来的，一圈都围着沙发的。中间也都是沙发，摆得稍微比较集中一点。有些工作人员，随行的秘书，大概都坐在后边，沙发的后边。
曹景行：那谁主持会议呢？
刘道玉：主持会议？就是小平自己主持。他一开始就说了，我好多年不工作了，中央让我管一管教育和科学。教育是重灾区，怎么管？我想找大家来，听听你们的意见，请你们出出主意，看教育科学工作怎么抓。
曹景行：那比如说哪一位，周培源发言，谁要发言是他点名呢？还是大家就自己……
刘道玉：据我记忆，不存在冷场的问题，他一开了头以后大家都踊跃发言，争先恐后。有的时候一个人讲，别人插话，小平自己也插话。因为小平同志开始说了，他说，大家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的苦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都被打倒了。现在你们不要有顾虑了，“四人帮”粉碎了，不要再心有余悸了，你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曹景行：我比较好奇，他（邓小平）抽烟吗？整个会场上，您还记得吗？
刘道玉：抽烟，抽烟。
曹景行：他耳朵是不是不好？
刘道玉：不好，是的。
曹景行：听得清大家讲吗？
刘道玉：他有时候是需要邓榕跟他咬咬耳朵，大部分时间，他还能听得清，从他插话的反应来看，他都能够听见大家的意见。
1977年8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而对于刘道玉来说，这也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参与的一个别开生面、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与会代表大多是中国科学界的泰斗，比如说钱三强、周培源、张光斗、苏步青等，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但是，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心系国家的千秋大业。各抒己见的情景十分令人感动。而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大家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刘道玉：周培源先生首先讲话，因为他的地位和学校的地位，他都是老大哥了。周培源先生讲的最集中的就是迟群对北大的破坏，特别是提到了“四人帮”时期北大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俞大絪的丈夫是我的老师曾昭抡先生，后来打成右派，把曾昭抡从北京下放到武汉大学，我就是他的助手。这都是“文革”迫害致死的，而且北大教授很多的文物、书稿、古玩全都被查抄了。所以周培源先生就讲，希望中央尽快地作出决定，归还被查抄的书稿、文物、古董，尽快地为含冤去世的这些知识分子平反昭雪。讲到这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来落实这件事情。又比如说，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先生提到了，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就仅仅有一个科教组，怎么能够领导国家的教育和科学？应当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部队强占的国家科委的大楼。讲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尽快恢复国家科委，部队要腾出被占的国家科委房子。他说马上解决。他的作风就是干脆，说一不二。
曹景行：关于“两个估计”在会上是谁提出来的？
刘道玉：苏步青先生他就讲到黑线专政嘛。苏步青先生就说，这个17年“两个估计”，说17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是黑线专了政，我们想不通，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怎么估计？我们所做的都算什么？到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得很尖锐。在这个时候，小平同志讲，17年不是黑线，是红线，是党的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说黑线讲不通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嘛。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我们当时还是臭老九啊，那个时候还是工人领导一切啊，毛主席指出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个时候还处在这个时代，所以知识分子还都是臭老九。所以，有代表提出来，这个知识分子臭老九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怎么是臭老九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也是劳动者嘛，脑力劳动者嘛，是分工的不同嘛，怎么是臭老九呢？所以他都留意，都有插话。
座谈会上与会代表还就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学制、修订教学计划等都进行了讨论。会议气氛之热烈、大家发言之踊跃让刘道玉受到很大启发和震动。不过，他还注意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人谈及，那就是恢复统一高考的问题，联想到一个多月前自己在一些地方所做的调查，刘道玉感觉到说话的机会来了。
刘道玉：我不是到了天津、辽宁、江苏、北京？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当时北京顺义县，那时候还是革命委员会。当时顺义县一个革委会的副主任，姓姜的，姜子牙的姜。我就是调查，你们这个教育拨乱反正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给我明确提出来要恢复高考，说现在这个“十六字”方针，说起来十六字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实际上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就这四个字，学校也没有复审权，基层推不推荐是个过场，你报不报名没关系。所以他说，必须要改，恢复统一高考。他说也可能（有人）以为恢复统一高考又会重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老路，其实不然，我们工农兵不怕考。这个话对我震动很大。我们工农兵不怕考，不服气。你调查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弟占多数，是的。
曹景行：文化大革命以前？
刘道玉：文化大革命以前统考的时候，还是工农兵子弟上大学占多数。所以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我震动很大，也引起了共鸣。这个时候在我思想上就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十六字”方针要推翻，但是我没有想到怎么推翻。
曹景行：在会前，座谈会之前，这个话题在教育部里面没有议论过？任何会议没有？
刘道玉：没有议论过。在教育系统，在其他大学，比如在大学里边有议论，议论不是说要恢复统一高考，是说这样招生。在大学里面老师们都议论纷纷说，没办法教，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你说怎么教？所以，用当时的话来说嘛，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了，所以教师很为难，觉得这个不行。但是，是不是要明确提出来要恢复统一高考呢，还没有人提，就感觉这个招进来的学生不行，保证不了质量，有这些议论。
刘道玉说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话给他震动很大，他当时想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教育界要拨乱反正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他脑子里也没有形成一个想法。
刘道玉：如果说我进一步受到了震撼，那是在小平同志这个座谈会上，在听了其他专家代表讲话以后，我又一次受到了启发，受到了震动。我又想起顺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意见，何尝不利用这个机会，当着邓小平同志的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可就是通天了嘛。
1977年8月4日，科教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再过一天会议就要结束了。在会下刘道玉遇到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
刘道玉：因为查全性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授过课，但是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人嘛，他是爱思考，平常不爱讲话，话不多，讲话的时候也有一些口吃，但是他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一点新意。
但是在这三天的会议当中，查全性一直都没有发言，刘道玉在和查全性的闲聊中谈到了恢复统一高考这个话题。
刘道玉：我就跟查先生建议，我说其他的代表提的问题都很重要，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提到，就是恢复高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敏感，搞不好就成了重蹈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老路（的问题），所以比较敏感。我跟查先生说，这个问题既是个敏感问题，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别的人没提到，不知道你怎么样？他说我也觉得是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办法保证质量。他说我可以讲。所以我们看法完全一致。
8月5日上午，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首先发言，一言甫出，举座哗然。
刘道玉：他讲得非常好，讲得也很动情，很激动。他说，解放以前，上大学靠钱，你拿钱（就能上学）。17年靠分（数），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只要你爸爸有权，你就可以上大学。（他说）我有个典型的例子，全国有个知名作家叫熊召政（2006年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居正》的作者），也是我的学生，是武大作家班的学生。本来1976年他是英山县文化馆的一个文化员，被基层推荐上大学，上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愿意录取他，后来县革委会主任找他谈话，熊召政，你今年就不上了，明年我们推荐你上北大。县革委会主任的儿子顶了他。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例子，所以你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曹景行：他后来还讲什么，他除了讲这个还有哪一个？是邓小平在当场？
刘道玉：他讲嘛，当然也是讲学校实际情况。他说，现在从武汉大学实际来看，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群众议论很大，开后门，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的子女非常不满，这是一个。再就是学风的问题，就是工农兵们上大学以后提出个什么东西呢？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曹景行：“上、管、改。”
刘道玉：简称就是“上、管、改”。他说，那就是工农兵学员提出来的，他们自己上大学，而且要管大学，这个管大学倒不一定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参与管理当然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他以掌权者自居，把教师都当作改造的对象，这就错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呢？因为，我亲身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工农子弟被退学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又把这些退学事宜的学生请回来，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当年亲手处理退学事宜的这些人都要上台接受批判。所以一恢复高考，很多人不由得就想起来这个接受控诉、批判的情景，当然心有余悸。所以，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就在于“两个基本估计”把大家束缚了。
曹景行：那在查教授8月5日讲话之前，您说其他的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有没有人把招生问题、学生质量问题提出来？
刘道玉：在他发言之前，关于恢复高考的问题，关于“十六字”方针问题，基本上没有人提及，但是查全性发言以后，那是举座哗然、议论纷纷、交头接耳。大家都感觉这个问题提得好，切中要害。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大学没有办法办，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的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嘛，要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这个招生问题不解决，我们怎么出好人才？大家纷纷补充查全性先生的意见，认为（有）必要，希望中央下决心推翻这个“十六字”招生方针，恢复统一高考，当时没有不同的意见。
曹景行：邓小平的反应，当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刘道玉：查全性讲了以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刘西尧就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要恢复就从明年开始。这个时候小平第二次插话，就说看准了的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他的表情很严肃。
曹景行：小平作了表态之后对会议怎么样？参加会议的人后来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刘道玉：都很高兴，大家都说查全性同志你做了件好事，其实你讲了大家心里话，也反映了大学广大教师的愿望，这一下高等教育保证教学质量就有望了。总的来说都还是表示赞同的。
曹景行：会议之后在会场以外对恢复高考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刘道玉：没有，就包括这个会，当然，5日会后就散会了。
曹景行：5日是最后一天？
刘道玉：最后一天。可以说，这个恢复高考的事是小平同志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是在高潮中结束的。
据刘道玉回忆，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刻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但这短短20分钟改变了当时数以百万计中国青年的命运，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1977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这一年冬天被很多人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转折点。
刘道玉：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入学，27万人荣幸地成了“77级”。到2007年，高考恢复30周年。30年来，高考共为国家选拔人才3600万。（文稿来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编导王劼）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纵横》-刘道玉)
邓有功但不是最初和最后的决策者。邓还在写效忠信呢！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3371/8818531.html
决策恢复高考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引自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新中国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高校即停止了招生。此后，成千上万高、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六年之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树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进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基础参差不齐，有的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基础，大学教学活动难以进行，还要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
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十年，但“文化大革命”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此时，面对教育界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邓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虽然他尚未复出，但他一直在关注着科技教育界这个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且开始思考和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上任伊始，尽管身兼党政军多项要职，但邓小平却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并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这是他恢复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8日，邓小平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在座谈会上非常强烈地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
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1977年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积压了十多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学生。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就这样，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
人们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在这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和科学的春天。
今天看来，邓小平当年在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所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了高考本身。
今天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导致的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更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
邓小平使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是未来，是希望。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最丰厚的遗产。
我们都是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