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堡的短篇小说主人翁《威廉?威尔逊》有一个同学，不仅姓名长相与自己一模一样，行为举止言谈神态也酷似自己。二人一碰面，主人翁就血脉贲张，无名火起，像是见了前世冤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好奇？景仰？敬重？恐惧？心理学上的“艳羡情结？”“真”威尔逊想尽办法躲避、摆脱“假”威尔逊，均未能奏效，忍无可忍之下，在迷狂中把影子人同学杀死。
从爱伦堡的小说想到大学时念的德文课本，有一篇叫“德国人论德国人”。课文归纳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正面的有“敬业、节俭、坚韧、服从、重视家庭、宗教感强、对学术文化富于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对未知世界充满浮士德似的挚热追求…”等等。负面的则列出了“自负、自卑、排外、顽固、盲从、生意上锱珠必较、耽于幻想、易走极端…”等等。以上描述德意志民族性的字眼，无论褒贬，不必作任何改动，就可以用来形容另一个民族，这就是犹太民族。
许多人类历史学家感到难以理解：德意志和犹太的民族性既然如此相似，为什么两个民族不能亲善共荣？为什么犹太民族没有如海涅设想的那样，“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打造出一座耶路莎冷城，”就像“在地球上建起天国。”历史学家邬特曼认为，正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民族性过于接近，才使二者产生隔阂并相互排斥。这种说法，或许有几分道理？
把两个民族性格的相似和由此而起产生的“艳羡情结”说成是第三帝国排犹的起因当然不准确，至少不全面。第三帝国反犹思潮恶性释放，要从德意志民族建立民族国家进程的滞后，从启蒙运动的失败，从德国迅速工业化遭遇的挫折中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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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反犹思潮由来已久，起先是出于宗教原因。基督教兴起之后，对犹太人的敌视和迫害就成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犹太人否认耶酥基督是神谕中的弥撒亚，只承认耶酥的先知地位，在基督徒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冥顽不灵。不仅如此，他们还担着杀害耶酥基督的罪孽。马太福音记载，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决耶酥时一群犹太人在下边喊叫：“这个人的血债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二至四十五节，耶酥亲口宣判了犹太人：“如果上帝真的是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会爱我；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已经在这里了。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他差遣我的。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原是魔鬼的儿女，只是随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起初他就是谋杀者，从不站在真理一边，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是撒谎者，也是一切虚谎的根源。正因为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犹太教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教区以外的人对犹太人充满猜疑。谁家丢了小孩，哪儿有了犯罪，犹太人都脱不了干系。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诲淫诲盗、滥杀无辜是犹太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犹太人在基督徒邻居的水井里投毒、引诱少年、表演妖术、降下瘟疫、呼风唤雨、制造地震的谣言四处流传。现实中一旦真的有了天灾人祸，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暴民攻击的对象。
中世纪和初现代时期的德国，反犹骚乱时有发生。基督教会规定，犹太人在服饰上需佩戴记号，这使他们在骚乱中更易遭受攻击。实际上，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会承认，犹太人所到之处，都激活了社区的经济生活，给定居地带来了繁荣。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长官，许多地方都乐于给犹太商人提供专门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在时效和力度上却因地因时而异，完全取决于地方上特定的情形或市镇官员的一念之差。
宗教改革一时竟加重了对犹太人的不宽容。马丁?路德起初似乎相信犹太人对新教的不咎既往政策会正面回应，祈望他们摒弃以往的错误，接受基督信仰。
我们历代愚蠢的教皇、主教、诡辩家和教士是怎么对 待犹太人的？他们从来没把犹太人当成人，只把他们当 成猪狗，对他们只知道诅咒和掠夺。我恳求大家从现在 起善待犹太人，向他们传授圣经，让他们皈依基督。
可是当我们的宗教改革家发现犹太人对他的善意没有期待中的回应，很快转变了调子。路德那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的长篇大论，其言辞之激烈，不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恐怕二十世纪纳粹的宣传才能与之匹敌：
我们基督徒与这该死的、下地狱的犹太民族要怎样来一 个了断…他们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们每时每刻 都在说谎、在亵渎、在诅咒。我们不能再容忍了…他 们一天不皈依基督，我们神圣的怒火就一天不会熄 灭…对他们的严酷无情，正是对神的虔敬。
具体措施包括“烧毁犹太教堂、学校，用土掩埋没有烧完的东西，不要留下一砖一石，让人想起这些建筑曾经存在。”“捣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去住牲口棚，让他们明白，他们不是如他们自诩的我们国家的主人，给他们受苦，褫夺他们的自由，”没收他们的经卷，关闭他们的学校，禁止他们旅行和贸易。把他们的财产充公，因为“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放高利贷盘剥我们而来。”
路德对犹太人的敌意和由路德而起的新教对圣经新约反犹思想的强调，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可是路德的教训在十七世纪中晚并没有被付诸实践。三十年宗教战争蹂躏以后的德国百业凋零，犹太人因其跨国的联系和融资的能力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复苏不可或缺的因子。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路德的煽动立即遭受严酷迫害，不少小公国反而纷纷推出类似当今美国的投资移民法规，欢迎犹太人前往定居，许多犹太人由此获得购置地产和公开崇拜的权利，一些人甚至入阁，参与公国的财政管理。普鲁士战后的经济复苏，犹太理财专家威特尔?意普莱姆和丹尼尔?易泽就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人的经济贡献不仅宫廷承认，上层市民社会也逐渐接纳犹太人，尤其是在大都市。十八世纪末柏林的文艺沙龙就折射出殷实犹太家庭与开明普鲁士贵族以及上流市民阶层的共生关系。
促成犹太人融入德国文化的关键人物是摩西?孟德尔森。孟１７４３年抵达柏林时一文不名，德文也说得结结巴巴，可是后来他结识了德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莱辛。莱辛主张宗教宽容，孟德尔森则呼吁犹太人从千百年来自我隔绝的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劝戒他们不再自外于德意志民族，鼓励他们拥抱认同德国文化，提倡改革犹太教，废除其仪式中的陈规陋习，努力把它纳入现代主流教派的规范。为了消除德国人与犹太人交往的障碍，孟德尔森定期开放自己的华美住宅，招待柏林的达官贵人、文化精英和外国访客，希望藉此证明犹太人不是古怪的外邦人，而是与德国开明社会精英趣味相通的德国人，从而促进德犹两个民族相互的理解。摩西?孟德尔森的女儿窦莪瑟?维特婚后以父亲为榜样，于费特烈大帝二世晚期在家中组织读书会，每周两次的聚会吸引了宗教背景不同的作家、学者、政治家、犹太商人主妇以及陪伴着她们的妙龄女儿们。浪漫派的健将施莱格尔、沙米索、蒂克、学者洪堡兄弟、施莱尔马赫，瑞典住柏林大使布林克曼是这个沙龙的主角，客人中不乏数学家、律师、音乐家，费特烈大帝才华横溢的侄子普鲁士王子费荻楠偶尔也会前来客串。
当然这是上层人士的交往，柏林政治文化精英在窦莪瑟?维特犹太家庭沙龙中的欢娱，与下层社会对犹太人的认知存有极大的落差。１７４３年孟德尔森疲惫地穿越柏林城门那天，城防官的通关簿记载：“今日验关放行：六头牛、七条猪、一个犹太佬。”这条纪录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犹太人低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下层人士对犹太人的看法。１７８１年威廉?封?铎姆著有《犹太文明进步论》，鼓励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尊重多元，宽容接纳犹太人，呼吁政府取消所有歧视性法规，让犹太人真正成为德国社会和睦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约瑟夫皇帝二世在翌年颁布了平权法令，禁止歧视犹太人。政府法令颁布雷厉风行，到了执行的层面就大打折扣。老百姓读不懂启蒙思想家的宏文哲理，对新法规也不感兴趣。莱辛的剧本《犹太人》中有这样一幕：德国伯爵一家遇到危难，获一位来头不凡的旅行者施以援手。美轮美焕的服饰、高雅的仪态、令人眩目的财富无不证明突然出现的救星属于社会最上流的人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伯爵欲招之为东床，旅行者敬谢说：“我是犹太人。”“那有什么关系？”芳心可可的伯爵女儿恨不得马上钓牢金龟婿。“嘘…姑娘，姑娘，关系大着呢！我一会儿慢慢讲给您听。”使女把小姐拽到旁边低声耳语。
使女耳语的声音虽小，却表明启蒙运动的疾风骤雨，未能冲刷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对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陈见，中下层民众之中长期积淀起来的反犹社会能量，只等待着在经济极端贫困化或者民族危机的时刻，以最丑恶的方式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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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有教养的精英层，宽容接纳犹太人的良好意愿也经不起考验。德法战争时期，拿破伦代表的普世的、世俗的历史前进方向，受到德国基督教爱国主义的激烈抵抗，夹缝中的犹太人，不免成为替罪羊。一本叫《犹太人虚假公民身份》的书质疑铎姆《犹太文明进步论》提出的犹太人应享有所有公民权利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司法上应有明确不同的界定，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皈依基督以前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柏林犹太沙龙的女主人赖溪儿?范哈根痛苦地发现，那些在她高雅的沙龙里谈笑风生的德国精英们并没有视她为同类：“这倒霉的犹太出身带来的宿命啊！艺术，哲学、财富都无法让我摆脱它…我在沙龙里有时幻想自己像个皇后，可是马上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可悲啊，我甚至连公民都不是！”作家毕尔纳沉痛地说：“责骂我也好，宽恕我也好，褒奖我也好，都因为我是犹太人。倒像是他们都给迷倒在犹太怪圈儿中了。”稍稍感觉敏锐一点的人都不免为自己的尴尬处境伤心流泪： 信守自己的传统和宗教，犹太人就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异化因素，皈依基督争当当模范德国公民，又会被看成放肆和傲慢，有了成就被视作僭越，反过来成为自身“非德意志”的口实－－诗人海涅就是这种怪诞逻辑的一个经典案例。
海涅出生在犹太教区，为了一张“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信了基督教。晚年的海涅写道：“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犹太身份，没有放弃所以也无所谓回归。”同样，海涅的德国文化认同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一个理想的祖国，他契而不舍地抨击祖国现存的弊端，读过他流亡中写的诗的人，都不会质疑他对祖国的挚爱以及他引以为荣的“德国诗人”的称号：
“今夜无法入眠 又将德国思念”
O, Deutchland, meine ferne Liebe ...
"Mir ist, als hört ich fern erklingen
Nachtwächterhörner, sanft und traut;
Nachtwächterlieder hör ich singen,
Dazwischen Nachtigallenlaut.
Dem Dichter war so wohl daheime,
In Schildas teurem Eichenhain!
Dort wob ich meine zarten Reime
Aus Veilchenduft und Mondenschein."
Oh Germany, distant love of mine…
"From far away I seem to hear to hear
Night-watchman bugles, soft and clear.
Night-watchman songs are sweetly ringning,
And far-off nightingales are singing.
At home in Schilda’s oaken grove,
How well the poet thrived! I wove
My tender-hearted verses there,
Of moonlight and of violet air."
哦，德国，我远方的爱…
“温柔又清晰，我似乎听到 故国更夫的号角， 那甜美的曲调悠扬 伴着夜莺儿的啼唱。
缪斯的逸兴，飞向 童年的橡树林， 故园的月色和紫罗兰的芬芳 编织出我这些温婉的诗行。"
海涅是歌德以后最为优秀的德语抒情诗人和杰出的文体家，可是无论生前或是身后，他都没有享受到一个伟大作家应得的荣耀。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致命的“非德意志”的标签就贴到了他身上。评论家姚斯?赫曼认为“海涅的切入方式如此主观，批评家无不感觉他过于缺乏节制，失于散乱，轻薄无形。因为轻薄无形，所以被看成是圣?西蒙派的社会党人；谁倾向于社会主义，自然就被保守派人士看作亲法国。一亲法国，就被怀疑缺乏根基、立场不稳。缺乏根基、立场不稳的只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的不诚实本来就臭名昭著，如此而已。”
海涅作品的本质和他生活的环境使他非常容易遭受类似的攻讦。海涅作品里的妙语连珠嬉笑怒骂让习惯了庙堂文学的读者张皇失措。一个作家压根儿不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儿，读者还能把他怎么样呢？海涅在《旅行杂记》里写道：
世界上没有比读一篇意大利游记更无聊的事，除非自己来写一篇。为了不至于过份无聊，作者只好尽量少谈意大利。尽管完全遵守了这一规则，亲爱的读者，我 仍然无法向你承诺下面的章节里会有多少令人愉悦的东西。如果你在阅读中感到索然无味，想一想我居然能把如此无聊透顶的东西写下来，也许你会获得一些安慰。
海涅把浪漫反讽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段优美的抒情推出情绪高潮，消解读者的心防后突然插入调侃嬉戏，捣毁读者正陶醉着的文艺桃花源，把他们拽回冰冷无情的现实。许多严肃古板的德国读者实在消受不起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心理情绪转折，同样，他们也不能接受海涅提到令人敬畏的诸如大学教堂一类组织时的插科打浑。在《哈尔茨山游记》中，海涅暗示山麓的哥庭根大学未见得比那所妇产医院更为重要，《德国宗教与哲学史论》提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靠卖赎罪符的钱修建，说它就像埃及皇妃用卖淫所得修建的金字塔，是一座香艳的建筑。对比了南方的骄奢淫逸和北方的庄严自重以后他笔锋一转调侃道：“气候为基督徒的道德实践做好了铺垫，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新教领袖路德把论文贴上奥古斯汀教堂大门的时候，威藤堡的护城河或许已经上冻，市民们在上面溜冰，这严寒中的欢乐不是罪恶。”让读者最无法忍受的是海涅三番五次口气轻蔑地把德国人描写成一群市侩，说他们是“一群自称为德国人的笨伯，”他把德意志和其他民族比较，嘲笑德国人的无能－－
俄国和法国控制陆地， 大不列颠统治海洋。 我们的领地在梦的云端， 绝对无人敢来挑战。
他把德国人比做同名政治讽刺长诗中那头叫《阿塔?特罗尔》的马戏团里会跳舞的狗熊：言必称自由，内心却乐于被奴役。
海涅早期的批评者喜欢揪出他笔下不时流露出的“哈法言论”痛加鞑伐以证明他是“德奸，”后来则转向诗人的犹太身份，才终于找到把他摒除于德国作家之外的理由。很多德国人声称不会歧视认同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可是检阅一下１９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攻击海涅的最激烈的言论，就发现这类说辞多么言不由衷。爱德华?迈耶评论流亡巴黎的海涅和毕尔纳的文字，毫不掩饰其种族成见：
信基督不信基督有什么两样？我们恨的不是犹太教，我们 恨的是这些亚洲人身上的讨厌习性。他们鲜廉寡耻、专横 跋扈、轻薄无聊、喧嚣吵闹，他们种种的基本生活取向都 让人侧目…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社区；他们在世 界上游荡、冒险，寻找机会…哪里可以迅速聚敛财富 就驻留哪里，法规健全让他们无空子可钻他们就不舒服。
享有声誉的文艺批评家，大学的系主任沃夫岗?孟采尔读完海涅的《从慕尼黑到热那亚之行》后写出的专论更近于人身攻击：“我们在他的作品里看见一个犹太青年，两手插在裤兜里，轻佻地立在意大利圣母像前，”“这些巴黎来的犹太小生，装束时髦，面容倦怠，因为放荡体质衰弱，身上溢出麝香和大蒜的招牌气味。”
１８７１年普鲁士帝国立国以后，对已经过世的海涅最不能放过的是历史学家亨利?蔡施克。蔡被看作新德国的官方发言人，其广为流传的《德意志历史》一书赞美德国人方方面面的伟大之处。在关于民族文学对民族国家兴起作用的章节里，蔡施克一方面对其他作家不惜笔墨，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贬低海涅的贡献。他无法否认海涅的诗歌拥有广泛的读者，然而他指出：“人们逐渐会认识到，海涅的花言巧语与德意志的心灵终归不能和谐共鸣。所有的抒情诗人中，唯独他没有留下一首咏酒诗，在他眼里，全世界到处都是杏仁蛋糕、金钱口袋和妖姬荡妇，他之所以没有写咏酒诗，在于东方人的体质无从领略德意志式的豪饮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将确信海涅的气质与真正的德意志精神形同阡陌。”在论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蔡施克落笔更不留情，他说：“这是海涅最杰出也最有特色的诗作，正是这些特色告诉德国人他们与这个犹太佬之间的鸿沟有多大。亚利安人的神话里有他们的英雄人物如特西德和洛基，像含那种泄露父亲裸睡秘密的角色，只有在犹太神话中才找得到。”
海涅作为德语犹太作家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最激烈的批评，这并不奇怪。《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蔡施特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首长诗把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德国政治社会中的种种鄙陋昭示于天下，而德国政经领域的沉疴，到了俾斯麦帝国时代仍然不见起色。海涅预见到这首诗必然招致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蔡施特一类人的愤怒，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已经听见诸位打着啤酒嗝儿的声音：‘你诋毁我们国旗的色彩，轻蔑自己的祖国，你是哈法一族，你要把自由的莱茵河拱手让给法国人！’还是冷静一点吧！只要你们国旗的颜色不再是奴隶作秀表演的象征，我会衷心地向它敬礼。把你们的黑红黄三色旗插上德意志思想的峰顶，让它成为人类心智自由的标志，我愿意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它。冷静一点吧！跟诸位一样，我深深地热爱着祖国。正因为爱她，我才在流亡中生活了１３年，正因为爱她，我回到流亡中，也许直至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是多久？今天又有谁能宣称德国人已经彻底给海涅平反，诗人已经获得他应得的荣耀？二战以后，民主德国给海涅恢复名誉，一方面因为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情，另一方面因为他流亡巴黎期间对无产阶级表示过同情。《冬天的童话》选入小学语文教材，也是出于论战的需要。一个曾为自由努力奋斗的诗人，到头来被一个远非自由的政府尊崇，海涅地下有知，未必感到欣慰。在诗人的家乡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立大学更名为海涅大学的议案两次被教授元老院和学生全体投票否决，放不上台面的对犹太人的排斥感难道不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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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之后最杰出的德语讽刺作家图霍尔斯基１９２９年的一篇文章虚拟了如下场景：埃利希?鲁登道夫将军死后飞升上天，司阍在天堂门口厉声责问他为何让两百万人死于战争。鲁登道夫回答：“亲爱的上帝，那都是些犹太佬啊！”
图霍尔斯基的想像真够夸张，可是未见得有多离谱。１９世纪，每一次国家遭难，犹太人都被说成元凶。一战期间，他们要么成了鲁登道夫用兵无能的替罪羊，要么被指责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迫使政府签下令国家蒙羞的和约。由此类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低迷，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的通货大膨胀，外交领域每一个令热血的德国人恼怒的软弱姿态，背后肯定都有一只看不见的犹太阴谋黑手。
经济困窘时期清算犹太人的现象其来有自。１９世纪前半叶德国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导，除了当小商贩以外，犹太人还经营粮食和牲口，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只好向他们借贷熬过严冬。可是借贷人通常不会感激债主，社会失控时还会把后者当成泄愤的对像。１８１９年在南德地区和莱茵河流域，１８３０年在汉堡地区，１８４８在巴登地区都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民族学家列尔以其一惯的偏袒农民的观点论及后一次骚乱，说那是“孤傲的农民阶级意识对外来掮客天生的敌意，是土地拥有者的自豪，遭遇到脚底无根的游走族类时的自然表现。”列尔似乎没有想到：农业经济赖以维系的主要服务是他蔑视的对象提供的。
１９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经济结构变革迅猛激烈，高速工业化进程引发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一幕幕个体的悲剧，在社会保障机制脱序的大背景下上演。与小城镇守旧的德国人相比，犹太人更善于与时俱进，他们很快调适自己与大都市的新形势接轨。德国人本来就怀疑犹太人蓄意搞乱社会秩序以便从中渔利，社会转型的结果更强化了这种怀疑。农村破产后甩出的劳力进入主要由犹太人掌控的城市纺织成衣业，供大于求背景下纺织业工人的工资越压越低，给犹太业主背上了剥削的骂名，柏林、法兰克福、维也纳各城市遍地开花的犹太银行和投资公司的经营更是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后果。１８７３年，犹太铁路大亨斯特路斯贝格操纵、犹太小投机家们哄抬起来的股市泡沫破灭，股市一跌到底，现代反犹主义的毒素藉此迅速发酵。股市崩溃后全社会对犹太投机家的愤怒声讨中，没有人会留意帝国议会代理主席犹太人爱德华?拉斯克反复警告过股市虚假繁荣背后的危险，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正是布莱旅德和康巴涅等几个犹太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才避免了国民经济更惨重的损失。总之危害已经造成，夏洛克那样穷凶极恶硬要从人家身上割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
１８７３年股市恶梦随后的几年里，德国知识界兴起的反犹种族言论大大超越了海涅的批评者。尤金?杜林，保尔?拉加德和威廉?玛尔等在讲演和论文中攻击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后者拒绝基督教，拒绝归化德国文化，而把他们视作德国社会中永远的异化因素，说他们是病毒源，正把强健的德意志变成羸弱的病夫，威胁着德国文化活活泼泼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德国人诚然都没有读过这些哲学家的种族歪论，那些耳闻过的，也因为此类著作臭名昭著的语言暴力和色情想像而避之三舍。可是这些时髦的伪理论颇具迷惑性，它们用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学术语包装一新，大大强化了民间对犹太人的成见，对民众潜意识中反犹倾向的形成和蔓延造成了恶劣作用。
社会名流公开表态对犹太人反感鼓动了反犹思潮的传播。蔡施克《德意志历史》和阿道夫?斯托克《法庭讲演录》的读者弄不清二者宗教论点的分歧，也觉察不出他们的论说与杜林和玛尔种族主义的玄言怪论之间有什么区别，前者的社会知名度给后者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可信度。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思想在一战以前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种族主义者获得他的支持，作用非同小可。
瓦格纳的仇犹情结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对犹太金融投机家的反感，犹太裔歌剧院总监在他成名之前对他的冷遇，犹太作曲家加默柯?迈耶贝尔等早期与他的竞争等等。瓦格纳著有论文《音乐中的犹太因素》宣泄他的忿懑。他的思想中，除了对想像的敌人愈来愈深的怨恨以外，另有一层担忧。瓦格纳曾经的朋友尼采在《善恶之外》论及排犹时说：“一个柔弱犹疑的种族将被另一个雄健刚毅的种族轻易地在历史发展中抹去痕迹。”尼采的话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瓦格纳对犹太人历尽艰辛的生存发展深怀敬畏，他怀疑自己的同胞与犹太人自由竞争获胜的可能，因此认定犹太人是德国文化的大敌，他攻击犹太人更多地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竞争能力的焦虑。
其实瓦格纳成功的音乐生涯背后有不少尽职的犹太推手：剧院总监安格罗?瑙曼，钢琴家约瑟夫?鲁宾斯坦，还有他极为欣赏的指挥家赫尔曼?列维都为宣扬他的音乐理想做出了贡献。可是这并不能稍稍纡解瓦格纳的反犹情绪，他甚至一度坚持要求列维接受洗礼后能才能登台指挥歌剧《帕尔泽瓦尔》的首演。尽管身边围拢着许多犹太崇拜者，可是他非加入排犹事业不可，并为此自豪。读完一篇斯托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的讲演后，瓦格纳太太珂希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笑了，因为看上去正是里查德关于犹太问题的论文吹响了这场战斗的进军号，”瓦格纳本人也认为威廉?玛尔六年内印行了十二版的《犹太对德国的胜利》一书反映了他自己的想法。反犹情结几乎左右着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因为俾斯麦与种族主义鼓吹者保持距离，瓦格纳便不断贬损他，责骂他把德国犹太化了。１８７８年柏林议会代表的一场宴会让犹太人布莱希吕德赞助，瓦格纳就称其为“德意志的耻辱。”１８８１年维也纳城堡剧院失火，烧死数百名观众，包括四百名犹太人，珂希玛日记记载瓦格纳当天“妙语解颐，”说：“最好让所有的犹太佬都在去看莱辛的《智者纳坦》时被烧死。”
毫无疑问，瓦格纳公开自己对犹太人的敌视，以及蔡施克、斯托克等公众人物的表态，让反犹思潮获得了某种虚假的学术光环和似是而非的社会合法性，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１９世纪末坊间流传的小说中犹太人物的角色塑造。威廉?拉贝、费力克斯?邓、古斯塔夫?弗莱塔克等作家瞄准的是社会上学养较高的读者，他们对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辛苦辗转不乏同情的笔墨，很难说他们曾有意识地丑化犹太人。然而为了戏剧化的效果，他们的作品通常采用平行叙述技巧，于主要脉络之外展开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以此衬托基督徒主人公：基督徒诚实、热情、无私，犹太人自私、势利、猥琐、不讲信义。多年的畅销书《饥饿的牧师》、《应该与拥有》、《罗马之战》都采用了这种脸谱化、程式化的对照法。从形像苍白的基督徒老好人主人公身上，读者恐怕受不到什么启发，相反，反面角色犹太人的诡计多端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下层的两千万德国人从周刊连载的垃圾小说中汲取精神营养，此类读物的犹太角色要么放高利贷，要么在水井里投毒，要么谋杀邻居的孩子，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诚然，以上的叙述有可能夸大了德国排犹思潮的影响力和独特性。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反犹太风潮的烈度并不低于德国，以上提到的排犹浪潮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实质性的危害。比如，因贪污丢掉校长位置、后来成为煽动家的赫尔曼?阿尔瓦德曾鼓吹修改法律，明确宣布犹太人为德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禁止犹太人涉足公共文化领域，褫夺犹太人的财产，最终递解所有犹太人出境。可是他的提案，并没有得到象样的支持。１８６７年获得法律认可的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因为右翼政党通过的种种气势汹汹的决议有所修正，与此有关的公民法条文，也一直没有附加任何歧视性的规定。
但是形势发展并不让人乐观。１９１４年以前德国的排犹思潮像是染上了慢性病，社会肌体的健康虽说没有即刻受到严重危害，可是病灶潜伏在那里，始终没有根治。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就奋起抨击自己的同事蔡施克的反犹偏执言论，十年后他却沮丧地写道：
多少年来，我不断抗议妖魔化犹太人的企图。我原以为通过诉诸理性就能澄清道理，这是大错特错。我的努力全都白费……就像是霍乱那样的时疫，完全无法解释，无药可治，一旦染上，只能耐心等待其毒素自我消耗贻尽，熬过致命的危险期。
默姆森担心的病魔，１９１４年以前虽然尚未显露出吃人的狰狞面目，却逐渐毒化着集体的心灵，侵蚀着道义和知识的抵抗力。１９１８年以后，病魔趁民族的羞辱和经济的崩溃引发的危机发起猖狂进攻，终于逐渐吞噬了全社会，让它的肌体受到致命的伤害。
彼德?普尔茨在他专论德国、奥地利反犹思潮的著作指出，一战前后的排犹思潮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点只在于纳粹有了足够的力量把理念付诸实施，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思路，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阿尔瓦德的议案中便形成了，万事俱备，只等着希特勒用他魔鬼般的意志将其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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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犹太人不幸的两难处境，就像威廉?威尔逊的影子人，你越像你的同伴，就越让同伴愤怒。他们曾热情回应早期的反对者要他们成为纯粹德国人的要求，在德国文化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份。谁会否认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是德意志思想家？马勒、勋贝格是德国音乐家？卡尔?斯滕海姆、雅可普?瓦瑟曼是德语作家？马克斯?李伯曼、埃米尔?欧立克是德国画家？那些名声小一点，可是同样努力的，难道不也是名副其实的德国文化人？正如戈洛?曼指出的，受过洗礼也好，没有受过洗礼也好，普通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美德和恶习也就是德国人的美德和恶习。他们爱国、守旧，穿德国式服装，说德语，百分之百的德国作派。还有谁比１９１４年踊跃从军的犹太商人、医生、律师、学者更“德国化”？
尽管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对德国的忠诚也经受住了考验，可是他们与德意志结合的追求没有被接受。个人的财富和学养是开启主流社会大门的钥匙，启蒙思想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有了这些东西仍然无济于事。沃尔特?拉特瑙１９１９年写道：“每一个犹太青年都经历过一种终身难忘的痛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天生二等公民的身份，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成就多大，都无法摆脱它。”
沃尔特?拉特瑙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像海涅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安本份的人物，取得的成就也招致那些才华平庸的人的妒嫉。不幸的是他缺乏海涅的幽默机智，不能面对周围的市侩嬉笑怒骂，他还缺少海涅的那份自信－－承认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同时坚持自己德国文化的本质属性。拉特瑙为自己的犹太遗产自豪的同时又颇为自卑。海涅在《冬天的童话》里尽情嘲笑过那些金发碧眼、与智慧有仇的普鲁仕市侩，那是一群最无可能理解拉特瑙的人，可是拉特瑙却把他们理想化，还无可救药地企图让他们赏识自己。
他是通用电器公司创建人的长子－－这是威廉大帝时期德国工业界最大的企业之一。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学习数学、物理、化学，１８８９年以论文《金属的光吸性能》获博士学位，此后投身工业界十余年，先在瑞士的一家造铝厂实习，后到莱比锡附近毕特费尔德的一家电化工厂当经理，资历相当完整。综合他的学历、管理能力、研判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对实际生产的了解，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通用电器最理想的接班人。可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士?姚尔所言，拉特瑙长期感觉到职业与志趣错位的痛苦，似乎觉得只有在精神领域有所成就，才能超越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怀疑。他开始撰写哲学论文，一时竟颇为成功。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那些玄学风尚下写出的论文，未免给人花哨矫饰有余，启蒙思辨不足的印象。
他还钟情于政治，尽管他曾对朋友说外部环境可能会妨害他在此领域的成功。“犹太人是二等公民，因此我在政界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和平时期恐怕连少尉都当不上。要是改信基督，可能路途会平坦一些，那么一来我只能和统治阶层同流合污。”心在庙堂的他毕竟不能远离现实政治的诱惑和恩怨，１９０７和１９０８年他两次陪同殖民部部长本哈德?马堡到德国的非洲殖民地考察，回国以后写出的评估报告内容详细、见地深刻。然而给上级的内参策论中，他却对德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才能表示怀疑，不免惹恼了部长与同僚，他居然提出请求，要殖民部为自己的贡献颁奖，更说明他不懂官场世故。
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给他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机会，战争前两年，他组建军需部，运筹调度，施展才华。若不是他，德国还不容易渡过１９１４年战略物资紧缺的难关。可是他给朋友的信却提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军队和企业界都不能容忍－－我－－一个犹太裔公民，主动为国家作出了些许贡献。此情形于我有生之年恐怕难以改变。”１９１５年他辞去军需部长一职，就任通用电器总裁，可是并未从此告别政坛。战争的后两年，只要政府咨询，他都积极提供建议，尤其是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写了系列报告，预测战后德国和欧洲将面临的经济困难。他在有关领域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１９１９年以后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人材，１９２０年他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去斯葩参加了战败国赔款会议，第二年再次入阁，出任战后重建部部长。
当时的情形下，右翼政党正散布谣言，说犹太人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煽动民众抵制协约国不可更改的要求。拉特瑙此时接受如此敏感的任命，的确得有些勇气。他坦诚地向公众讲明，不管凡尔赛条约多么遭国人痛恨，但只有接受，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他成为执行凡尔赛条约最积极的推手，希望藉此让协约国最终在一些具体条文的执行上能有所松动转缓，他不知疲倦地与战胜国政府谈判协商，争取他的目标。
狂热爱国人士确信，若不是犹太人叛国投敌，１８１８年德国根本不会失败，拉特瑙的种种努力，在他们看来只是卖国投降政策的继续，是可忍，孰不可忍！１９２２年二月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长的消息甫一公布，一份右翼报纸就评论道：“岂有此理，犹太人当了德国的外交部长！…这一任命是对德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光头党的前身在街市上齐声狂叫：
拉特瑙你听清楚 一枪打死犹太猪
顺口溜像是判决辞。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４日清晨，他乘坐的大型敞篷轿车在柏林的国王大道上遭到袭击，一辆载有三人的小车飞追上来，一个人向他的坐车扔进一颗手榴弹，另一个人用自动手枪朝他射击。他死于几小时以后。
随着拉特瑙的被谋杀，一条心理界线被突破了，德国社会由此踏入了从前的禁区。以前犹太人在德国顶多被看成有残疾的社会人和社会的耻辱，现在身为犹太人即意味着生命危险和死亡判决，因为拉特瑙唯一的罪名，只是他竟敢自称德国人并且对外代表德国。他的死，在国内引起一波死亡恐惧，一战以前的反犹思潮终于显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许多人私下不免为拉特瑙的冤魂叫屈，社会上也不乏悲悔之声，可是事件被合理化以后，不可想像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可以想像。再过十六年就到了水晶之夜，国社党的领袖已经开始在他的胸中勾画最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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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大屠杀三十年以后，文艺批评家汉斯?迈耶为其新书《外国人》出版接受媒体访谈，记者问到当下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时他这样回答：“尽管今天德国的土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居住，可是对犹太人的敌意并没有改变。德国民众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东摇西摆颇能说明问题。因为内疚而起的友谊虚假不堪，起初德国人为七日战争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每一个‘进步的’市民家庭都希望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一次，以结识犹太人为时髦，可是这种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接着就是指责：‘犹太人太过份了！犹太人怎么还不吸取教训？阿拉伯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同情。’结果又开始仇视犹太人，这种仇视呼应了苏联的宣传，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市民和大学生说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只是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看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些判断，虽然不难找到论据支持，听起来还是稍嫌夸张。德国知识界的极左翼的确带有几分法西斯色彩，包括迈耶提到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风云乍起，１９６７年，连续不断的的校园炸弹爆炸声中突然传来中东战争爆发的新闻，慷慨激昂的海德贝格等几所大学的激进学生决定放下本土关怀，与阿拉伯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１９７８年法斯宾德写的剧本《垃圾、城市和死亡》的主角之一为“犹太富人，”游西姆在《法兰克服汇报》上的评论指出犹太人又被塑造成了“吸血鬼、高利贷者、奸商、谋杀犯、色狼、复仇狂，”剧作者竟然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咬牙切齿地说：“当年他们怎么没把他毒死，我两手发抖，恨不能亲眼看着把他扔进毒气室，让他变成一缕轻烟。”
由于明显的煽动色彩，这个剧本写成后一直未能上演。也许它只是学生运动努力唤醒民众宣传中的一处败笔，可以略去不计。至于对以色列的态度，持摇摆立场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迈耶指责当代普通德国民众仇视以色列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事实上联邦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一直名列前茅，有口皆碑。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忽姆?戈德曼１９７８年到德国出席“水晶之夜”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久后写道：“在赔偿问题上，联邦德国政府的慷慨态度是空前的－－不仅数额巨大，而且为历史创下新例－－（向纳粹时代尚未成立的以色列赔款，向非公民的纳粹受害人赔偿）。我们知道，犹太人对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理所当然地几乎都怀有负面的看法，而且通常充满敌意。联邦政府的慷慨，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极大贡献。历史不容忘却，在两个民族之间，宽恕的字眼没有什么意义。”
忘却和记忆当然是个大问题，探讨德国人反犹太罪行的集体记忆，也比纠缠于迈耶大而化之的批判更为重要。早在１９４５年，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在一场讲演中就提醒德国人：“看着犹太朋友从家里被抓走，我们没有走上街头阻拦，等到自己面临毁灭时才开始喊叫。我们宁肯用虚弱的合乎逻辑的理由苟且偷生：我们死了也是白死，帮不了别人…我们活下来，本身就是有罪，” 雅斯佩尔认为“我们永远洗涮不掉身上的羞耻。”现在的问题是，纳粹时代尚未出生的德国人，今天多大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这洗涮不掉的耻辱？
纳粹时代的暴行今天仍然鲜明的留在德国民众的记忆中，这要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府、影剧业和大众传媒。“水晶之夜”被捣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得以保留供后人凭吊；像戈德曼亲临的那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每年都由官方出面举行，电视台常常制作播放历史纪录片；《安妮?法兰克日记》、《夜色茫茫》等反映犹太人命运的故事片在德国广泛放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德语小说，尤其是“四七社”成员的小说，如格拉斯的《狗的年代》中发明家的形象，给战后出生的人重现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为数不少的德语剧作家真诚的反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马克斯?弗里施写于１９６１年的剧本《安多拉》描述一个德国青年，莫名其妙地被误认为犹太人，怎么解释都无法澄清，开始被规入另册，后来被折磨，最后被自己的同胞杀死。该剧在柏林的席勒大剧院首演，主角由晚年的克劳斯?克拉默和马丁?赫尔特担纲，演出时，剧中人物打断剧情的发展陆续走到台前，单独面对观众，辩白自己与剧中受害人悲惨的命运无关，戏剧的内容和表演形式都让观众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
所有这些防止人们淡忘惨痛历史的努力，居然比不上一部美国摄制的以德犹关系为题材的商业大片，实在充满了反讽意味。１９７９年２月，美国影片《大屠杀》分为四个单元，每次两个小时，连续在德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每两个小时的电影播放以后留有一小时观众电话讨论时间。电影的内容是纳粹时代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重心是两个虚构家庭的命运：多夫家的儿子埃利克参加纳粹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成为海德利希的助理，亲自组织执行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犹太医生魏斯一家被纳粹恐怖机器绞杀，几无一人幸免。观众的心被剧情紧紧攫住，他们为魏斯一家伤心流泪，对埃力克表示愤怒。电影在全国引起的震撼性效果是以前的历史纪录片未曾达到的。电影的收视率全国范围内从第一集的３２％增长到第四集的４１％，柏林市则高达４７％，两千多万人看了部份或者完整的电影，三万多人给当地电视台打了电话，绝大多数人要么提出严肃深刻的问题，要么提供背景材料证实故事的真实性，或者针对电影的细节进一步发挥。西德所有的学校均就电影背后的历史真实性展开讨论，应学生要求，杜塞尔多夫政治教育中心整理编辑了厚达五十六页的学习材料介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寄出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份，所有北莱茵威斯伐利亚州的老师人手一份。
观众对大屠杀电影的反应，对比汉斯?迈耶对德国民众反犹情结的指责，显而易见前者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诚然也有人打电话给电视台，怒气冲冲地责问：三十多年了，有何必要去唤醒不愉快的回忆。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显然是震惊，他们反复问到：１９４５年以前的德国老百姓，有多少人清楚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今天的德国人，应该为德国昨天犯下的罪行承担几分责道义上的责任？从大屠杀的故事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这样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尤其是被德国的年轻人提出来，令人感到振奋。知耻近于勇，敢于直面可怖的过去，不篡改，不开脱，正是希望的所在。格拉芬?邓霍夫关于这部电影以及有关的问题写了一篇总结性思考，指出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德国的排犹思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文章引述了奥辛维茨集中营幸存者仁娜特?哈普勒西特的话：“个人无法选择他的种族，当年我多么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后来我却逐渐有意识地去做一个犹太人。德国的年轻人必须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的事实―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后记：本文资料主要来源：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ｉｇ，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笔者九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时Ｃｒａｉｇ已从该校历史系荣休，无缘亲承教诲。文中提到的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出自德国历史学世家，其后人默姆?默姆森也曾执教斯坦福大学历史系。默姆?默姆森夫人卡塔琳娜?默姆森当时是斯坦福大学德文系教授，歌德研究权威，我修过她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学习生活期间，多蒙默姆森夫妇关照。第五节中提到的汉斯?迈耶教授90年代中曾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那时我海归，替他做过翻译―２００３年六月于美国华盛顿。）
以前觉得中日应该放弃过去的历史仇恨，选择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态度：宽恕。现在还这么看。
另外，对于黑奴问题，我也倾向于，大家应该和解，人不能活在历史里。
对于上述两个事情，我的选择是清楚的：活在历史里没有出路。活在历史里，“过去的就永远过不去”。
中日可以和解在孔教或佛教基础，黑人白人可以和解在基督教。也许以别的共识为基础，反正要有基础才能和解。如果理论上就是势不两立，那就没有了和解的基础。
基督教或佛教都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犯错难免，然后还必须往前看。这样才有最起码的、和解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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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和犹太人的问题，一致采取的是犹太人的角度。最近才想到一个问题：犹太人和德国人，他们能和解么？以什么为基础建立和解？
进一步，宗教信仰问题，信仰自由可以说：我选择我信的，但并不认为你低于我（理性上这么说，感情上，或许人信了什么都多少有点觉得自己的选择相对高明）。
不可否认，犹太人确实有非常多的思想家。但是，犹太教的信仰似乎从理性上说（还不仅仅是感情上），就已经是“我高级，优选“，这样，他们有与世界和解的基础吗？（只是个人问题，不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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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教的难点，我的意思是：通常宗教、信仰，都不是以人种来分的，而是以行为+信心+信仰来分的。就类似科学，不是因为出身来分你的信仰正确与否，而是根据理念、方法来区分。
如果以出身（而不是理念）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那，这个民族如何和别人和解？
事儿多着呢，搞好自己都不错了。
从外部来叫做Stereotype，从内部来，就类似成了Identification。
德国人做事认真，做学问也认真，脚踏实地。据说在欧洲各国里，德国相当于欧洲的男人。
犹太人在做生意赚钱上很有一套，但做产品就不行了。很多犹太人入乡不随俗，精于算计但缺少智慧。
其实面向对象的软件，就是看到了类和继承的有效性。所以人们的思维第一步，就是分类。
但是确实，在人类思维的有效性、快捷性的副作用，就是简单化。这好像很难避免。
这应该是佛教所说的共业。就是只要你有某个类的特性，人们在某个时间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你归到某一类。
但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没一类的人，都努力提高该群体的整体水平，这个社会也会慢慢整体变好。
爱伦堡的短篇小说主人翁《威廉?威尔逊》有一个同学，不仅姓名长相与自己一模一样，行为举止言谈神态也酷似自己。二人一碰面，主人翁就血脉贲张，无名火起，像是见了前世冤家。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好奇？景仰？敬重？恐惧？心理学上的“艳羡情结？”“真”威尔逊想尽办法躲避、摆脱“假”威尔逊，均未能奏效，忍无可忍之下，在迷狂中把影子人同学杀死。
从爱伦堡的小说想到大学时念的德文课本，有一篇叫“德国人论德国人”。课文归纳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正面的有“敬业、节俭、坚韧、服从、重视家庭、宗教感强、对学术文化富于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对未知世界充满浮士德似的挚热追求…”等等。负面的则列出了“自负、自卑、排外、顽固、盲从、生意上锱珠必较、耽于幻想、易走极端…”等等。以上描述德意志民族性的字眼，无论褒贬，不必作任何改动，就可以用来形容另一个民族，这就是犹太民族。
许多人类历史学家感到难以理解：德意志和犹太的民族性既然如此相似，为什么两个民族不能亲善共荣？为什么犹太民族没有如海涅设想的那样，“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打造出一座耶路莎冷城，”就像“在地球上建起天国。”历史学家邬特曼认为，正因为犹太人和德国人的民族性过于接近，才使二者产生隔阂并相互排斥。这种说法，或许有几分道理？
把两个民族性格的相似和由此而起产生的“艳羡情结”说成是第三帝国排犹的起因当然不准确，至少不全面。第三帝国反犹思潮恶性释放，要从德意志民族建立民族国家进程的滞后，从启蒙运动的失败，从德国迅速工业化遭遇的挫折中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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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反犹思潮由来已久，起先是出于宗教原因。基督教兴起之后，对犹太人的敌视和迫害就成了西方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犹太人否认耶酥基督是神谕中的弥撒亚，只承认耶酥的先知地位，在基督徒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冥顽不灵。不仅如此，他们还担着杀害耶酥基督的罪孽。马太福音记载，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决耶酥时一群犹太人在下边喊叫：“这个人的血债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承担！”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二至四十五节，耶酥亲口宣判了犹太人：“如果上帝真的是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会爱我；因为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我已经在这里了。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他差遣我的。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因为我的话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原是魔鬼的儿女，只是随从你们父亲的欲念行事。起初他就是谋杀者，从不站在真理一边，因为他根本没有真理。他撒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是撒谎者，也是一切虚谎的根源。正因为我讲真理，你们就不信我。”
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犹太教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教区以外的人对犹太人充满猜疑。谁家丢了小孩，哪儿有了犯罪，犹太人都脱不了干系。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诲淫诲盗、滥杀无辜是犹太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关于犹太人在基督徒邻居的水井里投毒、引诱少年、表演妖术、降下瘟疫、呼风唤雨、制造地震的谣言四处流传。现实中一旦真的有了天灾人祸，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暴民攻击的对象。
中世纪和初现代时期的德国，反犹骚乱时有发生。基督教会规定，犹太人在服饰上需佩戴记号，这使他们在骚乱中更易遭受攻击。实际上，稍有现实感的人都会承认，犹太人所到之处，都激活了社区的经济生活，给定居地带来了繁荣。所以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长官，许多地方都乐于给犹太商人提供专门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在时效和力度上却因地因时而异，完全取决于地方上特定的情形或市镇官员的一念之差。
宗教改革一时竟加重了对犹太人的不宽容。马丁?路德起初似乎相信犹太人对新教的不咎既往政策会正面回应，祈望他们摒弃以往的错误，接受基督信仰。
我们历代愚蠢的教皇、主教、诡辩家和教士是怎么对
待犹太人的？他们从来没把犹太人当成人，只把他们当
成猪狗，对他们只知道诅咒和掠夺。我恳求大家从现在
起善待犹太人，向他们传授圣经，让他们皈依基督。
可是当我们的宗教改革家发现犹太人对他的善意没有期待中的回应，很快转变了调子。路德那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的长篇大论，其言辞之激烈，不说绝后至少也是空前，恐怕二十世纪纳粹的宣传才能与之匹敌：
我们基督徒与这该死的、下地狱的犹太民族要怎样来一
个了断…他们居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们每时每刻
都在说谎、在亵渎、在诅咒。我们不能再容忍了…他
们一天不皈依基督，我们神圣的怒火就一天不会熄
灭…对他们的严酷无情，正是对神的虔敬。
具体措施包括“烧毁犹太教堂、学校，用土掩埋没有烧完的东西，不要留下一砖一石，让人想起这些建筑曾经存在。”“捣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像吉普赛人一样去住牲口棚，让他们明白，他们不是如他们自诩的我们国家的主人，给他们受苦，褫夺他们的自由，”没收他们的经卷，关闭他们的学校，禁止他们旅行和贸易。把他们的财产充公，因为“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放高利贷盘剥我们而来。”
路德对犹太人的敌意和由路德而起的新教对圣经新约反犹思想的强调，加深了欧洲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可是路德的教训在十七世纪中晚并没有被付诸实践。三十年宗教战争蹂躏以后的德国百业凋零，犹太人因其跨国的联系和融资的能力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复苏不可或缺的因子。犹太人并没有因为路德的煽动立即遭受严酷迫害，不少小公国反而纷纷推出类似当今美国的投资移民法规，欢迎犹太人前往定居，许多犹太人由此获得购置地产和公开崇拜的权利，一些人甚至入阁，参与公国的财政管理。普鲁士战后的经济复苏，犹太理财专家威特尔?意普莱姆和丹尼尔?易泽就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犹太人的经济贡献不仅宫廷承认，上层市民社会也逐渐接纳犹太人，尤其是在大都市。十八世纪末柏林的文艺沙龙就折射出殷实犹太家庭与开明普鲁士贵族以及上流市民阶层的共生关系。
促成犹太人融入德国文化的关键人物是摩西?孟德尔森。孟１７４３年抵达柏林时一文不名，德文也说得结结巴巴，可是后来他结识了德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莱辛。莱辛主张宗教宽容，孟德尔森则呼吁犹太人从千百年来自我隔绝的精神牢笼中解放出来，劝戒他们不再自外于德意志民族，鼓励他们拥抱认同德国文化，提倡改革犹太教，废除其仪式中的陈规陋习，努力把它纳入现代主流教派的规范。为了消除德国人与犹太人交往的障碍，孟德尔森定期开放自己的华美住宅，招待柏林的达官贵人、文化精英和外国访客，希望藉此证明犹太人不是古怪的外邦人，而是与德国开明社会精英趣味相通的德国人，从而促进德犹两个民族相互的理解。摩西?孟德尔森的女儿窦莪瑟?维特婚后以父亲为榜样，于费特烈大帝二世晚期在家中组织读书会，每周两次的聚会吸引了宗教背景不同的作家、学者、政治家、犹太商人主妇以及陪伴着她们的妙龄女儿们。浪漫派的健将施莱格尔、沙米索、蒂克、学者洪堡兄弟、施莱尔马赫，瑞典住柏林大使布林克曼是这个沙龙的主角，客人中不乏数学家、律师、音乐家，费特烈大帝才华横溢的侄子普鲁士王子费荻楠偶尔也会前来客串。
当然这是上层人士的交往，柏林政治文化精英在窦莪瑟?维特犹太家庭沙龙中的欢娱，与下层社会对犹太人的认知存有极大的落差。１７４３年孟德尔森疲惫地穿越柏林城门那天，城防官的通关簿记载：“今日验关放行：六头牛、七条猪、一个犹太佬。”这条纪录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犹太人低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下层人士对犹太人的看法。１７８１年威廉?封?铎姆著有《犹太文明进步论》，鼓励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尊重多元，宽容接纳犹太人，呼吁政府取消所有歧视性法规，让犹太人真正成为德国社会和睦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产生了令人鼓舞的结果：约瑟夫皇帝二世在翌年颁布了平权法令，禁止歧视犹太人。政府法令颁布雷厉风行，到了执行的层面就大打折扣。老百姓读不懂启蒙思想家的宏文哲理，对新法规也不感兴趣。莱辛的剧本《犹太人》中有这样一幕：德国伯爵一家遇到危难，获一位来头不凡的旅行者施以援手。美轮美焕的服饰、高雅的仪态、令人眩目的财富无不证明突然出现的救星属于社会最上流的人士。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伯爵欲招之为东床，旅行者敬谢说：“我是犹太人。”“那有什么关系？”芳心可可的伯爵女儿恨不得马上钓牢金龟婿。“嘘…姑娘，姑娘，关系大着呢！我一会儿慢慢讲给您听。”使女把小姐拽到旁边低声耳语。
使女耳语的声音虽小，却表明启蒙运动的疾风骤雨，未能冲刷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对犹太人的根深蒂固的陈见，中下层民众之中长期积淀起来的反犹社会能量，只等待着在经济极端贫困化或者民族危机的时刻，以最丑恶的方式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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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有教养的精英层，宽容接纳犹太人的良好意愿也经不起考验。德法战争时期，拿破伦代表的普世的、世俗的历史前进方向，受到德国基督教爱国主义的激烈抵抗，夹缝中的犹太人，不免成为替罪羊。一本叫《犹太人虚假公民身份》的书质疑铎姆《犹太文明进步论》提出的犹太人应享有所有公民权利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和德国人在司法上应有明确不同的界定，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皈依基督以前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柏林犹太沙龙的女主人赖溪儿?范哈根痛苦地发现，那些在她高雅的沙龙里谈笑风生的德国精英们并没有视她为同类：“这倒霉的犹太出身带来的宿命啊！艺术，哲学、财富都无法让我摆脱它…我在沙龙里有时幻想自己像个皇后，可是马上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可悲啊，我甚至连公民都不是！”作家毕尔纳沉痛地说：“责骂我也好，宽恕我也好，褒奖我也好，都因为我是犹太人。倒像是他们都给迷倒在犹太怪圈儿中了。”稍稍感觉敏锐一点的人都不免为自己的尴尬处境伤心流泪： 信守自己的传统和宗教，犹太人就被视为社会一体化的异化因素，皈依基督争当当模范德国公民，又会被看成放肆和傲慢，有了成就被视作僭越，反过来成为自身“非德意志”的口实－－诗人海涅就是这种怪诞逻辑的一个经典案例。
海涅出生在犹太教区，为了一张“欧洲文化的入场券”信了基督教。晚年的海涅写道：“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的犹太身份，没有放弃所以也无所谓回归。”同样，海涅的德国文化认同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一个理想的祖国，他契而不舍地抨击祖国现存的弊端，读过他流亡中写的诗的人，都不会质疑他对祖国的挚爱以及他引以为荣的“德国诗人”的称号：
“今夜无法入眠
又将德国思念”
O, Deutchland, meine ferne Liebe ...
"Mir ist, als hört ich fern erklingen
Nachtwächterhörner, sanft und traut;
Nachtwächterlieder hör ich singen,
Dazwischen Nachtigallenlaut.
Dem Dichter war so wohl daheime,
In Schildas teurem Eichenhain!
Dort wob ich meine zarten Reime
Aus Veilchenduft und Mondenschein."
Oh Germany, distant love of mine…
"From far away I seem to hear to hear
Night-watchman bugles, soft and clear.
Night-watchman songs are sweetly ringning,
And far-off nightingales are singing.
At home in Schilda’s oaken grove,
How well the poet thrived! I wove
My tender-hearted verses there,
Of moonlight and of violet air."
哦，德国，我远方的爱…
“温柔又清晰，我似乎听到
故国更夫的号角，
那甜美的曲调悠扬
伴着夜莺儿的啼唱。
缪斯的逸兴，飞向
童年的橡树林，
故园的月色和紫罗兰的芬芳
编织出我这些温婉的诗行。"
海涅是歌德以后最为优秀的德语抒情诗人和杰出的文体家，可是无论生前或是身后，他都没有享受到一个伟大作家应得的荣耀。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致命的“非德意志”的标签就贴到了他身上。评论家姚斯?赫曼认为“海涅的切入方式如此主观，批评家无不感觉他过于缺乏节制，失于散乱，轻薄无形。因为轻薄无形，所以被看成是圣?西蒙派的社会党人；谁倾向于社会主义，自然就被保守派人士看作亲法国。一亲法国，就被怀疑缺乏根基、立场不稳。缺乏根基、立场不稳的只能是犹太人，而犹太人的不诚实本来就臭名昭著，如此而已。”
海涅作品的本质和他生活的环境使他非常容易遭受类似的攻讦。海涅作品里的妙语连珠嬉笑怒骂让习惯了庙堂文学的读者张皇失措。一个作家压根儿不把自己的作品当回事儿，读者还能把他怎么样呢？海涅在《旅行杂记》里写道：
世界上没有比读一篇意大利游记更无聊的事，除非自己来写一篇。为了不至于过份无聊，作者只好尽量少谈意大利。尽管完全遵守了这一规则，亲爱的读者，我 仍然无法向你承诺下面的章节里会有多少令人愉悦的东西。如果你在阅读中感到索然无味，想一想我居然能把如此无聊透顶的东西写下来，也许你会获得一些安慰。
海涅把浪漫反讽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段优美的抒情推出情绪高潮，消解读者的心防后突然插入调侃嬉戏，捣毁读者正陶醉着的文艺桃花源，把他们拽回冰冷无情的现实。许多严肃古板的德国读者实在消受不起如此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心理情绪转折，同样，他们也不能接受海涅提到令人敬畏的诸如大学教堂一类组织时的插科打浑。在《哈尔茨山游记》中，海涅暗示山麓的哥庭根大学未见得比那所妇产医院更为重要，《德国宗教与哲学史论》提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靠卖赎罪符的钱修建，说它就像埃及皇妃用卖淫所得修建的金字塔，是一座香艳的建筑。对比了南方的骄奢淫逸和北方的庄严自重以后他笔锋一转调侃道：“气候为基督徒的道德实践做好了铺垫，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新教领袖路德把论文贴上奥古斯汀教堂大门的时候，威藤堡的护城河或许已经上冻，市民们在上面溜冰，这严寒中的欢乐不是罪恶。”让读者最无法忍受的是海涅三番五次口气轻蔑地把德国人描写成一群市侩，说他们是“一群自称为德国人的笨伯，”他把德意志和其他民族比较，嘲笑德国人的无能－－
俄国和法国控制陆地，
大不列颠统治海洋。
我们的领地在梦的云端，
绝对无人敢来挑战。
他把德国人比做同名政治讽刺长诗中那头叫《阿塔?特罗尔》的马戏团里会跳舞的狗熊：言必称自由，内心却乐于被奴役。
海涅早期的批评者喜欢揪出他笔下不时流露出的“哈法言论”痛加鞑伐以证明他是“德奸，”后来则转向诗人的犹太身份，才终于找到把他摒除于德国作家之外的理由。很多德国人声称不会歧视认同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可是检阅一下１９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攻击海涅的最激烈的言论，就发现这类说辞多么言不由衷。爱德华?迈耶评论流亡巴黎的海涅和毕尔纳的文字，毫不掩饰其种族成见：
信基督不信基督有什么两样？我们恨的不是犹太教，我们
恨的是这些亚洲人身上的讨厌习性。他们鲜廉寡耻、专横
跋扈、轻薄无聊、喧嚣吵闹，他们种种的基本生活取向都
让人侧目…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国家、社区；他们在世
界上游荡、冒险，寻找机会…哪里可以迅速聚敛财富
就驻留哪里，法规健全让他们无空子可钻他们就不舒服。
享有声誉的文艺批评家，大学的系主任沃夫岗?孟采尔读完海涅的《从慕尼黑到热那亚之行》后写出的专论更近于人身攻击：“我们在他的作品里看见一个犹太青年，两手插在裤兜里，轻佻地立在意大利圣母像前，”“这些巴黎来的犹太小生，装束时髦，面容倦怠，因为放荡体质衰弱，身上溢出麝香和大蒜的招牌气味。”
１８７１年普鲁士帝国立国以后，对已经过世的海涅最不能放过的是历史学家亨利?蔡施克。蔡被看作新德国的官方发言人，其广为流传的《德意志历史》一书赞美德国人方方面面的伟大之处。在关于民族文学对民族国家兴起作用的章节里，蔡施克一方面对其他作家不惜笔墨，一方面处心积虑地贬低海涅的贡献。他无法否认海涅的诗歌拥有广泛的读者，然而他指出：“人们逐渐会认识到，海涅的花言巧语与德意志的心灵终归不能和谐共鸣。所有的抒情诗人中，唯独他没有留下一首咏酒诗，在他眼里，全世界到处都是杏仁蛋糕、金钱口袋和妖姬荡妇，他之所以没有写咏酒诗，在于东方人的体质无从领略德意志式的豪饮乐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终将确信海涅的气质与真正的德意志精神形同阡陌。”在论及《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时，蔡施克落笔更不留情，他说：“这是海涅最杰出也最有特色的诗作，正是这些特色告诉德国人他们与这个犹太佬之间的鸿沟有多大。亚利安人的神话里有他们的英雄人物如特西德和洛基，像含那种泄露父亲裸睡秘密的角色，只有在犹太神话中才找得到。”
海涅作为德语犹太作家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最激烈的批评，这并不奇怪。《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蔡施特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首长诗把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德国政治社会中的种种鄙陋昭示于天下，而德国政经领域的沉疴，到了俾斯麦帝国时代仍然不见起色。海涅预见到这首诗必然招致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蔡施特一类人的愤怒，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已经听见诸位打着啤酒嗝儿的声音：‘你诋毁我们国旗的色彩，轻蔑自己的祖国，你是哈法一族，你要把自由的莱茵河拱手让给法国人！’还是冷静一点吧！只要你们国旗的颜色不再是奴隶作秀表演的象征，我会衷心地向它敬礼。把你们的黑红黄三色旗插上德意志思想的峰顶，让它成为人类心智自由的标志，我愿意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它。冷静一点吧！跟诸位一样，我深深地热爱着祖国。正因为爱她，我才在流亡中生活了１３年，正因为爱她，我回到流亡中，也许直至永远永远。”
永远永远是多久？今天又有谁能宣称德国人已经彻底给海涅平反，诗人已经获得他应得的荣耀？二战以后，民主德国给海涅恢复名誉，一方面因为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交情，另一方面因为他流亡巴黎期间对无产阶级表示过同情。《冬天的童话》选入小学语文教材，也是出于论战的需要。一个曾为自由努力奋斗的诗人，到头来被一个远非自由的政府尊崇，海涅地下有知，未必感到欣慰。在诗人的家乡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立大学更名为海涅大学的议案两次被教授元老院和学生全体投票否决，放不上台面的对犹太人的排斥感难道不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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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之后最杰出的德语讽刺作家图霍尔斯基１９２９年的一篇文章虚拟了如下场景：埃利希?鲁登道夫将军死后飞升上天，司阍在天堂门口厉声责问他为何让两百万人死于战争。鲁登道夫回答：“亲爱的上帝，那都是些犹太佬啊！”
图霍尔斯基的想像真够夸张，可是未见得有多离谱。１９世纪，每一次国家遭难，犹太人都被说成元凶。一战期间，他们要么成了鲁登道夫用兵无能的替罪羊，要么被指责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迫使政府签下令国家蒙羞的和约。由此类推，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低迷，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的通货大膨胀，外交领域每一个令热血的德国人恼怒的软弱姿态，背后肯定都有一只看不见的犹太阴谋黑手。
经济困窘时期清算犹太人的现象其来有自。１９世纪前半叶德国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导，除了当小商贩以外，犹太人还经营粮食和牲口，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只好向他们借贷熬过严冬。可是借贷人通常不会感激债主，社会失控时还会把后者当成泄愤的对像。１８１９年在南德地区和莱茵河流域，１８３０年在汉堡地区，１８４８在巴登地区都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骚乱。民族学家列尔以其一惯的偏袒农民的观点论及后一次骚乱，说那是“孤傲的农民阶级意识对外来掮客天生的敌意，是土地拥有者的自豪，遭遇到脚底无根的游走族类时的自然表现。”列尔似乎没有想到：农业经济赖以维系的主要服务是他蔑视的对象提供的。
１９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经济结构变革迅猛激烈，高速工业化进程引发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一幕幕个体的悲剧，在社会保障机制脱序的大背景下上演。与小城镇守旧的德国人相比，犹太人更善于与时俱进，他们很快调适自己与大都市的新形势接轨。德国人本来就怀疑犹太人蓄意搞乱社会秩序以便从中渔利，社会转型的结果更强化了这种怀疑。农村破产后甩出的劳力进入主要由犹太人掌控的城市纺织成衣业，供大于求背景下纺织业工人的工资越压越低，给犹太业主背上了剥削的骂名，柏林、法兰克福、维也纳各城市遍地开花的犹太银行和投资公司的经营更是给他们带来致命的后果。１８７３年，犹太铁路大亨斯特路斯贝格操纵、犹太小投机家们哄抬起来的股市泡沫破灭，股市一跌到底，现代反犹主义的毒素藉此迅速发酵。股市崩溃后全社会对犹太投机家的愤怒声讨中，没有人会留意帝国议会代理主席犹太人爱德华?拉斯克反复警告过股市虚假繁荣背后的危险，没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正是布莱旅德和康巴涅等几个犹太大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力挽狂澜，才避免了国民经济更惨重的损失。总之危害已经造成，夏洛克那样穷凶极恶硬要从人家身上割一磅肉的犹太商人形像是再也洗涮不掉了。
１８７３年股市恶梦随后的几年里，德国知识界兴起的反犹种族言论大大超越了海涅的批评者。尤金?杜林，保尔?拉加德和威廉?玛尔等在讲演和论文中攻击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后者拒绝基督教，拒绝归化德国文化，而把他们视作德国社会中永远的异化因素，说他们是病毒源，正把强健的德意志变成羸弱的病夫，威胁着德国文化活活泼泼的生命力。绝大多数德国人诚然都没有读过这些哲学家的种族歪论，那些耳闻过的，也因为此类著作臭名昭著的语言暴力和色情想像而避之三舍。可是这些时髦的伪理论颇具迷惑性，它们用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学术语包装一新，大大强化了民间对犹太人的成见，对民众潜意识中反犹倾向的形成和蔓延造成了恶劣作用。
社会名流公开表态对犹太人反感鼓动了反犹思潮的传播。蔡施克《德意志历史》和阿道夫?斯托克《法庭讲演录》的读者弄不清二者宗教论点的分歧，也觉察不出他们的论说与杜林和玛尔种族主义的玄言怪论之间有什么区别，前者的社会知名度给后者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可信度。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思想在一战以前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种族主义者获得他的支持，作用非同小可。
瓦格纳的仇犹情结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对犹太金融投机家的反感，犹太裔歌剧院总监在他成名之前对他的冷遇，犹太作曲家加默柯?迈耶贝尔等早期与他的竞争等等。瓦格纳著有论文《音乐中的犹太因素》宣泄他的忿懑。他的思想中，除了对想像的敌人愈来愈深的怨恨以外，另有一层担忧。瓦格纳曾经的朋友尼采在《善恶之外》论及排犹时说：“一个柔弱犹疑的种族将被另一个雄健刚毅的种族轻易地在历史发展中抹去痕迹。”尼采的话在他的耳边挥之不去，瓦格纳对犹太人历尽艰辛的生存发展深怀敬畏，他怀疑自己的同胞与犹太人自由竞争获胜的可能，因此认定犹太人是德国文化的大敌，他攻击犹太人更多地是出于对自己文化竞争能力的焦虑。
其实瓦格纳成功的音乐生涯背后有不少尽职的犹太推手：剧院总监安格罗?瑙曼，钢琴家约瑟夫?鲁宾斯坦，还有他极为欣赏的指挥家赫尔曼?列维都为宣扬他的音乐理想做出了贡献。可是这并不能稍稍纡解瓦格纳的反犹情绪，他甚至一度坚持要求列维接受洗礼后能才能登台指挥歌剧《帕尔泽瓦尔》的首演。尽管身边围拢着许多犹太崇拜者，可是他非加入排犹事业不可，并为此自豪。读完一篇斯托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的讲演后，瓦格纳太太珂希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笑了，因为看上去正是里查德关于犹太问题的论文吹响了这场战斗的进军号，”瓦格纳本人也认为威廉?玛尔六年内印行了十二版的《犹太对德国的胜利》一书反映了他自己的想法。反犹情结几乎左右着他对所有事情的判断：因为俾斯麦与种族主义鼓吹者保持距离，瓦格纳便不断贬损他，责骂他把德国犹太化了。１８７８年柏林议会代表的一场宴会让犹太人布莱希吕德赞助，瓦格纳就称其为“德意志的耻辱。”１８８１年维也纳城堡剧院失火，烧死数百名观众，包括四百名犹太人，珂希玛日记记载瓦格纳当天“妙语解颐，”说：“最好让所有的犹太佬都在去看莱辛的《智者纳坦》时被烧死。”
毫无疑问，瓦格纳公开自己对犹太人的敌视，以及蔡施克、斯托克等公众人物的表态，让反犹思潮获得了某种虚假的学术光环和似是而非的社会合法性，流风所及，甚至影响到１９世纪末坊间流传的小说中犹太人物的角色塑造。威廉?拉贝、费力克斯?邓、古斯塔夫?弗莱塔克等作家瞄准的是社会上学养较高的读者，他们对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辛苦辗转不乏同情的笔墨，很难说他们曾有意识地丑化犹太人。然而为了戏剧化的效果，他们的作品通常采用平行叙述技巧，于主要脉络之外展开一个犹太人的故事，以此衬托基督徒主人公：基督徒诚实、热情、无私，犹太人自私、势利、猥琐、不讲信义。多年的畅销书《饥饿的牧师》、《应该与拥有》、《罗马之战》都采用了这种脸谱化、程式化的对照法。从形像苍白的基督徒老好人主人公身上，读者恐怕受不到什么启发，相反，反面角色犹太人的诡计多端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下层的两千万德国人从周刊连载的垃圾小说中汲取精神营养，此类读物的犹太角色要么放高利贷，要么在水井里投毒，要么谋杀邻居的孩子，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诚然，以上的叙述有可能夸大了德国排犹思潮的影响力和独特性。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反犹太风潮的烈度并不低于德国，以上提到的排犹浪潮并没有给犹太人带来实质性的危害。比如，因贪污丢掉校长位置、后来成为煽动家的赫尔曼?阿尔瓦德曾鼓吹修改法律，明确宣布犹太人为德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禁止犹太人涉足公共文化领域，褫夺犹太人的财产，最终递解所有犹太人出境。可是他的提案，并没有得到象样的支持。１８６７年获得法律认可的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因为右翼政党通过的种种气势汹汹的决议有所修正，与此有关的公民法条文，也一直没有附加任何歧视性的规定。
但是形势发展并不让人乐观。１９１４年以前德国的排犹思潮像是染上了慢性病，社会肌体的健康虽说没有即刻受到严重危害，可是病灶潜伏在那里，始终没有根治。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就奋起抨击自己的同事蔡施克的反犹偏执言论，十年后他却沮丧地写道：
多少年来，我不断抗议妖魔化犹太人的企图。我原以为通过诉诸理性就能澄清道理，这是大错特错。我的努力全都白费……就像是霍乱那样的时疫，完全无法解释，无药可治，一旦染上，只能耐心等待其毒素自我消耗贻尽，熬过致命的危险期。
默姆森担心的病魔，１９１４年以前虽然尚未显露出吃人的狰狞面目，却逐渐毒化着集体的心灵，侵蚀着道义和知识的抵抗力。１９１８年以后，病魔趁民族的羞辱和经济的崩溃引发的危机发起猖狂进攻，终于逐渐吞噬了全社会，让它的肌体受到致命的伤害。
彼德?普尔茨在他专论德国、奥地利反犹思潮的著作指出，一战前后的排犹思潮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点只在于纳粹有了足够的力量把理念付诸实施，赶尽杀绝犹太人的思路，早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阿尔瓦德的议案中便形成了，万事俱备，只等着希特勒用他魔鬼般的意志将其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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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犹太人不幸的两难处境，就像威廉?威尔逊的影子人，你越像你的同伴，就越让同伴愤怒。他们曾热情回应早期的反对者要他们成为纯粹德国人的要求，在德国文化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份。谁会否认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是德意志思想家？马勒、勋贝格是德国音乐家？卡尔?斯滕海姆、雅可普?瓦瑟曼是德语作家？马克斯?李伯曼、埃米尔?欧立克是德国画家？那些名声小一点，可是同样努力的，难道不也是名副其实的德国文化人？正如戈洛?曼指出的，受过洗礼也好，没有受过洗礼也好，普通德国犹太人身上的美德和恶习也就是德国人的美德和恶习。他们爱国、守旧，穿德国式服装，说德语，百分之百的德国作派。还有谁比１９１４年踊跃从军的犹太商人、医生、律师、学者更“德国化”？
尽管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对德国的忠诚也经受住了考验，可是他们与德意志结合的追求没有被接受。个人的财富和学养是开启主流社会大门的钥匙，启蒙思想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有了这些东西仍然无济于事。沃尔特?拉特瑙１９１９年写道：“每一个犹太青年都经历过一种终身难忘的痛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天生二等公民的身份，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成就多大，都无法摆脱它。”
沃尔特?拉特瑙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像海涅一样，他也是一个不安本份的人物，取得的成就也招致那些才华平庸的人的妒嫉。不幸的是他缺乏海涅的幽默机智，不能面对周围的市侩嬉笑怒骂，他还缺少海涅的那份自信－－承认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同时坚持自己德国文化的本质属性。拉特瑙为自己的犹太遗产自豪的同时又颇为自卑。海涅在《冬天的童话》里尽情嘲笑过那些金发碧眼、与智慧有仇的普鲁仕市侩，那是一群最无可能理解拉特瑙的人，可是拉特瑙却把他们理想化，还无可救药地企图让他们赏识自己。
他是通用电器公司创建人的长子－－这是威廉大帝时期德国工业界最大的企业之一。他在柏林和斯特拉斯堡学习数学、物理、化学，１８８９年以论文《金属的光吸性能》获博士学位，此后投身工业界十余年，先在瑞士的一家造铝厂实习，后到莱比锡附近毕特费尔德的一家电化工厂当经理，资历相当完整。综合他的学历、管理能力、研判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对实际生产的了解，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通用电器最理想的接班人。可是，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士?姚尔所言，拉特瑙长期感觉到职业与志趣错位的痛苦，似乎觉得只有在精神领域有所成就，才能超越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我怀疑。他开始撰写哲学论文，一时竟颇为成功。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那些玄学风尚下写出的论文，未免给人花哨矫饰有余，启蒙思辨不足的印象。
他还钟情于政治，尽管他曾对朋友说外部环境可能会妨害他在此领域的成功。“犹太人是二等公民，因此我在政界不可能有多大发展，和平时期恐怕连少尉都当不上。要是改信基督，可能路途会平坦一些，那么一来我只能和统治阶层同流合污。”心在庙堂的他毕竟不能远离现实政治的诱惑和恩怨，１９０７和１９０８年他两次陪同殖民部部长本哈德?马堡到德国的非洲殖民地考察，回国以后写出的评估报告内容详细、见地深刻。然而给上级的内参策论中，他却对德国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的才能表示怀疑，不免惹恼了部长与同僚，他居然提出请求，要殖民部为自己的贡献颁奖，更说明他不懂官场世故。
一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给他提供了为国效力的机会，战争前两年，他组建军需部，运筹调度，施展才华。若不是他，德国还不容易渡过１９１４年战略物资紧缺的难关。可是他给朋友的信却提到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军队和企业界都不能容忍－－我－－一个犹太裔公民，主动为国家作出了些许贡献。此情形于我有生之年恐怕难以改变。”１９１５年他辞去军需部长一职，就任通用电器总裁，可是并未从此告别政坛。战争的后两年，只要政府咨询，他都积极提供建议，尤其是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写了系列报告，预测战后德国和欧洲将面临的经济困难。他在有关领域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１９１９年以后共和政府不可或缺的人材，１９２０年他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去斯葩参加了战败国赔款会议，第二年再次入阁，出任战后重建部部长。
当时的情形下，右翼政党正散布谣言，说犹太人在军队背后捅了一刀，煽动民众抵制协约国不可更改的要求。拉特瑙此时接受如此敏感的任命，的确得有些勇气。他坦诚地向公众讲明，不管凡尔赛条约多么遭国人痛恨，但只有接受，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他成为执行凡尔赛条约最积极的推手，希望藉此让协约国最终在一些具体条文的执行上能有所松动转缓，他不知疲倦地与战胜国政府谈判协商，争取他的目标。
狂热爱国人士确信，若不是犹太人叛国投敌，１８１８年德国根本不会失败，拉特瑙的种种努力，在他们看来只是卖国投降政策的继续，是可忍，孰不可忍！１９２２年二月拉特瑙出任外交部长的消息甫一公布，一份右翼报纸就评论道：“岂有此理，犹太人当了德国的外交部长！…这一任命是对德国人民的公然挑衅！”光头党的前身在街市上齐声狂叫：
拉特瑙你听清楚
一枪打死犹太猪
顺口溜像是判决辞。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４日清晨，他乘坐的大型敞篷轿车在柏林的国王大道上遭到袭击，一辆载有三人的小车飞追上来，一个人向他的坐车扔进一颗手榴弹，另一个人用自动手枪朝他射击。他死于几小时以后。
随着拉特瑙的被谋杀，一条心理界线被突破了，德国社会由此踏入了从前的禁区。以前犹太人在德国顶多被看成有残疾的社会人和社会的耻辱，现在身为犹太人即意味着生命危险和死亡判决，因为拉特瑙唯一的罪名，只是他竟敢自称德国人并且对外代表德国。他的死，在国内引起一波死亡恐惧，一战以前的反犹思潮终于显露出了其狰狞的面目。许多人私下不免为拉特瑙的冤魂叫屈，社会上也不乏悲悔之声，可是事件被合理化以后，不可想像的东西一下子变得可以想像。再过十六年就到了水晶之夜，国社党的领袖已经开始在他的胸中勾画最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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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年，大屠杀三十年以后，文艺批评家汉斯?迈耶为其新书《外国人》出版接受媒体访谈，记者问到当下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时他这样回答：“尽管今天德国的土地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犹太人居住，可是对犹太人的敌意并没有改变。德国民众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东摇西摆颇能说明问题。因为内疚而起的友谊虚假不堪，起初德国人为七日战争以色列的胜利而欢呼，每一个‘进步的’市民家庭都希望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一次，以结识犹太人为时髦，可是这种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接着就是指责：‘犹太人太过份了！犹太人怎么还不吸取教训？阿拉伯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同情。’结果又开始仇视犹太人，这种仇视呼应了苏联的宣传，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有些市民和大学生说他们并不反对犹太人，只是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看这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这些判断，虽然不难找到论据支持，听起来还是稍嫌夸张。德国知识界的极左翼的确带有几分法西斯色彩，包括迈耶提到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口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风云乍起，１９６７年，连续不断的的校园炸弹爆炸声中突然传来中东战争爆发的新闻，慷慨激昂的海德贝格等几所大学的激进学生决定放下本土关怀，与阿拉伯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１９７８年法斯宾德写的剧本《垃圾、城市和死亡》的主角之一为“犹太富人，”游西姆在《法兰克服汇报》上的评论指出犹太人又被塑造成了“吸血鬼、高利贷者、奸商、谋杀犯、色狼、复仇狂，”剧作者竟然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咬牙切齿地说：“当年他们怎么没把他毒死，我两手发抖，恨不能亲眼看着把他扔进毒气室，让他变成一缕轻烟。”
由于明显的煽动色彩，这个剧本写成后一直未能上演。也许它只是学生运动努力唤醒民众宣传中的一处败笔，可以略去不计。至于对以色列的态度，持摇摆立场的不仅仅是德国人。迈耶指责当代普通德国民众仇视以色列没有举出任何证据，事实上联邦德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援助一直名列前茅，有口皆碑。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忽姆?戈德曼１９７８年到德国出席“水晶之夜”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不久后写道：“在赔偿问题上，联邦德国政府的慷慨态度是空前的－－不仅数额巨大，而且为历史创下新例－－（向纳粹时代尚未成立的以色列赔款，向非公民的纳粹受害人赔偿）。我们知道，犹太人对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理所当然地几乎都怀有负面的看法，而且通常充满敌意。联邦政府的慷慨，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作出了极大贡献。历史不容忘却，在两个民族之间，宽恕的字眼没有什么意义。”
忘却和记忆当然是个大问题，探讨德国人反犹太罪行的集体记忆，也比纠缠于迈耶大而化之的批判更为重要。早在１９４５年，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在一场讲演中就提醒德国人：“看着犹太朋友从家里被抓走，我们没有走上街头阻拦，等到自己面临毁灭时才开始喊叫。我们宁肯用虚弱的合乎逻辑的理由苟且偷生：我们死了也是白死，帮不了别人…我们活下来，本身就是有罪，” 雅斯佩尔认为“我们永远洗涮不掉身上的羞耻。”现在的问题是，纳粹时代尚未出生的德国人，今天多大程度上仍然承受着这洗涮不掉的耻辱？
纳粹时代的暴行今天仍然鲜明的留在德国民众的记忆中，这要归功于联邦德国政府、影剧业和大众传媒。“水晶之夜”被捣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得以保留供后人凭吊；像戈德曼亲临的那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每年都由官方出面举行，电视台常常制作播放历史纪录片；《安妮?法兰克日记》、《夜色茫茫》等反映犹太人命运的故事片在德国广泛放映，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德语小说，尤其是“四七社”成员的小说，如格拉斯的《狗的年代》中发明家的形象，给战后出生的人重现了生动的历史画卷和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为数不少的德语剧作家真诚的反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马克斯?弗里施写于１９６１年的剧本《安多拉》描述一个德国青年，莫名其妙地被误认为犹太人，怎么解释都无法澄清，开始被规入另册，后来被折磨，最后被自己的同胞杀死。该剧在柏林的席勒大剧院首演，主角由晚年的克劳斯?克拉默和马丁?赫尔特担纲，演出时，剧中人物打断剧情的发展陆续走到台前，单独面对观众，辩白自己与剧中受害人悲惨的命运无关，戏剧的内容和表演形式都让观众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
所有这些防止人们淡忘惨痛历史的努力，居然比不上一部美国摄制的以德犹关系为题材的商业大片，实在充满了反讽意味。１９７９年２月，美国影片《大屠杀》分为四个单元，每次两个小时，连续在德国的公共电视台播出，每两个小时的电影播放以后留有一小时观众电话讨论时间。电影的内容是纳粹时代德国人对犹太人的迫害，重心是两个虚构家庭的命运：多夫家的儿子埃利克参加纳粹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成为海德利希的助理，亲自组织执行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犹太医生魏斯一家被纳粹恐怖机器绞杀，几无一人幸免。观众的心被剧情紧紧攫住，他们为魏斯一家伤心流泪，对埃力克表示愤怒。电影在全国引起的震撼性效果是以前的历史纪录片未曾达到的。电影的收视率全国范围内从第一集的３２％增长到第四集的４１％，柏林市则高达４７％，两千多万人看了部份或者完整的电影，三万多人给当地电视台打了电话，绝大多数人要么提出严肃深刻的问题，要么提供背景材料证实故事的真实性，或者针对电影的细节进一步发挥。西德所有的学校均就电影背后的历史真实性展开讨论，应学生要求，杜塞尔多夫政治教育中心整理编辑了厚达五十六页的学习材料介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寄出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份，所有北莱茵威斯伐利亚州的老师人手一份。
观众对大屠杀电影的反应，对比汉斯?迈耶对德国民众反犹情结的指责，显而易见前者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诚然也有人打电话给电视台，怒气冲冲地责问：三十多年了，有何必要去唤醒不愉快的回忆。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反应显然是震惊，他们反复问到：１９４５年以前的德国老百姓，有多少人清楚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今天的德国人，应该为德国昨天犯下的罪行承担几分责道义上的责任？从大屠杀的故事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这样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尤其是被德国的年轻人提出来，令人感到振奋。知耻近于勇，敢于直面可怖的过去，不篡改，不开脱，正是希望的所在。格拉芬?邓霍夫关于这部电影以及有关的问题写了一篇总结性思考，指出年轻人一定要当心德国的排犹思潮可能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文章引述了奥辛维茨集中营幸存者仁娜特?哈普勒西特的话：“个人无法选择他的种族，当年我多么希望自己不是犹太人，后来我却逐渐有意识地去做一个犹太人。德国的年轻人必须承认自己是德国人的事实―这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命运。”
（后记：本文资料主要来源：Ｇｏｒｄｏｎ Ａ．Ｃｒａｉｇ，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ｓ，Ｐｕｔｎａｍ’ｓ Ｓｏｎｓ，Ｉｎｃ．，１９９１。笔者九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时Ｃｒａｉｇ已从该校历史系荣休，无缘亲承教诲。文中提到的历史学家特奥尔铎?默姆森，出自德国历史学世家，其后人默姆?默姆森也曾执教斯坦福大学历史系。默姆?默姆森夫人卡塔琳娜?默姆森当时是斯坦福大学德文系教授，歌德研究权威，我修过她两门课。我在斯坦福学习生活期间，多蒙默姆森夫妇关照。第五节中提到的汉斯?迈耶教授90年代中曾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那时我海归，替他做过翻译―２００３年六月于美国华盛顿。）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德国人与犹太人,上（读书笔记之二） 格言短诗三语版196-200（德英汉） 格言短诗三语版（德汉英）191-195 格言短诗三语版（德汉英）186-190 格言短诗三语版（德汉英）181-185
以前觉得中日应该放弃过去的历史仇恨，选择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态度：宽恕。现在还这么看。
另外，对于黑奴问题，我也倾向于，大家应该和解，人不能活在历史里。
对于上述两个事情，我的选择是清楚的：活在历史里没有出路。活在历史里，“过去的就永远过不去”。
中日可以和解在孔教或佛教基础，黑人白人可以和解在基督教。也许以别的共识为基础，反正要有基础才能和解。如果理论上就是势不两立，那就没有了和解的基础。
基督教或佛教都讲：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犯错难免，然后还必须往前看。这样才有最起码的、和解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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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和犹太人的问题，一致采取的是犹太人的角度。最近才想到一个问题：犹太人和德国人，他们能和解么？以什么为基础建立和解？
进一步，宗教信仰问题，信仰自由可以说：我选择我信的，但并不认为你低于我（理性上这么说，感情上，或许人信了什么都多少有点觉得自己的选择相对高明）。
不可否认，犹太人确实有非常多的思想家。但是，犹太教的信仰似乎从理性上说（还不仅仅是感情上），就已经是“我高级，优选“，这样，他们有与世界和解的基础吗？（只是个人问题，不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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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教的难点，我的意思是：通常宗教、信仰，都不是以人种来分的，而是以行为+信心+信仰来分的。就类似科学，不是因为出身来分你的信仰正确与否，而是根据理念、方法来区分。
如果以出身（而不是理念）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那，这个民族如何和别人和解？
事儿多着呢，搞好自己都不错了。
从外部来叫做Stereotype，从内部来，就类似成了Identification。
德国人做事认真，做学问也认真，脚踏实地。据说在欧洲各国里，德国相当于欧洲的男人。
犹太人在做生意赚钱上很有一套，但做产品就不行了。很多犹太人入乡不随俗，精于算计但缺少智慧。
其实面向对象的软件，就是看到了类和继承的有效性。所以人们的思维第一步，就是分类。
但是确实，在人类思维的有效性、快捷性的副作用，就是简单化。这好像很难避免。
这应该是佛教所说的共业。就是只要你有某个类的特性，人们在某个时间就会不由自主地把你归到某一类。
但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没一类的人，都努力提高该群体的整体水平，这个社会也会慢慢整体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