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上次留言说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全新的意识形态，并将此变成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早晚都会失败。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思想其实和新中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最重要的还是三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放。现在其实是一个开放系统。关键在于为了如果把党改造，建立新的理论。现在西方把它的价值观塑造成绝对真理。中国比较被动。因为，如果说专制有理，立刻就非常邪恶了。今天说自私至上没有人质疑。所以，现在中国只能说西方式民主不是普世。不能说民主是一种落后的思维。那么，现在只能不说，只是干。比如，今天的新冠，那就可能死人的数量，对人民医疗费用的负担，和经济的恢复。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事情都做得比西方好，那样就会渐渐好转一些。但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创新，仍然不能调和价值观的冲突。
而且，今天中国要是不持续改革，依然会有问题。我个人感觉。但西方的体制与今天的科学的冲突现在看难以调和。未来西方人可能一样要经历文化毁灭价值观毁灭的剧痛。当然，这都是我的胡说而已。胡说而已。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和后新冠的中国神权社会（下）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
毛泽东拆墓的心愿历时十年终于实现了。我认为探讨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非常独特，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所以，深入分析有助于真正了解毛泽东，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新中国以及文革的实质。拆墓同时具有纯粹性。今天的毛泽东或许过于官方性质的神话，毛泽东仍然在神坛上，或者过于戏剧化，尤其把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一直存在的权利斗争过于单纯片面强调。而毛泽东的十年拆墓不涉及权力斗争，是一种长久的心愿。这勾显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的极端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毛最本质的特点，第一，理想主义，第二，极端性。
毛泽东的拆墓的心愿既非一时的奇思异想，也不是精神的病态改变，它是一种深层的思考。拆墓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各级的权威的狂飙突进式的运动，包括毁庙，摧毁精神上的孔家店，破坏法治，打倒各级领导、专家、权威和老师，废弃教育。摧毁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毁灭。它与中国传统历史相违背，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举动。自从汉代中华文明便深深根植于儒家文明之上，逐渐发展为高度尊重传统和权威的社会，重视历史，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与和谐。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放在中国历史中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毛的这些行为、思维放在现实也难以被理解。因为，他的那些战友虽然也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们在精神的本底是儒家文明。
毛泽东不是儒家文明的继承者，他具有某种宗教人格。
新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处处显示着毛泽东的独特个性，我们从他的两个个人怪癖的小习惯就可窥见一斑。一个小怪癖是毛泽东从大约延安时代起就不再摸钱，据警卫回忆有一次他误把一个装钱的牛皮袋当成文件袋伸手去掏文件，当知道里面装的是钱，毛吓的竟然一下子把牛皮袋扔了出去，并严肃的告诉警卫再也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另一个是毛泽东虽然指挥了无数战争，但从来不摸枪。这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小怪癖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金钱的极度厌恶，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毛泽东在生活中对于物质享受极度鄙视，不喜欢新衣服，所有的用具都是陈旧的，饮食也相当简单，生活近乎一种宗教的苦修者。第二个习惯并不能说明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相反从他的论述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知，毛极端崇尚暴力和暴力革命。毛的终极理想是要消灭反动派，消灭封建主义，消灭美帝。这是他的极端斗争性的表现。毛对枪的抵触反映出的仍然是他对物质的抵触和对精神力量的迷信。毛并不传统的宗教人物，即相信传统的宗教教义，相信神迹，对于神迹有时产生幻觉，但他的确对于精神力量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相信精神能够战胜物质和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的宗教性导致他具有反科学的倾向。他信仰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这是他的宗教人格的重要基础。有趣的是毛的这些特点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颇为相似，霍梅尼一生也是极度轻视金钱，生活非常简朴，从来不摸枪，但他领导圣战，依靠人民战争领导，对抗伊拉克的侵略和美帝的霸。同时，霍梅尼也是一名诗人，出版过厚厚的诗集。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行为放到一神教的历史中，就会发现它变得相当容易理解。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在其极端时期都曾发生过拆墓，毁庙，炸佛，摧毁异端文明，对于异端的人身攻击、折磨、迫害，直至发动圣战。这些在本质乃至形式上与文革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毛的精神和思维并非中国的儒释道，而是西方式的，它极端，强调对立和斗争，而非和谐通融，它具有叛逆性，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娶母的特点，即对于文化反叛，并且深深具有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毛泽东的性格的形成与时代关系密切。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西方文明汹涌涌入中国，那个时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活跃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中各种思想自由争鸣，人的个性苏醒而张扬，社会上斗争激烈，残酷，推动着中国发生显著、深刻且疾遽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主流是全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
这种在精神和性格上的深刻不同，导致了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孤独。他与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分歧深刻，其对立和斗争无法消解，反而逐渐激烈，最终达到残忍的程度。这导致了毛泽东与战友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
他的那些战友的思维最终要落入世俗，在新中国贫困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急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吃穿用的实际问题，他们并不绝对的排斥商品经济，市场和私有制。而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宗教性的，而且是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的极端化的，所以他不怕贫困，不怕饥饿，可以完全放弃世俗享乐甚至生命而追求共产主义。毛极端反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每当经济发展他就会担心人们沉湎于享受，灵魂被资产阶级腐蚀，放弃了主义，放弃了理想。所以，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富裕，每当经济发展时，他就要发动运动。这具有典型的原教之主义的特点。这时的毛泽东简直就像是冲进教堂掀翻市场的桌子的耶稣。所以，对于毛泽东，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权威，都是异端，是异教的神，他要将它们彻底的毁灭。这才是他的心愿。
而个人权利对于毛泽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它始终是第二位的。即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以权力来思考的人物，而是以主义来思考。权力对于毛更多的只是下意识的本能冲动。很难想象当年长征路上毛在担架上思考的不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而是如何纵横腾挪攫取中央的最高权力，虽然以毛泽东的性格不可能久居人下做一个执行者。今天有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从解密的大量前苏联档案中研究毛泽东发现，毛一直严格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对于毛泽东就是上帝，所以这时毛就显示出了忠诚性，这时一种宗教性的情感。毛的一生从来没有想要过背叛或放弃马克思的这些主义。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当毛的权力受到威胁，与人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会下意识的将观念上的不同上升为主义上的对立，而毛在主义之争时就显示出极端性，极端的坚决，极端的冷酷。新中国的革命中凡是涉及到主义之争一概显露出极端坚决、极端残忍、极端彻底和极端冷酷的特性。这与今天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组织的行为非常相似，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本质有相似性。
然而，毛泽东的宗教性，一方面源于他的极端的个性，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精神上本身就深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
一神教和一神教思维
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生和形成对于人类影响非常深刻，它塑造出今天的现代世界。
一神教的精神实质就是，强调绝对、唯一的真理（或神），强调真理的绝对正确，排除其他一切异端思想，强调对于真理的绝对服从，强调牺牲的价值。
这种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宗教思想，古希腊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也是强调绝对真理以及绝对真理的不可被人类主观违背，因此也是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物。尤其，今天的科学可以视为最严厉的一神教。人类必须服从科学，不然必将受到惩罚，这个惩罚比上帝的审判更真实可靠。
作为宗教，一神教的思维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独特。首先，人类都有趋向绝对真理和排他的倾向。但是，在远古，绝大多数民族的思维都是多神的，并没有非常清晰绝对的真理的观念和极端的排斥异端信仰的行为。而一神教是犹太民族创造的。我认为它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竞争中催生进化策略。不同思想本质上都是进化的策略，相互竞争，促进自主进化的胜出。犹太人属于古老而复杂的闪族的一支，他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迦南，和当地的哈比鲁人混合，过半游牧的生活。两河地理，四通八达，游牧农耕混杂，商业在远古即极其发达，同时战争频繁残酷，竞争激烈，许多曾经强大或弱小的民族后来都被同化消失。犹太民族一直比较封闭，不太与人交往。在这一地区属于孱弱的民族，缺乏战斗力，而且，他们不事生产更喜欢通过做商贸金融获利。开始他们的信仰混杂，屡次迁徙，然后被奴役，犹太民族自身也不团结，相互争斗，后来分裂为两国，其中没有发展出一神的犹太教的一只最终即消失了，史称失去的十一支。而另一部分迁徙至埃及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终于在走出埃及后，发展出严厉的犹太一神教，使得弱小的犹太人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了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存力，他们的文明和民族延续至今，并且在近代复国，而当年近东许多强大的民族和帝国今天都消失了。然而，犹太教是极其封闭、保守的民族，通过信仰维持其民族种的纯洁，在神的指引下回归。其宗教并没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攻击性。所以，犹太教在人类进化的竞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其实，近代在科学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犹太人多是走出封闭的犹太社群融入西方文化环境的犹太人。而今天的以色列的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无特别的优势，宗教反而成为一种制约。而耶稣对犹太教进行了一次革命，耶稣的基督教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与罗马帝国的统治是不无关系的。当时犹太人中出现过不少类似耶稣的伪先知，改革犹太教。最终耶稣的教义更具生命力而胜出。但耶稣的教义仍然不是后来的基督教，它仍然缺乏攻击性的，只有当被罗马皇帝采用，才发生又一次革命，随后，它又被西方无数宗教思想家改造发展，它与集体暴力结合，将一神教作为扩张的精神手段后，这时的基督教具有了强烈的扩张性、攻击性。它激发出强大的进化优势，罗马帝国持续了千年。这一进化策略的优势很快被阿拉伯人发现并山寨，随后穆罕默德原始落后的圣战大军立刻席卷旧世界，更加迅猛快速的发展，在极短时间里，欧亚大陆过半数人都归属了伊斯兰教，之后它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了持续千年的圣战。但因为，二者是同质竞争所以历经千年不分上下。
西方的基督教与教会的组织结构、已经朝拜仪式密不可分。教义，组织和仪式是基督教的根本，它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人心。基督教的思想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思维，直到今天仍然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理解无论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基督教思维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反宗教的，但在它形成发展过程中深刻的受到基督教思维的影响、制约和塑造，这已经有过很多研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践则更具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这里面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马克思创立学说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但他并没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革命为支持，他是通过单纯的思考，所以思维必然会受到传统基督教的影响，而依据他的理论的西方的革命者更是只能依靠传统社会的基督教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构建，而不是依据新科学的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结构与之适应。
我们仅从共产党精神实质考察，共产党强调自己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的绝对正确性，道德的崇高性，和自身正义性，先进性，这些都属于自我撰写神经自我神化的特点，因为，至少在当时年代，共产党代表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科技和现代理念，而它同时定义出异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邪恶性，强调对于组织的绝对服从，强调集体，强调忠诚、牺牲和奉献，强调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圣战。它继承由苏联传来的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教会特点，党的组织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置于法之上。党总是趋向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培养公民的感恩、服从和牺牲的精神与情感。这些都是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
马克思虽然也是反基督教的，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摧毁基督教，宣布上帝已死，建立世俗的法制宪政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时候，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批评的马克思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变成了一次基督教改头换面的现代复兴。他的学说的建立是批评当时社会的，由天才的个人思考、撰写和宣扬形成，而非像资本主义是随着科技的革命在长期自发的社会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马克思更像是一个基督式的创建新宗教的神学人物。
到二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从一神教的视角来观察就很像当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冷战思维的本质就是一神教的圣战思维。
共产党的一神教属性
前文已经探讨了共产党的基督教一神教属性。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基于驱除鞑虏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而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政党。它的理论完全来自西方，甚至在组织上它都不属于中国，不属于中国人民，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本质具有宗教性，这对于理解新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其实是西方基督教向世界扩张的大趋势的结果和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在唐朝、明朝曾两次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其都没有排斥、打压，但它们都没有能在中国存活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党兴起，新中国成立之前，清末的太平天国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基督教对于中国的入侵，导致的一场宗教极端化的暴力运动，它与新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原始的，后者是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属于人类从传统文学感性文明转向现代科学理性文明的大转型。在这场转型中，所有的传统的文明都将被替代，它们或如巴米扬大佛被极端的炸掉，或如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缓慢自然的消失。而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以一种疾风暴雨和深重的灾难的方式被摧毁的。
中国回归神权社会的必然性和困境
客观来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普遍认同并重视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但后来新中国最终形成了极权的神权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全国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和自由的重要，大部分人倾向西方民主，并且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尝试，但是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归神权社会。我认为这里有多种原因，有其必然性。比如，中国一直面临政权危机和国家崩溃的危机，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在应对危机时产生的，它能赋予民族极大的稳定性和斗争力。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其实其本质也具有一神教的属性，只不过是世俗性质的一神教。历史上，儒释道并存并非儒家不排除异端，而是道教和佛教不参与社会政治。中国尤其是宋明理教兴起后，儒教相当严厉，反儒教则是大逆不道，必须被清除。我认为儒教是中华文明在当年四大轴心文明中唯一持续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近东两河当年产生过许多宗教后来都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印度有400多种宗教，即便像佛教广泛传播，但也不具有进化上的强势力量。只有严厉的一神教和中国的儒教在进化中最具优势。
西方近代产生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方面是近代的商业所需要，一方面有古希腊的传统。而古希腊原始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也与商业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有关。人类农耕后开始定居，开始有条件建筑更复杂和仪式化的祭坛和神庙，这促进了从原始的图腾崇拜、迷信转向神权和宗教。城市就是由大型祭坛和神庙扩展而成，进而农耕文明建立的是稳定、等级神权的社会，最早祭祀掌握极大的权力，后来国王也与祭祀和神祗相结合。原始的农耕神权社会，在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极其稳定，像埃及历经3000年其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改变。但两河地域开阔，且四方相连，多民族混杂，尤其不断承受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攻击，战乱频仍，这催生出了商业和暴力掠夺财富的思维。商人和游牧战士与农民不同，农民是生产者，商人和游牧民族是通过非生产方式获利，商人通过非暴力的交换，游牧战士通过暴力掠夺。商业社会重视法制，游牧战士重视自由，他们的社会的等级化与分工远低于农耕文明。农耕民族的等级化和专制是生产分工和大型复杂社会的内在要求导致。希腊诸岛最早的文明是米诺斯和后来的迈锡尼文明，其居住民和创造者现在都不清楚，但在公元前2500至前1450年间，那里通过海上贸易而极其富有，创造出极为璀璨的文明。之后，欧亚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大迁移，这些游牧民族并非野蛮，只不过是另一种文明，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马和金属冶炼，所以依靠掠夺农耕的城市文明为获得资源的方式，其中先进的其中一支进入爱琴地区，摧毁了迈锡尼文明，《伊利亚特》其实就是游牧匪帮抢劫城市的叙事，又经过300年，希腊城邦文明建立起来。但其本质仍然继承了海上商贸和游牧战士的血统，这种希腊文明构成了欧洲《圣经》外另一个思想的本底。再之后，罗马日耳曼蛮族在残酷的战争竞争压力下，终于选择了耶稣的基督教，从而摧毁了希腊文明，开始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并不是黑暗的时代，相反它的文明极为璀璨，只不过是以一神教统治。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中仍然流淌着商业和游牧战士的血液。再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古希腊文明复活，欧洲进入了科学、工业化和商业市场经济的时代，由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欧洲又出了一个马克思，新时代的耶稣，提出了推翻商业化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今天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并且极其坚韧的进行一神教的神权社会的复兴崛起。
所以，今天的很多矛盾都是在人类进入农耕文化后面临的长久的矛盾。而在进入未来科学理性的社会所需要解决的。
后新冠时代的中西竞争
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和领袖的神话仍然停留于传统的时代，具有荒唐和非理性的本质。神权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与资本主义社会非常不同。在神权社会中个体的基本思维是信仰与服从，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批判和斗争，人民的基本情绪是感恩、感动，它强调绝对的相信、服从，排斥异端，强调集体主义，和谐，奉献和牺牲。
但是，它提示的意义却是值得深思，即科学摧毁的传统神学，但科学本身不提供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宗教、神学本身给社会个体带来内心信仰，心理的和谐平衡，现代社会随着科技革命消费文化兴起，宗教崩溃，从而使现代人面临信仰，欲望泛滥，内心和谐失衡的问题。本身就是科学时代现代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传统的神学本质上是构建神话，是一种愚民的教育。今天中国的神学建设不仅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而且非常浅薄，缺乏像过去的基督教或儒教的深邃完整的思想。
今天，科学已经具备最严厉的一神教本质，是极端的极权主义。凡是科学规定的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美国的抗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传统价值观，自由、民主与科学冲突则必须放弃传统价值服从科学。人创造了科学，但人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从、奴隶。这又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更深的本质。今天中国党凌驾于法之上，但科学又凌驾于党之上。即党也不行按科学办事。这是中国今天的神权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中国今天的体制非常复杂。它本质上是科学至上的科学发展原教旨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体系，同时残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元素和思维，并极大程度上了接受了商品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中国目前虽然重新对共产党和领袖人物进行神话，但同时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发展观也深入人心。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在呈现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状态。尤其随着未来对于新生代的从头教育的积累，这种差别将更加显著。
所以，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执政的神话与科学发展是否能够最终调和，或者最终不可避免将产生冲突仍然是一个疑问。这涉及在未来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是否依然需要信仰。
然而，未来中西效率竞争的胜负无法改变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双方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不断自我神话和将对方妖魔化的过程。
但在这样的价值观冲突中，中国目前并不认为西方制度邪恶，只是认为民主体制是低效和不真实的，然而，西方对于中国制度的认知是邪恶。这会为未来中西的制度竞争带来很大风险。今天中国的体制仍然是开放性的。理论上如果西方体制未来更为有效，中国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中国仍然可以重启改革，采纳西方体质。但即便在与中国竞争失利，中国呈现明显的更有效率的良性发展，西方仍然难以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其自身制度也难以改变，难以有效地模仿中国制度。这才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因为，今天不仅西方体制已经显示出明的弊端，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并未占有优势，同时，今天的时代有着明确的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体制的要求。而中国的体制建设是依循于科技的发展而在逐步构建的。今天中国采取的是科技原教旨主义。一切服从科学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从而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追求。比如，未来如果机器大量就业，人类高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时，公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中国可以无痛的转化过度，而对于西方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痛苦的动荡。
中西体制竞争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效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体制的发展效率；二，体制的可塑性；三，体制的稳定性；四，体制的纠错能力。对于前三者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也显示出某种优势；对于后者似乎今天仍然重视不足，同时具有潜在的危机。今天中国体制能办大事，但也要警惕能办大事的制度有时也是能出大事的制度。今天在抗疫胜利后，我们陶醉于成绩，进行庆功和神话，但并没有对于疫情之初的严重问题，政府透明度的欠缺，等等进行反省。同时，今天对于个人神话仍然值得警惕。就像当年毛泽东个人极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长期的极权专制导致盲目性，加之系统的纠错能力有缺陷，最终则有可能不可逆转的引发社会灾难。
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是维护商业市场的交易，所以它强调私有制的神圣，个人利益不可侵犯。而中国强调的是社会终极的公平和幸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代表了人类终极的幸福，所以当下个人利益的牺牲，甚至社会公平正义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思想根本上还是商业世俗的思想与神学思绪的对立。商业世俗的思维只注重现时个人的利益，而神学强调终极幸福和牺牲的价值。
随着人类的发展，我认为私有制是原始狭隘的。未来随着机器的工作，人类从事生产的权力被剥夺，不仅要公有制，而且，财富的观念会非常淡漠。未来对于财富就像今天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使用手纸，没有人关心手纸是否属于自己，人们只是使用它而已。而就手纸而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们对于可以在公共场所随便使用如此洁白干净的高级手纸的说法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的。
立 2020/03-09
看望你的都是领导或貌似领导的人，因此我怎么也要蹭点光。
看到长篇大论就开溜吧。。：）
那你應該寫“溜”。。：）
毛泽东属于精神领袖，导师也是教师教员，这也是毛唯一接受的称呼。说明毛最看重的是精神，联系他曾说过的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更能说明毛重视精神远重于物质。所以毛时代务虚胜过务实，强调意识形态胜过一切。而且毛时代还输出意识形态，输出革命。这种传教士心态也是一神教的特征。
不同領域都有這樣的人，譬如，屈原、荆轲、梵高、愛因斯坦、李小龍、孫文(蔣中正就不是，正如鄧小平不是)。。
一个同樣具備終極精神的人會平視另一个具備終極精神的人。
私有制之所以很容易推行，也很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公有制难以推行是因为它代表人类较高的精神境界，需要很高的道德水准相配合。这也是毛泽东试图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动因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通过一次革命就根除呢，出现反复是很正常的。而人的觉悟也不大可能通过意识形态灌输而实现。中国道德重建需要去除一神教的排它性，同时还要有对终极精神的追求，不能仅仅满足于劝善的鸡汤水平。
再推荐你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更精彩。
好久不见，都好？抱个。
有些笔误处：
中西体制竞争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效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体制的发展效率；二，体制的可塑性；三，体制的稳定性；四，体制的纠错能力。一一 四个？
今天，科学已经具备最严厉的一神教本质，是极端的极权主义。凡是科学规定的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美国的抗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传统价值观，自由、民主与科学冲突则必须放弃传统价值服从科学。人创造了科学，但人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从、奴隶。这又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更深的本质。今天中国党凌驾于法之上，但科学又凌驾于党之上。即党也不行按科学办事。一一 最后一句有误。
世道不好，但我们都会好的。时常惦记你，为你祷告。
为人父上次留言说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全新的意识形态，并将此变成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早晚都会失败。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思想其实和新中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最重要的还是三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开放。现在其实是一个开放系统。关键在于为了如果把党改造，建立新的理论。现在西方把它的价值观塑造成绝对真理。中国比较被动。因为，如果说专制有理，立刻就非常邪恶了。今天说自私至上没有人质疑。所以，现在中国只能说西方式民主不是普世。不能说民主是一种落后的思维。那么，现在只能不说，只是干。比如，今天的新冠，那就可能死人的数量，对人民医疗费用的负担，和经济的恢复。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事情都做得比西方好，那样就会渐渐好转一些。但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创新，仍然不能调和价值观的冲突。
而且，今天中国要是不持续改革，依然会有问题。我个人感觉。但西方的体制与今天的科学的冲突现在看难以调和。未来西方人可能一样要经历文化毁灭价值观毁灭的剧痛。当然，这都是我的胡说而已。胡说而已。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和后新冠的中国神权社会（下）
毛泽东的拆墓情结
毛泽东拆墓的心愿历时十年终于实现了。我认为探讨毛泽东的拆墓情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非常独特，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所以，深入分析有助于真正了解毛泽东，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新中国以及文革的实质。拆墓同时具有纯粹性。今天的毛泽东或许过于官方性质的神话，毛泽东仍然在神坛上，或者过于戏剧化，尤其把人类历史上不可避免一直存在的权利斗争过于单纯片面强调。而毛泽东的十年拆墓不涉及权力斗争，是一种长久的心愿。这勾显出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的极端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毛最本质的特点，第一，理想主义，第二，极端性。
毛泽东的拆墓的心愿既非一时的奇思异想，也不是精神的病态改变，它是一种深层的思考。拆墓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各级的权威的狂飙突进式的运动，包括毁庙，摧毁精神上的孔家店，破坏法治，打倒各级领导、专家、权威和老师，废弃教育。摧毁教育对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根本性的毁灭。它与中国传统历史相违背，所以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举动。自从汉代中华文明便深深根植于儒家文明之上，逐渐发展为高度尊重传统和权威的社会，重视历史，强调社会发展的延续性与和谐。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放在中国历史中似乎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毛的这些行为、思维放在现实也难以被理解。因为，他的那些战友虽然也坚定的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们在精神的本底是儒家文明。
毛泽东不是儒家文明的继承者，他具有某种宗教人格。
新中国的历史可以说处处显示着毛泽东的独特个性，我们从他的两个个人怪癖的小习惯就可窥见一斑。一个小怪癖是毛泽东从大约延安时代起就不再摸钱，据警卫回忆有一次他误把一个装钱的牛皮袋当成文件袋伸手去掏文件，当知道里面装的是钱，毛吓的竟然一下子把牛皮袋扔了出去，并严肃的告诉警卫再也不可以犯这样的错误。另一个是毛泽东虽然指挥了无数战争，但从来不摸枪。这两个例子非常有意思。第一个小怪癖反映出毛泽东对于金钱的极度厌恶，达到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毛泽东在生活中对于物质享受极度鄙视，不喜欢新衣服，所有的用具都是陈旧的，饮食也相当简单，生活近乎一种宗教的苦修者。第二个习惯并不能说明毛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相反从他的论述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可知，毛极端崇尚暴力和暴力革命。毛的终极理想是要消灭反动派，消灭封建主义，消灭美帝。这是他的极端斗争性的表现。毛对枪的抵触反映出的仍然是他对物质的抵触和对精神力量的迷信。毛并不传统的宗教人物，即相信传统的宗教教义，相信神迹，对于神迹有时产生幻觉，但他的确对于精神力量已经达到迷信的程度，相信精神能够战胜物质和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的宗教性导致他具有反科学的倾向。他信仰人民战争和群众运动。这是他的宗教人格的重要基础。有趣的是毛的这些特点与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颇为相似，霍梅尼一生也是极度轻视金钱，生活非常简朴，从来不摸枪，但他领导圣战，依靠人民战争领导，对抗伊拉克的侵略和美帝的霸。同时，霍梅尼也是一名诗人，出版过厚厚的诗集。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行为放到一神教的历史中，就会发现它变得相当容易理解。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在其极端时期都曾发生过拆墓，毁庙，炸佛，摧毁异端文明，对于异端的人身攻击、折磨、迫害，直至发动圣战。这些在本质乃至形式上与文革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毛的精神和思维并非中国的儒释道，而是西方式的，它极端，强调对立和斗争，而非和谐通融，它具有叛逆性，有些俄狄浦斯式的杀父娶母的特点，即对于文化反叛，并且深深具有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主义色彩。
毛泽东的性格的形成与时代关系密切。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正值西方文明汹涌涌入中国，那个时代是中国思想最开放最活跃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中各种思想自由争鸣，人的个性苏醒而张扬，社会上斗争激烈，残酷，推动着中国发生显著、深刻且疾遽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主流是全片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化。
这种在精神和性格上的深刻不同，导致了毛泽东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越来越孤独。他与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分歧深刻，其对立和斗争无法消解，反而逐渐激烈，最终达到残忍的程度。这导致了毛泽东与战友的斗争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
他的那些战友的思维最终要落入世俗，在新中国贫困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总是急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解决吃穿用的实际问题，他们并不绝对的排斥商品经济，市场和私有制。而毛泽东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是宗教性的，而且是西方一神教的原教旨的极端化的，所以他不怕贫困，不怕饥饿，可以完全放弃世俗享乐甚至生命而追求共产主义。毛极端反对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每当经济发展他就会担心人们沉湎于享受，灵魂被资产阶级腐蚀，放弃了主义，放弃了理想。所以，他不能容忍人民的富裕，每当经济发展时，他就要发动运动。这具有典型的原教之主义的特点。这时的毛泽东简直就像是冲进教堂掀翻市场的桌子的耶稣。所以，对于毛泽东，资本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权威，都是异端，是异教的神，他要将它们彻底的毁灭。这才是他的心愿。
而个人权利对于毛泽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认为它始终是第二位的。即毛泽东并不是一个以权力来思考的人物，而是以主义来思考。权力对于毛更多的只是下意识的本能冲动。很难想象当年长征路上毛在担架上思考的不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而是如何纵横腾挪攫取中央的最高权力，虽然以毛泽东的性格不可能久居人下做一个执行者。今天有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从解密的大量前苏联档案中研究毛泽东发现，毛一直严格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来源于马克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他们对于毛泽东就是上帝，所以这时毛就显示出了忠诚性，这时一种宗教性的情感。毛的一生从来没有想要过背叛或放弃马克思的这些主义。但是，非常可能的是当毛的权力受到威胁，与人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会下意识的将观念上的不同上升为主义上的对立，而毛在主义之争时就显示出极端性，极端的坚决，极端的冷酷。新中国的革命中凡是涉及到主义之争一概显露出极端坚决、极端残忍、极端彻底和极端冷酷的特性。这与今天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宗教组织的行为非常相似，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本质有相似性。
然而，毛泽东的宗教性，一方面源于他的极端的个性，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精神上本身就深具有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
一神教和一神教思维
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生和形成对于人类影响非常深刻，它塑造出今天的现代世界。
一神教的精神实质就是，强调绝对、唯一的真理（或神），强调真理的绝对正确，排除其他一切异端思想，强调对于真理的绝对服从，强调牺牲的价值。
这种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宗教思想，古希腊的哲学和现代科学也是强调绝对真理以及绝对真理的不可被人类主观违背，因此也是一神教的思维的产物。尤其，今天的科学可以视为最严厉的一神教。人类必须服从科学，不然必将受到惩罚，这个惩罚比上帝的审判更真实可靠。
作为宗教，一神教的思维既具有普遍性，又非常独特。首先，人类都有趋向绝对真理和排他的倾向。但是，在远古，绝大多数民族的思维都是多神的，并没有非常清晰绝对的真理的观念和极端的排斥异端信仰的行为。而一神教是犹太民族创造的。我认为它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竞争中催生进化策略。不同思想本质上都是进化的策略，相互竞争，促进自主进化的胜出。犹太人属于古老而复杂的闪族的一支，他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迦南，和当地的哈比鲁人混合，过半游牧的生活。两河地理，四通八达，游牧农耕混杂，商业在远古即极其发达，同时战争频繁残酷，竞争激烈，许多曾经强大或弱小的民族后来都被同化消失。犹太民族一直比较封闭，不太与人交往。在这一地区属于孱弱的民族，缺乏战斗力，而且，他们不事生产更喜欢通过做商贸金融获利。开始他们的信仰混杂，屡次迁徙，然后被奴役，犹太民族自身也不团结，相互争斗，后来分裂为两国，其中没有发展出一神的犹太教的一只最终即消失了，史称失去的十一支。而另一部分迁徙至埃及被埃及人奴役的犹太人，终于在走出埃及后，发展出严厉的犹太一神教，使得弱小的犹太人在残酷的环境中保持了极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生存力，他们的文明和民族延续至今，并且在近代复国，而当年近东许多强大的民族和帝国今天都消失了。然而，犹太教是极其封闭、保守的民族，通过信仰维持其民族种的纯洁，在神的指引下回归。其宗教并没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攻击性。所以，犹太教在人类进化的竞争中具有很大的局限。其实，近代在科学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犹太人多是走出封闭的犹太社群融入西方文化环境的犹太人。而今天的以色列的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无特别的优势，宗教反而成为一种制约。而耶稣对犹太教进行了一次革命，耶稣的基督教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与罗马帝国的统治是不无关系的。当时犹太人中出现过不少类似耶稣的伪先知，改革犹太教。最终耶稣的教义更具生命力而胜出。但耶稣的教义仍然不是后来的基督教，它仍然缺乏攻击性的，只有当被罗马皇帝采用，才发生又一次革命，随后，它又被西方无数宗教思想家改造发展，它与集体暴力结合，将一神教作为扩张的精神手段后，这时的基督教具有了强烈的扩张性、攻击性。它激发出强大的进化优势，罗马帝国持续了千年。这一进化策略的优势很快被阿拉伯人发现并山寨，随后穆罕默德原始落后的圣战大军立刻席卷旧世界，更加迅猛快速的发展，在极短时间里，欧亚大陆过半数人都归属了伊斯兰教，之后它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了持续千年的圣战。但因为，二者是同质竞争所以历经千年不分上下。
西方的基督教与教会的组织结构、已经朝拜仪式密不可分。教义，组织和仪式是基督教的根本，它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人心。基督教的思想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思维，直到今天仍然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理解无论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都不可能完全摆脱基督教思维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反宗教的，但在它形成发展过程中深刻的受到基督教思维的影响、制约和塑造，这已经有过很多研究。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实践则更具基督教一神教的特点。这里面是具有必然性的。因为，马克思创立学说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但他并没有更先进的科学技术的革命为支持，他是通过单纯的思考，所以思维必然会受到传统基督教的影响，而依据他的理论的西方的革命者更是只能依靠传统社会的基督教的社会结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构建，而不是依据新科学的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结构与之适应。
我们仅从共产党精神实质考察，共产党强调自己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主义的绝对正确性，道德的崇高性，和自身正义性，先进性，这些都属于自我撰写神经自我神化的特点，因为，至少在当时年代，共产党代表的是落后生产力，缺乏科技和现代理念，而它同时定义出异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邪恶性，强调对于组织的绝对服从，强调集体，强调忠诚、牺牲和奉献，强调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圣战。它继承由苏联传来的组织结构，具有明显的教会特点，党的组织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置于法之上。党总是趋向控制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培养公民的感恩、服从和牺牲的精神与情感。这些都是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
马克思虽然也是反基督教的，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摧毁基督教，宣布上帝已死，建立世俗的法制宪政体制，提倡民主自由的时候，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批评的马克思理论指导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实践变成了一次基督教改头换面的现代复兴。他的学说的建立是批评当时社会的，由天才的个人思考、撰写和宣扬形成，而非像资本主义是随着科技的革命在长期自发的社会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马克思更像是一个基督式的创建新宗教的神学人物。
到二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冷战从一神教的视角来观察就很像当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冷战思维的本质就是一神教的圣战思维。
共产党的一神教属性
前文已经探讨了共产党的基督教一神教属性。中国共产党本质上不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基于驱除鞑虏的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政党，而共产党是一个完全西化的政党。它的理论完全来自西方，甚至在组织上它都不属于中国，不属于中国人民，而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接受共产国际的指挥进行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本质具有宗教性，这对于理解新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其实是西方基督教向世界扩张的大趋势的结果和一个重要部分。基督教在唐朝、明朝曾两次进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其都没有排斥、打压，但它们都没有能在中国存活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共产党兴起，新中国成立之前，清末的太平天国是名副其实的一次基督教对于中国的入侵，导致的一场宗教极端化的暴力运动，它与新中国以及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处，都具有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原始的，后者是在新时代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这种相似不是偶然的，是一种必然趋势。它属于人类从传统文学感性文明转向现代科学理性文明的大转型。在这场转型中，所有的传统的文明都将被替代，它们或如巴米扬大佛被极端的炸掉，或如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缓慢自然的消失。而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以一种疾风暴雨和深重的灾难的方式被摧毁的。
中国回归神权社会的必然性和困境
客观来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普遍认同并重视民主建设和言论自由，但后来新中国最终形成了极权的神权社会。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全国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和自由的重要，大部分人倾向西方民主，并且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尝试，但是今天我们又一次回归神权社会。我认为这里有多种原因，有其必然性。比如，中国一直面临政权危机和国家崩溃的危机，而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在应对危机时产生的，它能赋予民族极大的稳定性和斗争力。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其实其本质也具有一神教的属性，只不过是世俗性质的一神教。历史上，儒释道并存并非儒家不排除异端，而是道教和佛教不参与社会政治。中国尤其是宋明理教兴起后，儒教相当严厉，反儒教则是大逆不道，必须被清除。我认为儒教是中华文明在当年四大轴心文明中唯一持续至今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近东两河当年产生过许多宗教后来都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印度有400多种宗教，即便像佛教广泛传播，但也不具有进化上的强势力量。只有严厉的一神教和中国的儒教在进化中最具优势。
西方近代产生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一方面是近代的商业所需要，一方面有古希腊的传统。而古希腊原始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也与商业和游牧民族的传统有关。人类农耕后开始定居，开始有条件建筑更复杂和仪式化的祭坛和神庙，这促进了从原始的图腾崇拜、迷信转向神权和宗教。城市就是由大型祭坛和神庙扩展而成，进而农耕文明建立的是稳定、等级神权的社会，最早祭祀掌握极大的权力，后来国王也与祭祀和神祗相结合。原始的农耕神权社会，在没有游牧民族的冲击下极其稳定，像埃及历经3000年其社会制度和文化没有改变。但两河地域开阔，且四方相连，多民族混杂，尤其不断承受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攻击，战乱频仍，这催生出了商业和暴力掠夺财富的思维。商人和游牧战士与农民不同，农民是生产者，商人和游牧民族是通过非生产方式获利，商人通过非暴力的交换，游牧战士通过暴力掠夺。商业社会重视法制，游牧战士重视自由，他们的社会的等级化与分工远低于农耕文明。农耕民族的等级化和专制是生产分工和大型复杂社会的内在要求导致。希腊诸岛最早的文明是米诺斯和后来的迈锡尼文明，其居住民和创造者现在都不清楚，但在公元前2500至前1450年间，那里通过海上贸易而极其富有，创造出极为璀璨的文明。之后，欧亚的雅利安游牧民族大迁移，这些游牧民族并非野蛮，只不过是另一种文明，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马和金属冶炼，所以依靠掠夺农耕的城市文明为获得资源的方式，其中先进的其中一支进入爱琴地区，摧毁了迈锡尼文明，《伊利亚特》其实就是游牧匪帮抢劫城市的叙事，又经过300年，希腊城邦文明建立起来。但其本质仍然继承了海上商贸和游牧战士的血统，这种希腊文明构成了欧洲《圣经》外另一个思想的本底。再之后，罗马日耳曼蛮族在残酷的战争竞争压力下，终于选择了耶稣的基督教，从而摧毁了希腊文明，开始了一神教的基督教中世纪。欧洲中世纪并不是黑暗的时代，相反它的文明极为璀璨，只不过是以一神教统治。即便如此，西方文化中仍然流淌着商业和游牧战士的血液。再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古希腊文明复活，欧洲进入了科学、工业化和商业市场经济的时代，由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宪政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欧洲又出了一个马克思，新时代的耶稣，提出了推翻商业化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今天中国选择了马克思，并且极其坚韧的进行一神教的神权社会的复兴崛起。
所以，今天的很多矛盾都是在人类进入农耕文化后面临的长久的矛盾。而在进入未来科学理性的社会所需要解决的。
后新冠时代的中西竞争
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和领袖的神话仍然停留于传统的时代，具有荒唐和非理性的本质。神权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与资本主义社会非常不同。在神权社会中个体的基本思维是信仰与服从，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批判和斗争，人民的基本情绪是感恩、感动，它强调绝对的相信、服从，排斥异端，强调集体主义，和谐，奉献和牺牲。
但是，它提示的意义却是值得深思，即科学摧毁的传统神学，但科学本身不提供价值观、信仰和伦理。宗教、神学本身给社会个体带来内心信仰，心理的和谐平衡，现代社会随着科技革命消费文化兴起，宗教崩溃，从而使现代人面临信仰，欲望泛滥，内心和谐失衡的问题。本身就是科学时代现代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传统的神学本质上是构建神话，是一种愚民的教育。今天中国的神学建设不仅很大程度上还是传统的，而且非常浅薄，缺乏像过去的基督教或儒教的深邃完整的思想。
今天，科学已经具备最严厉的一神教本质，是极端的极权主义。凡是科学规定的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美国的抗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传统价值观，自由、民主与科学冲突则必须放弃传统价值服从科学。人创造了科学，但人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从、奴隶。这又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更深的本质。今天中国党凌驾于法之上，但科学又凌驾于党之上。即党也不行按科学办事。这是中国今天的神权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中国今天的体制非常复杂。它本质上是科学至上的科学发展原教旨主义，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体系，同时残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许多元素和思维，并极大程度上了接受了商品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中国目前虽然重新对共产党和领袖人物进行神话，但同时科学的思维方法科学发展观也深入人心。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在呈现一种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状态。尤其随着未来对于新生代的从头教育的积累，这种差别将更加显著。
所以，今天中国对于共产党执政的神话与科学发展是否能够最终调和，或者最终不可避免将产生冲突仍然是一个疑问。这涉及在未来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是否依然需要信仰。
然而，未来中西效率竞争的胜负无法改变价值观的冲突。因此，双方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不断自我神话和将对方妖魔化的过程。
但在这样的价值观冲突中，中国目前并不认为西方制度邪恶，只是认为民主体制是低效和不真实的，然而，西方对于中国制度的认知是邪恶。这会为未来中西的制度竞争带来很大风险。今天中国的体制仍然是开放性的。理论上如果西方体制未来更为有效，中国的实践遭受重大挫折，中国仍然可以重启改革，采纳西方体质。但即便在与中国竞争失利，中国呈现明显的更有效率的良性发展，西方仍然难以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并且其自身制度也难以改变，难以有效地模仿中国制度。这才是今天西方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因为，今天不仅西方体制已经显示出明的弊端，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并未占有优势，同时，今天的时代有着明确的需要重新建立新的体制的要求。而中国的体制建设是依循于科技的发展而在逐步构建的。今天中国采取的是科技原教旨主义。一切服从科学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从而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追求。比如，未来如果机器大量就业，人类高度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生存时，公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合理，中国可以无痛的转化过度，而对于西方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痛苦的动荡。
中西体制竞争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效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体制的发展效率；二，体制的可塑性；三，体制的稳定性；四，体制的纠错能力。对于前三者中国一直高度重视，也显示出某种优势；对于后者似乎今天仍然重视不足，同时具有潜在的危机。今天中国体制能办大事，但也要警惕能办大事的制度有时也是能出大事的制度。今天在抗疫胜利后，我们陶醉于成绩，进行庆功和神话，但并没有对于疫情之初的严重问题，政府透明度的欠缺，等等进行反省。同时，今天对于个人神话仍然值得警惕。就像当年毛泽东个人极权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长期的极权专制导致盲目性，加之系统的纠错能力有缺陷，最终则有可能不可逆转的引发社会灾难。
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是维护商业市场的交易，所以它强调私有制的神圣，个人利益不可侵犯。而中国强调的是社会终极的公平和幸福，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代表了人类终极的幸福，所以当下个人利益的牺牲，甚至社会公平正义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思想根本上还是商业世俗的思想与神学思绪的对立。商业世俗的思维只注重现时个人的利益，而神学强调终极幸福和牺牲的价值。
随着人类的发展，我认为私有制是原始狭隘的。未来随着机器的工作，人类从事生产的权力被剥夺，不仅要公有制，而且，财富的观念会非常淡漠。未来对于财富就像今天在发达国家的公共场所使用手纸，没有人关心手纸是否属于自己，人们只是使用它而已。而就手纸而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人们对于可以在公共场所随便使用如此洁白干净的高级手纸的说法是无论如何难以相信的。
立
2020/03-09
看望你的都是领导或貌似领导的人，因此我怎么也要蹭点光。
看到长篇大论就开溜吧。。：）
那你應該寫“溜”。。：）
毛泽东属于精神领袖，导师也是教师教员，这也是毛唯一接受的称呼。说明毛最看重的是精神，联系他曾说过的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更能说明毛重视精神远重于物质。所以毛时代务虚胜过务实，强调意识形态胜过一切。而且毛时代还输出意识形态，输出革命。这种传教士心态也是一神教的特征。
不同領域都有這樣的人，譬如，屈原、荆轲、梵高、愛因斯坦、李小龍、孫文(蔣中正就不是，正如鄧小平不是)。。
一个同樣具備終極精神的人會平視另一个具備終極精神的人。
私有制之所以很容易推行，也很容易被接受，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自私本性。而公有制难以推行是因为它代表人类较高的精神境界，需要很高的道德水准相配合。这也是毛泽东试图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的动因所在，几千年的私有制怎么可能在一朝一夕，通过一次革命就根除呢，出现反复是很正常的。而人的觉悟也不大可能通过意识形态灌输而实现。中国道德重建需要去除一神教的排它性，同时还要有对终极精神的追求，不能仅仅满足于劝善的鸡汤水平。
再推荐你一个视频，下面的评论更精彩。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58832/201907/1315.html
好久不见，都好？抱个。
有些笔误处：
中西体制竞争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效率，我认为有两个关键：一，体制的发展效率；二，体制的可塑性；三，体制的稳定性；四，体制的纠错能力。一一 四个？
今天，科学已经具备最严厉的一神教本质，是极端的极权主义。凡是科学规定的必须服从，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今天美国的抗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传统价值观，自由、民主与科学冲突则必须放弃传统价值服从科学。人创造了科学，但人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从、奴隶。这又是今天中国的一个更深的本质。今天中国党凌驾于法之上，但科学又凌驾于党之上。即党也不行按科学办事。一一 最后一句有误。
世道不好，但我们都会好的。时常惦记你，为你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