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的选择
不管历史以什么样的轨迹运行，我相信是民意而非某个人推动了这种运动。民意是冰山的底部托起浮在海面的尖角，人们便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个部分才是冰山。这里的民意没有褒贬的倾向，单指众人普遍所持的想法或态度。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说，是大船推着小船而不是小船拖着大船前行。也许我的看法由此而来，又也许这种看法本来就潜伏在我心里面，被托尔斯泰激活了。
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里，中国最清晰最广泛的民意大概就是强国之梦——作为一个国家，不再被外国歧视、耻笑和欺凌，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知道这个梦想是由文化或是血脉所传承，但它切切实实铭刻在几代人的心里，“不思量，自难忘”。借用一本仙侠小说里面的说法：万民的“心愿”是强大无比的力量，最终将以某种方式显化出来。因此我会同意以毛为领袖的共产党是中国人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将毛看作“神”或“魔”，他是心念力的集合体和承载者，被众人赋予了力量，引领众人以横扫一切（包括个人意愿）的意志和决心迈向目标。而知识分子似乎既是民意的启发者鼓动者又是走在前面的践行者。因为民意本是散乱纷杂的，集合起来才有明确的方向。
圣诞节出门购物的时候忽然想到，在如今的时代，购物时普通人的日常的欲望已经不大受到钱的限制，我们可以直接去面对和观察欲望本身。从物质方面来说，这应该是过去几千年来最好的时代。那么从其它方面来说，它会不会也是最坏的时代？当我们眼见那个富强之梦正在实现的时候，是否恰恰到了应该直面它反思它的时候？如果说毛代表了中国人的百年之梦，那么习呢？当他被推上最高位的时候，又代表着怎样的民意？而那民意所指的方向是不是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想到的竟然是“傲慢自大”，无视他人的傲慢自大。又想到我们的跪拜文化，想到唯上、仰视和隐忍，想到暴发以后的志得意满拒绝批评，任何善意的恶意的尖锐的温和的批评。以及，躲在傲慢的影子下面无法言说的自卑，因着这样的自卑即便位居权力巅峰依然需要“贵族气质”的加持。这里所说的既是一人也是所有人。是旁若无人招摇过市的游客，是信誓旦旦“必有一战”的义勇军，是时常忘记自己也在“歧视链”上的趾高气扬者，更是太多主动放弃思考放弃批评等不及为权力背书的知识分子。个人的傲慢，社会的傲慢，是一个垒叠起来的金字塔，塔尖上权力的傲慢俯视着一众百姓。
他是北京人，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起家。他说，真没想到市场说关就关了。大家都以为没这么快，涉及这么多人啊。后来蔡奇说要给“十一”献礼，那时候马上就到“十一”了。二百多人跑到西城区政府去抗议。出来接待的人态度倒是不错，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归信访办。这样吧，我们找车拉你们过去。四辆大轿车气派地直接把所有人拉到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样折腾了几次，大伙儿也没劲闹了。。。我听得哈哈直乐，只当听笑话。这事离我太远了。我才不会幼稚到去追问听证或者程序之类的问题。中国人这么多刁钻的也不少，铁腕是必要的。
蔡奇据说是习的心腹大将，从福建直接提到北京。作风就是雷厉风行敢说敢干。也是他毫不手软地清理“低端人口”。在视频上看着外地人在寒风中扛着行李鱼贯地走出北京郊区的村落，低回悲伤的音乐反复回荡。北京从来不是这些人的家，他们有家不回只是为了在这里讨生活，而讨生活也没那么容易。他是内蒙人，餐馆的小老板，一个准中年的帅哥。他告诉我，“宁姐，本来也有人给我介绍北京的对象，但是我不喜欢北京人，他们太挤兑外地人了。01年的时候查暂住证，我是躲在更衣柜里才没有被警察带走。”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那时办暂住证还需要花钱找关系。好多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周围人生活的难处，就像我们身处不同的世界中。北京的出租司机倒是拍手称快，“早该把这帮外地人赶走了。北京太乱了！”说完他想起来问我，“您是北京人吗？”
再后来我知道的大事就是武汉封城了。如果有人骂我“不要在这里装圣母，有本事去武汉啊！”我也会表示虚心接受尽量不装。我只不过想多了解一点那里的情况，那些为了一国乃至一个世界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被困在城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病况他们的无助和需要。我只是想多知道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不光是那些阳光的正能量的更是那些角落里的底层的无人关注的。陈秋实在视频里说，“我的前面是病毒，后面是强大的公安机关，”然后他有些崩溃地开骂，“妈X，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共产党吗！”我看哭了。我既怕死也怕共产党，这两样都不是我会去招惹的东西。我要的真的不多，不要给我头头是道的分析或者高屋建瓴的献策。这样的时候，请给我一些关于生活的点滴记录一点人们的真实感受。也许，连这样的好奇心也不该有吧。
为了写这个系列，我想起房龙在《宽容》里的一段话。为了查找那段话，我去把整本书重读了一遍。里面有一章专写伏尔泰。根据书中的记录，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竭尽全力打了三个官司，三个因为宗教迫害异常悲惨又板上钉钉几乎没有胜率的官司。作者写道，勇气有很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那一章的结尾，作者提到伏尔泰如何以智取胜：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只要有光，只要有声音，世界就会不同。这是每个人可以作出的选择。
李文亮医生离开了。在逝去的灵前，无论是悲伤或者眼泪都显得轻飘和虚浮。以此小文，遥寄哀思。。。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购物时普通人的日常的欲望已经不大受钱的限制”。这个得加个“条件句”会更表示出本意来，不然“奇才”同志的驱赶就不是那个名号了。周末愉快。
看来为兄虽然相信“偶然”却不相信“选择”。不相信茶兄引述那段孙子兵法里所说的，胜败的决定其实在战事之外（或之前之初）。
我相信一群人所得的“果”源于他们自己种下的“因”，所以我才从大众的角度而不是某个人的角度去看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我想如果那个“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因”。而不是将焦点放在外部环境。
如果肌体本身出了问题，外来的警报只会让身体于仓促之间产生破坏性反应。这正是病毒告诉我们的。
很明显两者有差异。写一篇文章来论证述下呗：)
小声告诉一灯兄，其实我是那种比较缺乏敬畏之心的人。对我来说，天意人意的区别不大。关键在于对”意“的理解。不过这话太容易被误解了，所以只能小声说一句。在城头看到一个标题“习天命已失”。我倒觉得如果习这时候站出来承担责任，倒恰好是他的机会。可惜他看不见这一点。太想保全位子，反而可能因此失掉位子。。
对我来说，世界并没有那么真实，所以我可以随意拿它来说事拿它来看自己。不过刚刚有朋友提醒我，要注意相对和绝对的界限。我这才意识到，有的话在公共论坛上说太奇葩了。也许该自己悄悄琢磨去。。。
“呵呵，老为呀，民意呢，和你有关。 对所有问题，你的第一反应，180度反转过去，也就是说反向，就是民意”。您看这个“龙叔保真度”有多少，*_*？
过去我们讲了太多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历史决定论，现在我觉得偶然性也是历史动因的一部分。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带点主观的民意，大多数人的选择并不是纯良知的选择，也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符合天道。只有那些修行到无我境界的人，才会有符合天道的认知和选择。
中国确实面临诸多困境和麻烦，这些困境的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是某一个政策偏向被长期执行的结果。改革之初，改革四君子就预计一旦进行城市经济改革，腐败就不可避免。但权衡利弊后，他们认为改革的益处会覆盖腐败的害处，所以果断提出改革方案。但那时的判断无法涵盖太长的历史，而且改革一经启动就有了自己的动力，会沿着一个路径不断走下去。结果就积攒了很多的问题。六四其实就是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对冲，本应促使执政党反省和纠错。可邓一意孤行，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都建立在经济指标上，忽视了人民对公平和公正的要求。这是导致中国不断右倾，腐败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习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纠错，解决过去几届积累的问题。至于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我到不认为就是倒退，很可能是他的担当使命感使然。说取消任期制就是倒退的是一种政治正确思维，并不是从实际出发。如果执政党失去了纠错能力，那就无可救药，到了不得不革命的时候。如果还有纠错能力和改革空间，就没有革命的必要。改革也并非总是一个方向，任何一项政策在一个方向走的太久都会偏离正道。病毒告诉我们，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关键，防控病毒要靠隔离。不让病毒入侵就要远离野生动物。：）
只要去认真想一下：当我们呼吁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内心对于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的想法；我们是多么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多么担心被人指出错误；我们又是多么想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当我们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不惜牺牲别人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样子。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却不想给别人，甚至想要从别人身上拿走。我们说”大敌当前“，然后四面出击，却不知道那”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也许为兄和我所走的路不同。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一连串的打击，我会先去看我的内在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才会考虑谁想害我的问题。这两年中国出了这么多大事，也到了应该反省的时候。就算不能把所有问题推到习的头上，但是他既担着一国之主的名就要负得起这个责任，听得进不同意见，冒得起风险去真正落实反腐问题。为兄写过关于电影”爱尔兰人“的影评。从美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时的美国也是非常腐败的。但只要总统有心，反腐并非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则是因为里面藏了太多的私心。据我所知道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国现在的腐败状况就算不说更甚，也是毫无改进的。习辜负了国人对他的期望。如果是能力问题，那么终身制不是更加可怕？
我以前看过李庄律师讲述薄熙来时代他所遭到的可怕的境遇。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是不需要我们去体谅的，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个高墙太高太坚实了，任何个体在它的面前都如此软弱无力。所以，我宁愿去了解那些弱者的呼声。哪怕我不能真正为他们做什么，我可以当一个围观者。不过，以我目前的见知，我认为我最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是去观察自己的内心，看清那里的恐惧和焦虑。我该祷告去了。：）
民意的选择
不管历史以什么样的轨迹运行，我相信是民意而非某个人推动了这种运动。民意是冰山的底部托起浮在海面的尖角，人们便以为自己看到的那个部分才是冰山。这里的民意没有褒贬的倾向，单指众人普遍所持的想法或态度。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说，是大船推着小船而不是小船拖着大船前行。也许我的看法由此而来，又也许这种看法本来就潜伏在我心里面，被托尔斯泰激活了。
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里，中国最清晰最广泛的民意大概就是强国之梦——作为一个国家，不再被外国歧视、耻笑和欺凌，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知道这个梦想是由文化或是血脉所传承，但它切切实实铭刻在几代人的心里，“不思量，自难忘”。借用一本仙侠小说里面的说法：万民的“心愿”是强大无比的力量，最终将以某种方式显化出来。因此我会同意以毛为领袖的共产党是中国人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将毛看作“神”或“魔”，他是心念力的集合体和承载者，被众人赋予了力量，引领众人以横扫一切（包括个人意愿）的意志和决心迈向目标。而知识分子似乎既是民意的启发者鼓动者又是走在前面的践行者。因为民意本是散乱纷杂的，集合起来才有明确的方向。
圣诞节出门购物的时候忽然想到，在如今的时代，购物时普通人的日常的欲望已经不大受到钱的限制，我们可以直接去面对和观察欲望本身。从物质方面来说，这应该是过去几千年来最好的时代。那么从其它方面来说，它会不会也是最坏的时代？当我们眼见那个富强之梦正在实现的时候，是否恰恰到了应该直面它反思它的时候？如果说毛代表了中国人的百年之梦，那么习呢？当他被推上最高位的时候，又代表着怎样的民意？而那民意所指的方向是不是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这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想到的竟然是“傲慢自大”，无视他人的傲慢自大。又想到我们的跪拜文化，想到唯上、仰视和隐忍，想到暴发以后的志得意满拒绝批评，任何善意的恶意的尖锐的温和的批评。以及，躲在傲慢的影子下面无法言说的自卑，因着这样的自卑即便位居权力巅峰依然需要“贵族气质”的加持。这里所说的既是一人也是所有人。是旁若无人招摇过市的游客，是信誓旦旦“必有一战”的义勇军，是时常忘记自己也在“歧视链”上的趾高气扬者，更是太多主动放弃思考放弃批评等不及为权力背书的知识分子。个人的傲慢，社会的傲慢，是一个垒叠起来的金字塔，塔尖上权力的傲慢俯视着一众百姓。
他是北京人，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起家。他说，真没想到市场说关就关了。大家都以为没这么快，涉及这么多人啊。后来蔡奇说要给“十一”献礼，那时候马上就到“十一”了。二百多人跑到西城区政府去抗议。出来接待的人态度倒是不错，说这事不归我们管归信访办。这样吧，我们找车拉你们过去。四辆大轿车气派地直接把所有人拉到一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这样折腾了几次，大伙儿也没劲闹了。。。我听得哈哈直乐，只当听笑话。这事离我太远了。我才不会幼稚到去追问听证或者程序之类的问题。中国人这么多刁钻的也不少，铁腕是必要的。
蔡奇据说是习的心腹大将，从福建直接提到北京。作风就是雷厉风行敢说敢干。也是他毫不手软地清理“低端人口”。在视频上看着外地人在寒风中扛着行李鱼贯地走出北京郊区的村落，低回悲伤的音乐反复回荡。北京从来不是这些人的家，他们有家不回只是为了在这里讨生活，而讨生活也没那么容易。他是内蒙人，餐馆的小老板，一个准中年的帅哥。他告诉我，“宁姐，本来也有人给我介绍北京的对象，但是我不喜欢北京人，他们太挤兑外地人了。01年的时候查暂住证，我是躲在更衣柜里才没有被警察带走。”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那时办暂住证还需要花钱找关系。好多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周围人生活的难处，就像我们身处不同的世界中。北京的出租司机倒是拍手称快，“早该把这帮外地人赶走了。北京太乱了！”说完他想起来问我，“您是北京人吗？”
再后来我知道的大事就是武汉封城了。如果有人骂我“不要在这里装圣母，有本事去武汉啊！”我也会表示虚心接受尽量不装。我只不过想多了解一点那里的情况，那些为了一国乃至一个世界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被困在城中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病况他们的无助和需要。我只是想多知道这个世界的各个方面，不光是那些阳光的正能量的更是那些角落里的底层的无人关注的。陈秋实在视频里说，“我的前面是病毒，后面是强大的公安机关，”然后他有些崩溃地开骂，“妈X，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共产党吗！”我看哭了。我既怕死也怕共产党，这两样都不是我会去招惹的东西。我要的真的不多，不要给我头头是道的分析或者高屋建瓴的献策。这样的时候，请给我一些关于生活的点滴记录一点人们的真实感受。也许，连这样的好奇心也不该有吧。
为了写这个系列，我想起房龙在《宽容》里的一段话。为了查找那段话，我去把整本书重读了一遍。里面有一章专写伏尔泰。根据书中的记录，在伏尔泰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竭尽全力打了三个官司，三个因为宗教迫害异常悲惨又板上钉钉几乎没有胜率的官司。作者写道，勇气有很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那一章的结尾，作者提到伏尔泰如何以智取胜：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只要有光，只要有声音，世界就会不同。这是每个人可以作出的选择。
李文亮医生离开了。在逝去的灵前，无论是悲伤或者眼泪都显得轻飘和虚浮。以此小文，遥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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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话偶然和必然（五） 大话偶然和必然（四） 大话偶然和必然（三） 大话偶然和必然（二） 大话偶然和必然（一）“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购物时普通人的日常的欲望已经不大受钱的限制”。这个得加个“条件句”会更表示出本意来，不然“奇才”同志的驱赶就不是那个名号了。周末愉快。
看来为兄虽然相信“偶然”却不相信“选择”。不相信茶兄引述那段孙子兵法里所说的，胜败的决定其实在战事之外（或之前之初）。
我相信一群人所得的“果”源于他们自己种下的“因”，所以我才从大众的角度而不是某个人的角度去看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我想如果那个“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最需要改变的“因”。而不是将焦点放在外部环境。
如果肌体本身出了问题，外来的警报只会让身体于仓促之间产生破坏性反应。这正是病毒告诉我们的。
很明显两者有差异。写一篇文章来论证述下呗：)
小声告诉一灯兄，其实我是那种比较缺乏敬畏之心的人。对我来说，天意人意的区别不大。关键在于对”意“的理解。不过这话太容易被误解了，所以只能小声说一句。在城头看到一个标题“习天命已失”。我倒觉得如果习这时候站出来承担责任，倒恰好是他的机会。可惜他看不见这一点。太想保全位子，反而可能因此失掉位子。。
对我来说，世界并没有那么真实，所以我可以随意拿它来说事拿它来看自己。不过刚刚有朋友提醒我，要注意相对和绝对的界限。我这才意识到，有的话在公共论坛上说太奇葩了。也许该自己悄悄琢磨去。。。
“呵呵，老为呀，民意呢，和你有关。 对所有问题，你的第一反应，180度反转过去，也就是说反向，就是民意”。您看这个“龙叔保真度”有多少，*_*？
过去我们讲了太多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历史决定论，现在我觉得偶然性也是历史动因的一部分。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带点主观的民意，大多数人的选择并不是纯良知的选择，也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定符合天道。只有那些修行到无我境界的人，才会有符合天道的认知和选择。
中国确实面临诸多困境和麻烦，这些困境的也非一朝一夕产生的，是某一个政策偏向被长期执行的结果。改革之初，改革四君子就预计一旦进行城市经济改革，腐败就不可避免。但权衡利弊后，他们认为改革的益处会覆盖腐败的害处，所以果断提出改革方案。但那时的判断无法涵盖太长的历史，而且改革一经启动就有了自己的动力，会沿着一个路径不断走下去。结果就积攒了很多的问题。六四其实就是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对冲，本应促使执政党反省和纠错。可邓一意孤行，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都建立在经济指标上，忽视了人民对公平和公正的要求。这是导致中国不断右倾，腐败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根本原因。习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在纠错，解决过去几届积累的问题。至于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我到不认为就是倒退，很可能是他的担当使命感使然。说取消任期制就是倒退的是一种政治正确思维，并不是从实际出发。如果执政党失去了纠错能力，那就无可救药，到了不得不革命的时候。如果还有纠错能力和改革空间，就没有革命的必要。改革也并非总是一个方向，任何一项政策在一个方向走的太久都会偏离正道。病毒告诉我们，提高自身免疫力是关键，防控病毒要靠隔离。不让病毒入侵就要远离野生动物。：）
只要去认真想一下：当我们呼吁言论自由的时候，我们内心对于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的想法；我们是多么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多么担心被人指出错误；我们又是多么想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当我们觉得受到威胁的时候，会不惜牺牲别人来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的样子。我们希望别人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却不想给别人，甚至想要从别人身上拿走。我们说”大敌当前“，然后四面出击，却不知道那”敌人“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也许为兄和我所走的路不同。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一连串的打击，我会先去看我的内在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才会考虑谁想害我的问题。这两年中国出了这么多大事，也到了应该反省的时候。就算不能把所有问题推到习的头上，但是他既担着一国之主的名就要负得起这个责任，听得进不同意见，冒得起风险去真正落实反腐问题。为兄写过关于电影”爱尔兰人“的影评。从美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时的美国也是非常腐败的。但只要总统有心，反腐并非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则是因为里面藏了太多的私心。据我所知道的一些具体情况，中国现在的腐败状况就算不说更甚，也是毫无改进的。习辜负了国人对他的期望。如果是能力问题，那么终身制不是更加可怕？
我以前看过李庄律师讲述薄熙来时代他所遭到的可怕的境遇。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是不需要我们去体谅的，因为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个高墙太高太坚实了，任何个体在它的面前都如此软弱无力。所以，我宁愿去了解那些弱者的呼声。哪怕我不能真正为他们做什么，我可以当一个围观者。不过，以我目前的见知，我认为我最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是去观察自己的内心，看清那里的恐惧和焦虑。我该祷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