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当代受冲击，出现倒退现象。从哲学上讲，这种倒退是有原因的；因为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它对文明的诉求并非清晰，从而使得人们困惑于文明潮流。同时也不理解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二十年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经济，科学，体制，文化， …）之大，无论从那个“术”的角度分析，都无法论证中国能有赶超的可能性。战略家们更从“术”角度来谈论大国博弈。时而制度决定论，时而金融统治论，时而科技主导论。作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并在这篇文章里，从“道”角度探讨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之路。人类工业化发展，触发了全球化潮流。贸易流通使得各经济体之间出现利益交融。这种交融产生的大市场又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它对文明的促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全球化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很少深思，或者思考了却没有得出正确结论。让我们从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变迁引申出全球化本质。
上世纪中叶，三个哲学方法论的出现孕育着全球化的产生。它们是：统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 控制论（Cybernetics）。统筹学研究如何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施行统筹管理的有关理论、模型、方法和手段，属于方法论的分支。它起源于二战中盟军跨大西洋战略物资的运输。如果没有系统策略来减少由德国潜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赢得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系统工程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的工程技术,及科学方法论。据说系统工程产生于冷战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误认为某种新技术的应用。然而在肢解样机后发现并不存在新技术，而是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出色以至于整体性能超越。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从整体去关注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整体效率。1948年，诺伯特-维纳发表著名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它开启了研究复杂未知系统在动态变化下如何探索与掌控的方法论。其核心的信息与黑箱理论。尽管这三个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局部领域，但它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即，人类面临的课题已经是超大型， 超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渗透到各国的经济， 政治， 科学， 教育，生产力， 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中。它以国际化形式交融在各民族文化中，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传统的线性问题，如物理学谐振子（以弹簧为例子）的运动轨迹可被理论精确测定。而非线性体系如同很多捏合在一起弹簧网，而线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国际贸易造成的利益交织只是全球化的表面现象；而全球化的本质是人类研究对象从线性体系到非线性体系的跨越，出现了一种质变。而这个质变的特性预示着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
时代的变迁呈现出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并对文明形态产生新的诉求。进一步说，研究对象的本质改变要求人们的哲学方法论也必须改变，以应对时代挑战的需要。这样，此前以分解，静态认知的方法来研究体系已不适应时代需要。那么，什么是与全球化本质相适应的哲学方法论呢？ 如果仔细分析上面三个方法论，结论是明确的，自然的。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应当是整体论与动态论。整体论是指整合被研究体系的所有价值参数，并明确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作为控制与调节体系的平衡，对称，和谐以及具有可持续性的指导原则。这个价值参数的完整集与它们的可控性就是整体论的基础。动态论是指在体系运作中，运用参数的组合调节，以探索非线性黑箱的结构与性能；使得控制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运用整体论与动态论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人们不由得会注意到，对立理念的边界已经由过去的清晰走向现代的模糊。黑白不再是以前那样分明。从整体看人们可以说，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经济形态作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能主导经济形态。而且，人类以前总结的哲学规律，如:对立统一，相互制约，否定之否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相反，体系的对称，平衡，与协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却成为关键。这种从动态整体出发，以价值参数的完全集来调控体系的方法论并不是新东西，它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 中庸之道。易经就是这个道理。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是这个意思。借用IT产业的最新理念 – 云计算；我们可以将全球化哲学方法的精髓定义为：云协调。即在整体论与动态论的基础上，调节体系使得其更具有道德。从这点出发，人们也可以说，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这个哲学原则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每个领域。如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前沿科研的系统展开，国民保障体系的健全，军事战略体系的部署，…等等。在全球化的超大型，超复杂的非线性体系面前，脱离了整体论，动态论这样的中庸哲学观，体系就不可能有高效率。
当明白全球化本质，以及它所需求的哲学方法论；我们就有了探索大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参考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民经济几乎破产。在这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谈何容易。而且，它还面临如此大国的低效率结构转型，以及转型中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而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历史上，任何大国在这种问题面前，只有国家分裂的唯一可能。苏联就落入这个结局；而中国避免了这样的灾难。回顾这四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步步惊心。执政党在“术”的角度上犯了许多错误。每当这样的错误产生时，中国崩溃论就被人捧出来。但是，那些人最终失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执政党只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从“道”的角度，把握了整体论，动态论的精髓；坚持了中庸为根本的云协调。不断地局部探索，然后整体推广；小步调整，持续纠正。不纠缠于意识形态，不折腾于概念差别。只关注体系的效能，并坚持不懈。让我们再看看那走过的历程；从解放思想到真理标准，从摸石子过河（小岗村）到杀开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从国企改制到引入市场，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价格闯关，从与国际接轨到世贸谈判，从工业化规则完善到私有产权确立；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这过程无法能用“偷西方技术，占贸易便宜”解释得通。相反，这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民主很不充分， 权力腐败等等；但是只要不走极端，坚持改革没有终点。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的事情会越来越好。当前，中国又面临某些“术”的困境，如贸易战。但是，当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现在很清楚；只要中国按中庸之道，其他的都不是决定因素；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发展。然而，有一种偏执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崛起是西方文明的结果。这是一种将现象当本质的哲学误读。中国工业化道路有西方“术”的痕迹。但推动它的“道”却截然不同。它没有血腥的原始积累，没有为市场的殖民扩张，更没有为资源的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化道路上的道德硬伤。中国的工业化展示了自己文化传统；是防止极端，逐步良性改良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东西文明融合来定义更为准确。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是开放型的；海纳百川，厚德载物。我们学习各种文明的精华，并融入自身的文化。为什么能如此，因为中华文化有深刻的求“道”传统。中庸早就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它，圆融外来文化是不可能的。佛教产于西域消失于西域，却在中原大地有了发扬光大。中国人很少拘泥于意识形态。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革命也充满了妥协的中庸味道。这使得那些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们抱怨，“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也正是这种“四不像”的实用主义，才使得纠正极左，改革开放成为可能。
作为参考，我们反观西方。为简化探讨，就以美国为例子。但这是个敏感话题。有朋友建议，最好少说或者不说。作者在此，点到为止。自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以来，西方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资本主义道路上充满问题，但是市场的自由还是对经济与科学有极大的促进。改革开放前，中美差距之大使人无法想象有实力超越的可能。因为，中国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而且在高科技上迅速发展。那么中美差距迅速缩小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东西方都有启示的哲学课题。许多人都在作这样的研究；结论各异。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权力精英缺乏哲学视野，不懂全球化本质，及它所诉求的哲学方法论。因此在全球化复杂体系面前，国家战略短视，调控手段贫乏，却经常自相矛盾。于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上出现一系列与时代挑战不相适应的政策。最终，成本巨大，效率低下。为避免碰撞玻璃心，作者在此仅仅探讨经济；而将其他留给读者。首先因错误的视野，美国精英对市场与经济问题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工业化初期，自由是市场效率的关键。但是在全球化的复杂体系里，自由已经不是最主要因素；相反，市场因协调而畅通，因规划而持续。在这方面企业有天生的劣势；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政府来进行。于是，这就与美国政治经济的伦理产生矛盾。即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也就是说，政府只应该制定规则，而不应该干涉经济，让供求关系通过资本流通而自由调节。这理论的缺陷是，自由投资的盲目性与资本逐利的炒作性。在全球化的复杂性面前，这些缺点被放大了。结果我们看到，美国在经济服务方面是小政府，但在其他方面却是负债累累的大政府。而全球化对经济的要求就是服务型政府，而不仅是规则管理型政府。因为经济不再是工业化初期的自由与计划之矛盾碰撞，而是以全球化下的整体协同与共存为特征。任何极端的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与全球化不相适应。西方应当反思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而全球化的本质与其方法论也孕育着: 政府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应当有更主动的角色。举个产业外迁例子。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盈利就无法生存。全球化下产业的国际流动将会成为常态。那么，如何能保证产业不大量流失，就是每个政府必须思考的国家战略；而仅仅降低点税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解决。例如，如何帮助企业降低原材料与物流成本；如何帮助企业的降低法律成本；如何建立好的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安全成本；如何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帮助企业降低人才成本，…。没有这些可协调参数的掌控，产业外迁问题无法解决，体系是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这样国家的经济生态会弱化，整体效益会降低；从而影响竞争力，与软硬实力。有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也许会想到，一定程度的非私有产业不见得是坏事。各民主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非私有产业。问题是如何以务实方法去整合体系；使得非私有产业有某种支柱作用。它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私有产业出问题时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来挽救的压力。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国家战略的根基。它决定了体系的整体效率；而效率又决定了成败。没有效率的文明一定会衰弱；无论它有多好的意识形态外表。
在分析中美哲学视野上的差距，再论证博弈结果已没多大意义。而且美国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题。即，无法持续的国家债务与美元地位。临界点正在逼近。作者真心希望中华民族在美国经济产生重大问题时，仍然能秉承中庸之道，伸出援手。从整体论，与动态论来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而每个在美华人应当努力促进东西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任何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与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行为，只能给在美华人带来灾难。如果我们再将眼光放远一点，也许会意识到，作者在前面探讨的以易经为蓝本之整体动态的云协调，正是将来人工智能（AI）开发的指导原则与结构框架。它决定着未来世纪里文明潮流的导向。历史从各个方面给人于启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道”既表现为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又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油盐醋。它不分东西，不弃贵贱。关键是我们如何发现它；无论是异乡还是故土。
因为这问题太敏感。会引起许多口水战。这也是我很少写政治题材的原因。开始写了很多，经思考后舍弃大部。
我会回答任何理性的探讨。有些错别字，又重新贴
我在之前跟帖説智慧即中庸。y兄這裡用了同一個關鍵詞。
"道"應該是指方向本身、價值本身。我實在没看出幾十年來中國在自覺朝向甚麽深遠的價值。兄所言中國的那些成功是因為用了智慧而非靠小聪明的手段(術)。而依然有過那麽多術的錯誤，恰是因為智慧不够，而這正是因為道之衰微。
覺得大體上文章對現代世界的認識是對的，衹是感到中國并不在文章期許的位置上。
任何带有固定价值方向的东西，都很可能成为唯意识形态。最终走向极端。这正是文章中舍弃的部分，因为觉得能接受的人不多。
比如，左派认为“平等”是正义的根基；右派认为“人权” 是正义的根基。左右派都坚持自己的理念有绝对价值优先；从而造成了主义至上，或者主义等于正义的哲学偏执。实际上，任何政治理念都没有绝对的价值优先，而只有相对的次序优先；特别是在复杂的非线性体系面前。这种僵化会产生意识形态病。其特征就是寻找敌人。其结果就是浪费资源。这是一场永远无法胜利的战争，就像与自己的影子生死相博。因为对立双方相互斗争，却相互依存。
这个话题本身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大学的专业是西方经济学（连皮毛也没学到），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但是越来越发现原先比较好使的理论和模型到现在基本没有意义。所以我开始转向“不可知论”，并且对于单纯的市场导向产生疑问。
Y兄的文章很有前瞻性和说服力。从中庸的角度解释了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背后的原因。我最近也有这样的体会：微妙的平衡带来美感。而过去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相信“绝对正确”，关于市场、道德、民主、政府的作用等等。美国曾经是我们心目中不可置疑的范本。当它在我们眼前逐渐展露另一面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退回来反思。我想，这个世界的确是动态的变化的需要妥协和包容的。立兄最近在文章里提到的“腐败促成了改革的成功”，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却细想却也有它的道理。所有的想法都应该被允许拿出来理性探讨。
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某种“潮流”。这个潮流曾经有利于西方，但很明显它在转向。这令我茫然甚至悲观。Y兄的文字带来了很多启发。
国内现在问题多多，但的确政府在扶贫、照顾低收入群体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只要中华文化那种韧性和包容还在前景应该是光明的。Y兄说得很对，“任何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与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行为，只能给在美华人带来灾难”。没有必要将中美利益对立起来。
Y兄关于人工智能的说法也很有价值。人工智能的合理开发应用将会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
以前看过Y兄和悟空兄关于刘晓波的讨论。从情感上我是倾向于悟空兄的。但Y兄的发言确实让我看到不同角度的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理由。所以这样的碰撞对于读者还是很有帮助的。以前几年在茶坛对悟空兄的了解，我觉得他是很真诚也能接受不同意见的。希望看到两位兄更多的理性交流。：）
再次感谢。
我觉得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就是务实，不执着于某种理念。有时候真的为那种没有血性很无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不好的年头它也唧唧歪歪活下来了，赶上好年头居然还可能发达。：）
刘晓波这个人值得尊敬，但他的境界不能认同。与悟空在私下交流我也是这么说的。有观点不同很正常，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也许就有变化。但是悟空太喜欢争胜负。我又没那么多时间。
汶川地震後遇難孩子的父母受到打壓至今，這無論如何是"無道"，因為生命、人格没有受到尊重。這其中有價值，衹是不能執着。
但我理解y兄是从整个中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的，不在政府具体上的一些作为。
我想这也是y兄担心引起误解的地方。强调一面看起来就像反对另一面。
以什么为修行中的指导原则，只有圆融感与圆润感。复杂会走火入魔。
道在社会问题上，也如此。所以，所有智慧都有点显得平庸，大智若愚。
结果左右派都不满意。但是恰恰是这四不像的平庸，使得改革过了险滩。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可远远不止这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工业化，城镇化，制度化的经验。任何错误都是改革的契机。所以改革没有终点。
激进的未必不符合中庸之道。
中国的发展与其说政治智慧是主因，还不如说是时运所至 - 毕竟不走运已经太久了。如果说政治智慧，历史上大部分时代的政府都不会比现在领导人差吧。
整体论和动态论看起来合理，但是执行起来问题一样多，或者说人类根本没有可能通过任何可靠的途径来完全把控国家社会的发展，就象大风常起于青萍之末，一只蝴蝶的翅膀可以煽动一场大风暴 ...
另外，你好像很肯定中国的改革成就。但是我一直不敢下结论，因为这种不平衡的一味追求经济的方式带来的副作用很大，但是只有假以时日才会体现出来。
你可以用智慧去做壞事。
但如果你執於智慧本身，甚麽也不做，則平庸？
反而是執於道的人會走極端，不平庸。
"中庸之道"我的理解是:求道須以中庸的方式。而非:中庸就是道。
你误读了文章本意。我不是在肯定中国的改革成就；而是在肯定它进行改革的分式。任何成就都有成绩，缺点。但是只要方法对了，就是良性循环。并成为向好的趋势。你没看到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追求经济？观点不同，那么就让时间来证明。
一是世界范围内自由派的发展过犹不及了，原因是没有遭遇挑战或者说他们一直回避现代危机的根本。而中国那边的自由派更是因为政府对这一派系的打压而只能停留在最原初的启蒙阶段，许多论点很原始，却因为对强权的不屈而变得崇高。很无奈。
简单来说，人类与自然是个封闭的系统，而人们的意识里依然觉得这是个开放系统，如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所言。这很麻烦，以为许多人制造垃圾，以为扔给自然去消化了，实际上最后全跑人肚子里去祸害了。
它关系到什么是精神的问题。以及精神如何作用于文明形态的问题。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几句话难说清。
历史呈现出人类精神在衰弱，表现在宗教内涵被扭曲。所有宗教都如此。人类很难扭转这种现象。比如中华传统的心学著作，不是修行人，很难看得懂。加上那些沽名钓誉的干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哲学整体去说理；即价值的完全集。人类应当在道德下讲民主，在责任下讲自由，在义务下讲权利，。。。
y兄比较'实'，相对米兄的'虚'。。。
偶觉得这就是一个游戏场景。个人只能在其间游戏。
'环境'，'他人'和'过去'是我无法改变的，因此修行后极少去观注。。。
宴坐水月道场，大做梦中佛事
也許，幻、實、虚。。這些名詞本來就易至執着。把注意點放在動詞上也許更好，動詞易見因緣？動詞即功能。
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感觉解决起来无从下手，而一旦下手就很容易走极端。可是让西方人接受我们的中庸之道我觉得也是万难之事。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需要人类智慧跃上一个台阶。
全球化在当代受冲击，出现倒退现象。从哲学上讲，这种倒退是有原因的；因为全球化的本质以及它对文明的诉求并非清晰，从而使得人们困惑于文明潮流。同时也不理解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从理论上讲，二十年前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经济，科学，体制，文化， …）之大，无论从那个“术”的角度分析，都无法论证中国能有赶超的可能性。战略家们更从“术”角度来谈论大国博弈。时而制度决定论，时而金融统治论，时而科技主导论。作者认为这些都不是核心；并在这篇文章里，从“道”角度探讨全球化下的人类文明之路。人类工业化发展，触发了全球化潮流。贸易流通使得各经济体之间出现利益交融。这种交融产生的大市场又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它对文明的促进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全球化在哲学上意味着什么，人们也许很少深思，或者思考了却没有得出正确结论。让我们从近代哲学方法论的变迁引申出全球化本质。
上世纪中叶，三个哲学方法论的出现孕育着全球化的产生。它们是：统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 控制论（Cybernetics）。统筹学研究如何在实现整体目标的全过程中施行统筹管理的有关理论、模型、方法和手段，属于方法论的分支。它起源于二战中盟军跨大西洋战略物资的运输。如果没有系统策略来减少由德国潜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赢得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系统工程从整体出发，合理开发、设计、实施和运用系统的工程技术,及科学方法论。据说系统工程产生于冷战中米格25的出色性能，它使得西方误认为某种新技术的应用。然而在肢解样机后发现并不存在新技术，而是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出色以至于整体性能超越。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从整体去关注系统之间的关系，以提高整体效率。1948年，诺伯特-维纳发表著名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它开启了研究复杂未知系统在动态变化下如何探索与掌控的方法论。其核心的信息与黑箱理论。尽管这三个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局部领域，但它揭示了全球化的本质。即，人类面临的课题已经是超大型， 超复杂的体系。这种复杂性渗透到各国的经济， 政治， 科学， 教育，生产力， 生产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中。它以国际化形式交融在各民族文化中，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传统的线性问题，如物理学谐振子（以弹簧为例子）的运动轨迹可被理论精确测定。而非线性体系如同很多捏合在一起弹簧网，而线性理论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国际贸易造成的利益交织只是全球化的表面现象；而全球化的本质是人类研究对象从线性体系到非线性体系的跨越，出现了一种质变。而这个质变的特性预示着人类文明进入新时代。
时代的变迁呈现出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并对文明形态产生新的诉求。进一步说，研究对象的本质改变要求人们的哲学方法论也必须改变，以应对时代挑战的需要。这样，此前以分解，静态认知的方法来研究体系已不适应时代需要。那么，什么是与全球化本质相适应的哲学方法论呢？ 如果仔细分析上面三个方法论，结论是明确的，自然的。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应当是整体论与动态论。整体论是指整合被研究体系的所有价值参数，并明确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以作为控制与调节体系的平衡，对称，和谐以及具有可持续性的指导原则。这个价值参数的完整集与它们的可控性就是整体论的基础。动态论是指在体系运作中，运用参数的组合调节，以探索非线性黑箱的结构与性能；使得控制向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运用整体论与动态论于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人们不由得会注意到，对立理念的边界已经由过去的清晰走向现代的模糊。黑白不再是以前那样分明。从整体看人们可以说，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经济形态作用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也能主导经济形态。而且，人类以前总结的哲学规律，如:对立统一，相互制约，否定之否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相反，体系的对称，平衡，与协同（Symmetry, Balance and Coherence）却成为关键。这种从动态整体出发，以价值参数的完全集来调控体系的方法论并不是新东西，它恰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 中庸之道。易经就是这个道理。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是这个意思。借用IT产业的最新理念 – 云计算；我们可以将全球化哲学方法的精髓定义为：云协调。即在整体论与动态论的基础上，调节体系使得其更具有道德。从这点出发，人们也可以说，着眼于整体谓之道，良性互动谓之德。这个哲学原则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每个领域。如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前沿科研的系统展开，国民保障体系的健全，军事战略体系的部署，…等等。在全球化的超大型，超复杂的非线性体系面前，脱离了整体论，动态论这样的中庸哲学观，体系就不可能有高效率。
当明白全球化本质，以及它所需求的哲学方法论；我们就有了探索大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参考体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民经济几乎破产。在这基础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谈何容易。而且，它还面临如此大国的低效率结构转型，以及转型中产生的巨大社会问题而无任何经验可借鉴。历史上，任何大国在这种问题面前，只有国家分裂的唯一可能。苏联就落入这个结局；而中国避免了这样的灾难。回顾这四十年的历程，可以说步步惊心。执政党在“术”的角度上犯了许多错误。每当这样的错误产生时，中国崩溃论就被人捧出来。但是，那些人最终失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执政党只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从“道”的角度，把握了整体论，动态论的精髓；坚持了中庸为根本的云协调。不断地局部探索，然后整体推广；小步调整，持续纠正。不纠缠于意识形态，不折腾于概念差别。只关注体系的效能，并坚持不懈。让我们再看看那走过的历程；从解放思想到真理标准，从摸石子过河（小岗村）到杀开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从国企改制到引入市场，从东南亚金融风暴到价格闯关，从与国际接轨到世贸谈判，从工业化规则完善到私有产权确立；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这过程无法能用“偷西方技术，占贸易便宜”解释得通。相反，这过程中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尽管中国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民主很不充分， 权力腐败等等；但是只要不走极端，坚持改革没有终点。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国的事情会越来越好。当前，中国又面临某些“术”的困境，如贸易战。但是，当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现在很清楚；只要中国按中庸之道，其他的都不是决定因素；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发展。然而，有一种偏执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崛起是西方文明的结果。这是一种将现象当本质的哲学误读。中国工业化道路有西方“术”的痕迹。但推动它的“道”却截然不同。它没有血腥的原始积累，没有为市场的殖民扩张，更没有为资源的侵略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工业化道路上的道德硬伤。中国的工业化展示了自己文化传统；是防止极端，逐步良性改良的过程。这个过程用东西文明融合来定义更为准确。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是开放型的；海纳百川，厚德载物。我们学习各种文明的精华，并融入自身的文化。为什么能如此，因为中华文化有深刻的求“道”传统。中庸早就渗透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它，圆融外来文化是不可能的。佛教产于西域消失于西域，却在中原大地有了发扬光大。中国人很少拘泥于意识形态。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革命也充满了妥协的中庸味道。这使得那些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们抱怨，“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也正是这种“四不像”的实用主义，才使得纠正极左，改革开放成为可能。
作为参考，我们反观西方。为简化探讨，就以美国为例子。但这是个敏感话题。有朋友建议，最好少说或者不说。作者在此，点到为止。自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以来，西方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尽管资本主义道路上充满问题，但是市场的自由还是对经济与科学有极大的促进。改革开放前，中美差距之大使人无法想象有实力超越的可能。因为，中国在发展；美国也在发展，而且在高科技上迅速发展。那么中美差距迅速缩小的根源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东西方都有启示的哲学课题。许多人都在作这样的研究；结论各异。作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权力精英缺乏哲学视野，不懂全球化本质，及它所诉求的哲学方法论。因此在全球化复杂体系面前，国家战略短视，调控手段贫乏，却经常自相矛盾。于是在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上出现一系列与时代挑战不相适应的政策。最终，成本巨大，效率低下。为避免碰撞玻璃心，作者在此仅仅探讨经济；而将其他留给读者。首先因错误的视野，美国精英对市场与经济问题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误差。工业化初期，自由是市场效率的关键。但是在全球化的复杂体系里，自由已经不是最主要因素；相反，市场因协调而畅通，因规划而持续。在这方面企业有天生的劣势；许多这样的工作需要政府来进行。于是，这就与美国政治经济的伦理产生矛盾。即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也就是说，政府只应该制定规则，而不应该干涉经济，让供求关系通过资本流通而自由调节。这理论的缺陷是，自由投资的盲目性与资本逐利的炒作性。在全球化的复杂性面前，这些缺点被放大了。结果我们看到，美国在经济服务方面是小政府，但在其他方面却是负债累累的大政府。而全球化对经济的要求就是服务型政府，而不仅是规则管理型政府。因为经济不再是工业化初期的自由与计划之矛盾碰撞，而是以全球化下的整体协同与共存为特征。任何极端的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都与全球化不相适应。西方应当反思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而全球化的本质与其方法论也孕育着: 政府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应当有更主动的角色。举个产业外迁例子。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不盈利就无法生存。全球化下产业的国际流动将会成为常态。那么，如何能保证产业不大量流失，就是每个政府必须思考的国家战略；而仅仅降低点税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解决。例如，如何帮助企业降低原材料与物流成本；如何帮助企业的降低法律成本；如何建立好的营商环境以降低企业的安全成本；如何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帮助企业降低人才成本，…。没有这些可协调参数的掌控，产业外迁问题无法解决，体系是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这样国家的经济生态会弱化，整体效益会降低；从而影响竞争力，与软硬实力。有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也许会想到，一定程度的非私有产业不见得是坏事。各民主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非私有产业。问题是如何以务实方法去整合体系；使得非私有产业有某种支柱作用。它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私有产业出问题时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来挽救的压力。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国家战略的根基。它决定了体系的整体效率；而效率又决定了成败。没有效率的文明一定会衰弱；无论它有多好的意识形态外表。
在分析中美哲学视野上的差距，再论证博弈结果已没多大意义。而且美国还有两个更严重的问题。即，无法持续的国家债务与美元地位。临界点正在逼近。作者真心希望中华民族在美国经济产生重大问题时，仍然能秉承中庸之道，伸出援手。从整体论，与动态论来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而每个在美华人应当努力促进东西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任何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与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行为，只能给在美华人带来灾难。如果我们再将眼光放远一点，也许会意识到，作者在前面探讨的以易经为蓝本之整体动态的云协调，正是将来人工智能（AI）开发的指导原则与结构框架。它决定着未来世纪里文明潮流的导向。历史从各个方面给人于启示，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道”既表现为玄之又玄的形而上，又表现为日常生活的油盐醋。它不分东西，不弃贵贱。关键是我们如何发现它；无论是异乡还是故土。
因为这问题太敏感。会引起许多口水战。这也是我很少写政治题材的原因。开始写了很多，经思考后舍弃大部。
我会回答任何理性的探讨。有些错别字，又重新贴
我在之前跟帖説智慧即中庸。y兄這裡用了同一個關鍵詞。
"道"應該是指方向本身、價值本身。我實在没看出幾十年來中國在自覺朝向甚麽深遠的價值。兄所言中國的那些成功是因為用了智慧而非靠小聪明的手段(術)。而依然有過那麽多術的錯誤，恰是因為智慧不够，而這正是因為道之衰微。
覺得大體上文章對現代世界的認識是對的，衹是感到中國并不在文章期許的位置上。
任何带有固定价值方向的东西，都很可能成为唯意识形态。最终走向极端。这正是文章中舍弃的部分，因为觉得能接受的人不多。
比如，左派认为“平等”是正义的根基；右派认为“人权” 是正义的根基。左右派都坚持自己的理念有绝对价值优先；从而造成了主义至上，或者主义等于正义的哲学偏执。实际上，任何政治理念都没有绝对的价值优先，而只有相对的次序优先；特别是在复杂的非线性体系面前。这种僵化会产生意识形态病。其特征就是寻找敌人。其结果就是浪费资源。这是一场永远无法胜利的战争，就像与自己的影子生死相博。因为对立双方相互斗争，却相互依存。
这个话题本身就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大学的专业是西方经济学（连皮毛也没学到），对于那只“看不见的手”有着根深蒂固的崇拜。但是越来越发现原先比较好使的理论和模型到现在基本没有意义。所以我开始转向“不可知论”，并且对于单纯的市场导向产生疑问。
Y兄的文章很有前瞻性和说服力。从中庸的角度解释了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背后的原因。我最近也有这样的体会：微妙的平衡带来美感。而过去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相信“绝对正确”，关于市场、道德、民主、政府的作用等等。美国曾经是我们心目中不可置疑的范本。当它在我们眼前逐渐展露另一面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退回来反思。我想，这个世界的确是动态的变化的需要妥协和包容的。立兄最近在文章里提到的“腐败促成了改革的成功”，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却细想却也有它的道理。所有的想法都应该被允许拿出来理性探讨。
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某种“潮流”。这个潮流曾经有利于西方，但很明显它在转向。这令我茫然甚至悲观。Y兄的文字带来了很多启发。
国内现在问题多多，但的确政府在扶贫、照顾低收入群体等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只要中华文化那种韧性和包容还在前景应该是光明的。Y兄说得很对，“任何全盘否定中华文明，与全盘否定西方文明的行为，只能给在美华人带来灾难”。没有必要将中美利益对立起来。
Y兄关于人工智能的说法也很有价值。人工智能的合理开发应用将会给整个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
以前看过Y兄和悟空兄关于刘晓波的讨论。从情感上我是倾向于悟空兄的。但Y兄的发言确实让我看到不同角度的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理由。所以这样的碰撞对于读者还是很有帮助的。以前几年在茶坛对悟空兄的了解，我觉得他是很真诚也能接受不同意见的。希望看到两位兄更多的理性交流。：）
再次感谢。
我觉得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就是务实，不执着于某种理念。有时候真的为那种没有血性很无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不好的年头它也唧唧歪歪活下来了，赶上好年头居然还可能发达。：）
刘晓波这个人值得尊敬，但他的境界不能认同。与悟空在私下交流我也是这么说的。有观点不同很正常，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也许就有变化。但是悟空太喜欢争胜负。我又没那么多时间。
汶川地震後遇難孩子的父母受到打壓至今，這無論如何是"無道"，因為生命、人格没有受到尊重。這其中有價值，衹是不能執着。
但我理解y兄是从整个中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的，不在政府具体上的一些作为。
我想这也是y兄担心引起误解的地方。强调一面看起来就像反对另一面。
以什么为修行中的指导原则，只有圆融感与圆润感。复杂会走火入魔。
道在社会问题上，也如此。所以，所有智慧都有点显得平庸，大智若愚。
结果左右派都不满意。但是恰恰是这四不像的平庸，使得改革过了险滩。
改革开放中的问题可远远不止这些。中国人从来没有工业化，城镇化，制度化的经验。任何错误都是改革的契机。所以改革没有终点。
激进的未必不符合中庸之道。
中国的发展与其说政治智慧是主因，还不如说是时运所至 - 毕竟不走运已经太久了。如果说政治智慧，历史上大部分时代的政府都不会比现在领导人差吧。
整体论和动态论看起来合理，但是执行起来问题一样多，或者说人类根本没有可能通过任何可靠的途径来完全把控国家社会的发展，就象大风常起于青萍之末，一只蝴蝶的翅膀可以煽动一场大风暴 ...
另外，你好像很肯定中国的改革成就。但是我一直不敢下结论，因为这种不平衡的一味追求经济的方式带来的副作用很大，但是只有假以时日才会体现出来。
你可以用智慧去做壞事。
但如果你執於智慧本身，甚麽也不做，則平庸？
反而是執於道的人會走極端，不平庸。
"中庸之道"我的理解是:求道須以中庸的方式。而非:中庸就是道。
你误读了文章本意。我不是在肯定中国的改革成就；而是在肯定它进行改革的分式。任何成就都有成绩，缺点。但是只要方法对了，就是良性循环。并成为向好的趋势。你没看到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追求经济？观点不同，那么就让时间来证明。
一是世界范围内自由派的发展过犹不及了，原因是没有遭遇挑战或者说他们一直回避现代危机的根本。而中国那边的自由派更是因为政府对这一派系的打压而只能停留在最原初的启蒙阶段，许多论点很原始，却因为对强权的不屈而变得崇高。很无奈。
简单来说，人类与自然是个封闭的系统，而人们的意识里依然觉得这是个开放系统，如同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所言。这很麻烦，以为许多人制造垃圾，以为扔给自然去消化了，实际上最后全跑人肚子里去祸害了。
它关系到什么是精神的问题。以及精神如何作用于文明形态的问题。既是哲学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几句话难说清。
历史呈现出人类精神在衰弱，表现在宗教内涵被扭曲。所有宗教都如此。人类很难扭转这种现象。比如中华传统的心学著作，不是修行人，很难看得懂。加上那些沽名钓誉的干扰。
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哲学整体去说理；即价值的完全集。人类应当在道德下讲民主，在责任下讲自由，在义务下讲权利，。。。
y兄比较'实'，相对米兄的'虚'。。。
偶觉得这就是一个游戏场景。个人只能在其间游戏。
'环境'，'他人'和'过去'是我无法改变的，因此修行后极少去观注。。。
宴坐水月道场，大做梦中佛事
也許，幻、實、虚。。這些名詞本來就易至執着。把注意點放在動詞上也許更好，動詞易見因緣？動詞即功能。
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感觉解决起来无从下手，而一旦下手就很容易走极端。可是让西方人接受我们的中庸之道我觉得也是万难之事。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需要人类智慧跃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