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热点。语言是什么？如果说语言是信息的一种载体。那么信息又是什么，控制论学者（Norbert Wiener）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人类要认识世界，要表达“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的”，信息就是这种表达的源头。信息可以有无数的载体，其中最熟悉的形式就是语言。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基于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广义化，如果把光 音也视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并把语言进一步定义为：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系统。这里的“符号”就已经包括了形象和声音。而文字只是语言的一部分。
什么又是语言的交流呢？如果它就是一个对信息进 行装载和提取的过程。是利用“有规则的符号系统”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一方根据“规则”将符号进行组合而表达一定的信息，通过传递，接收的一方，再根据 “规则”将符号进行解释，从而提取其中的信息。这就是语言的使用过程。就如计算机CPU的指令系统，它的每一条指令的含义都是唯一的，因为负责解码的计算 机本身是根据统一的编码方式在完成电路解码。它是建立在解码者的一方是非人类的程序设计。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规则”。由于规则的存在，语 言的编码和解码才能不带任何的含糊性。然而，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编码者和解码者使用的是不同的规则。千百年来，“形而上学”努力的注定无功，其个中的 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规则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存有自己的解码规则。 因此，在一个同质化世界，如何否定“私人规则”，而构建“共同规则”，就自然的成为了一个貌似文化问题的现实问题。后现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理论思潮，将任何 事物的微观化，原子化，结构化，终结化，语言化，或把语言定义为：“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系统”的努力。都是试图将人类思维纳入“同一”规则的解码设计过程。
这也就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如何的反对“私人语 言”，“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因为“私人语言”只是一种自我的内在体验，“私人语言”只能被个人理解，而不能与外在交流，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规则不能私自地遵守，因此不可能有“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在表明的这一观点，就已经给语言下了一个明确的本质定义。
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一直试图为世界的概念寻找 一种可描述的绝对的“本质定义”。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寻找绝对的“本质定义”行为的否定，是认为概念的定义仅存在于事物之间“相互类似”的关系之中。他晚期 最著名的“家族相似”观点：“是看见了事物之间相互类似之处，并把这种类似的联系作为对概念的界定，也即这是一种可以不断外延的界定。”
“家族相似”观点否定的是“行而上学”进行思维 抽象提炼的努力，而直接的告诉说：认识事物的概念，只要把脚步停留在一开始，也就是只要看清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似就足够了，掌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类似” 的关系，就已经把握了这个事物的概念，因为任何逻辑提炼绝对共性的过程都是徒劳的。然而，脱离了社会语境来讨论某个概念的定义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 用“形而上学”的精确定义，还是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定义。
如果，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只有在使用时才有意义。” 那么“家族相似”观点真的可能被使用吗？如果试着用“家族相似”观念去讨论问题，你将发现不可能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家族相似”观念无法给出“相似”这一词的任何准确含义，因而让任何思考都找不到出发点。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为辩护“家族相似”观点提出 了成堆的例子，比如谈到网球这个游戏不用规定球要抛多高，就是“家族相似”观念在发挥作用。但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根据球抛多高来区分一种球类 运动是不是“网球”。因为“家族相似”，只能让所有的概念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如人类无法为“愤怒”规定一个“相似”的基准。一个被编码为愤怒的事物，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可能被解码为另一种情绪。就因为“愤怒”是私人规则，而反对“愤怒”的存在是愚蠢的。就如很难为“愤怒”建构一个“共同的规则”，在林语堂视野里的“肮脏”，也很难在鲁迅那里找到“相似”之处。这是因为语言对于世界，有其无法探知的部分，就如人无法真正的知道死亡。就如被宰殺的牛给人所带來的满足，可以是农夫的，或是生物学家的，但这从来不是死亡在传达的意义。人类如果试图以语言來面对世界，人类的所知将会陷于混乱。就如巴塔耶所說：“语言以肯 定的方式所承认的最高价值，时常是经过伪装掩饰的。”因此，“智者的无能，其实正是美的非破坏性。”
以“家族相似”来定义哲学固然是要平息诸如“哲 学是什么”之类的争论。要求人类以一种简化的，数字化的方式来面对万物。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还特地要加上个“为了特定的目的”一说。显然，要 停止这种争吵，或建构一种对于诸如“肮脏”，或“愤怒”概念的方向同一，就更像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也就如维特根斯坦的：“反对私人语 言”，一定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因为这个目的，而为“私人语言”划一条禁线。这也许是维特根斯坦的实话，作为语言本身，总是要朝向一种价值，以便呈现语言的 目的，这是语言的顽固性。那么对维特根斯坦的质疑就可以是：对于语言的述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目的，还是为了需要？也正如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评语： “你在混淆问题，维特根斯坦，你总是把问题越搞越糊涂。”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共同体
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热点。语言是什么？如果说语言是信息的一种载体。那么信息又是什么，控制论学者（Norbert Wiener）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信息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人类要认识世界，要表达“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 的”，信息就是这种表达的源头。信息可以有无数的载体，其中最熟悉的形式就是语言。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基于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广义化，如果把光 音也视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并把语言进一步定义为：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系统。这里的“符号”就已经包括了形象和声音。而文字只是语言的一部分。
什么又是语言的交流呢？如果它就是一个对信息进 行装载和提取的过程。是利用“有规则的符号系统”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一方根据“规则”将符号进行组合而表达一定的信息，通过传递，接收的一方，再根据 “规则”将符号进行解释，从而提取其中的信息。这就是语言的使用过程。就如计算机CPU的指令系统，它的每一条指令的含义都是唯一的，因为负责解码的计算 机本身是根据统一的编码方式在完成电路解码。它是建立在解码者的一方是非人类的程序设计。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规则”。由于规则的存在，语 言的编码和解码才能不带任何的含糊性。然而，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编码者和解码者使用的是不同的规则。千百年来，“形而上学”努力的注定无功，其个中的 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规则的差异，任何人都可能存有自己的解码规则。 因此，在一个同质化世界，如何否定“私人规则”，而构建“共同规则”，就自然的成为了一个貌似文化问题的现实问题。后现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理论思潮，将任何 事物的微观化，原子化，结构化，终结化，语言化，或把语言定义为：“一套有规则的符号系统”的努力。都是试图将人类思维纳入“同一”规则的解码设计过程。
这也就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在如何的反对“私人语 言”，“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因为“私人语言”只是一种自我的内在体验，“私人语言”只能被个人理解，而不能与外在交流，语言是一种遵守规则的活动，规则不能私自地遵守，因此不可能有“私人语言”。维特根斯坦在表明的这一观点，就已经给语言下了一个明确的本质定义。
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一直试图为世界的概念寻找 一种可描述的绝对的“本质定义”。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寻找绝对的“本质定义”行为的否定，是认为概念的定义仅存在于事物之间“相互类似”的关系之中。他晚期 最著名的“家族相似”观点：“是看见了事物之间相互类似之处，并把这种类似的联系作为对概念的界定，也即这是一种可以不断外延的界定。”
“家族相似”观点否定的是“行而上学”进行思维 抽象提炼的努力，而直接的告诉说：认识事物的概念，只要把脚步停留在一开始，也就是只要看清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似就足够了，掌握了事物之间的“相互类似” 的关系，就已经把握了这个事物的概念，因为任何逻辑提炼绝对共性的过程都是徒劳的。然而，脱离了社会语境来讨论某个概念的定义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 用“形而上学”的精确定义，还是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定义。
如果，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只有在使用时才有意义。” 那么“家族相似”观点真的可能被使用吗？如果试着用“家族相似”观念去讨论问题，你将发现不可能讨论任何问题。因为“家族相似”观念无法给出“相似”这一词的任何准确含义，因而让任何思考都找不到出发点。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为辩护“家族相似”观点提出 了成堆的例子，比如谈到网球这个游戏不用规定球要抛多高，就是“家族相似”观念在发挥作用。但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从来没有人会根据球抛多高来区分一种球类 运动是不是“网球”。因为“家族相似”，只能让所有的概念都变得模糊不清。就如人类无法为“愤怒”规定一个“相似”的基准。一个被编码为愤怒的事物，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可能被解码为另一种情绪。就因为“愤怒”是私人规则，而反对“愤怒”的存在是愚蠢的。就如很难为“愤怒”建构一个“共同的规则”，在林语堂视野里的“肮脏”，也很难在鲁迅那里找到“相似”之处。这是因为语言对于世界，有其无法探知的部分，就如人无法真正的知道死亡。就如被宰殺的牛给人所带來的满足，可以是农夫的，或是生物学家的，但这从来不是死亡在传达的意义。人类如果试图以语言來面对世界，人类的所知将会陷于混乱。就如巴塔耶所說：“语言以肯 定的方式所承认的最高价值，时常是经过伪装掩饰的。”因此，“智者的无能，其实正是美的非破坏性。”
以“家族相似”来定义哲学固然是要平息诸如“哲 学是什么”之类的争论。要求人类以一种简化的，数字化的方式来面对万物。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中还特地要加上个“为了特定的目的”一说。显然，要 停止这种争吵，或建构一种对于诸如“肮脏”，或“愤怒”概念的方向同一，就更像是一种“需要”，而不是在解决问题。也就如维特根斯坦的：“反对私人语 言”，一定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因为这个目的，而为“私人语言”划一条禁线。这也许是维特根斯坦的实话，作为语言本身，总是要朝向一种价值，以便呈现语言的 目的，这是语言的顽固性。那么对维特根斯坦的质疑就可以是：对于语言的述说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目的，还是为了需要？也正如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评语： “你在混淆问题，维特根斯坦，你总是把问题越搞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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