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洋）追求革命。
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
朱德追求共产主义，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提出入党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
朱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
“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挫折没有动摇朱德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念，他决定按计划去欧洲追寻梦想。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写诗表露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朱德一行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他们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了伍豪，即 周恩来的化名。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从上海来到法国马赛的。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
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青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由于德国柏林的生活费比巴黎便宜，周恩来等人就去了柏林。
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孙炳文匆匆赶往柏林，
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比他们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
各自陈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见解，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为这两位经历不凡的人物有如此救国救民的胸怀、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
如此真诚的入党要求所感动，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
并说明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周恩来还将此事向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作了汇报。
张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党，主要是认为朱德几次找他要求入党，态度很诚恳，说明追求进步。 朱德不是工人，按照规定，他要入党，最后须上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陈独秀收到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的信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吸收朱德入党，
同时决定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保密，这样做，更有利于朱德今后为党工作。
1922年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朱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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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
朱德时为 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
我们问：
“听说起义那天晚上，你请了几名团长，吃酒打麻将，用计把敌人扣押了，这是真的吗？”
朱德笑着说：“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当时前委起义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贺龙说“话剧《八一风暴》里，朱德同志请客那回事是真的。”
陈毅说：在赣南时，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
终于保存了下来，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
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
总司令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考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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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朱德 八一起义后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
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十月十六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敌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里，进到石迳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大庾整编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主席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
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
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
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一九二八年四月廿八日，朱德陈毅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
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
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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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讲武堂军校同学 国民党第十六军长 范石生将军处暂栖身，得以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
范石生（1887年－1939年3月17日）
少朱德一岁，军校同学，兄弟相称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启发大家：“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也用“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等激励斗志的话启发大家。朱德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军阀混战一定会爆发，我军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游击，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11月上旬，部队在大庾整训后转到湘赣边的江西崇义上堡继续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 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去函与范石生联系。不久范石生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来范石生希望双方合作的亲笔信。
11月中旬，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主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曾）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朱德阅信后，立即召开党的会议，提出要亲自前往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一致表示赞同。
一、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名义任十六军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一四○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 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条合作原则。 三、先发薪饷。每枝步枪配200发子弹，机炮配1000发。损坏的枪支，由军部修理所尽先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木桶等，均予补充齐全。 当时，十六军军需处长唐凤翥感慨地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是给多了。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装备有俄式重机枪2挺、手提轻机枪4挺、驳壳枪120余支、步枪500余支，补充了6万发子弹，士气为之一振。 谈判次日，范石生在储能小学召开尉官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介绍朱德。
汝城会议后（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随十六军军部向韶关转移。朱、陈率部未到韶关，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即已传开。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开会商议，决定趁军阀混乱之机，对部队进行整训，部队在韶关西北20公里的犁铺头驻扎下来，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
1928年初的一天下午7时许，范石生从广州派秘书杨钟寿专程到犁铺头给朱德送了一封紧急密函，催促朱德率部从速离开。原来，十六军军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是蒋介石安插在范部的亲信，丁将朱、范合作的事密告蒋，蒋电令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军阀李济琛转告范石生，即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并派方鼎英的十三军及桂系黄绍 雄在仁化一带监视范军及朱德部队的动向……范石生不忘旧情和承诺，暗中写信把这消息急告朱德，并给朱德部队5万块现洋作为路费。
1939年3月17日上午8点多钟，范石生在云南昆明被蒋介石暗杀。
范石生于1939年3月14日在昆明留影（被暗杀前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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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朱毛 蒋心灼焦
由于国民党对“朱毛”红军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都未成功，这让蒋介石非常气愤，
所以他在不断添兵开赴剿共前线的同时，还使用了高额悬赏的手段。
而且悬赏金额越来越高，从最初的五千元，扶摇直上，层层加码。
比如，1930年7月28日，《江西民国日报》有一则消息《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
“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
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
到了1934年10月25日，国民党当局更是发出破天荒的重量级悬赏布告：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加上身患疟疾，便前往闽西养病。
期间红四军四处转战，但是颇受挫折。朱德深深地体会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毛泽东回到部队后，朱德感慨地说：
“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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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 支持老搭档 毛泽东
1935年红军打下遵义城，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
在会议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且批判王明“左”倾路线，
赞同并且支持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
朱德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表决权，但他的身份和态度也是重要的
这一次会议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而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行动。
并且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等战役的指挥。
土城之战 身先士卒 扭转战局
当红军北移赤水之时，蒋介石随即命令“合剿而聚歼之”。
1935年1月24日，红军占领土城及其周边地区，川军郭勋祺部随即蜂拥追来。
1935 年1月28日，红３、红５军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但激战数小时，红军没有取得预想战果，
反而形成僵持局面。红５军团的阵地甚至被敌突破，郭勋祺的部队正一步步向土城推进。
红军如果顶不住敌人，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一战。
此时，中央才知道情报有误，与红军作战的郭勋祺部不是４个团６０００多人，
而是６个团１万多人。陈赓、宋任穷带领的干部团也奉命投入了鏖战。
危急关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犹豫再三同意了，朱德亲上火线。
朱德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陈赓、宋任穷率领干部团猛打猛冲，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
红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稳定了战局。
身在张营心在毛
长征途中，毛周决定 红一四方面军 合兵分路，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张国焘等为左路军，
毛周彭林等为右路军。张国焘仗势欺人阴谋分裂党和红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
会上，他要朱德表态。
朱德镇定自若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
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人家都叫“朱毛，朱毛”，
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具体原话可存疑）
当朱德到达陕北的时候，向毛泽东汇报了其一路上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时，
毛泽东还赞扬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
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 支持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进行式
文革初期眼见80岁朱德要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
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
毛泽东对朱德：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
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朱德说：“没有了。”
毛泽东与朱德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开始的合作直到1976年内两人相继去世，长达48年之久。
他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滇军旅长，军界名将，月薪两千大洋）追求革命。
他离开云南时像逃亡一样历尽危难艰辛。
朱德追求共产主义，在上海见到陈独秀提出入党
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
朱德非常失望，情绪有些低落，
“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挫折没有动摇朱德追求真理和光明的信念，他决定按计划去欧洲追寻梦想。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大海茫茫，烟波浩渺，他写诗表露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经过40多天的航行，朱德一行于10月抵达法国马赛，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他们得知中国留学生于这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了伍豪，即 周恩来的化名。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从上海来到法国马赛的。
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等，
在巴黎发起成立了旅欧青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由于德国柏林的生活费比巴黎便宜，周恩来等人就去了柏林。
朱德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与孙炳文匆匆赶往柏林，
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里，见到了比他们年轻十多岁的周恩来，
各自陈述了过去的经历和对革命的见解，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为这两位经历不凡的人物有如此救国救民的胸怀、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
如此真诚的入党要求所感动，表示愿意介绍他们入党，帮助办理申请入党手续，
并说明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被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周恩来还将此事向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作了汇报。
张申府最后同意朱德入党，主要是认为朱德几次找他要求入党，态度很诚恳，说明追求进步。
朱德不是工人，按照规定，他要入党，最后须上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陈独秀收到张申府介绍朱德入党的信后，经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同意吸收朱德入党，
同时决定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保密，这样做，更有利于朱德今后为党工作。
1922年11月，由周恩来和张申府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朱德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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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
朱德时为 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
我们问：
“听说起义那天晚上，你请了几名团长，吃酒打麻将，用计把敌人扣押了，这是真的吗？”
朱德笑着说：“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当时前委起义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贺龙说“话剧《八一风暴》里，朱德同志请客那回事是真的。”
陈毅说：在赣南时，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
终于保存了下来，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指出了革命的光明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
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
总司令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考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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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回忆朱德 八一起义后的情况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
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十月十六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敌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里，进到石迳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经过武平和石迳岭战斗，我们疾速进入赣南山区，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
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当然，有些同志也可能走上井冈山，但作为一支部队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
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也不久，八月半赶上起义部队，十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陈毅同志首先对那些悲观动摇、企图逃跑的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和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在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坳中，朱德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同志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并恳切地动员大家：“无论如何不要走，我是不走的。”接着，朱德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讲话，鲜明地回答了当时大家心坎里郁结着的问题。
陈毅同志也恳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从这次全体军人大会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才真正成了我们这支部队的领袖，我们这支部队也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新的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在大多数同志对革命的信心加强起来的时候，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跑去。只是因为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的紧，碰到行迹可疑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抓起来杀头，林彪感到走投无路，才又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大庾整编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我们的队伍从信丰来到了赣粤边境的大庾地区。
湘南起义
自从潮汕失败以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率领起义军经过近四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充分认识到国民党已经不可救药地成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忠实工具，完全转化为民主革命的凶恶敌人，从而不能不放弃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革命途径。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终于决心丢掉国民革命的旗子，继毛主席之后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左右，朱德、陈毅同志率领我们向湘南宜章县境开进，
随即在那里正式打出了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正是农历年关的前一天。
我们部队也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全体指战员纷纷撕掉了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
每个人的脖子上系上了红带子。
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
一九二八年四月廿八日，朱德陈毅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及陈毅同志在这里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
接着，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选出了四军军委，毛泽东同志任军委书记。
五月初，又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军党代表，陈毅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王尔琢同志任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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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讲武堂军校同学 国民党第十六军长 范石生将军处暂栖身，得以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
范石生（1887年－1939年3月17日）
少朱德一岁，军校同学，兄弟相称
南昌起义军南下由赣入粤，准备与张太雷、叶剑英等会师，发动广州暴动，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政权。
起义军潮汕失利后，军心涣散，斗志衰退，朱德率部于10月下旬辗转到了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进行整训。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启发大家：“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陈毅也用“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等激励斗志的话启发大家。朱德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军阀混战一定会爆发，我军只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打游击，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11月上旬，部队在大庾整训后转到湘赣边的江西崇义上堡继续整训。通过天心圩、大庾、上堡三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但是，给养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大家穿的仍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短裤，粮食薪饷更无着落，尤其是枪支弹药和被褥无法得到补充，医药根本没有。
此时，朱德想到了范石生，去函与范石生联系。不久范石生派在十六军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来到上堡同朱德联系，并带来范石生希望双方合作的亲笔信。
11月中旬，朱德接到范石生的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论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主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曾）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朱德阅信后，立即召开党的会议，提出要亲自前往汝城谈判。陈毅、王尔琢等一致表示赞同。
一、朱德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暂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二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朱德字玉楷），名义任十六军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一四○团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团参谋长；
二、同意朱德提出的三条合作原则。
三、先发薪饷。每枝步枪配200发子弹，机炮配1000发。损坏的枪支，由军部修理所尽先修理。每人发给一套冬装及毯子、背包带、绑腿、干粮袋等。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木桶等，均予补充齐全。
当时，十六军军需处长唐凤翥感慨地说：“范军长平日对一枪一弹都看得像命根子，今天对朱德这个老朋友却这样慷慨起来了。”言下之意是给多了。当时朱德部只有七八百人，却按一个团的编制足额配备军需物资，装备有俄式重机枪2挺、手提轻机枪4挺、驳壳枪120余支、步枪500余支，补充了6万发子弹，士气为之一振。
谈判次日，范石生在储能小学召开尉官以上军官会议，向大家介绍朱德。
汝城会议后（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随十六军军部向韶关转移。朱、陈率部未到韶关，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即已传开。于是，朱德、陈毅、王尔琢开会商议，决定趁军阀混乱之机，对部队进行整训，部队在韶关西北20公里的犁铺头驻扎下来，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整训。
1928年初的一天下午7时许，范石生从广州派秘书杨钟寿专程到犁铺头给朱德送了一封紧急密函，催促朱德率部从速离开。原来，十六军军部少将参谋处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是蒋介石安插在范部的亲信，丁将朱、范合作的事密告蒋，蒋电令掌管广东军政大权的军阀李济琛转告范石生，即将朱德部队就地解决，并派方鼎英的十三军及桂系黄绍 雄在仁化一带监视范军及朱德部队的动向……范石生不忘旧情和承诺，暗中写信把这消息急告朱德，并给朱德部队5万块现洋作为路费。
1939年3月17日上午8点多钟，范石生在云南昆明被蒋介石暗杀。
范石生于1939年3月14日在昆明留影（被暗杀前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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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朱毛 蒋心灼焦
由于国民党对“朱毛”红军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都未成功，这让蒋介石非常气愤，
所以他在不断添兵开赴剿共前线的同时，还使用了高额悬赏的手段。
而且悬赏金额越来越高，从最初的五千元，扶摇直上，层层加码。
比如，1930年7月28日，《江西民国日报》有一则消息《鲁总指挥严令缉拿朱毛》指出：
“兹特重颁赏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队及各县警队，能击毙朱毛献其首级者，
合赏洋五万元，能活捉朱毛捆送来辕者，合赏洋十万元。”
到了1934年10月25日，国民党当局更是发出破天荒的重量级悬赏布告：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加上身患疟疾，便前往闽西养病。
期间红四军四处转战，但是颇受挫折。朱德深深地体会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毛泽东回到部队后，朱德感慨地说：
“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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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 支持老搭档 毛泽东
1935年红军打下遵义城，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
在会议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且批判王明“左”倾路线，
赞同并且支持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
朱德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表决权，但他的身份和态度也是重要的
这一次会议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而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战役行动。
并且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等战役的指挥。
土城之战 身先士卒 扭转战局
当红军北移赤水之时，蒋介石随即命令“合剿而聚歼之”。
1935年1月24日，红军占领土城及其周边地区，川军郭勋祺部随即蜂拥追来。
1935 年1月28日，红３、红５军团向当面之敌发起猛攻。但激战数小时，红军没有取得预想战果，
反而形成僵持局面。红５军团的阵地甚至被敌突破，郭勋祺的部队正一步步向土城推进。
红军如果顶不住敌人，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一战。
此时，中央才知道情报有误，与红军作战的郭勋祺部不是４个团６０００多人，
而是６个团１万多人。陈赓、宋任穷带领的干部团也奉命投入了鏖战。
危急关头，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提出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毛泽东犹豫再三同意了，朱德亲上火线。
朱德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陈赓、宋任穷率领干部团猛打猛冲，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
红军遏制住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稳定了战局。
身在张营心在毛
长征途中，毛周决定 红一四方面军 合兵分路，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张国焘等为左路军，
毛周彭林等为右路军。张国焘仗势欺人阴谋分裂党和红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
会上，他要朱德表态。
朱德镇定自若地说：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
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
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
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人家都叫“朱毛，朱毛”，
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具体原话可存疑）
当朱德到达陕北的时候，向毛泽东汇报了其一路上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时，
毛泽东还赞扬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
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
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
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他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他的生命。”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 支持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进行式
文革初期眼见80岁朱德要成为众人批判的对象，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
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
毛泽东对朱德：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
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朱德说：“没有了。”
毛泽东与朱德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开始的合作直到1976年内两人相继去世，长达48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