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2011-3-29 8:37:47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此文是张维为教授在荷兰参议院的演讲，发表时略有删改）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对立的国度，政权是压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众则在异见人士领导下进行着抗争。一些欧洲人，例如在奥斯陆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
这种观点使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最后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没有崩溃，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
这种反复的预测失灵使我们有必要学会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也许可以像17世纪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或者像他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样，把重点放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自然的宗教”上：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较贴近自然的方法，而非当时欧洲盛行的神学方法，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和社会变革：约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场变革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高于不少发达国家，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
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中国的总体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有人说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看，东欧国家吸引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很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威权政府的作用，在亚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许多威权政府，但他们无法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如果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中国模式”。在解释中国模式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
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罗斯，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性质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可以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这就好像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持续至今日，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现代经济，融各种传统文化于一身，还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语。
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这“四超”特征，中国的崛起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经历的“春运”，客运量至少为2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挪动一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与无穷机遇。
中国有超广阔的疆土，中国是一个包含了巨大地域差异的大陆。中国在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内，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哲学、经济、医学、军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艺术，中国菜肴之丰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大的菜系有8个，每个菜系都包含了无数的子菜系。我个人认为中国8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大于法国菜系，尽管这个观点在这里可能会有争议。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中国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整合而形成的。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现在再来谈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个特点：
第一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提出了这个观念。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是民生为大。这也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涌现了无数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又为中国后来制造业的崛起和外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民生为大”这一特点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中国模式的这个特点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第三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8到9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没有多少持续的太平年景。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第四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他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的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个特点使中国避免了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瘫痪和解体。
第五是顺序差异。中国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下一阶段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的传统。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为中国制定了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的70年大战略。直至今天，我们还在执行这个战略。这种跨长度的整体思维能力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内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是混合经济。中国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中国的经济体制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释放出了巨大市场力量的同时，国家努力保证宏观环境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成功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对外开放。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是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保持了有选择地汲取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甚至从有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中学了不少东西，如企业家精神和外向型经济，但中国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中国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能够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如推动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刺激经济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特点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从根本上讲，一个政治体制的品质，包括其合法性来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确，而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正确，这个内容就是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满意度来检验。“良政还是劣政”远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谓“多党竞选制度”的话。我们强调内容正确高于程序正确，这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良政为导向的实践来创建和完善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各种程序。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中国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勾勒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径，即通过渐进、试验和积累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念和做法。
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自然出现了各种问题，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消除腐败、缩小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等。但中国还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战乱和革命，又经历了30多年相当成功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继续走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之路。这个模式有自己的缺点，但可以不断完善，因为它已经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其中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经验本质上是中国自己国情的产物，其他国家难于模仿。但是，中国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实践，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不断试验、“良政还是劣政”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变革，从一种纵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转向一种横向的世界秩序。纵向秩序的特点是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和实践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横向秩序的特点是各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竞争。这将是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欧洲哲学家朋友告诉我的故事：1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专程来到这里，来到海牙，偷偷地会晤了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偷偷地会见？因为当时斯宾诺萨是一个被教会除名的异教徒。两人一起探讨了一些奇异的思想，包括中国那种世俗的、非神权的治国方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复兴的背后还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治国理念。莱布尼茨见了斯宾诺萨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
叙述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建议荷兰参议院建立一个中国处，因为荷兰有举世闻名的中国学和中国研究传统。但我还是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欧洲启蒙时代那些知识巨人的精神，特别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寻求新知的勇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荷兰人的精神。我们有必要以这样的精神和勇气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国之道，无论这一切乍看上去是多么异样。
如果这样去行事，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意识形态驱使而误判中国，我们也能因此而丰富我们集体的智慧，从而更好地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消除贫困，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文明冲突等。
【古风按：大陆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机动灵活、实事求是”两项原则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人类发展到如今的最高文化结晶。总的说来，大陆干的就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详见绌作：中国的复兴及其世界的G(n)演变史（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911&postID=379）】
如果病人根本就拒绝承认有病，则无论神医妙手或庸医骗钱都没机会
国学热了之后，中国模式成了新的热点。
中国企业管理也会成为一个热点。自管理学应用引发经济超速发展后，八十年代的日本企业管理，九十年代美国企业管理，都一度是大家研究和关注焦点。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总结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想来这也一定会引发中国经济新的腾飞。
为什么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2011-3-29 8:37:47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此文是张维为教授在荷兰参议院的演讲，发表时略有删改）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总是很有争议。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媒体经常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对立的国度，政权是压迫性的，抱住自己的权力不放，而民众则在异见人士领导下进行着抗争。一些欧洲人，例如在奥斯陆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
这种观点使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自信地对中国做了很多悲观的预测：他们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最后这些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没有崩溃，而中国崩溃论却崩溃了。
这种反复的预测失灵使我们有必要学会更加客观地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我们也许可以像17世纪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那样，或者像他同时代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那样，把重点放在他们称之为中国“自然的宗教”上：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如何采用了世俗的、比较贴近自然的方法，而非当时欧洲盛行的神学方法，来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理。如果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我们会发现，过去30多年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和社会变革：约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场变革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这样说，过去30年中，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世界上70%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大于所有过渡经济国家成绩的总和，因为中国经济总量30年中增加了约18倍，而像东欧这样的转型国家经济总量平均才增加了一倍，当然东欧的起点比中国高。中国所取得的成绩也高于不少发达国家，中国今天的发达版块人口约3亿，与美国人口相当，其总体繁荣程度已不亚于南欧发达国家，而像上海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纽约，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城市治安这样的“软件”，上海均好于纽约。
中国自然也有自己的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但中国的总体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解释这种成功？有人说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但按人均吸引外资的数量来看，东欧国家吸引的外资比中国多得多。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但印度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便宜很多。有人说，这是因为威权政府的作用，在亚非拉，在阿拉伯世界，都有许多威权政府，但他们无法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如果这些理由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成功，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思路。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中国模式”。在解释中国模式之前，我想先简单谈一谈我对中国国家性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模式。
中国不是放大的东德，也不是放大的白俄罗斯，也不是任何一个普通国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唯一这样性质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悠久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5000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唯一国家。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概念，我可以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这就好像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持续至今日，实现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拥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现代经济，融各种传统文化于一身，还拥有巨大的人口数量，大家都使用拉丁语。
这样的国家必定与众不同。中国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由于这“四超”特征，中国的崛起必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之和。今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经历的“春运”，客运量至少为25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欧洲、俄罗斯、日本和非洲的人口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都挪动一下。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所面对的巨大挑战与无穷机遇。
中国有超广阔的疆土，中国是一个包含了巨大地域差异的大陆。中国在可以想象到的领域内，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哲学、经济、医学、军事、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自己长达数千年的传统。中国还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包括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建筑艺术，中国菜肴之丰富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大的菜系有8个，每个菜系都包含了无数的子菜系。我个人认为中国8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其丰富性在某种意义上都大于法国菜系，尽管这个观点在这里可能会有争议。这一切本质上都是中国在漫长历史中不断整合而形成的。这一切规范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现在再来谈中国模式。我个人以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以下8个特点：
第一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国观念，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提出了这个观念。邓小平认为，判断真理的最终标准不是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东方的教条还是西方的教条，而应该是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检验，中国得出了结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西方民主模式都不能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中国因而在1978年决定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并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方式来推动自己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是民生为大。这也是中国传统形成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把消除贫困作为头等要事来抓，制定和执行了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务实政策。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因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涌现了无数的乡镇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又为中国后来制造业的崛起和外贸的腾飞打下了基础。某种意义上，中国模式“民生为大”这一特点也纠正了西方人权观念中的某种偏见，即公民政治权利总是高于其他权利。中国模式的这个特点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占世界人口一半的穷人的命运。
第三是稳定优先。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其民族、宗教、语言和区域的复杂性堪属世界之最。这种特点也形成了中国人担心“乱”的一种集体心理。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太平盛世”，“盛世”与“太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比谁都更了解中国的近代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将近一个半世纪中，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8到9年，我们现代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从外国入侵、农民起义到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疯狂使中国没有多少持续的太平年景。过去的30多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这才使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第四是渐进改革。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所以邓小平采用的战略是“摸着石头过河”。他鼓励各种改革的试验，我们的经济特区就是进行改革试验的地方，试验成功了再推广，中国拒绝了“休克疗法”，我们让自己并不完善的体制继续运作，同时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为现代化事业服务。这个特点使中国避免了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瘫痪和解体。
第五是顺序差异。中国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先进行相对容易的改革，后进行相对艰难的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下一阶段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的背后是中国人整体思维的传统。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为中国制定了把中国建设成发达国家的70年大战略。直至今天，我们还在执行这个战略。这种跨长度的整体思维能力与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不少欧洲国家）内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盛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是混合经济。中国力求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防止市场失灵。中国的经济体制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释放出了巨大市场力量的同时，国家努力保证宏观环境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陷入亚洲金融危机和成功度过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第七是对外开放。中国人没有传教的传统，但是有很强的学习传统。在中国世俗文化的氛围中，学习别人之长是备受赞誉的。中国保持了有选择地汲取别人长处的传统。我们甚至从有争议的“华盛顿共识”中学了不少东西，如企业家精神和外向型经济，但中国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空间，自己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
第八是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中国政府能够推动形成关于改革和现代化的广泛共识，能够实现比较艰巨的战略目标，如推动中国银行系统的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刺激经济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这个特点源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儒家强势政府观，即政府是必要的善，政府组成的基础是“选贤任能”，毕竟中国在上千年前就创立了文官考试制度。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虽有不足，但不大会产生低能的领导人。
从根本上讲，一个政治体制的品质，包括其合法性来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确，而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正确，这个内容就是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满意度来检验。“良政还是劣政”远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谓“多党竞选制度”的话。我们强调内容正确高于程序正确，这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良政为导向的实践来创建和完善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各种程序。
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中国相对成功的经济改革已经勾勒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致路径，即通过渐进、试验和积累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理念和做法。
中国正在经历着自己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自然出现了各种问题，面临着各种挑战，如消除腐败、缩小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等。但中国还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而不是照搬其他模式。中国人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战乱和革命，又经历了30多年相当成功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中国人愿意继续走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之路。这个模式有自己的缺点，但可以不断完善，因为它已经比较好地结合了中国自己数千年的传统和文化。中国人有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其中至少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经验本质上是中国自己国情的产物，其他国家难于模仿。但是，中国模式所包含的某些理念和实践，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国际影响，如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渐进改革、不断试验、“良政还是劣政”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等。
今天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一种变革，从一种纵向的世界秩序逐步转向一种横向的世界秩序。纵向秩序的特点是西方把他们的理念和实践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而横向秩序的特点是各国在理念和实践方面既有平等合作，又有良性的竞争。这将是一种更为民主的世界秩序。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欧洲哲学家朋友告诉我的故事：1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专程来到这里，来到海牙，偷偷地会晤了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偷偷地会见？因为当时斯宾诺萨是一个被教会除名的异教徒。两人一起探讨了一些奇异的思想，包括中国那种世俗的、非神权的治国方法。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复兴的背后还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治国理念。莱布尼茨见了斯宾诺萨之后，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
叙述这个故事，并不是要建议荷兰参议院建立一个中国处，因为荷兰有举世闻名的中国学和中国研究传统。但我还是认为我们有必要继续发扬欧洲启蒙时代那些知识巨人的精神，特别是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寻求新知的勇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荷兰人的精神。我们有必要以这样的精神和勇气去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治国之道，无论这一切乍看上去是多么异样。
如果这样去行事，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意识形态驱使而误判中国，我们也能因此而丰富我们集体的智慧，从而更好地共同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消除贫困，反恐，气候变化，防止文明冲突等。
【古风按：大陆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机动灵活、实事求是”两项原则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人类发展到如今的最高文化结晶。总的说来，大陆干的就不是所谓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详见绌作：中国的复兴及其世界的G(n)演变史（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911&postID=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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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人根本就拒绝承认有病，则无论神医妙手或庸医骗钱都没机会
宝马把我们撞进了2004新时代
你在新年安全吗？
网友们，现在先让懂文化再给我们唱歌
“走进新时代”的伴奏音乐起：
谁想听你表白，
你的心胸是多么狭隘，
谁想听你自诉，
你的专制是多么独裁。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已经忍痛了好几代，
啊！我们已经牺牲了好几代。
(合)我们吃着劣食品，看姐妹作妓哭起来，
我们起早贪黑的辛苦，为房租房价哭起来，
丧失保障的劳动者，沦落他乡走进哪苦时代，
穷困人民没有未来。
让我告诉世界，
共产党是一个无赖，
让我告诉未来，
人民要把他扫下来。
贪污腐败的共产党已经享受了好几代，
啊！权力继承开始了接力赛，
(合)我们刚想讲道理，宝马凶凶撞过来，
我们聚在广场反腐败，坦克隆隆压过来，
横行霸道的共产党，开创钱权勾结的新时代，
背叛人民没有未来。
现在，人生安全讲座开始：
安全感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要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只有这个层次的
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谈得上其它。
一个不能给女人和家庭以安全感的男人，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男人，同理，一个不
能给国民以安全感的社会、政府和国家，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好的社会、政府和国家。
很遗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基本的目标很远很远，人身安全、食品
安全、交通安全、消费安全、环境安全、财产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等等，全
都严重缺乏，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最没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消费方面。有关民众衣食住行的一切生产品消费品都严重假冒伪劣化，令人仿
佛生活在一个假冒伪劣的汪洋大海之中，有物皆可假，无货不有假，逃无可逃，避
无可避。什么假烟假酒假烟假酒假画假字假币假唱假商标假名牌，什么注水之肉、
黑心之棉、掺滑石粉之面、洗衣粉所洗之桃、甲?所泡之豆芽、“吊白块”加工之米
粉食糖腐竹，还有商品房之缺斤少两、装修材料之伪劣，几乎可以无限地数下去。
早在1998年1月8日，《参考消息》就刊登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文章，认
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商品市场；早在1994、1995连续两年，美国海关根据查
获的假冒侵权的数量，把中国列为向美出口假冒侵权产品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工商
报在一篇题为《中国货在部分遭禁-----出口产品打假迫在眉睫》的文章中指出：一
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在国际上竟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几乎已成为假冒
伪劣产品的生产中心。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假冒商品大量流向海
外市场，使中国成为新的制假王国。制假售假行为已从最初的一些黑窝点发展成为
一个怪圈，不制假售假、守法经营反而吃亏。
卫生医疗方面。每个人都摆脱不了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的制约，病了就得吃
药或上医院。然而，说起卫生医疗界的事，略知内情者无不惊恐变色。人们对于医
疗卫生的极度不安全感，源自于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药品，源自于医疗机构责任的
稀薄和医务人员素质的低下、医德的卑下，还有就是公共卫生系统和防疫体糸的弱
不经风的薄弱。
中国医疗事故发生率之高，卫生系统和医疗机构是[][]，堪称举世无双。就拿
河南艾滋病事件来说吧，完全是卫生部门为了创收敛财而鼓励民众卖血引起来，是
人为制造的社会灾难。有台湾中医师目睹河南艾滋村惨状，形容是“人间炼狱”。
尤为可悲可愤的是至今政府依然千方百计封锁遮掩真相，致使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治
疗，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使国际社会无法进行有效援助。随著娼妓和
毒品的泛滥和政府防范医治动作的缓慢，艾滋病漫延势头惊人，已成为对中国产生
严重威胁的疾病之一。
生产方面。工业繁华背后是广大民工毫无安全保障，死亡率猛升。按照官方统
计，中国的职业病死亡率也是全球最高，超过欧洲加上美国的总和。《纽约时报》
报道说，中国已经成美国主要出口商，但生产那些产品的工人就像欧美工业化初期
一样，成为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等致命职业病的受害者。中
国不仅再次创造为欧洲、美国和东亚部分国家带来繁荣的工业转变，也再次生活在
那种时期的恐怖中。
同时我国安全事故及其事亡率也可创世界之最。官方披露：2002年1-11月份全
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886041起，死亡112562 人。这个数字已令人惊心，实际数字
只怕还要大得多。2003年4月9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通报了
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情况，今年一季度中国发生各类事故258597起，其中包括道
路交通事故、煤矿伤亡事故、非煤矿山企业伤亡事故、火灾事故(不含森林、草原等
火灾)、水上交通事故、铁路路外伤亡事故等，共死亡31035人，几乎相当于打两百
场伊拉克战争的死亡人数啦。
财产方面。我国在对物权的保护方面,一向侧重于公权，对于私权的保护则很不
健全。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下,即使公民个人财产受到侵犯,提起了公诉,也是出于对公
权保护的目的。很多情况下,即使判决了，对私权的保护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
这方面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显得特别强烈，民法典以及物权法等涉及到私有财
产的法律，经过多次讨论、修订，能否通过还属未知数。这种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感，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量的资本外逃。一项统计说，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亿元人民币
的资金流到国外，其中就有民营企业主和富人的大量私人资本。
司法方面。法律和司法机关成了统治阶级实施政治迫害和经济掠夺的工具，成
为强势集团压迫、剥削、镇压弱势群体的工具。权贵们打著司法的幌子，诛除异己
打压政敌窃公器压公意泄私愤谋私利，为所欲为，以致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层出不
穷，不公正非正义的审判和死刑数不胜数。
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执法单位把把执法当作生意去做，以“钓鱼”的方式引
出违法者，把“执法生意”做得轰轰烈烈蒸蒸日上。他们以法律为名，行践踏法律、
维护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之实。于是什么怪象乱象荒唐事都出来了，处女嫖娼卖淫案、
收容敛财案（收容制度已于日前废除）此伏彼起。还有“恶制恶法”造成民众极大
的不安全。如“劳改”制度，其机关包括：看守所、监狱、少年犯管教所等。其中
劳教可以不经审判程序，判处被劳教的人三年以内的监禁。解教后还可以剥夺劳教
人员的自由，名为“留场就业”。劳改制度自五四年正式实施以来，一直是至今仍
是中国政府惩办异己分子的有力手段。
司法机关和公安人员的流氓化黑恶化愈演愈烈，略举数例人民警察的光荣事迹
吧：广州一大学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遭毒打致死，派出所长欲与风尘女发生关系遭
拒开枪将其射杀，交警偷车，民警污良为娼，要警察出示证件被打15岁女学生戴铐
投诉，饭店女服务员拒绝陪舞派出所副所长打店主，石家庄一警长酒后驾车致1死3伤
逃逸被拘，只因不陪跳舞副所长拘禁服务小姐，警车接"小姐"所长民警所里共嫖娼，
河南新郑两警察组织卖淫派出所内强奸卖淫女，河南巡警好猖狂洗澡不付钱持刀重
伤学生，外来妹无暂住证遭毒打媒体揭丑遭恶意收购，探亲没办暂住证老婆被警方
当“小姐”遣送了，这些可都是经过严肃“导向”的官方媒体公开披露的。地下的
现实严峻到怎样的程度，令人不敢思之冷颤，难怪有网民向党中央发出“剿匪”的
呼吁。人民公安往往沦为人民公敌，维护社会治安的“卫士”往往沦为破坏殃民祸
众的罪魁了呀。“野蛮人的境况也比一个司法受制于政治影响的文明国度的人的境
况好得多”、“一头野兽仅仅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而一个受政治因素影响的法官
则在顷刻间不仅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毁掉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荣誉”
（路易斯-博洛尔）
政治方面。司法方面主要是弱势群体缺乏安全，但这并不意味著强势集团的安
全感能够得到满足。那些“吃喝基本靠请、房子基本靠送、出有警车开道、病有最
好医生”的公仆们，一样生活在极大的不安全之中。他们要时时提高警惕，保卫自
己，刻刻防备来自同志们的明枪暗箭阴谋诡计。在中国，政治是滋生犯罪的温床，
官场上充满了小人、奸人、骗子和恶棍，政治生活充满了压迫、狡诈、腐败、仇恨、
伪善、欺骗、血腥、不义乃至暗杀，在友好堂皇的幕后，充满了势不两立的斗争。
法律、政策、反腐，都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落后反动以及法律条文的有意疏漏，给民众和知识分子，
特别是记者、律师、异议异见者带来了极大的风险。由于反腐、由于私自办报、由
于说真话写真文发表出格言论、由于呼吁政府进行政改、由于行使言论和结社的权
力等等而被判刑者前仆后继。五月份，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
的“大赦国际2003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政治运动和行政命令正在削弱政府
建立法治的努力，致使中国2002年的人权记录状况继续恶化。报告指出，成千上万
的中国人因和平地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而继续、无故地遭到
拘留和囚禁。
中国目前一共关押著39名记者，连续第四年成为全世界囚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
家。他们多因揭露和报道腐败而“犯法”，大部分被捕记者的罪名是泄漏国家机密
和颠覆罪。一些记者在报道中引用了一些已公布的经济数据，公开的政府报告，属
于保密之列，也被控以泄漏国家机密。
泄密罪同样适合律师，他们可以因透露案情或案卷材料而面临指控。刑辨律师
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蒙冤、被殴、受辱、被捕的血淋淋的事件频频发生，加诸律
师的莫须有的罪名除“伪证罪”外，还有贪污罪、偷税罪、诽谤罪、玩忽职守罪、
泄露国家机密罪、包庇罪等等。自1997年新刑法第36条出现“毁灭证据、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以来，全国已有150名左右的律师因此被批捕。
社会方面。由于道德环境、生存环境的普遍恶化，由于政治的不义不仁、社会
的不公不平，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由于社会保障机制极不健全，许
许多多贫弱群体对政府、制度、官僚、富人，对整个社会充满了仇视、仇恨心理。
个人犯罪及黑社会或准黑社会组织犯罪愈来愈多，社会治安形势愈来愈严峻。拐卖
儿童、强奸妇女、抢劫投毒、杀人放火、爆炸等事件层出不穷。这个金字塔型的社
会仿佛一堆一点就燃的干柴，仿佛一座人既不敢言而敢怒的活死人墓。又仿佛随时
都会爆炸的活火山。人们在恐惧的阴影中生活。
经济增长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足够安全感。没有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就会举
而不坚或坚而不久。而且经济方面的问题早已渐次暴露。如国家债务问题，中国现
在全部国家债务，包括外债、国债、债转股的坏帐、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银行的坏
帐、股市的坏帐、还有基层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加起来，据行家推算，中国现在
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已资不抵债。
这都是专制惹的祸。专制政府及其官僚党权、特权意识浓厚，民权、人权意识
淡漠。它们在剥削压迫欺骗愚弄人民方面，妙招叠出、巧计无穷，而在为国民的生
活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保护保障救济帮助方面，却是无比低劣无比冷漠。苛政猛于
恶虎，善政寥如晨星，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或形同虚设或尚未建立。大多数老百姓的
生活、工作、失业、疾病等方面皆缺乏最起码的保障，如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遭了
意外之灾生活有了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不是求助于亲友、社会，就是自己硬扛硬
忍著，政府一般是不闻不问的。专制主义还是一种国内恐怖主义。它人为制造红色、
白色恐怖；它让人祸促天灾，天灾变人祸，让人祸天灾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它把民
众包括贵人富人的各种安全感侵蚀殆尽，穷人平民不安全，富人贵人也不安全，弱
势群体没有安全感，强势集团也缺乏安全感；它推著中国向全面崩溃的目标东倒西
歪地高歌猛进。
每个人一定的安全感，是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国家兴旺的基础和前提。我党
总是一味强调国家安全，殊不知国家安全建立在民众各种安全需要得到有效保障的
基础上。不然，只能是水月镜花，别说社会不能稳定，国家不得安全，便是党和政
府特权阶级自身，又有何安全可言？不要再坐在火山口上干柴堆上一边大叫维护安
全一边拼命自我玩火啦，拜托。
东海一枭
国学热了之后，中国模式成了新的热点。
中国企业管理也会成为一个热点。自管理学应用引发经济超速发展后，八十年代的日本企业管理，九十年代美国企业管理，都一度是大家研究和关注焦点。现在已经开始有人总结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想来这也一定会引发中国经济新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