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一生 二、 排排坐，吃果果 （1950-1953)
三岁时妈妈送我上了中山公园托儿所，这是一个设备及师资均为一流的市立幼儿园，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因为从进去的第一天起，我首先懂得了，生活不总是自由自在的，有一种权威你必须服从，你必须和大家坐在一起排排坐，吃果果。
每星期一上托儿所之前我必以无尽无休的哭闹反抗。直到快上小学了还恶习不改。我爸在1952年的日记里写道：“海鸥闹别扭，不愿意穿皮鞋，我按住她的手脚，给她穿上后，抱她下地，她不站着，直打嘟噜。坐到地上又把鞋踢掉。气得我把她扔到沙发上。她神气倔强，嘴里还骂人‘死王八蛋’。”爸爸不知道，我对上托儿所有多么的恐惧和抵触，尽管这时我已经快上大班了。
大家乖乖地站成一排让阿姨检查。
我唯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下午，爸爸妈妈的的身影出现在托儿所。可是如果街上流行传染病，周末小朋友不准回家，只允许家长前来探望。爸爸妈妈来了以后，带着我在公园里逛逛，就离去了。当天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有时海燕的六一幼儿园、克阳刘元的妇联托儿所也同时隔离，爸爸妈妈一天要探三个班，来去匆匆。我捂着他们给我装满零食的小兜，心中无比凄凉地目送着他们离开。
托儿所在中山公园里面，以至中山公园都成了我的心病。如果周末父母带我们去中山公园玩儿，我总是抗拒，即使勉强去了，一路上也要叨唠“我不上托儿所”，生怕他们顺便把我送回托儿所。五十年代初，新华社给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在中山公园观鱼的相片登在中外画报上，题曰：“中国的双职工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公园享受全家乐”；照片中我的脸上一片凄风苦雨，一直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回托儿所了。
我不爱吃洋白菜，觉得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奶味。每次吃洋白菜我都只扒白饭，把菜剩下。一次阿姨决心治治我的毛病，饭后把我单独留在饭厅，逼着我把那盘洋白菜吃下去，否则不准睡觉。我终于屈服了，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便觉得翻肠倒胃地恶心。我是真的不能吃！阿姨看我要吐，知道再逼也没有用了，只好放弃。
每天吃完早饭，小朋友一人一个尿盆坐在活动室里拉屎。我偏偏早上没有屎，可是不把屎拉出来是不允许自由活动的。我只好想招子对付，一有小朋友拉完屎离去，我立即就坐到他的屎盆上，作出努力拉屎的样子。虽然人家暖烘烘臭烘烘的屎熏着屁股非常恶心，但可以换来一个自由。
图中小朋友们在唱抗美援朝歌曲“嘿啦啦”，每天拉屎都是小朋友放声高歌的时间。
我不喜欢窝囊孩子。有一个小朋友叫白娥。她流鼻涕尿床哭死宝，呆头笨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我最瞧不起她，如果她挨我坐着或站着，我就会嫌恶地掐她的手，她就会咧开大嘴，鼻涕过河地大哭。阿姨常向爸爸妈妈告状。爸爸问我：“你为什么掐白娥？”我说：“白娥是个大无能。”
人那么小就知道欺负弱者，难道恃强凌弱必是动物以至人类的天性，是进化过程中强者生存的规律决定的？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对不起，白娥。
罚站是我的家常便饭。通常是站在活动室的一角，然后阿姨就不管了。有一次我站得实在不耐烦，也没有人来过问，就大着胆子离开，阿姨看见竟熟视无睹。于是以后被罚站时等阿姨一走，我就离开。我上小班时，海燕上中班（她大班时转到“六一”幼儿园），一天我突然发现海燕在一个角落罚站，我跑过去拉她说：“走吧，阿姨不会再管你了。”她不敢，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只好在旁边陪着她。
星期一有的小朋友会带回一些水果交给阿姨，每天晚饭后阿姨把水果分为若干份，让带水果的小朋友分给大家。我特别羡慕分苹果的小朋友，央求妈妈也给我带水果。终于妈妈给我带了两个苹果，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阿姨把苹果切成小块，却让别的小朋友去分。几天后 小朋友带来的水果都分完了，始终没有轮到我。我问阿姨：“我的苹果呢？”阿姨根本就不记得我也带了水果去，她说：“没关系，谁分都一样，都是大家吃了。”她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有多大，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小狗玩具，一寸大小，由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小块组成，可以拆开，拆开后需要动一番小脑筋才能装上。赛璐珞小狗吸引了一群小朋友。我天生好奇，却连摸一下都没有份，于是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夜晚趁小朋友都睡着了，我起身到小狗主人床前，从她的衣服兜里找到了小狗，在被窝里拆开，攥在手里心满意足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小狗的主人哭闹小狗没了。不知道为什么阿姨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为嫌疑犯，把我叫到活动室的一个角落审问，我面露怯色地咬定没拿。阿姨说要搜兜，小狗的碎块就在我的裤兜里装着，我手揣在兜里紧紧抓住小狗块，扭着身子抗拒搜身。
正在这时有人通知阿姨去接电话，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摆脱麻烦的时候了，忍痛掏出小狗碎块扔在了一个角落。阿姨回来后，我立即摊开两手：“你搜吧。”阿姨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转变，她肯定知道我做了什么手脚，看看地上，看看四周，放我走了。
小狗事件风平浪静，凭良心说，阿姨这件事处理得好，没有扣以“偷”的帽子大作文章，让我下了一个台阶。但我深深体会到了据他人东西为己有的耻辱感，从此绝不再犯。
其实托儿所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所长易光焕还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问题在于我自己，我受不了纪律的约束。这张照片是六一节表演唱歌，二排左二是我。
五十年代初，“和平”的呼声响彻云霄，连花布也紧跟形势，我们穿的衣服上面也布满了和平鸽。大人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嘛来签名……”小孩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
政府若有什么外事活动，常常从我们托儿所挑选孩子献花。我健康活泼漂亮，献花总是有我一份。第一次是给世界和平主义者戈登夫人献花。托儿所特地为我们做了红色灯芯绒的裙子，长袖圆领胸前打褶，长度刚过屁股。胸前缝了一排飞翔的白鸽，以银色的小珠片镶边。我生平第一次穿这么漂亮这么奢华的衣服，兴奋极了，以至当我们排队离开中山公园时见到游人在看我们，我得意得双腿跪地噌噌噌地用膝盖行走，被阿姨一把拽起，警告要把我遣回托儿所，我这才自律起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北朝鲜请求入朝参战，中国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为了防止空袭，所有房屋的玻璃窗都要贴上米字条，这也成了托儿所小朋友手工课的一个内容，阿姨教我们把报纸裁成长条（用舌头舔湿折印再撕开），抹上浆糊，然后依次递给站在窗台上的阿姨。
经常有飞机飞过，撒下一大片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们跑来跑去抢着捡起来交给阿姨，让她给我们念上面的内容，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类的宣传。
新华社记者挑了我和几个小朋友照了一张量身高的照片登载在中外画报上，我是画面的主角。下面的说明是：“新中国儿童键康成长。”
这张照片在画报登载以后传到朝鲜战场上，一位志愿军战士写信给全国妇联要求和量身高的小朋友通信，那时我刚上小学和这位志愿军叔叔成为笔友。后来志愿军回国，断了联系。他叫高殿臣，没准网友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呢。
1951年底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被抓出来的三反分子叫“大老虎”。运动深入人心，有一次爸爸吃饭饭粒掉在桌上，孩子们立刻谴责爸爸浪费，爸爸是大老虎。但是我心里总有疑惑，它不是还吃“坏人”杜鲁门呢吗？每个小孩都会唱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老虎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1953年的3月5日斯大林死。9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重大的全国祭奠斯大林仪式。托儿所的阿姨和小朋友全体肃立，静听天安门放礼炮二十一响。阿姨和小朋友们低声哭泣。我身边的“死对头”（他曾咬掉我胳臂上一块肉）哭声震天。我没有眼泪，这使我心里充满罪恶感。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有多伟大，但是根据当时的宣传感到他比毛主席还“大”，是“老大哥”，所以我的行为必须和其他人一致，否则似乎存在隐约的危险。我“沉痛”地低着头，始终没有流出眼泪。
终于可以离开托儿所了，1953年托儿所毕业，毕业证书上易所长的字多漂亮，她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
60年代初的饥饿，66-76年的文革和上山下乡以及学习无门，78年改开后，都30岁上下了，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已经毁了，能回城已经幸福不已，然后等着他们的是90年代的下岗。
您自己属于天赋高也不自弃的，30多岁上大学，后来是因为孩子出国移民澳洲的？
记得大家站在操场上
使劲挤眼泪，就是没有
开眼界了
画说一生 二、 排排坐，吃果果 （1950-1953)
三岁时妈妈送我上了中山公园托儿所，这是一个设备及师资均为一流的市立幼儿园，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因为从进去的第一天起，我首先懂得了，生活不总是自由自在的，有一种权威你必须服从，你必须和大家坐在一起排排坐，吃果果。
每星期一上托儿所之前我必以无尽无休的哭闹反抗。直到快上小学了还恶习不改。我爸在1952年的日记里写道：“海鸥闹别扭，不愿意穿皮鞋，我按住她的手脚，给她穿上后，抱她下地，她不站着，直打嘟噜。坐到地上又把鞋踢掉。气得我把她扔到沙发上。她神气倔强，嘴里还骂人‘死王八蛋’。”爸爸不知道，我对上托儿所有多么的恐惧和抵触，尽管这时我已经快上大班了。
大家乖乖地站成一排让阿姨检查。
我唯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下午，爸爸妈妈的的身影出现在托儿所。可是如果街上流行传染病，周末小朋友不准回家，只允许家长前来探望。爸爸妈妈来了以后，带着我在公园里逛逛，就离去了。当天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有时海燕的六一幼儿园、克阳刘元的妇联托儿所也同时隔离，爸爸妈妈一天要探三个班，来去匆匆。我捂着他们给我装满零食的小兜，心中无比凄凉地目送着他们离开。
托儿所在中山公园里面，以至中山公园都成了我的心病。如果周末父母带我们去中山公园玩儿，我总是抗拒，即使勉强去了，一路上也要叨唠“我不上托儿所”，生怕他们顺便把我送回托儿所。五十年代初，新华社给我们全家照了一张在中山公园观鱼的相片登在中外画报上，题曰：“中国的双职工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公园享受全家乐”；照片中我的脸上一片凄风苦雨，一直在想，一会儿是不是要回托儿所了。
我不爱吃洋白菜，觉得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奶味。每次吃洋白菜我都只扒白饭，把菜剩下。一次阿姨决心治治我的毛病，饭后把我单独留在饭厅，逼着我把那盘洋白菜吃下去，否则不准睡觉。我终于屈服了，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便觉得翻肠倒胃地恶心。我是真的不能吃！阿姨看我要吐，知道再逼也没有用了，只好放弃。
每天吃完早饭，小朋友一人一个尿盆坐在活动室里拉屎。我偏偏早上没有屎，可是不把屎拉出来是不允许自由活动的。我只好想招子对付，一有小朋友拉完屎离去，我立即就坐到他的屎盆上，作出努力拉屎的样子。虽然人家暖烘烘臭烘烘的屎熏着屁股非常恶心，但可以换来一个自由。
图中小朋友们在唱抗美援朝歌曲“嘿啦啦”，每天拉屎都是小朋友放声高歌的时间。
我不喜欢窝囊孩子。有一个小朋友叫白娥。她流鼻涕尿床哭死宝，呆头笨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我最瞧不起她，如果她挨我坐着或站着，我就会嫌恶地掐她的手，她就会咧开大嘴，鼻涕过河地大哭。阿姨常向爸爸妈妈告状。爸爸问我：“你为什么掐白娥？”我说：“白娥是个大无能。”
人那么小就知道欺负弱者，难道恃强凌弱必是动物以至人类的天性，是进化过程中强者生存的规律决定的？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对不起，白娥。
罚站是我的家常便饭。通常是站在活动室的一角，然后阿姨就不管了。有一次我站得实在不耐烦，也没有人来过问，就大着胆子离开，阿姨看见竟熟视无睹。于是以后被罚站时等阿姨一走，我就离开。我上小班时，海燕上中班（她大班时转到“六一”幼儿园），一天我突然发现海燕在一个角落罚站，我跑过去拉她说：“走吧，阿姨不会再管你了。”她不敢，老老实实地站着，我只好在旁边陪着她。
星期一有的小朋友会带回一些水果交给阿姨，每天晚饭后阿姨把水果分为若干份，让带水果的小朋友分给大家。我特别羡慕分苹果的小朋友，央求妈妈也给我带水果。终于妈妈给我带了两个苹果，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阿姨把苹果切成小块，却让别的小朋友去分。几天后 小朋友带来的水果都分完了，始终没有轮到我。我问阿姨：“我的苹果呢？”阿姨根本就不记得我也带了水果去，她说：“没关系，谁分都一样，都是大家吃了。”她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有多大，我的眼泪流出来了。
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小狗玩具，一寸大小，由不同形状和颜色的小块组成，可以拆开，拆开后需要动一番小脑筋才能装上。赛璐珞小狗吸引了一群小朋友。我天生好奇，却连摸一下都没有份，于是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夜晚趁小朋友都睡着了，我起身到小狗主人床前，从她的衣服兜里找到了小狗，在被窝里拆开，攥在手里心满意足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小狗的主人哭闹小狗没了。不知道为什么阿姨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为嫌疑犯，把我叫到活动室的一个角落审问，我面露怯色地咬定没拿。阿姨说要搜兜，小狗的碎块就在我的裤兜里装着，我手揣在兜里紧紧抓住小狗块，扭着身子抗拒搜身。
正在这时有人通知阿姨去接电话，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摆脱麻烦的时候了，忍痛掏出小狗碎块扔在了一个角落。阿姨回来后，我立即摊开两手：“你搜吧。”阿姨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转变，她肯定知道我做了什么手脚，看看地上，看看四周，放我走了。
小狗事件风平浪静，凭良心说，阿姨这件事处理得好，没有扣以“偷”的帽子大作文章，让我下了一个台阶。但我深深体会到了据他人东西为己有的耻辱感，从此绝不再犯。
其实托儿所的生活是很丰富的，所长易光焕还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问题在于我自己，我受不了纪律的约束。这张照片是六一节表演唱歌，二排左二是我。
五十年代初，“和平”的呼声响彻云霄，连花布也紧跟形势，我们穿的衣服上面也布满了和平鸽。大人唱“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嘛来签名……”小孩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
政府若有什么外事活动，常常从我们托儿所挑选孩子献花。我健康活泼漂亮，献花总是有我一份。第一次是给世界和平主义者戈登夫人献花。托儿所特地为我们做了红色灯芯绒的裙子，长袖圆领胸前打褶，长度刚过屁股。胸前缝了一排飞翔的白鸽，以银色的小珠片镶边。我生平第一次穿这么漂亮这么奢华的衣服，兴奋极了，以至当我们排队离开中山公园时见到游人在看我们，我得意得双腿跪地噌噌噌地用膝盖行走，被阿姨一把拽起，警告要把我遣回托儿所，我这才自律起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北朝鲜请求入朝参战，中国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为了防止空袭，所有房屋的玻璃窗都要贴上米字条，这也成了托儿所小朋友手工课的一个内容，阿姨教我们把报纸裁成长条（用舌头舔湿折印再撕开），抹上浆糊，然后依次递给站在窗台上的阿姨。
经常有飞机飞过，撒下一大片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们跑来跑去抢着捡起来交给阿姨，让她给我们念上面的内容，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类的宣传。
新华社记者挑了我和几个小朋友照了一张量身高的照片登载在中外画报上，我是画面的主角。下面的说明是：“新中国儿童键康成长。”
这张照片在画报登载以后传到朝鲜战场上，一位志愿军战士写信给全国妇联要求和量身高的小朋友通信，那时我刚上小学和这位志愿军叔叔成为笔友。后来志愿军回国，断了联系。他叫高殿臣，没准网友有人知道他的消息呢。
1951年底开始，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被抓出来的三反分子叫“大老虎”。运动深入人心，有一次爸爸吃饭饭粒掉在桌上，孩子们立刻谴责爸爸浪费，爸爸是大老虎。但是我心里总有疑惑，它不是还吃“坏人”杜鲁门呢吗？每个小孩都会唱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老虎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1953年的3月5日斯大林死。9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重大的全国祭奠斯大林仪式。托儿所的阿姨和小朋友全体肃立，静听天安门放礼炮二十一响。阿姨和小朋友们低声哭泣。我身边的“死对头”（他曾咬掉我胳臂上一块肉）哭声震天。我没有眼泪，这使我心里充满罪恶感。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有多伟大，但是根据当时的宣传感到他比毛主席还“大”，是“老大哥”，所以我的行为必须和其他人一致，否则似乎存在隐约的危险。我“沉痛”地低着头，始终没有流出眼泪。
终于可以离开托儿所了，1953年托儿所毕业，毕业证书上易所长的字多漂亮，她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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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世界在逐渐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在逐渐了解世界的异性。他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有的甚至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于是，有些中国人漂洋过海，嫁给了外国男人或者娶了外国女孩。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繁荣昌盛。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而到了1997年已达50773对，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
人们在惊叹这一段段惊世未了情的同时，却忽视了故事背后的酸甜苦辣欢乐痛苦。由于文化的差异的婚姻观念，以及成家的目的各有不同，在婚姻中演绎了一幕幕悲喜剧，跨国婚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那么甜蜜。来自不同国家的两口子告诫我们，其实与任何一段婚姻一样，跨国婚姻，不仅仅是相爱。
日本男性最愿意娶中国女性
随着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以工作、学习和生活为目的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在逐渐增加。在这些中国人中，一些女性嫁给了日本人为妻。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日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婚姻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日本男子娶外国女子为妻的越来越多，其中娶中国女子为妻的比例最高。
随着日本人口增长率一年比一年低，40多岁的一般日本男性现在很难找到二三十岁的日本女性为妻，原因是如今日本女性都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一般的40多岁的日本男人的经济条件大多都达不到她们的要求。于是，这些日本男子尽快解决单身寂寞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寻求配偶的目标转向国外。一般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的长相与日本人很像，饮食差异也不大，都使用筷子，都会写汉字，等等。
中澳婚姻温而不热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地球上一南一北两个国家，文化背景十分不同，但是两国间的联姻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这当中，除了经济的吸引和文化的好奇等有利因素之外，也存在许多困难和误解尽管中澳交流年年发展，但是两国婚姻并没有出现过突增或者突降的情况，近几年每年结婚人数比例的增长基本不超过7%，偶尔还有降低。这种平缓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几年中澳婚姻交流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
澳大利亚移民局对中澳婚姻的签证一直控制严格。首先他们要证明双方婚姻关系的真实性和持久性，而且这种考核对申请人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现状，家庭中长辈参与程序和申请人对婚后的安排，并未加以深入考察，而是直接套用澳大利亚的各种观念、行为标准和移民部政策，罗列出一串串申请人未能符合的条件或标准。所以有时候申请人在面试时一个不经意的回答会成为拒签理由之一；有时，申请人在婚姻生活中的矛盾或不和，尽管双方和好如初，但仍然会被移民官抓住把柄赫然成为拒签的重要理由之一。从2002年12月开始，澳大利亚立法规定实施新的结婚证书颁布办法，所有要登记结婚的配偶，可以先谈好彼此的结婚条件，包括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如何教育，要到什么地方度假，甚至一周做爱几次，等等。
许多在悉尼的中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但是澳大利亚人对此另有看法，悉尼大学正要结婚的安德森教授就认为，这样很清楚，也是一种互相尊重对方的表现。
中澳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专家说原因和澳大利亚整体婚姻文化习惯有关。澳大利亚是有名的家庭观念差的国家，在世界各国夫妻离婚率排到前三，第一是美国。4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男人中，有过离婚记录的占全体总数的40%。所以澳大利亚人把婚姻看得比较淡。
中德联姻喜忧参半
上海的磁浮列车开通了，来自德国慕尼黑的电机商人彼得先生感到非常兴奋。他很清楚，中德两国合作的磁浮列车项目的开始意味着中德两国在上海的合作前途无量，对他个人来说，这绝对有助于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上海找一个中国媳妇。“两国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姑娘对我们越来越不陌生，我在工作中和她们交流越来越容易。”彼得操着生硬的汉语说。据了解，彼得先生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德国小伙子还有不少。
德国人把婚姻家庭看得很重，这一点和中国人很相似。如此他们认为应当有了一定经济基础才能结婚，否则婚姻会不稳定。也因此，德国人办理跨国结婚的手续非常烦琐。登记结婚的话，首先要把从小到大各种证件能办上的都办上。这些文件必须首先经过中国公证机构公证，再经中国外交部确认，最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认证后再邮寄到德国，由在德国注册的翻译公司译成德语，后再递交给婚姻登记处。但最终能否结婚不是由婚姻登记处说了算，所有文件都得送德国各州最高法院由法院决定。一般来说，没四个月这套程序批不下来。乃至有一种说法建议凡欲和德国人结婚者转道丹麦办理，那里三天就够了
60年代初的饥饿，66-76年的文革和上山下乡以及学习无门，78年改开后，都30岁上下了，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已经毁了，能回城已经幸福不已，然后等着他们的是90年代的下岗。
您自己属于天赋高也不自弃的，30多岁上大学，后来是因为孩子出国移民澳洲的？
记得大家站在操场上
使劲挤眼泪，就是没有
开眼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