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一生（连环画）一、梦一般的记忆碎片（1947-1953）
2018年终于写完自传，闲余就想着把自传变成画面。从零岁开始，画着画着，七十多年的生活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至今已经画了两年多，五百多张，才画到30岁。这将是一个长长的系列，如果你们有兴趣，就慢慢地看下去吧。我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我的画面并不完美，但是我觉得好玩之处就在于其不完美。
前几章曾经由热心网友“野花不採白不採”在文学城发表过。为了阅读的连续性，我在此从头发表。大家看着解闷吧。
1947年1月我在大连出生。
两岁以前，我们一家人都在大连。关于大连我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后来不断地听妈妈讲起我两岁前的一些事，比如我出生时正值过年，医院里没有什么医护人员，连暖气都没有，我一生下来就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身上冻得发紫，小命差点没保住。
我叫刘海鸥，我还有一个姐姐刘海燕。爸爸是俄文翻译，思想进步，说海燕意为勇敢，海鸥意为自由。后来我们的性格真应了这两个名字。
一岁多发生在我身上的重大事件是烫屁股。屋子里有一个铜盆，放着刚烧开的水，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下子坐在铜盆里，屁股给烫烂了，哭得接不上气。父母立刻把我抱到医生那里。妈妈说我的忍耐力特强，抹了医生给的药膏后，我就再也没哭一声。
爸爸妈妈对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我的睫毛很长。有一次爸爸抱着我坐电车，车上有两个俄罗斯姑娘，看见我她俩用俄语议论：“看那个小女孩，睫毛多长。”爸爸懂俄文，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件小事他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直到我五十多岁，他还在津津乐道。
从小到大，我和海燕常常为了小事吵架，打架。这张画里海燕在哭闹。据她后来回忆，是因为苹果大小分配不均。
上张画的背景是照着张照片画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背景的小楼。想问问大连的朋友们这个美丽的建筑物现在还在吗？
1949年6月，爸爸跟随光华书店老板邵公文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妈妈随后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到了北京。爸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俄文编辑和翻译工作，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切手指。大人叮嘱过千万不可碰触菜刀，尽管我才两三岁，就已经知道大人经常危言耸听，吓唬小孩，所以我并不把大人说的话都当回事。一次趁大人不在，我挥舞着又沉又笨的大菜刀，把一根大葱剁成一段段，心里洋溢着成就感。正在得意时，最后一刀落在左手食指上，削掉了指甲和一块肉。伤疤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手指上。伤疤好了疼也忘了，在后来的一辈子里，我仍然要自己去尝试一切。
1950年妈妈得了胆结石，痛起来在床上打滚。一次妈妈犯病，海燕站在床边哭着念叨：“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则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两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机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海燕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整个身心都被死的恐惧控制了。
1951年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北京，住在演乐胡同。妈妈带着刚生的四妹刘元住在大鹁鸽市胡同。我从托儿所回来就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我真想回到妈妈身边啊！奶奶也不喜欢妈妈，因为她是“南蛮子”，更糟糕的是她生了四个女孩，没给刘家留下一个男孩。奶奶住不惯北京，不久就回乡下去了。
胡同里有一条大黄狗，和我一样高。那阵北京还没开始打狗，大大小小的狗在街上神气活现地行走。我绕不过去了，只能背靠墙根一点点往前蹭，狗盯着我，我看着它，嘴里念念有词：“死样活气，死样活气，死样活气……”如护身咒语。就这样，我俩对峙着，直到黄狗失去兴趣，转身离开。
一个夜晚，隔壁的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全家人从梦中惊醒，窗户外面红通通一片，可以望见熊熊火光。我们全家人跑到隔壁的博氏幼稚园躲避。园长全老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离开时心直口快的海燕道出了我的心声：“等下次再着火，我们还上你这儿来。”
一次在万寿山后山，下了佛香阁有一条斜斜的下山路，我撒开丫子跑了起来，收不住脚了，越跑越快，一下子来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起不来，身边一个解放军叔叔连忙把我扶起来，我恼羞成怒，举起拳头边哭边打，还喊着：“打你，打你！”妈妈赶紧过来解围道歉。
有一次爸爸陪同苏联专家游颐和园，我们一家人也都去了。中午在听鹂馆吃饭，吃的是西餐，第一道是面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拿着西餐刀专心致志地把面包切成一个个小丁，苏联人看着好玩照了一张相，留下了我傻呵呵的样子。
面的画是照这张照片画的。我觉得好玩的是颐和园最高级的餐厅那时真的很不讲究，大桌板靠墙摆着，座椅是长凳，或折叠椅，桌上的西餐具摆得零零落落。
澳洲的吗？楼主是澳洲的
妙趣横生，时代和个人的完美融合，非常喜欢！
电车也在，外面保留原样，里面装修的复古了。叮叮当当的还是小时候的模样
这个建筑还在
画说一生（连环画）一、梦一般的记忆碎片（1947-1953）
2018年终于写完自传，闲余就想着把自传变成画面。从零岁开始，画着画着，七十多年的生活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至今已经画了两年多，五百多张，才画到30岁。这将是一个长长的系列，如果你们有兴趣，就慢慢地看下去吧。我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我的画面并不完美，但是我觉得好玩之处就在于其不完美。
前几章曾经由热心网友“野花不採白不採”在文学城发表过。为了阅读的连续性，我在此从头发表。大家看着解闷吧。
1947年1月我在大连出生。
两岁以前，我们一家人都在大连。关于大连我没有任何记忆，只是后来不断地听妈妈讲起我两岁前的一些事，比如我出生时正值过年，医院里没有什么医护人员，连暖气都没有，我一生下来就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身上冻得发紫，小命差点没保住。
我叫刘海鸥，我还有一个姐姐刘海燕。爸爸是俄文翻译，思想进步，说海燕意为勇敢，海鸥意为自由。后来我们的性格真应了这两个名字。
一岁多发生在我身上的重大事件是烫屁股。屋子里有一个铜盆，放着刚烧开的水，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下子坐在铜盆里，屁股给烫烂了，哭得接不上气。父母立刻把我抱到医生那里。妈妈说我的忍耐力特强，抹了医生给的药膏后，我就再也没哭一声。
爸爸妈妈对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我的睫毛很长。有一次爸爸抱着我坐电车，车上有两个俄罗斯姑娘，看见我她俩用俄语议论：“看那个小女孩，睫毛多长。”爸爸懂俄文，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件小事他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直到我五十多岁，他还在津津乐道。
从小到大，我和海燕常常为了小事吵架，打架。这张画里海燕在哭闹。据她后来回忆，是因为苹果大小分配不均。
上张画的背景是照着张照片画的，因为我非常喜欢背景的小楼。想问问大连的朋友们这个美丽的建筑物现在还在吗？
1949年6月，爸爸跟随光华书店老板邵公文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妈妈随后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到了北京。爸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俄文编辑和翻译工作，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切手指。大人叮嘱过千万不可碰触菜刀，尽管我才两三岁，就已经知道大人经常危言耸听，吓唬小孩，所以我并不把大人说的话都当回事。一次趁大人不在，我挥舞着又沉又笨的大菜刀，把一根大葱剁成一段段，心里洋溢着成就感。正在得意时，最后一刀落在左手食指上，削掉了指甲和一块肉。伤疤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手指上。伤疤好了疼也忘了，在后来的一辈子里，我仍然要自己去尝试一切。
1950年妈妈得了胆结石，痛起来在床上打滚。一次妈妈犯病，海燕站在床边哭着念叨：“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则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两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机械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海燕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整个身心都被死的恐惧控制了。
1951年爸爸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北京，住在演乐胡同。妈妈带着刚生的四妹刘元住在大鹁鸽市胡同。我从托儿所回来就和奶奶住在一起。奶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我真想回到妈妈身边啊！奶奶也不喜欢妈妈，因为她是“南蛮子”，更糟糕的是她生了四个女孩，没给刘家留下一个男孩。奶奶住不惯北京，不久就回乡下去了。
胡同里有一条大黄狗，和我一样高。那阵北京还没开始打狗，大大小小的狗在街上神气活现地行走。我绕不过去了，只能背靠墙根一点点往前蹭，狗盯着我，我看着它，嘴里念念有词：“死样活气，死样活气，死样活气……”如护身咒语。就这样，我俩对峙着，直到黄狗失去兴趣，转身离开。
一个夜晚，隔壁的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全家人从梦中惊醒，窗户外面红通通一片，可以望见熊熊火光。我们全家人跑到隔壁的博氏幼稚园躲避。园长全老师热心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离开时心直口快的海燕道出了我的心声：“等下次再着火，我们还上你这儿来。”
一次在万寿山后山，下了佛香阁有一条斜斜的下山路，我撒开丫子跑了起来，收不住脚了，越跑越快，一下子来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起不来，身边一个解放军叔叔连忙把我扶起来，我恼羞成怒，举起拳头边哭边打，还喊着：“打你，打你！”妈妈赶紧过来解围道歉。
有一次爸爸陪同苏联专家游颐和园，我们一家人也都去了。中午在听鹂馆吃饭，吃的是西餐，第一道是面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拿着西餐刀专心致志地把面包切成一个个小丁，苏联人看着好玩照了一张相，留下了我傻呵呵的样子。
面的画是照这张照片画的。我觉得好玩的是颐和园最高级的餐厅那时真的很不讲究，大桌板靠墙摆着，座椅是长凳，或折叠椅，桌上的西餐具摆得零零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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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世界在逐渐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在逐渐了解世界的异性。他们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有的甚至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分子。于是，有些中国人漂洋过海，嫁给了外国男人或者娶了外国女孩。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跨国婚姻的登记数几乎是逐年繁荣昌盛。1982年，中国跨国婚姻登记数为14193对，而到了1997年已达50773对，涉及53个国家和地区。
人们在惊叹这一段段惊世未了情的同时，却忽视了故事背后的酸甜苦辣欢乐痛苦。由于文化的差异的婚姻观念，以及成家的目的各有不同，在婚姻中演绎了一幕幕悲喜剧，跨国婚姻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浪漫，那么甜蜜。来自不同国家的两口子告诫我们，其实与任何一段婚姻一样，跨国婚姻，不仅仅是相爱。
日本男性最愿意娶中国女性
随着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以工作、学习和生活为目的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在逐渐增加。在这些中国人中，一些女性嫁给了日本人为妻。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日本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婚姻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日本男子娶外国女子为妻的越来越多，其中娶中国女子为妻的比例最高。
随着日本人口增长率一年比一年低，40多岁的一般日本男性现在很难找到二三十岁的日本女性为妻，原因是如今日本女性都要求较高的生活水准，而一般的40多岁的日本男人的经济条件大多都达不到她们的要求。于是，这些日本男子尽快解决单身寂寞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寻求配偶的目标转向国外。一般日本人都认为，中国人的长相与日本人很像，饮食差异也不大，都使用筷子，都会写汉字，等等。
中澳婚姻温而不热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地球上一南一北两个国家，文化背景十分不同，但是两国间的联姻数量却一直居高不下。这当中，除了经济的吸引和文化的好奇等有利因素之外，也存在许多困难和误解尽管中澳交流年年发展，但是两国婚姻并没有出现过突增或者突降的情况，近几年每年结婚人数比例的增长基本不超过7%，偶尔还有降低。这种平缓增长一方面说明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几年中澳婚姻交流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
澳大利亚移民局对中澳婚姻的签证一直控制严格。首先他们要证明双方婚姻关系的真实性和持久性，而且这种考核对申请人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现状，家庭中长辈参与程序和申请人对婚后的安排，并未加以深入考察，而是直接套用澳大利亚的各种观念、行为标准和移民部政策，罗列出一串串申请人未能符合的条件或标准。所以有时候申请人在面试时一个不经意的回答会成为拒签理由之一；有时，申请人在婚姻生活中的矛盾或不和，尽管双方和好如初，但仍然会被移民官抓住把柄赫然成为拒签的重要理由之一。从2002年12月开始，澳大利亚立法规定实施新的结婚证书颁布办法，所有要登记结婚的配偶，可以先谈好彼此的结婚条件，包括离婚时财产如何分配，小孩如何教育，要到什么地方度假，甚至一周做爱几次，等等。
许多在悉尼的中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但是澳大利亚人对此另有看法，悉尼大学正要结婚的安德森教授就认为，这样很清楚，也是一种互相尊重对方的表现。
中澳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专家说原因和澳大利亚整体婚姻文化习惯有关。澳大利亚是有名的家庭观念差的国家，在世界各国夫妻离婚率排到前三，第一是美国。4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男人中，有过离婚记录的占全体总数的40%。所以澳大利亚人把婚姻看得比较淡。
中德联姻喜忧参半
上海的磁浮列车开通了，来自德国慕尼黑的电机商人彼得先生感到非常兴奋。他很清楚，中德两国合作的磁浮列车项目的开始意味着中德两国在上海的合作前途无量，对他个人来说，这绝对有助于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上海找一个中国媳妇。“两国交流越来越多，中国姑娘对我们越来越不陌生，我在工作中和她们交流越来越容易。”彼得操着生硬的汉语说。据了解，彼得先生身边有这种想法的德国小伙子还有不少。
德国人把婚姻家庭看得很重，这一点和中国人很相似。如此他们认为应当有了一定经济基础才能结婚，否则婚姻会不稳定。也因此，德国人办理跨国结婚的手续非常烦琐。登记结婚的话，首先要把从小到大各种证件能办上的都办上。这些文件必须首先经过中国公证机构公证，再经中国外交部确认，最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馆认证后再邮寄到德国，由在德国注册的翻译公司译成德语，后再递交给婚姻登记处。但最终能否结婚不是由婚姻登记处说了算，所有文件都得送德国各州最高法院由法院决定。一般来说，没四个月这套程序批不下来。乃至有一种说法建议凡欲和德国人结婚者转道丹麦办理，那里三天就够了
澳洲的吗？楼主是澳洲的
妙趣横生，时代和个人的完美融合，非常喜欢！
电车也在，外面保留原样，里面装修的复古了。叮叮当当的还是小时候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