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大选日已经临近。本次大选是否会重演2016年那一幕：民调不看好的一方胜出，而民调看好的一方反而败落？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选前各种民调显示，希拉里将轻松击败特朗普，入主白宫。然而，后来的结果却大出意外，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赢得了大选。那些民调机构、民调专家和一众主流媒体被无情打脸，羞愧难言。
事后有人发现，导致民调失真的原因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害羞的特朗普选民”。他们在民意调查中，不愿意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但在选举中却投票给他。
这种“害羞选民”（Shy voter）理论，源自英国的“害羞的保守党效应”（Shy Tory Effect），该现象发现英国保守派的的实际表现超过其民意测验数字。
Leib Litman博士等人在《研究：2020年选举民意调查的受访者是否对自己的投票诚实？》（Study: Are Election 2020 Poll Respondents Honest About Their Vote?）一文中提到他们最近所作的民调研究显示：
11.7％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在电话民意测验中报告对首选总统候选人的真实看法。
相比之下，只有5.4％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投票意图 - 大约是不愿在电话民意测验上讲真相的共和党人的一半。
10.5％的独立人士属于“害羞选民”类别，仅比共和党人对电话民意调查的反应低一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有人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向，研究者发现，归纳起来，“害羞的选民”提到了六个问题：
1. 缺乏对电话民意调查的信任。
2. 担心将其电话号码与被记录的回答相关联。
3. 担心他们的回答将以某种方式公开。
4. 如果他们的政治见解广为人知，则担心对他们的财务，社会和家庭生活造成报复和相关的不利影响。
5. 人们普遍不喜欢电话民意调查。
6. 由于对媒体和政治专家的普遍不信任，故而有意误导、作弄民意调查。
如果说在专制国家，公开说出不支持某个政治人物，可能会带来大麻烦，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似乎人们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其实不然。许多移民初到美国，往往喜欢问同事、朋友，投谁的票，却常常被人以隐私而回绝。他们不明白，在美国，许多人将自己的投票意向当成自己的隐私，不愿与人分享。
那些投票站内弄成一个个小间隔，目的也是为了消除投票人的担心：被人偷看到自己投了谁的票。
在一些人看来，无论在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亲戚中谈论政治问题或投票意向，可能都会引起争端或不快，因为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为了人际和谐，不说为佳。
即便是接听和回答一个电话调查，对方是陌生人，但是，当回答问题时，旁边可能就有室友、朋友或家人，这对被调查者，就是一个可能会考虑的人际压力。
即便旁边没有任何人，电话被录音，似乎也有某种潜在的因素值得担心。
关于“害羞选民”的研究，虽然发现了民调失真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的“害羞选民”会比拜登和民主党中的“害羞选民”多出一倍。
这个问题，我认为与政治正确的大环境有关。
人按本性，会倾向于按社会中被认为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来回答或回避问题，至于实际行动如何，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人们会较少担心自己说出政治正确的话，或分享政治正确的投票意向，但会较多担心一旦自己说出政治不正确的话，或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不那么政治正确，可能会令人不快，或受到指责。
在当今的美国，带有左翼倾向的政治正确已经具有几分文化专制的特征，已经成了支配主流媒体、大学校园、文化精英、教育体系和大众时尚的一套准社会规范和话语体系。任何公开与此相反或不同的言论都会受到无情的碾压。当Black Lives Matter成了政治正确的口号，甚至连呼喊All Lives Matter 都成了种族主义而似乎是大逆不道。当多元化成了政治正确，甚至连向人致词“圣诞快乐”都似乎是政治不正确，需要用“节日快乐”来替代。
尽管许多人凭直觉而感到，那种政治正确似乎走过了头，未必真的正确，但是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下，没有必要自寻烦恼，让人知道自己政治不正确。既然投票是保密的，我投谁，你总管不着吧。
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被主流媒体描述为代表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一方，会有较多的“害羞选民”。
不过，应当看到，虽然由于政治正确的社会氛围会导致某一方会有较多的“害羞选民”，但就总数而言，“害羞选民”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多。当竞选双方的民调数据相差很大时，纵有“害羞选民”的存在，也不足以改变大势。只有当民调数据相差不很大时，这种隐蔽选民可能才有意义。
目前，特朗普和拜登的民调数据差距已由两位数缩小到个位数，已接近4年前特朗普对希拉里的数据波动区间。
对本次大选，各民调机构是否已经汲取了上次的教训，是否考虑到了“害羞选民”的数据偏差，而对之作了某种加权调整，或者还是老一套？这可能需要到大选之后才会知道。
2020年美国大选日已经临近。本次大选是否会重演2016年那一幕：民调不看好的一方胜出，而民调看好的一方反而败落？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选前各种民调显示，希拉里将轻松击败特朗普，入主白宫。然而，后来的结果却大出意外，特朗普击败希拉里，赢得了大选。那些民调机构、民调专家和一众主流媒体被无情打脸，羞愧难言。
事后有人发现，导致民调失真的原因是因为存在着一些“害羞的特朗普选民”。他们在民意调查中，不愿意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但在选举中却投票给他。
这种“害羞选民”（Shy voter）理论，源自英国的“害羞的保守党效应”（Shy Tory Effect），该现象发现英国保守派的的实际表现超过其民意测验数字。
Leib Litman博士等人在《研究：2020年选举民意调查的受访者是否对自己的投票诚实？》（Study: Are Election 2020 Poll Respondents Honest About Their Vote?）一文中提到他们最近所作的民调研究显示：
11.7％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在电话民意测验中报告对首选总统候选人的真实看法。
相比之下，只有5.4％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投票意图 - 大约是不愿在电话民意测验上讲真相的共和党人的一半。
10.5％的独立人士属于“害羞选民”类别，仅比共和党人对电话民意调查的反应低一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有人不愿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向，研究者发现，归纳起来，“害羞的选民”提到了六个问题：
1. 缺乏对电话民意调查的信任。
2. 担心将其电话号码与被记录的回答相关联。
3. 担心他们的回答将以某种方式公开。
4. 如果他们的政治见解广为人知，则担心对他们的财务，社会和家庭生活造成报复和相关的不利影响。
5. 人们普遍不喜欢电话民意调查。
6. 由于对媒体和政治专家的普遍不信任，故而有意误导、作弄民意调查。
如果说在专制国家，公开说出不支持某个政治人物，可能会带来大麻烦，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似乎人们并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
其实不然。许多移民初到美国，往往喜欢问同事、朋友，投谁的票，却常常被人以隐私而回绝。他们不明白，在美国，许多人将自己的投票意向当成自己的隐私，不愿与人分享。
那些投票站内弄成一个个小间隔，目的也是为了消除投票人的担心：被人偷看到自己投了谁的票。
在一些人看来，无论在同事、朋友、甚至家人、亲戚中谈论政治问题或投票意向，可能都会引起争端或不快，因为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为了人际和谐，不说为佳。
即便是接听和回答一个电话调查，对方是陌生人，但是，当回答问题时，旁边可能就有室友、朋友或家人，这对被调查者，就是一个可能会考虑的人际压力。
即便旁边没有任何人，电话被录音，似乎也有某种潜在的因素值得担心。
关于“害羞选民”的研究，虽然发现了民调失真的事实，但是并没有回答为什么在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支持者中的“害羞选民”会比拜登和民主党中的“害羞选民”多出一倍。
这个问题，我认为与政治正确的大环境有关。
人按本性，会倾向于按社会中被认为是正确和错误的标准来回答或回避问题，至于实际行动如何，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人们会较少担心自己说出政治正确的话，或分享政治正确的投票意向，但会较多担心一旦自己说出政治不正确的话，或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投票意向不那么政治正确，可能会令人不快，或受到指责。
在当今的美国，带有左翼倾向的政治正确已经具有几分文化专制的特征，已经成了支配主流媒体、大学校园、文化精英、教育体系和大众时尚的一套准社会规范和话语体系。任何公开与此相反或不同的言论都会受到无情的碾压。当Black Lives Matter成了政治正确的口号，甚至连呼喊All Lives Matter 都成了种族主义而似乎是大逆不道。当多元化成了政治正确，甚至连向人致词“圣诞快乐”都似乎是政治不正确，需要用“节日快乐”来替代。
尽管许多人凭直觉而感到，那种政治正确似乎走过了头，未必真的正确，但是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下，没有必要自寻烦恼，让人知道自己政治不正确。既然投票是保密的，我投谁，你总管不着吧。
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被主流媒体描述为代表政治不正确的特朗普一方，会有较多的“害羞选民”。
不过，应当看到，虽然由于政治正确的社会氛围会导致某一方会有较多的“害羞选民”，但就总数而言，“害羞选民”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多。当竞选双方的民调数据相差很大时，纵有“害羞选民”的存在，也不足以改变大势。只有当民调数据相差不很大时，这种隐蔽选民可能才有意义。
目前，特朗普和拜登的民调数据差距已由两位数缩小到个位数，已接近4年前特朗普对希拉里的数据波动区间。
对本次大选，各民调机构是否已经汲取了上次的教训，是否考虑到了“害羞选民”的数据偏差，而对之作了某种加权调整，或者还是老一套？这可能需要到大选之后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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