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五月，一号高自联在培大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二十多家外国新闻机构四十多名记者到会，培大、京华两千多名学生旁听。高自联公布了要求对话的七个议题：一、公正评价胡耀邦；二、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查处北京市委欺上瞒下制造动乱藉口的行为；三、惩处新华门四·二〇打人事件；四、反贪腐、惩官倒，解决康华问题；五、解除报禁，新闻立法；六、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七、检讨政府决策失误，分析通货膨胀原因。
这些诉求集中反映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诉求，也反映了党内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评价、新华门事件的处理，完全取决于对民主自由的态度。而贪腐泛滥、官倒盛行，根源在于政治的流弊。新闻自由，涉及宪法权利的落实。说起来都是政治问题。教育经费不足，知识分子待遇低下，不仅招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即便工农阶层也都意识到，脑体倒挂于国家前途不利。贪污腐败、物价上涨和脑体倒挂三项问题，涉及民众切身利益，为青年学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二号，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请愿书，洋洋十二条，将高自联的对话要求具体化。新华社受命次日全文照发。
三号上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主要谈三点：一、政府只跟合法的学生会对话，学生自治组织非法、没有资格参加对话；二、学生试图跟政府平起平坐；三、对话条件苛刻，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袁木声称，学生背后有黑手。看来，人民公仆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并不愿同民众平起平坐，如何平等对话，更何谈“公仆”？
下午，高自联四十七校学生代表在师大开会，投票决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出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赵紫阳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通篇没有指责学生的内容。
五月四号，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沿途围观群众不下百万，规模跟四·二七大游行相当。王府井大街因之行人稀落，为罕见景象。美术出版社的职工带着一块大牌子，“对抗学生——昏庸，怕见群众——无能”。参加游行的外地高校，有南开、复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要求在高校内部试行民主、与政府对话，并宣布明天无条件复课。首都新闻单位有二百多名编辑记者参加游行。下午三点半，游行者陆续撤离广场。
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讲话，希望社会各界保持冷静克制，争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的五四纪念讲话和亚银讲话，基调跟四·二六社论明显不同，群众比较容易接受。
作为对赵讲话的积极回应，五号首都高校有80%的学生复课，但培大、师大、政大复课率偏低。师大学自联决定五号继续罢课。培大近千名学生晚上在校内游行。
六号，由北京三十多所高校学生署名的、要求对话的请愿书，送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八号星期一，培大复课率仍低，学自联提出复课五项条件，包括：一、公正评价学潮；二、承认学生自治会合法；三、公布官倒统计数据，着手惩治官倒；四、恢复《导报》钦本立职务；五、重新审议北京游行示威十条。
赵紫阳表示将通过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把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一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局答复学生六号递交的请愿书，同意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对话。人大信访局做了类似表态。
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派人到高校，以做学生思想工作为名，散布说赵紫阳五四讲话只对外、不代表中央，对内以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为准。党内高层矛盾更加公开。
九号，二百多名首都新闻工作者向中国记协递交1013名新闻同人的联名信，要求跟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负责同志对话。培大、师大1500多名学生前往声援。胡启立表示，落实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对学潮因势利导，引导到民主法制的轨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并分别由乔石和胡启立负责。
十号，下午一点钟，十多高校万余名学生骑自行车上街游行，沿途散发请愿书，要求政府在十一号以前就对话作出明确答复。南开学生自治会和天津高自联决定十四号骑车进京，声援北京学生。
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于六月二十日左右举行，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这才像最高权力机关的样子。提前公布人大常委会议程，又给民众一丝希望。
十一号，下午上海高自联宣布，组成七人请愿团赴京。培大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号召绝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那天进驻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搏。这是较早公开的绝食倡议。
十二号，高自联通过普选，产生了一个65人的对话团。对话团一经产生，便宣布脱离高自联，大概是为了避免涉及袁木所谓的“非法组织”。下午，袁木在中国记协举行记者会，通报前四个月国民经济情况。培大约两百名学生头缠白布条，骑自行车赶来，出现在会场。
培大贴出《绝食倡议》，师大贴出征募绝食者的大字报。到晚上九点，培大有51人报名，师大有约300人。
十三号，上午十一点半，培大部分教师出钱在燕春园摆了上十桌饭菜，为绝食学生壮行。下午，首都高校近千名学生，加上上海七人团中的三人，在众多同学的护送下，前往广场绝食。沿途有人捐钱捐物。绝食学生进入广场后，先绕场一周，然后在纪念碑北侧围圈静坐。绝食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对话，肯定学潮为爱国民主运动。晚上，围观群众将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培大两百多名教师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公开信，呼吁尽快跟学生对话，公正评价学潮性质，采取一切措施保障绝食学生身心健康。政大教师张贴大字报，呼吁同仁们付出行动。
当晚，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培大、师大和京华学生代表谈话。事先李鹏定调，这次学潮的性质是动乱，不能退让。临时阎灵机一动，说四·二六前后情况不同，四·二六之后，学生很克制、守秩序，中央肯定。在常委会上，胡启立对阎的说法加以完善，说四·二六之前西安、长沙发生了打砸抢，是动乱；四·二六之后秩序良好，不属动乱。这种说法既照顾到邓小平和李鹏，又符合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得到赵紫阳和其他常委同意。
十四号下午，李铁映、阎明复和尉健行受常委委托，跟学生对话团对话。李职级最高，是政治局委员。对学生最关心的学潮性质问题，李坚持不正面回应，只颠来倒去说“让实践来检验”，既显得没有诚意，也让与会者普遍感到厌烦无奈，令对话难以为继。阎采用常委们已经同意的新说法救场，对话会方起死回生。李趁阎去洗手间声明，阎的说法不代表中央，只有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才代表中央。对话又重陷僵局。到晚上七点，绝食代表要求现场直播，阎表示技术条件临时难以满足，于是当天对话结束。
十五号，绝食指挥部上午成立，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绝食总指挥王凌介绍，参加绝食的有来自31所高校的2300多名学生。绝食行动虽然得到全国各界支持，但政府至今没有积极的表示和行动。绝食团救护队的一位同学介绍了绝食学生正经受的中暑和低血糖休克危险。有记者问，培大学生会主席绝食来了吗？答曰：来了。【此说不确。此人当年没有参加绝食，现在因为别的事坐牢。】
晚上八点钟前后，先后两次，大规模身份不明的人涌向大会堂东南角和东门，被学生纠察队阻拦。学生一方面渴望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另一方面又刻意跟参加运动的社会人员划清界线。
下午，严家其、包遵信、冯友兰、季羡林、汤一介等上万名知识分子打着“中国知识界”的横幅，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成百工人喊着“提高工资、控制物价”的口号进入广场。天安门早、晚人群都在三万人左右。
中午戈尔巴乔夫抵京，原计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欢迎仪式，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
十六号，上午八点半绝食指挥部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王凌介绍，绝食人数达到3160名，已收到三万元捐款。她在答问时中途晕倒被抬走。
首都知识界、机关团体、民主党派、工人、市民和中学生约十万人，游行到广场，声援大学生。东西长安街交通中断。传言京华章校长表示，如果中央不采取措施，他将联合几所大学校长和教授参加绝食。
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成就时，提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尚未实现。下午，赵紫阳会见戈氏，说了实话，“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有人打出“政府是否坐等收尸”的大字横幅质问。政府漠视民众诉求和学生性命，不但招致民众普遍不满，在中央媒体内部也已经是群情激愤，不光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就连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也坐不住了。大家普遍不解，为什么为了维护一个人的错误，竟不惜激怒全国人民？
十七号，百万群众环城大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从天安门-王府井-美术馆-阜外-国宾馆-木樨地-天安门。连数学家陈景润都到了天安门。北京城内交通阻塞，蔬菜供应出现不足。
严家其发表《五·一七宣言》，箭头直指邓小平和老人政治。培大朱德熙、冯友兰、王瑶、金克木、季羡林、闻家驷、段学复、洪谦等十教授紧急呼吁，政府肯定学潮，学生停止绝食。师大、京华、培大等十校校长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政府开展对话、肯定学生爱国。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学联、妇联、文联、各民主党派分别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政府积极对话、肯定学生爱国。
绝食学生打出大字横幅，“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冰心老人让人在广场打出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
十八号，天安门绝食进入第六天。首都百万群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其中以机关干部和产业工人为主，也有一些军人、警察和农民。打的标语集中要求邓小平离休、李鹏辞职，其中有一条“一人退休，全国欢送”。产业界捐钱送物数额较大，全国总工会十万元，东风电视机厂两万，北纺一厂一万，全聚德送鸭汤。就连邓朴方领导的残联都捐了十万元。
中宣部新闻局部分干部紧急呼吁，赵紫阳、李鹏和习仲勋立即跟学生代表对话，对学潮性质做出明确结论，对全国广播。
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在广场散发《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传单，要求：一、公布市委对四月学生运动的分析、汇报材料和“请战”、要求中央授权全过程，及四月二十六日万人大会上李锡铭、陈希同讲话内容，向各区县局（总公司）部署反击的具体措施；二、公布市委市府在学潮中，制定并实施不准向学生供水、提供食品，不准替学生募捐，不准接待学生，不准围观等措施的全过程；三、市委市府对自己在学潮中的错误立场及重大责任问题表态；四、李、陈同市属新闻单位对话，取消新闻管制。
上午十一点，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李态度强硬，而学生并不怯场，双方发生争论。培大王书记发言支持学生，希望政府肯定学生爱国、不代表动乱，表示决心解决官倒、腐败问题，跟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李鹏指示红十会负责将绝食同学送到各个医院。他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昨天京广铁路武汉段被堵塞三个多小时……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会后，学生对话团发声明表达不满。
下午那场大雨，没能动摇学生的决心，也没能冷却民众的热情。
举国声援。武汉五六万人游行，警察只看热闹，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长江大桥交通中断。到北京的38次列车超载80%，大批学生进京。
他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快要当爸了他才明白，有时得罪人，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什么也没做。他压根没想到要跟同学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他只是不热衷政治。书报上的政治、校内发生的事情，他还看一眼，有时也参与议论。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到广场静坐绝食，根本不符合他的本性。
起先他还没觉察，以为同学们忙于游行示威、没时间跟他说话。一开始罢课并不连续，而且罢课、罢教这种事，本身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有罢的、也有不罢的，各行其是。他罢课、游行都不积极，倒像个团委、学生会干部。即使他们在宿舍，也不大理睬他。老秦、章学文老成、还要好些，王建一毛头小伙、干脆就不正眼瞧他。
正统团委、学生会干部，处境比较尴尬。积极参加运动跟他们的“原则立场”或个人利益不符。但现在民主运动是校园生活的头等大事，不参加运动意味着自绝于同学、被完全边缘化。所以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明天是五四，同寝室的同学都去，我一个人不去不好吧？他考虑她的生理状况，坚持：你不要去，回家休息。她知道不能有闪失，不能一个人做主。
他送她回家时，看到当天游行的学生格外多，但跟路边声援群众的汪洋大海比，只算沧海一粟。沿路有个体户给学生送吃送喝的。五月的北京，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月季、绣球、芍药、黄栌、石榴，开启了真正的春天。但人们无心看顾，现在宇宙的中心、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学生运动。
他们逆行，感到自己游离在世界之外。他谈起自己的烦恼，成年后没这么被人瞧不起过。她说，他们准是将你当作跟学生会一伙儿的，尽管你实际是个政治白丁。不管怎么说，尽量对同学好些。咱做不了革命家，还可以做个同情革命的群众不是。他愿意做出一些努力，缓解跟同学们的关系。他来回跑开水房，给每个同学的暖水瓶灌满开水，买来方便面、榨菜放宿舍里，保证室友回宿舍有水喝、不饿肚子。他想起以前看过的战争片，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老乡，用独轮车给解放军送小米。
归林的倦鸟一提沉重的水壶，你给我们打的开水？他说，同志们辛苦了。他们说，实际上今天你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去的，纪念五四总不会错。学生会、共青团不少人都去了，他们是否别有用心就不知道了。他问，明天继续罢课吗？答曰：高自联宣布复课，但是现在讲自由。是不是回课堂，要看各人了。
第二天他去教室，回来上课的同学将近一半。老先生讲波兰团结工会，讲胡耀邦的有关认识。自始至终，他没提眼前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但不断有学生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跟眼前的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老先生显然了解局势的发展，“所以，有人将学生自治组织称作团结学生会。实际上不仅如此，据说现在有个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外面四处散发传单，说不定里面也有个瓦文萨。”
虽然时局动荡，但是到北京的外国人不减反增。一开始他还高兴，不久发现其中不少人是新闻记者——他们当中多数人有任务在身，并没多少时间在北京游玩。他在北京饭店碰到查理，带他去游故宫。查理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工程师。团队有两名工程师，他是第一次来北京，“管他呢，先逛一逛，考察一下工地。”查理沿街看到示威游行的学生，“你也是学生吗，怎么不参加？”他只好搪塞，“我去游行了，谁带你逛故宫啊？”他真切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关心。在心里他问自己，也许，梭罗说的那个“较晚”的时候已经来到，他该开始做个中国人了？
在学生绝食开始之前，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已经完全恢复如初。十三号上午，他们请王建到知春路上馆子。事先说好，一瓶牛栏山四个人平分，重点是保证王建吃好，待天地翻覆之后，再开怀畅饮。大家举杯，“我们自己各有拖累，拜托小兄弟代表我们，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表明民众决绝的心志。”王建本就激进，此时更豪情万丈，“为民主自由，不成功，便成仁！”服务员看架势，喊来了老板，“听说你们要去广场绝食，是都去，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谁？好！他的饭钱我免了，这顿饭七五折。”
下午三点，他们四个人，骑两辆自行车，带足凉白开，送王建跟政大其他绝食同学，前往天安门。沿路有人声援。也有人送饮料吃食，他们说绝食、不能收。群众说，收下，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可以救急；而且，绝食的不能吃喝，声援的必须吃喝。章学文高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到广场的时候，培大和师大几百绝食学生已经先期抵达。声援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广场绝食一开始，气氛情势截然不同。跟政府对话成为民众的共同诉求，再也没有人会纠结是否上课。第二天他还是去了北京饭店。国际媒体不断涌入，这里外国人明显增多。保罗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摄像师，夜班。希昂，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绝食吗？有，有一位同寝室的室友。
哇——，我想起了六十年代我的青春时代，那时我们争民权、反越战。
我知道，我学过美国历史。毛主席1963年和1968年两次声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哇——，真有讽刺意义啊。轮到自己的人民要求自由和权利，政府就不支持了。
所以有人绝食啊。
保罗直截了当，你为什么不在广场？
我——，我——，我当然支持绝食的同学。但是我负有对家庭的责任。话是这么说，他最后还是低下了头。
你没有为国奉献燃烧的欲望（burning desire）吗？
他有些惭愧，只好敷衍，“我有，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临别的时候，保罗在名片上写下了酒店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不管怎么说，有任何事情，请给我打电话。”
愧疚感驱使他在广场附近，购买饮料和面包，确保王建和其他义士没有危险。说老实话，健力宝他自己都没喝过。这么多，你这是给学生买的吧？你走吧，你尽你的心意，我尽我的。店主说什么都不收钱，让他产生挫折感，赎罪，并不容易。今晚夜空澄净，但他心中充满阴霾。连引车卖浆者流，似乎都比他有觉悟。
王建他们说话不是很有精神，毕竟饿了一整天，而且要节省能量。他劝他们收下健力宝和面包，他们说绝食团有纪律。国际上绝食不绝饮，至少收下健力宝。不行，政府可以欺骗，我们不能欺骗。这是什么话，既然政府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欺骗政府？更何况，绝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做做姿态、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要太死板。我听说都有人偷偷吃面条呢。说到最后，健力宝留给了绝食的同学，面包送给了旁边声援的同学。
他再次想起梭罗的话，我们首先是人；至于是哪国人，似乎没那么要紧。以后每天傍晚，他都要到广场上去看一下，确保绝食的同学有水喝、不因为中暑或低血糖晕倒。
到十七号，学生要求的高规格、实质性、对等公开的对话，仍未实现。三千学生，绝食五天，仍不足以让政府做出让步。他一早到广场，却没有参加当天的环城大游行。
北京正在发生的，世界应该知道。他到北京饭店找保罗，你们需要翻译吗？我不计报酬。太好了，当前一下涌进北京的外媒较多，确有翻译不足的问题。没有翻译，寸步难行。我带你去见制片人。有保罗介绍，制片人简单问了几句就表示，欢迎上船。不过我们是私营机构，一定要付报酬。保罗劝他，钱是个好东西，有钱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
节目组外出，一切行动都离不开翻译。包括他在内，一共有四个翻译，各负责八个小时，其中一个人机动。除了提供新闻报道翻译，还要帮助安排节目组的出行和吃喝拉撒。八小时之内，基本不能歇气，连轴转。
晚上回去的时候，章学文笑话他，当上翻译官了，人民感谢你。人民政府发生了异化，不为人民服务，反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他自己，在当前特定的环境里，只在替外国人工作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进入五月，一号高自联在培大举行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二十多家外国新闻机构四十多名记者到会，培大、京华两千多名学生旁听。高自联公布了要求对话的七个议题：一、公正评价胡耀邦；二、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查处北京市委欺上瞒下制造动乱藉口的行为；三、惩处新华门四·二〇打人事件；四、反贪腐、惩官倒，解决康华问题；五、解除报禁，新闻立法；六、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七、检讨政府决策失误，分析通货膨胀原因。
这些诉求集中反映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诉求，也反映了党内外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评价、新华门事件的处理，完全取决于对民主自由的态度。而贪腐泛滥、官倒盛行，根源在于政治的流弊。新闻自由，涉及宪法权利的落实。说起来都是政治问题。教育经费不足，知识分子待遇低下，不仅招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即便工农阶层也都意识到，脑体倒挂于国家前途不利。贪污腐败、物价上涨和脑体倒挂三项问题，涉及民众切身利益，为青年学生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
二号，学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请愿书，洋洋十二条，将高自联的对话要求具体化。新华社受命次日全文照发。
三号上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主要谈三点：一、政府只跟合法的学生会对话，学生自治组织非法、没有资格参加对话；二、学生试图跟政府平起平坐；三、对话条件苛刻，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袁木声称，学生背后有黑手。看来，人民公仆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并不愿同民众平起平坐，如何平等对话，更何谈“公仆”？
下午，高自联四十七校学生代表在师大开会，投票决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出发，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赵紫阳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强调改革和建设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通篇没有指责学生的内容。
五月四号，数万学生上街游行，沿途围观群众不下百万，规模跟四·二七大游行相当。王府井大街因之行人稀落，为罕见景象。美术出版社的职工带着一块大牌子，“对抗学生——昏庸，怕见群众——无能”。参加游行的外地高校，有南开、复旦、西北大学、吉林大学、深圳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在广场宣读《五四宣言》，要求在高校内部试行民主、与政府对话，并宣布明天无条件复课。首都新闻单位有二百多名编辑记者参加游行。下午三点半，游行者陆续撤离广场。
赵紫阳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讲话，希望社会各界保持冷静克制，争取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的五四纪念讲话和亚银讲话，基调跟四·二六社论明显不同，群众比较容易接受。
作为对赵讲话的积极回应，五号首都高校有80%的学生复课，但培大、师大、政大复课率偏低。师大学自联决定五号继续罢课。培大近千名学生晚上在校内游行。
六号，由北京三十多所高校学生署名的、要求对话的请愿书，送达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八号星期一，培大复课率仍低，学自联提出复课五项条件，包括：一、公正评价学潮；二、承认学生自治会合法；三、公布官倒统计数据，着手惩治官倒；四、恢复《导报》钦本立职务；五、重新审议北京游行示威十条。
赵紫阳表示将通过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把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一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信访局答复学生六号递交的请愿书，同意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对话。人大信访局做了类似表态。
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派人到高校，以做学生思想工作为名，散布说赵紫阳五四讲话只对外、不代表中央，对内以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为准。党内高层矛盾更加公开。
九号，二百多名首都新闻工作者向中国记协递交1013名新闻同人的联名信，要求跟中央主管宣传工作负责同志对话。培大、师大1500多名学生前往声援。胡启立表示，落实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对学潮因势利导，引导到民主法制的轨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并分别由乔石和胡启立负责。
十号，下午一点钟，十多高校万余名学生骑自行车上街游行，沿途散发请愿书，要求政府在十一号以前就对话作出明确答复。南开学生自治会和天津高自联决定十四号骑车进京，声援北京学生。
万里主持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于六月二十日左右举行，听取关于清理整顿公司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国务院《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这才像最高权力机关的样子。提前公布人大常委会议程，又给民众一丝希望。
十一号，下午上海高自联宣布，组成七人请愿团赴京。培大贴出署名“46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号召绝食，在戈尔巴乔夫访华那天进驻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搏。这是较早公开的绝食倡议。
十二号，高自联通过普选，产生了一个65人的对话团。对话团一经产生，便宣布脱离高自联，大概是为了避免涉及袁木所谓的“非法组织”。下午，袁木在中国记协举行记者会，通报前四个月国民经济情况。培大约两百名学生头缠白布条，骑自行车赶来，出现在会场。
培大贴出《绝食倡议》，师大贴出征募绝食者的大字报。到晚上九点，培大有51人报名，师大有约300人。
十三号，上午十一点半，培大部分教师出钱在燕春园摆了上十桌饭菜，为绝食学生壮行。下午，首都高校近千名学生，加上上海七人团中的三人，在众多同学的护送下，前往广场绝食。沿途有人捐钱捐物。绝食学生进入广场后，先绕场一周，然后在纪念碑北侧围圈静坐。绝食学生要求政府立即对话，肯定学潮为爱国民主运动。晚上，围观群众将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培大两百多名教师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公开信，呼吁尽快跟学生对话，公正评价学潮性质，采取一切措施保障绝食学生身心健康。政大教师张贴大字报，呼吁同仁们付出行动。
当晚，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找培大、师大和京华学生代表谈话。事先李鹏定调，这次学潮的性质是动乱，不能退让。临时阎灵机一动，说四·二六前后情况不同，四·二六之后，学生很克制、守秩序，中央肯定。在常委会上，胡启立对阎的说法加以完善，说四·二六之前西安、长沙发生了打砸抢，是动乱；四·二六之后秩序良好，不属动乱。这种说法既照顾到邓小平和李鹏，又符合赵紫阳五四讲话精神，得到赵紫阳和其他常委同意。
十四号下午，李铁映、阎明复和尉健行受常委委托，跟学生对话团对话。李职级最高，是政治局委员。对学生最关心的学潮性质问题，李坚持不正面回应，只颠来倒去说“让实践来检验”，既显得没有诚意，也让与会者普遍感到厌烦无奈，令对话难以为继。阎采用常委们已经同意的新说法救场，对话会方起死回生。李趁阎去洗手间声明，阎的说法不代表中央，只有邓小平讲话和四·二六社论才代表中央。对话又重陷僵局。到晚上七点，绝食代表要求现场直播，阎表示技术条件临时难以满足，于是当天对话结束。
十五号，绝食指挥部上午成立，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绝食总指挥王凌介绍，参加绝食的有来自31所高校的2300多名学生。绝食行动虽然得到全国各界支持，但政府至今没有积极的表示和行动。绝食团救护队的一位同学介绍了绝食学生正经受的中暑和低血糖休克危险。有记者问，培大学生会主席绝食来了吗？答曰：来了。【此说不确。此人当年没有参加绝食，现在因为别的事坐牢。】
晚上八点钟前后，先后两次，大规模身份不明的人涌向大会堂东南角和东门，被学生纠察队阻拦。学生一方面渴望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另一方面又刻意跟参加运动的社会人员划清界线。
下午，严家其、包遵信、冯友兰、季羡林、汤一介等上万名知识分子打着“中国知识界”的横幅，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成百工人喊着“提高工资、控制物价”的口号进入广场。天安门早、晚人群都在三万人左右。
中午戈尔巴乔夫抵京，原计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欢迎仪式，临时改在首都机场，连红地毯都没来得及铺。
十六号，上午八点半绝食指挥部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王凌介绍，绝食人数达到3160名，已收到三万元捐款。她在答问时中途晕倒被抬走。
首都知识界、机关团体、民主党派、工人、市民和中学生约十万人，游行到广场，声援大学生。东西长安街交通中断。传言京华章校长表示，如果中央不采取措施，他将联合几所大学校长和教授参加绝食。
上午，邓小平会见戈氏。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成就时，提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尚未实现。下午，赵紫阳会见戈氏，说了实话，“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做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
有人打出“政府是否坐等收尸”的大字横幅质问。政府漠视民众诉求和学生性命，不但招致民众普遍不满，在中央媒体内部也已经是群情激愤，不光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就连白发苍苍的老同志也坐不住了。大家普遍不解，为什么为了维护一个人的错误，竟不惜激怒全国人民？
十七号，百万群众环城大游行，声援绝食学生，从天安门-王府井-美术馆-阜外-国宾馆-木樨地-天安门。连数学家陈景润都到了天安门。北京城内交通阻塞，蔬菜供应出现不足。
严家其发表《五·一七宣言》，箭头直指邓小平和老人政治。培大朱德熙、冯友兰、王瑶、金克木、季羡林、闻家驷、段学复、洪谦等十教授紧急呼吁，政府肯定学潮，学生停止绝食。师大、京华、培大等十校校长发出联名公开信，敦促政府开展对话、肯定学生爱国。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学联、妇联、文联、各民主党派分别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政府积极对话、肯定学生爱国。
绝食学生打出大字横幅，“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冰心老人让人在广场打出横幅，“学生爱国，我爱学生”。
十八号，天安门绝食进入第六天。首都百万群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其中以机关干部和产业工人为主，也有一些军人、警察和农民。打的标语集中要求邓小平离休、李鹏辞职，其中有一条“一人退休，全国欢送”。产业界捐钱送物数额较大，全国总工会十万元，东风电视机厂两万，北纺一厂一万，全聚德送鸭汤。就连邓朴方领导的残联都捐了十万元。
中宣部新闻局部分干部紧急呼吁，赵紫阳、李鹏和习仲勋立即跟学生代表对话，对学潮性质做出明确结论，对全国广播。
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在广场散发《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待“请战”真相》传单，要求：一、公布市委对四月学生运动的分析、汇报材料和“请战”、要求中央授权全过程，及四月二十六日万人大会上李锡铭、陈希同讲话内容，向各区县局（总公司）部署反击的具体措施；二、公布市委市府在学潮中，制定并实施不准向学生供水、提供食品，不准替学生募捐，不准接待学生，不准围观等措施的全过程；三、市委市府对自己在学潮中的错误立场及重大责任问题表态；四、李、陈同市属新闻单位对话，取消新闻管制。
上午十一点，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李态度强硬，而学生并不怯场，双方发生争论。培大王书记发言支持学生，希望政府肯定学生爱国、不代表动乱，表示决心解决官倒、腐败问题，跟广大同学配合、劝绝食同学回去。李鹏指示红十会负责将绝食同学送到各个医院。他表示，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我们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有很多事情是做得对的，提的很多意见也是我们政府希望解决的问题。……但是事态发展不以你们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热情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全国。我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想法，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昨天京广铁路武汉段被堵塞三个多小时……北京这几天，已经基本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我再说一遍，绝没有把这个责任加给同学们的意思。会后，学生对话团发声明表达不满。
下午那场大雨，没能动摇学生的决心，也没能冷却民众的热情。
举国声援。武汉五六万人游行，警察只看热闹，学生纠察队维持秩序。长江大桥交通中断。到北京的38次列车超载80%，大批学生进京。
他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快要当爸了他才明白，有时得罪人，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什么也没做。他压根没想到要跟同学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他只是不热衷政治。书报上的政治、校内发生的事情，他还看一眼，有时也参与议论。要冲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到广场静坐绝食，根本不符合他的本性。
起先他还没觉察，以为同学们忙于游行示威、没时间跟他说话。一开始罢课并不连续，而且罢课、罢教这种事，本身是一种自由的表达，有罢的、也有不罢的，各行其是。他罢课、游行都不积极，倒像个团委、学生会干部。即使他们在宿舍，也不大理睬他。老秦、章学文老成、还要好些，王建一毛头小伙、干脆就不正眼瞧他。
正统团委、学生会干部，处境比较尴尬。积极参加运动跟他们的“原则立场”或个人利益不符。但现在民主运动是校园生活的头等大事，不参加运动意味着自绝于同学、被完全边缘化。所以他们处于两难境地。
明天是五四，同寝室的同学都去，我一个人不去不好吧？他考虑她的生理状况，坚持：你不要去，回家休息。她知道不能有闪失，不能一个人做主。
他送她回家时，看到当天游行的学生格外多，但跟路边声援群众的汪洋大海比，只算沧海一粟。沿路有个体户给学生送吃送喝的。五月的北京，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月季、绣球、芍药、黄栌、石榴，开启了真正的春天。但人们无心看顾，现在宇宙的中心、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学生运动。
他们逆行，感到自己游离在世界之外。他谈起自己的烦恼，成年后没这么被人瞧不起过。她说，他们准是将你当作跟学生会一伙儿的，尽管你实际是个政治白丁。不管怎么说，尽量对同学好些。咱做不了革命家，还可以做个同情革命的群众不是。他愿意做出一些努力，缓解跟同学们的关系。他来回跑开水房，给每个同学的暖水瓶灌满开水，买来方便面、榨菜放宿舍里，保证室友回宿舍有水喝、不饿肚子。他想起以前看过的战争片，想象自己就是那个老乡，用独轮车给解放军送小米。
归林的倦鸟一提沉重的水壶，你给我们打的开水？他说，同志们辛苦了。他们说，实际上今天你应该跟我们一块儿去的，纪念五四总不会错。学生会、共青团不少人都去了，他们是否别有用心就不知道了。他问，明天继续罢课吗？答曰：高自联宣布复课，但是现在讲自由。是不是回课堂，要看各人了。
第二天他去教室，回来上课的同学将近一半。老先生讲波兰团结工会，讲胡耀邦的有关认识。自始至终，他没提眼前方兴未艾的学生运动。但不断有学生将波兰团结工会运动跟眼前的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老先生显然了解局势的发展，“所以，有人将学生自治组织称作团结学生会。实际上不仅如此，据说现在有个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外面四处散发传单，说不定里面也有个瓦文萨。”
虽然时局动荡，但是到北京的外国人不减反增。一开始他还高兴，不久发现其中不少人是新闻记者——他们当中多数人有任务在身，并没多少时间在北京游玩。他在北京饭店碰到查理，带他去游故宫。查理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工程师。团队有两名工程师，他是第一次来北京，“管他呢，先逛一逛，考察一下工地。”查理沿街看到示威游行的学生，“你也是学生吗，怎么不参加？”他只好搪塞，“我去游行了，谁带你逛故宫啊？”他真切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学生运动的关心。在心里他问自己，也许，梭罗说的那个“较晚”的时候已经来到，他该开始做个中国人了？
在学生绝食开始之前，他跟同学们的关系已经完全恢复如初。十三号上午，他们请王建到知春路上馆子。事先说好，一瓶牛栏山四个人平分，重点是保证王建吃好，待天地翻覆之后，再开怀畅饮。大家举杯，“我们自己各有拖累，拜托小兄弟代表我们，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表明民众决绝的心志。”王建本就激进，此时更豪情万丈，“为民主自由，不成功，便成仁！”服务员看架势，喊来了老板，“听说你们要去广场绝食，是都去，还是一个人？”一个人。“谁？好！他的饭钱我免了，这顿饭七五折。”
下午三点，他们四个人，骑两辆自行车，带足凉白开，送王建跟政大其他绝食同学，前往天安门。沿路有人声援。也有人送饮料吃食，他们说绝食、不能收。群众说，收下，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可以救急；而且，绝食的不能吃喝，声援的必须吃喝。章学文高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们到广场的时候，培大和师大几百绝食学生已经先期抵达。声援的学生和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
广场绝食一开始，气氛情势截然不同。跟政府对话成为民众的共同诉求，再也没有人会纠结是否上课。第二天他还是去了北京饭店。国际媒体不断涌入，这里外国人明显增多。保罗是美国广播公司的摄像师，夜班。希昂，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绝食吗？有，有一位同寝室的室友。
哇——，我想起了六十年代我的青春时代，那时我们争民权、反越战。
我知道，我学过美国历史。毛主席1963年和1968年两次声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哇——，真有讽刺意义啊。轮到自己的人民要求自由和权利，政府就不支持了。
所以有人绝食啊。
保罗直截了当，你为什么不在广场？
我——，我——，我当然支持绝食的同学。但是我负有对家庭的责任。话是这么说，他最后还是低下了头。
你没有为国奉献燃烧的欲望（burning desire）吗？
他有些惭愧，只好敷衍，“我有，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临别的时候，保罗在名片上写下了酒店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不管怎么说，有任何事情，请给我打电话。”
愧疚感驱使他在广场附近，购买饮料和面包，确保王建和其他义士没有危险。说老实话，健力宝他自己都没喝过。这么多，你这是给学生买的吧？你走吧，你尽你的心意，我尽我的。店主说什么都不收钱，让他产生挫折感，赎罪，并不容易。今晚夜空澄净，但他心中充满阴霾。连引车卖浆者流，似乎都比他有觉悟。
王建他们说话不是很有精神，毕竟饿了一整天，而且要节省能量。他劝他们收下健力宝和面包，他们说绝食团有纪律。国际上绝食不绝饮，至少收下健力宝。不行，政府可以欺骗，我们不能欺骗。这是什么话，既然政府欺骗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欺骗政府？更何况，绝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做做姿态、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要太死板。我听说都有人偷偷吃面条呢。说到最后，健力宝留给了绝食的同学，面包送给了旁边声援的同学。
他再次想起梭罗的话，我们首先是人；至于是哪国人，似乎没那么要紧。以后每天傍晚，他都要到广场上去看一下，确保绝食的同学有水喝、不因为中暑或低血糖晕倒。
到十七号，学生要求的高规格、实质性、对等公开的对话，仍未实现。三千学生，绝食五天，仍不足以让政府做出让步。他一早到广场，却没有参加当天的环城大游行。
北京正在发生的，世界应该知道。他到北京饭店找保罗，你们需要翻译吗？我不计报酬。太好了，当前一下涌进北京的外媒较多，确有翻译不足的问题。没有翻译，寸步难行。我带你去见制片人。有保罗介绍，制片人简单问了几句就表示，欢迎上船。不过我们是私营机构，一定要付报酬。保罗劝他，钱是个好东西，有钱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事。
节目组外出，一切行动都离不开翻译。包括他在内，一共有四个翻译，各负责八个小时，其中一个人机动。除了提供新闻报道翻译，还要帮助安排节目组的出行和吃喝拉撒。八小时之内，基本不能歇气，连轴转。
晚上回去的时候，章学文笑话他，当上翻译官了，人民感谢你。人民政府发生了异化，不为人民服务，反而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他自己，在当前特定的环境里，只在替外国人工作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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