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年前的微弱信息
两个多月前，有网友撰文探讨南宋文人“嘴炮误国”的问题，且点了张孝祥的名。我回道：“先生请对张孝祥宽容一点吧。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还是愤青的年龄。性格即命运。那一榜进士是南宋最强的，可这位年轻的状元郎不懂一点世故，成不了范成大那样的名臣，可惜了…… 不过说回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对书生最公平、最尊重的时代。那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远甚于其他时代。在丢失半壁江山之后，他们的痛苦是真切的。他们比现在国内犬儒的知识界和没文化的愤青不知强多少倍。”（唐宋韵于2023-05-12 06:21:52）
今天就来说说张孝祥，特别是他鲜有人知的爱情。
张孝祥是南宋早期的大臣、文学家，尤其是一位重要的词人。现在人们谈到张孝祥，他经常被冠以“著名爱国词人”的头衔。其实在当的政治生态下，他的“爱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年仅37岁就去世了。而他在的才华，也并不需要通过呼吁“恢复中原”而被人赏识。
张孝祥的父亲原先在北方做官，家中也有一点基业。然而1127年的 “靖康之变” 改变了一切。张家为躲避战乱，南渡迁到了鄞(yin2)县，即今天的浙江宁波。在那个时候，南渡的人大多比较凄惨。张家好几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连张孝祥都是在僧房里出生的。然而出身卑微的张孝祥自小才华横溢，读典籍过目不忘，写文章出手千言。
张孝祥22岁时参加的那次科举考试，是少有的精英荟萃的一届。同榜进士中还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些名留史册的诗人和名臣，另外还有秦桧的养孙秦埙(xun1)。主考官汤思退是秦桧的下属。殿试前他建议张孝祥第二，秦埙第一。
可殿试中宋高宗居然不给秦桧面子。他听了张孝祥的策论，感觉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言之有物。再看试卷，高宗对其书法大为赞赏，认为他仅凭书法就可以留名。于是皇帝钦点，第一名张孝祥，而秦埙只给了第三名榜眼。在这件事情上高宗的确较为公道，表现了他有意吸纳寒门英才的愿望，但也暗示当时他与秦桧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秦桧晚年权倾朝野，处处眼线，高宗已经感觉到了威胁。秦桧死后，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张孝祥中状元后不久，秦桧的姻亲、两浙转运副使曹泳便向张孝祥提亲，欲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张孝祥却“不答”，让曹很丢面子。张孝祥当然很可能看不上秦桧的党羽，但他当时的确也有难言之隐。
宋高宗很看重这位新科状元郎，对其提拔很快，对他的私生活似乎也有些关心。有一天他突然对张孝祥说：朕听说你有些“不修细行”。张孝祥听后很诧异，作揖后回答皇上：贪赃枉法之事臣不敢，但“滥诚有之”，即承认生活或有不够检点。宋高宗一笑了之。
关于张孝祥爱情婚姻，史籍记载很少。而且少量的事迹在时间、地点上还常有矛盾。然而就在最近几十年，通过宛敏灏(hao4)和黄佩玉两位先生的多年研究考证，这方面的面纱被逐渐揭开。宛敏灏先生是当代著名词学家，他曾为《唐宋词鉴赏辞典》作序。黄佩玉博士也是著述甚多的宋词研究专家。他们的考证是严肃的，绝非八卦传说或地摊文学。
根据他们的考证，张孝祥12岁时全家从鄞县搬到芜湖（今安徽芜湖），张孝祥少年时即与一位李氏姑娘相识相恋，并于绍兴十七年（1147）产下一子，当时张孝祥15岁。可是李氏却始终得不到张家的认可而成为他的正式妻子。以至张孝祥举进士时上报朝廷的是未婚身份。这就让曹泳提亲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张孝祥无好的对策，只能“不答”。
李氏得不到张家的认可，最可能是门第的原因。张孝祥家当时虽然已比较破落，但祖上有官宦背景。他是晚唐知名诗人和大臣张籍（就是写“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位）的七世孙。虽然张孝祥的时代已经是比较开明的宋朝，但很多人人骨子眼里依然很讲究门第。可以想见，当张孝祥成为状元以后，娶李氏就更不可能了。
张孝祥入仕以后，他与李氏以及他们的儿子继续在都城临安（杭州）一起生活了两年。此后，张孝祥在家族的压力下娶了表妹时氏为妻，那时张孝祥已经是24岁的“大龄青年”了。不幸的是时氏3年后便病逝于临安。对此张孝祥写过三则简短的悼文，但无一诗一词。双方感情可能是比较平淡的。
宛敏灏先生经考证认为，张孝祥在与时氏结婚前，可能是迫于压力，不得已将李氏与9岁儿子张同之送回李氏的家乡安徽桐城。此后李氏入道观出家，二人再未谋面。可以想见李氏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恐怕丝毫不逊于当年与白居易相恋的湘灵。我们不知道张孝祥是后来否进给儿子张同之某种资助。他弱冠之年取的字是“野夫”，这是否有什么寓意呢?
在张孝祥的词集《于湖词》中，有几首质量较高但晦涩的爱情词。它们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古以来得到好评但不解其背景和所指。随着上述考证的深入，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些词是张孝祥怀念李氏之作，表达了词人失去爱人、痛别爱子的哀伤。李氏究竟有怎样的身世，张孝祥将他们送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些细节都已经不可考。但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较之对正妻时氏，张孝祥对李氏的感情要深厚得多。
下面这首《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写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秋天。此时张孝祥将要迎娶正妻。他陪着李氏及9岁的儿子从临安北上几百里，一直送到建康（今南京），目送他们过江 ……回到临安的家中，张孝祥在哀伤之中写下了这首词。（上片说两人解佩分钗，互赠信物，鸾鸟铜镜也各分一半；下片“粉馆”即他们在临安的家，现在他已孑然一身；“争”通“怎”。）
送归云去雁，淡寒采满溪楼。正佩解湘腰，钗孤楚鬓，鸾鉴分收。凝情望行处路，但疏烟远树织离忧。只有楼前流水，伴人清泪长流。
霜华夜永逼衾裯，唤谁护衣篝？今粉馆重来，芳尘未扫，争见嬉游！情知闷来殢酒，奈回肠不醉只添愁。脉脉无言竟日，断魂双鹜南州。
根据黄佩玉的考证，张孝祥死后，时年22岁的张同之向朝廷申述，获得了荫官入仕资格，并得到了张孝祥生前住宅的继承权。我猜想张孝祥或有某些书面遗嘱示与朝廷。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父子关系得到了官方认可。然而即便如此，后来张家撰写族谱的时候，都刻意抹去张同之的名字。张同之有一次被派往某地为官，因为堂叔张孝伯也在那个地方做官，他便上书乞请回避，以免与堂叔冲突。张家如此不宽容，的确令人遗憾。
张同之与张孝祥关系的确切证明，来自于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的一个偶然的考古发现。1971年3月，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黎村组象山村民，在耕田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的铜印正面刻“张同之印”，上方刻“野夫”（字）。墓志曰：“世为和州乌江人 ，…… 父孝祥，显谟阁直学士”。
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张孝祥和李氏的这个儿子比较争气。他虽是恩荫入仕，起点较低，但做到舒州（今安徽安庆）知州、滁州知州、淮西提举兼转运判官、江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能力和政绩不错。不知其母是否看到了这一切。另外，张孝祥虽与陆游年龄相近、政见相合，但两人从未谋面。倒是张同之与陆游多有交往，陆游还曾写《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长诗相赠，诗中赞扬他“赋诗健笔挟风雨，论兵辩舌森戈矛。”
于是我就去检索，看看张同之的诗有多少，水平究竟怎么样。结果在《全宋诗》和《全宋词》上均一无所获。看来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佚失了。然而，检索中我意外发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1期上，有一篇署名陈小辉的论文《金石文献与<全宋诗>补正 — 以四川、江西、安徽等地金石文献为例》。我发现作者给《全宋诗》补充的诗作中有一首张同之的《题三祖寺》：“ 飞锡梁朝寺，传衣祖塔丘。石龛擎古木，山谷卧青牛。半夜朝风起，长年涧水流。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介绍并赞美了三祖寺这座天柱山上的著名佛寺。张同之的题诗并非存于书籍，而是刻于安徽安庆市潜山县天柱山的摩崖石刻上，创作时间是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十月。这些信息与张同之任舒州知州的年谱完全一致。
八百多年过去了，多少腥风血雨、命运轮回！三祖寺三毁三建，至今依然香火袅袅。天柱山风景依旧、数百处摩崖石刻犹存。无数的典籍、包括张孝祥存世的400多首诗词今已电子化，“永垂不朽”了。想到这些事，确感“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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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阴之变把汉化的鲜卑皇族+汉族官员一锅端。黄河流域已经鲜卑化得很严重了。此后汉的血统一代一代不断向南。
大唐李氏本为大野氏，鲜卑人（目前称鲜卑化汉人）。唐风非常外露不拘，跟汉传统的文化的差异挺大。
民族问题的历史过于复杂纠结，俺所知道的让自己也伤痕累累，觉得还是只谈文化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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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前，有网友撰文探讨南宋文人“嘴炮误国”的问题，且点了张孝祥的名。我回道：“先生请对张孝祥宽容一点吧。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几岁，还是愤青的年龄。性格即命运。那一榜进士是南宋最强的，可这位年轻的状元郎不懂一点世故，成不了范成大那样的名臣，可惜了…… 不过说回来，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对书生最公平、最尊重的时代。那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远甚于其他时代。在丢失半壁江山之后，他们的痛苦是真切的。他们比现在国内犬儒的知识界和没文化的愤青不知强多少倍。”（唐宋韵于2023-05-12 06:21:52）
今天就来说说张孝祥，特别是他鲜有人知的爱情。
张孝祥是南宋早期的大臣、文学家，尤其是一位重要的词人。现在人们谈到张孝祥，他经常被冠以“著名爱国词人”的头衔。其实在当的政治生态下，他的“爱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年仅37岁就去世了。而他在的才华，也并不需要通过呼吁“恢复中原”而被人赏识。
张孝祥的父亲原先在北方做官，家中也有一点基业。然而1127年的 “靖康之变” 改变了一切。张家为躲避战乱，南渡迁到了鄞(yin2)县，即今天的浙江宁波。在那个时候，南渡的人大多比较凄惨。张家好几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连张孝祥都是在僧房里出生的。然而出身卑微的张孝祥自小才华横溢，读典籍过目不忘，写文章出手千言。
张孝祥22岁时参加的那次科举考试，是少有的精英荟萃的一届。同榜进士中还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些名留史册的诗人和名臣，另外还有秦桧的养孙秦埙(xun1)。主考官汤思退是秦桧的下属。殿试前他建议张孝祥第二，秦埙第一。
可殿试中宋高宗居然不给秦桧面子。他听了张孝祥的策论，感觉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言之有物。再看试卷，高宗对其书法大为赞赏，认为他仅凭书法就可以留名。于是皇帝钦点，第一名张孝祥，而秦埙只给了第三名榜眼。在这件事情上高宗的确较为公道，表现了他有意吸纳寒门英才的愿望，但也暗示当时他与秦桧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秦桧晚年权倾朝野，处处眼线，高宗已经感觉到了威胁。秦桧死后，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拨乱反正。
张孝祥中状元后不久，秦桧的姻亲、两浙转运副使曹泳便向张孝祥提亲，欲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张孝祥却“不答”，让曹很丢面子。张孝祥当然很可能看不上秦桧的党羽，但他当时的确也有难言之隐。
宋高宗很看重这位新科状元郎，对其提拔很快，对他的私生活似乎也有些关心。有一天他突然对张孝祥说：朕听说你有些“不修细行”。张孝祥听后很诧异，作揖后回答皇上：贪赃枉法之事臣不敢，但“滥诚有之”，即承认生活或有不够检点。宋高宗一笑了之。
关于张孝祥爱情婚姻，史籍记载很少。而且少量的事迹在时间、地点上还常有矛盾。然而就在最近几十年，通过宛敏灏(hao4)和黄佩玉两位先生的多年研究考证，这方面的面纱被逐渐揭开。宛敏灏先生是当代著名词学家，他曾为《唐宋词鉴赏辞典》作序。黄佩玉博士也是著述甚多的宋词研究专家。他们的考证是严肃的，绝非八卦传说或地摊文学。
根据他们的考证，张孝祥12岁时全家从鄞县搬到芜湖（今安徽芜湖），张孝祥少年时即与一位李氏姑娘相识相恋，并于绍兴十七年（1147）产下一子，当时张孝祥15岁。可是李氏却始终得不到张家的认可而成为他的正式妻子。以至张孝祥举进士时上报朝廷的是未婚身份。这就让曹泳提亲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张孝祥无好的对策，只能“不答”。
李氏得不到张家的认可，最可能是门第的原因。张孝祥家当时虽然已比较破落，但祖上有官宦背景。他是晚唐知名诗人和大臣张籍（就是写“恨不相逢未嫁时”的那位）的七世孙。虽然张孝祥的时代已经是比较开明的宋朝，但很多人人骨子眼里依然很讲究门第。可以想见，当张孝祥成为状元以后，娶李氏就更不可能了。
张孝祥入仕以后，他与李氏以及他们的儿子继续在都城临安（杭州）一起生活了两年。此后，张孝祥在家族的压力下娶了表妹时氏为妻，那时张孝祥已经是24岁的“大龄青年”了。不幸的是时氏3年后便病逝于临安。对此张孝祥写过三则简短的悼文，但无一诗一词。双方感情可能是比较平淡的。
宛敏灏先生经考证认为，张孝祥在与时氏结婚前，可能是迫于压力，不得已将李氏与9岁儿子张同之送回李氏的家乡安徽桐城。此后李氏入道观出家，二人再未谋面。可以想见李氏心中的痛苦与无奈，恐怕丝毫不逊于当年与白居易相恋的湘灵。我们不知道张孝祥是后来否进给儿子张同之某种资助。他弱冠之年取的字是“野夫”，这是否有什么寓意呢?
在张孝祥的词集《于湖词》中，有几首质量较高但晦涩的爱情词。它们如同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古以来得到好评但不解其背景和所指。随着上述考证的深入，现在基本可以肯定，这些词是张孝祥怀念李氏之作，表达了词人失去爱人、痛别爱子的哀伤。李氏究竟有怎样的身世，张孝祥将他们送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些细节都已经不可考。但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明确感觉到，较之对正妻时氏，张孝祥对李氏的感情要深厚得多。
下面这首《木兰花慢·送归云去雁》，写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秋天。此时张孝祥将要迎娶正妻。他陪着李氏及9岁的儿子从临安北上几百里，一直送到建康（今南京），目送他们过江 ……回到临安的家中，张孝祥在哀伤之中写下了这首词。（上片说两人解佩分钗，互赠信物，鸾鸟铜镜也各分一半；下片“粉馆”即他们在临安的家，现在他已孑然一身；“争”通“怎”。）
送归云去雁，淡寒采满溪楼。正佩解湘腰，钗孤楚鬓，鸾鉴分收。凝情望行处路，但疏烟远树织离忧。只有楼前流水，伴人清泪长流。
霜华夜永逼衾裯，唤谁护衣篝？今粉馆重来，芳尘未扫，争见嬉游！情知闷来殢酒，奈回肠不醉只添愁。脉脉无言竟日，断魂双鹜南州。
根据黄佩玉的考证，张孝祥死后，时年22岁的张同之向朝廷申述，获得了荫官入仕资格，并得到了张孝祥生前住宅的继承权。我猜想张孝祥或有某些书面遗嘱示与朝廷。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父子关系得到了官方认可。然而即便如此，后来张家撰写族谱的时候，都刻意抹去张同之的名字。张同之有一次被派往某地为官，因为堂叔张孝伯也在那个地方做官，他便上书乞请回避，以免与堂叔冲突。张家如此不宽容，的确令人遗憾。
张同之与张孝祥关系的确切证明，来自于中国大陆文革期间的一个偶然的考古发现。1971年3月，南京市浦口区白马村黎村组象山村民，在耕田时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的铜印正面刻“张同之印”，上方刻“野夫”（字）。墓志曰：“世为和州乌江人 ，…… 父孝祥，显谟阁直学士”。
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张孝祥和李氏的这个儿子比较争气。他虽是恩荫入仕，起点较低，但做到舒州（今安徽安庆）知州、滁州知州、淮西提举兼转运判官、江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能力和政绩不错。不知其母是否看到了这一切。另外，张孝祥虽与陆游年龄相近、政见相合，但两人从未谋面。倒是张同之与陆游多有交往，陆游还曾写《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长诗相赠，诗中赞扬他“赋诗健笔挟风雨，论兵辩舌森戈矛。”
于是我就去检索，看看张同之的诗有多少，水平究竟怎么样。结果在《全宋诗》和《全宋词》上均一无所获。看来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佚失了。然而，检索中我意外发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1期上，有一篇署名陈小辉的论文《金石文献与<全宋诗>补正 — 以四川、江西、安徽等地金石文献为例》。我发现作者给《全宋诗》补充的诗作中有一首张同之的《题三祖寺》：“ 飞锡梁朝寺，传衣祖塔丘。石龛擎古木，山谷卧青牛。半夜朝风起，长年涧水流。禅林谁第一，此地冠南州。”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介绍并赞美了三祖寺这座天柱山上的著名佛寺。张同之的题诗并非存于书籍，而是刻于安徽安庆市潜山县天柱山的摩崖石刻上，创作时间是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十月。这些信息与张同之任舒州知州的年谱完全一致。
八百多年过去了，多少腥风血雨、命运轮回！三祖寺三毁三建，至今依然香火袅袅。天柱山风景依旧、数百处摩崖石刻犹存。无数的典籍、包括张孝祥存世的400多首诗词今已电子化，“永垂不朽”了。想到这些事，确感“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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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李氏本为大野氏，鲜卑人（目前称鲜卑化汉人）。唐风非常外露不拘，跟汉传统的文化的差异挺大。
民族问题的历史过于复杂纠结，俺所知道的让自己也伤痕累累，觉得还是只谈文化就好。